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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亲爱的Joe！
Joe是没住过地下室的，Joe是名牌大学毕业的，Joe的第一份工作月收入六千元。只要有时间他就可以去埃及旅行，把好玩的埃及手鼓带回来。没有人在Joe的头上走过路。Joe在北京没有情人。Joe是北京小资物质世界里的一朵奇葩。Joe是我的Joe，谁也无法替代的Joe。
那么，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要坐在这里？已经晚上8点钟了，这个时候我应该在凯歌的“生于1979”酒吧里继续当我的“六月之星”，还要蝉联“七月之星”、“八月之星”、“九月之星”……那个强迫我相信Joe还没有死的“伪装者”，为什么还不出现？
他真的出现了，在我毫无防备的时候出现了，导致我呆呆地坐在沙发上一分钟，像被按了“定格”键，一动不动。之后，我的眼泪开始流出来，不可遏制地流，我甚至都没有看他一眼就跑到卫生间去洗脸。我回来的时候，发现大仙差点揍了他。这和大仙的一贯表现一点都不像，他应该模仿十八世纪的绅士，用发音标准的法语说：“请您让这位女士单独呆一会儿。”
我想，大仙是有点喜欢我的吧？不然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呢？
事情是这样的。
他走过我的身旁，我没有注意到他。他像“油纸伞”里的客人或者服务员那样若无其事地走过我的身旁，我轻而易举地忽略掉了他，何况，我和大仙聊得正起劲儿。我们在聊什么是“后现代”？我的结论是——四不像的产物，什么流派的影子都有一点，打着“致敬”旗号的“抄袭”。这是昆廷·塔伦蒂诺说的。大仙说，“后现代”是懒人的产物，拿先辈们的经典来找乐。我觉得也对，只是叫法上的差异罢了。
“你也受不了了？”
他停在我身边，俯下身子，用一种我不熟悉的声音却万分熟悉的强调对我说。我听到了。我相信他是对我说的。虽然我并没有看着他，但是我可以确定，这话一定是对我说的！
除了Joe，没有人可以说出这样的话！
不要说话，只要微笑
那是一列从天津开往秦皇岛的火车，下午的车，路上需要4个多小时。不知道列车员是怎么想的，竟然把软卧车厢里的床位当成硬座来卖，一张床可以坐五个人。我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八个人了，全是质朴的农民，瞪着惊讶好奇的眼睛看着我这个“天外来客”——我那时的装束可能确实有些怪异，微卷的长发上顶着一顶男式礼帽，古老的、爷爷辈的人才会戴的帽子。一位面貌体征不详的妇女半卧着蜷缩在我可怜的位子上，她的适应能力令我折服。可以想像我看到这副情景时的嘴脸，恨不得用眼神将人撕碎。
整个车厢散发着一种足以令人窒息的怪味，闷、臭、压抑、硫化氢、氮气、亚硝酸，我的心情更是糟得一塌糊涂。这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我以为这样的日子里只有我会去海边找感觉、搞情调、玩失踪。如果现在是旅游旺季，我就没什么可抱怨的。可今天是2月14日，农历还没有到正月十五，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急着去秦皇岛？
我即使不累也要坐下，那是我的位子。看着那位蓬头垢面的妇女被迫从我的位子上爬起来，我有一点幸灾乐祸，还有一些于心不忍。我总是在争、在抢，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争不抢，我就会害怕别人把我忽略。有时，我觉得自己是一只任人宰割，又任人遗忘的小白鼠。
火车开动了，我长舒一口气，跑到过道抽烟，轻易地放弃了自己苦争来的位子。我宁愿呼吸自己喷出来的尼古丁，也不愿意闻别人的臭脚丫子味儿。乘务员推着食品车在车厢里游走，他看了我一眼，我也看了他一眼。他兜售的商品不能满足我愤懑的欲望，我抽烟的姿势在他眼里也算不上妩媚诱人。车窗外是青黄不接的麦田，道边有一丛丛不知名的黄色小花。我的眼里就是这一片苍凉，我的耳边只有列车碾过铁轨时枕木的哀号。我知道我只是静静地站着静静地抽烟，可我也知道我的每一根汗毛都在张牙舞爪地等待尖叫。
这本是一个成双成对的日子，可是我逃了。我逃，是因为我不想过一个没有情人的情人节。我暗恋了三年的学长，竟在两个月前我提前预约和他一起度过情人节的时候告诉我，他的妻子怀孕了，与我得知他已婚是同一时间。而乔，他也不是我的情人，他只是一个三年来一直着急要娶我的人，而我看起来似乎也别无选择。这样的“别无选择”（或者说是不想选择），让我给自己涂上了忧郁深邃的墨蓝色。于是，我逃。我的逃，只是想让别人知道，不是没有一个我爱的人来陪我过节，只是因为这一天我不在这里，所以我才过不成节。我处心积虑地制造自己不在现场的假象，因我已把孤独随身携带。我渴望在这样的日子被人挂念，被怀念。可我又实在不值一提。我是那么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小傻瓜。
车窗上我的脸因悲伤和对前途的一片迷茫而显得迷人，我着了魔一样地抽着烟。Joe轻轻走到我的身边，脸上还挂着笑，颇具默契地问我：“你也受不了了？”
一个可爱的大男孩！
他不是在向我发问，他只是在陈述一个基本事实——他已经受不了了。我不认识他，我的视线里从没出现过这么漂亮的男孩或者男人。可是我的目光冰冷，我的心比目光更为冰冷。我不想回答。
他对我微笑。
我的Joe永远都在微笑，只对我微笑。在我挑剔的目光下，我知道我已被他的微笑融化。他改变了我，而我，也改变了他。
他是一个又乖又好看还穿着西装的男人。七天后，我知道这个又乖又好看还穿着西装的男人有一份非常体面的工作，在北京，收入很高，没有结婚，也没有女朋友，我们同岁，生于1979，他比我大了差不多足足一年。
我是他的第一个情人。有情的人。
可是我呢？他是我的什么？
现在我已想不起当初是怎么在秦皇岛找到那家酒店的，甚至连酒店的名字都已忘记。谁也不知道我有多么渴望能够想起那家酒店的名字，没人知道。
我一直站在火车的过道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以平均每十分钟吸光一支烟速度来搞坏我的肺，一路上我抽了整整一包“阿诗玛”。手机响过，响过无数次，我颇有耐性地一直听着《欢乐颂》的铃声，不接，也不关机，一直等到乔自动偃旗息鼓不再给我打电话。而Joe还在，一直都在，站在我的旁边，过道的那一侧，从没有离开过。
我并不需要他的陪伴，可他也一直站在那里没动，有时抽烟，有时看着我。七天后他对我说：“你的眼里装着一层雾，我没办法不看。我的眼睛舍不得离开。”
到站的时候，我们一前一后回到车厢拿行李，竟是同一个车厢。他只拿了一只公文包，里面可能装着手提电脑。我有四件行李，里面装着衣服、鞋子、化妆品、日记本和笔。
我们一前一后下了火车，我知道他在我身后替我挡住了那些归家心切向前涌动的人群，但是我没有说谢谢。
我们一前一后走出站台，没有冲过来拉我住店的人，这是淡季，我买了一张地图。我跳上一辆出租车，狠狠地关上车门。我好像听到Joe的喉咙咕咚一下，眼睛里写满了徒劳的绝望。只是好像。出租车的反光镜里看不到他的影子，直到驶出广场，我才相信我已看不见他。
我抱着被司机狠宰一刀的决心，让他帮我找一家在市中心的酒店，然后闭上眼睛。车停了，我张开眼睛，看到的是一家挨一家的商店、超市，滚滚的人潮、不停按喇叭的汽车……天哪，闹市区！计价器仅仅显示十二块四，我知道我遇到了一个诚实的好司机。
淡季，便宜。讨价还价一番，四星级酒店标准间，一天100元。我把行李丢进房间，自己冲到超市，尽我最大限度地抱回一堆红酒。
这里的超市没有我熟悉的“王朝干红”，但是有一堆奇怪的牌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我买了好多。
我用酒店的肥皂仔细地清洗了一遍浴缸，脱了衣服准备泡澡，服务员彬彬有礼地敲门。我裹着浴巾看着他，他巧妙地掩饰了自己的吃惊，然后递过来一个冰桶，里面冰着一支红酒，还有一对红红的蜡烛。他说蜡烛是酒店送的，今天是情人节。红酒是一位先生送的，就住在我的隔壁。
我叫他把酒和蜡烛放到卫生间，热水管开着，浴缸里冒着躁动的热气。我好像听到他的喉咙咕咚咽了一口唾沫，只是好像。他不叫西门庆或者梅乐士，他叫“服务员”，所以他走了。秦皇岛酒店的服务员还没有养成等着一个只裹着浴巾的女人给小费的习惯。对付准备把自己灌醉的女人，无论是什么样的男人，惟一的出路就是离开。
没有糖衣的炮弹
喝红酒的时候，我不喜欢加冰块，也不喜欢加柠檬，更不喜欢往里面掺苏打。我不能理解人们为什么要这么侮辱红酒，就像那些所谓的艺术家煞费苦心地要给维纳斯续上手臂一样，想想都要吐了！
我看着那支插在冰桶里像门大炮似的红酒，寻思着，它究竟要攻开我的哪道防线？
我喝了它，味道还不错，瓶子上的字母好像是西班牙文。你知道，我是不认识西班牙符号的，但我知道加泰隆尼亚盛产葡萄。我还知道西班牙的斗牛士们有世界上最漂亮最性感的屁股，歌剧《卡门》中著名的咏叹调《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原声大碟还不如张惠妹唱得带劲。我真没什么品位，这是有目共睹的。
在见到“伪装者”出现之前，我一直坚信那门“巴塞罗纳大炮”是Joe的礼物，籍此轰开一个明显不快乐的单身女人的房间大门。我还没有愚蠢到拿起电话接通隔壁的那位“先生”表示谢意，顺便核实一下送酒的人是谁，请他过来喝一杯。我喜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别人的好处，那么，我就不需要去回报或者回答、承诺、给予些什么了。而住在隔壁的那位“先生”也没有打电话来问我喜不喜欢马德里，也许他打过电话，但是酒精的温柔和热浴缸的魅力让我失去了听觉。后来，每次我问Joe有没有给我送过酒的时候，他总是微笑不语，所以我确信无疑，就是他！
现在，我开始怀疑，怀疑在我与Joe上演浪漫邂逅的时候还有一个旁观者。他看到了一切，所以知道一切，并且送了那支有毒的红酒。当然，他是一个仰慕者，像我这样自恋成性的女人只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他坐在我的对面笑而不语，这个温柔的笑容和Joe像极了，只是有一点坏。他有一个最恰当的网名——伪装者。
大仙心有不甘地回到他的工作岗位上，时刻监视着我们这边的动静，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对“伪装者”这么耿耿于怀。在我的印象里，大仙是个喜欢制造艳遇、享受艳遇，也喜欢收容艳遇的人，这使得我们（这些生于1979或1979以后的“小孩儿”）都没有把他当成一个“老人”，压根儿就没想过年龄上他都可以做我们的父亲。要是说他和“老”沾边，最多也就是一个“老不正经”，他甚至动过穿鼻环的念头！
“伪装者”坐在我对面，长长的腿蜷在茶几跟前，双手手指交叉，身体前倾，因局促而显得优雅。我看着从头到脚都挑不出一点毛病的他，如果不是脸上那坏坏的笑容，他甚至比Joe还要帅一点。他不是脱胎转世的Joe，也不是乔的秘密特使，他叫槟榔，一个温和有礼习惯用右手握杯子热爱古龙小说和库伯里克电影的男孩。当然，他读过我的小说，是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天蝎座男人，似乎还要比我小一点。神秘而富有魅力的天蝎座。
知道（部分属于猜测）他的这些情况之后，我的表情和语气明显地露出了不屑——我点燃了一支烟，几乎是斜着眼睛看他和他说话——我可不喜欢比我小的男人。
“你就一定比我大吗？你可是‘80后’作家啊。”槟榔提醒我。
“我是1979年出生的！”我也纠正他。
“是吗？拿身份证来看看！”他向我摊开了一只纹路清晰的手掌，并且不加掩饰地告诉我，他丝毫都没有想过这个举动将证明他有多么的不成熟，多么的孩子气。他真的太让我失望了。我为什么要失望？
我耸耸肩。此时，我宁肯吃让我痛苦的海南鸡饭，也不愿意理会这个“小孩”无聊无理的要求。
身份证上的日期告诉我，我出生在1980年1月1日，可我妈妈发誓说，剪断脐带的一刹那，她才听到电报大楼的午夜钟声，所以我应该生于1979年12月31日。她是母亲，她最有发言权。我相信母亲，也秉承了她的说法，并且坚定不移地对外宣称我生于1979年。可惜我违抗不了父亲的意愿，因为他非常肯定地说，我的哭声是和电报大楼的钟声一起响起的，嘹亮高亢波澜壮阔的哭声伴着铿锵有力沉静震人的钟声。从此，一个长期盘踞在我家，让我父母展开旷日持久争论的问题诞生了——电报大楼的钟到底准不准？为了平息他们的争论，我只好生在这么一个时间——己未年十一月十三日子时。这实际上是我的身份证顺从了爸爸的意愿以后，他对我妈妈的一种妥协。我倒是无所谓，一年可以过三个生日，收三次礼物，有什么不好吗？和爸爸妈妈过一次农历生日，和朋友们过另外的两个（当然是两群不同的朋友）。但当我降生后哭起来时，那时我的父母双亲有一个非常难得的一致的感觉——完了，怎么又是一个男孩？他们是那么迫切地想要一个小姑娘。
我是我那本分的父母一生之中，所干的惟一的一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儿。计划生育政策早在1979年8月就在这个城市蔓延开了，我的出生让他们分别扣了半年的工资，少调了一级。我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属小老虎的哥哥。而我，就是这么一个“小多”。
“小多”是我的小名，和我并不可爱的外表不太相称。哥哥夭折之后（冬天和同学跑到河面上玩，掉进冰窟窿里淹死了），这个小名就更加不恰当了。但只要能得到父母更多的爱和关照，我倒是不太在乎名字。那个被称为“哥哥”的男孩只有一张小学一年级戴红领巾的照片为证，我要是说我有多么爱他，那才是胡诌呢！
可有时我也会想，我也许真的是“多余”的，总是给别人带来不幸。幸好我是一个不爱折磨自己的人，自己的问题，我总是轻易就可以推到别人头上，让别人来为我解决，替我烦恼。我可不喜欢承担什么责任，这点又和普遍不被看好的“80后”不谋而合。
现在我的问题是要如何面对槟榔这颗没有包裹任何糖衣的炮弹，他一下子就击中我的要害，知道Joe是我永远的软肋。我像所有遇到过这类事的人一样，迫切地想要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要么，他就是那个送红酒的人，要么就是酒店里的服务员或者列车上的那个乘务员。可他显然又都不是。
“想知道我是谁吗？”他笑眯眯地问我，这笑容和Joe是那么的相似，只是多了一分我不熟悉的狡黠，仿佛一切尽在掌握。“把你的手机给我。”他向我伸出了他的右手。
他在我的手机上按了几下，不一会儿，他的手机也响了。
“现在，你知道我的号码了！”
他把手机递给我，带着一股惹人生气的得意劲儿，我真想对准他的鼻子给他一拳。
“你的小说里，男主角总是用这种方法认识女主角的。是你教我的。”他更加得意地说，“故事还总是发生在夏天。”他的语气简直就是挑衅！
我得承认，我都快气疯了！“自取其辱”四个字马上闪现在我的脑子里，表现在我的脸上。
自取其辱！
他是我主动找来的，不是吗？
“你说的没错，但那是男主角才有的权利，和这个夏天无关。”我刻意把“男主角”三个字咬得很重，拿过手机就要删除刚才那个戏谑的罪恶号码。
他没理会我，站了起来，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一副把我看穿的嘴脸。
“婚姻，有时是一种不太高明的谋生手段，得用自由、欺骗和偷情来换。”他吸了一口气，节奏缓慢，用在朗诵拜伦诗歌时才会出现的强调说。
我的手立刻停止了一切动作。
他的脸上依旧挂着醉人的微笑，可在我眼里决没有比这更恶毒的笑了。他是怎么知道这句话的？哦，真该死！他竟连那个也知道！
他突然俯下身子，亲昵地在我耳边说：“别忘了打电话给我。”
他走了，得意洋洋的。
如果我说我现在已经恼羞成怒到想要杀了他的地步，你会相信吗？
但我真的没想到，49分钟后，我会再次见到他。
是他告诉我的，他给我看了手机上的计时器——00：49：07。他从转身离开的那一刻起开始计时，比他预计的提前了11分钟。
想听我的粗话吗？
把我的悲伤留给你
我想是因为你不够温柔，不能分担我的忧愁。如果这样说不出口，就把遗憾放在心中。把我的悲伤留给你，你的美丽让我带走，从此以后你再没有快乐起来的理由。把我的悲伤留给你，你的美丽让我带走，我想你可以忍住悲伤，假装生命中没有我，从此以后你在这里，日夜等待我的消息……
香莉到上海工作以后，小妖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但这是有一个过程的。在香莉离开的最初一、两年里，我认为小妖是一个泪腺过于发达且永远处于失恋状态中的祥林嫂（她自己也这样说过）。我不明白长得那么漂亮可爱像个洋娃娃的她，为什么总是那么倒霉，一个接一个地遇到不爱她的坏男人？
那时我自己的心情也不怎么明媚，正为要不要嫁给乔而苦恼（这和我能不能毕业休戚相关），学长的事还时不时地钻进我的脑子里晃悠一下，我更害怕卷入她不幸的旋涡之中（我还没有卑微到要用别人的不幸来衬托自己的幸福），何况她的故事我已听过多遍（我拿她的故事可赚了不少稿费）。但是后来有一天，也就是我生日的那一天，我正独自呆在租来的小屋里，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地搂着电暖气——乔又去英国了，父母还不知道我要嫁给一个比我大20来岁半秃的老头子，他们还以为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