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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23天的忻口，在没有侧翼掩护的情况下，不得不于11月1日放弃。
忻口失守是华北战局恶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唇亡则齿寒，忻口失陷，太原就成了一座孤城，太原如果放弃，则整个华北的正面抗战等于宣告结束。
就在形势已危如累卵的时候，八路军却逆流而上。10月底，八路军总部率115师主力和129 师769 团由五台地区南下，进至正太路西端寿阳以南地区。加上原已进入正太路的129 师主力，八路军的主力已经摆在正大路两侧准备有所动作。
刚刚使日军第20 师团尝尽苦头的129 师又使沿正太路西犯的另一个日军师团——第109 师团尝到了伏击的滋味。
当刘伯承得到第109 师团之第136 联队的一个大队，由东冶头镇向昔阳进犯的消息时，他正对照着地图翻看着敌情通报。他马上被这个消息所吸引。
当他的目光沿着日军前进路线看到黄崖底时，一个作战方案又形成了。
黄崖底地形复杂，小路从黄崖底经过时，正好处于两坡下的窄沟里，附近眼界开阔，便于隐蔽，是设伏的理想场所，特别是这里离大路很远，敌人又只有一个大队……
想到这里，刘伯承定下了决心。他对参谋长李达交待完任务后，又补充道：
“这一仗让771 团担任主攻。”771 团自从被袭后，两次伏击都没参加，干部、战士都有点坐上了冷板凳的感觉，早就憋不住了。一听到有战斗任务，还是担任主攻，那个兴奋劲就甭提了，纷纷表示要打好这一仗，也让鬼子尝尝771 团的铁拳头。
在战争中使作战力量得到正确的部署并不是件难事，难的是像刘伯承这样将每一个可供调用兵力的作用发挥到极至。这是一种艺术。不会用兵，八路军的几万部队不可能在敌后发展到几十万部队，更不会在抗战胜利后打败拥有800 万军队的蒋介百，除了会用兵，还要知兵、爱兵，做到官兵一致，才能够产生出无比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试想，国民党军在抗战期间也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将领，不能说他们不会用兵，但为什么到了解放战争国共对阵时就不行了呢？恐怕不能知兵、爱兵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战斗就不用仔细描述了。当鬼子进入伏击圈后，所有埋伏在两侧山头上的轻重人器一齐开火，打得沟内的日军抱头鼠窜。
由于两侧山头通向沟底只有几条小路，部队不能对一回混乱的日军发起冲击，所以就只能以所有的火器向沟底齐射20 分钟。然后安全、迅速地撤离战场。
事后，771 团有的同志还觉得不过瘾，说：“要不是这个地形救了鬼子的命，我们就把鬼子全部收拾了。”即使如此，黄崖底一战仍然取得了毙伤日军300 余人，战马200 余匹的重大胜利。
以后，一个日军随军记者用《过天险的黄崖底》为题，在东京的一份报纸上报道了日军在黄崖底遭受伏击的情况。后来这份“歌颂”日军“勇敢战斗”的报纸被八路军缴获，一时成为八路军战士的笑谈。
一个星期后，129 师主力和115 师相配合，又在广阳、户封地区连续两次设伏，给由沾尚镇西犯的日军第20 师团一个联队以沉重打击。
刘伯承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常说：日本鬼子是记吃不记打。
麻雀战是七七一团发明的
“麻雀战”是谁发明的？1938 年7月7 日，刘伯承在《一二九师抗战一周年战术报告》中，称赞七七一团的范村战斗“发明了麻雀仗”。从此，“麻雀战”成为抗日军民的一种战术，被迅速推广，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范村战斗是七七一团一个连以“麻雀战”的战术，同日军步、骑、炮兵共600余人（6 门炮）对抗，一天打了6 个小时，毙伤敌100 余人，击毁汽车l 辆，我军无一伤亡，打了一场漂亮的消耗战。这一仗，成为晋东南前线正规部队打“麻雀战”的先例。八路军一二九师对此战给予高度评价，刘伯承师长觉得这种作战形式与麻雀的活动很相似，就总结定名为“麻雀战”。并说，“这是我们七七一团发明的作品”。此后，这种打法就在八路军各部队广泛运用。
范村“麻雀战”的战斗过程是这样的。
1937 年11 月。七七一团根据一二九师的部署，由团长徐深吉率该团二营到太谷以南、同蒲路以东范村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准备袭击日军。七七一团二营的行动，引起太谷城内日军的注意，他们侦察到范村和我部队的情况后，企图出击。
11 月26 日拂晓，天气晴朗，但有点西北风，阵阵寒风刺骨。我军部队拉到山上，准备迎击敌人。太谷之敌出动了步兵500 余人、骑兵百余，携带炮6 门、汽车2 辆，向范村进犯。由于部队抗战以来连续作战多次，兵员尚未得到补充，无论兵力和装备都处于劣势，不可能吃掉这股敌人。因此，部队决定以一个连的兵力打消耗战，采用消耗敌人的战术。二营主力由范村撤到东面山梁子上，如果敌人上山，则相机打击敌人；派出八连对敌人进行运动防御，诱敌进山沟打消耗战消耗敌人。具体战术是：一个排在下面诱敌深入，两个排分成为3至5 人为单位的战斗小组，埋伏在敌人前进路左侧山坡上，以冷枪射击杀伤敌人。
这时候，部队已经摸到日军进攻的战术特点，当进攻某一阵地时，日军依仗其军事优势，非攻下不可。我军则是依靠火力准备，无还击时就前进，遇到还击时，则停止前进，再用炮火轰击，直到无还击时再前进。
抓住敌人这一特点，七七一团二营用一个排在正面诱击敌人。等敌人接近200 米左右，突然用火力袭击杀伤敌人，当敌人展开火力还击时，就隐蔽撤退，到后面占领新阵地。就这样多次反复，我军牵着敌人的鼻子一步一步地深入，让战斗小组一枪一枪地杀伤敌人。
上午9 时许，敌人十分嚣张，步骑炮兵600 多人的部队采用行军纵队，如同一般行军，不派侦察警戒；前面打响了，后面部队集结成集合队形，这是欺负我军没有火炮。敌人一路行军纵队大摇大摆地向范村走来，二营八连一排在范村西北占领阵地。当敌人距离200 多米时，伏击的战士一个排子枪撂倒四五个敌人。敌人就地散开进行还击，步枪、机关枪、掷弹筒、火炮一齐向我开火，但未敢发起冲锋。同时，敌人骑兵五六十名向范村南前进。团长徐深吉估计敌骑兵可能迂回范村，就指挥部队从村边隐蔽地撤退到范村东边占领新的阵地。敌人见没有还击，便向范村内一边打枪一边探头探脑地前进。当敌人继续前进到村东500 多米的小山前面，突然遭到猛烈的阻击，我军轻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撂倒敌人十几个。敌人就地展开还击，机关枪、步枪、掷弹筒一齐开火，接着炮兵也开火了，枪炮声在山谷中响成一片。敌骑兵也来到村东边，这时候阻击部队又隐蔽地撤到北田受村西新阵地。敌人又打了一阵枪炮未见还击，又开始前进。我正面分队又撤到北曲河村西新阵地对抗，敌人恼怒地开始追击。这时，八连二、三排各个战斗小组埋伏在北曲河北面山坡上，对进犯之敌展开了“麻雀战术”进行侧面射击，不但敌人的先头部队遭到打击，而且后续部队也同时受到打击。一排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北田受、北曲河、西曲河、东曲河直至五公村山沟里，一步一步地诱进十来里路，打死打伤日军100 余人，打坏汽车1 辆。战斗到下午3 时，敌人收拾了尸体和伤兵开始撤退。七七一团二营各战斗小组继续侧击敌人，正面诱敌深入的一排跟踪追击，直追回到范村。敌人在范村抢走了老乡的几辆大车和十几匹骡子，把伤兵和尸体拉回太谷城去了。
这一天打了6 个小时，敌人打炮弹200 余发，而七七一团却无一人伤亡。
“只听敌人炮声响，未见我军有伤亡，消灭敌人保自己，这次战斗真漂亮。”当战斗报告到师部，刘伯承师长表扬了七七一团二营，称赞这是一次典型的消耗战，消耗了敌人，保存了自己，并对这次战斗起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麻雀战”。
“麻雀战”就从此进一步传开了。
当时的团长、后任新四旅旅长的徐深吉说，打游击战是红军起家的拿手好戏，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期以后，主力红军集中打运动战和阵地战，对游击战争就生疏了。现在进入敌后抗战，我们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开始学习游击战争。这次战斗，是我们重新学会打游击战的一次很好的尝试和锻炼。
王贵德接任七七一团政委
一二九师由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一军和陕北红军第二十九、第三十军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下辖第三八五旅（旅长王宏坤）、第三八六旅（旅长陈庚），全师共1．3万人。
王贵德被编人一二九师，任三八六旅七七一团政治处教育股长，次年1月任政治处主任，8月任政委。
八路军编成后，即出师华北。
1937年10月中旬，一二九师进入晋东南地区，广泛开展抗日救国运动，至1938年2、3月，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东起平汉铁路、西至同蒲铁路、北起正太铁路、南至黄河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这一时期，是八路军大展神威的时期，也是王贵德军旅生涯中一个重要的闪光点。
作为一二九师七七一团政治处主任，王贵德协助团长徐深吉率领七七一团，投入东石门战斗、黄崖底战斗、范村战斗、长生口伏击战、神头岭伏击战、长乐村急袭战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战役。这些战斗、战役，均成为八路军军史上的著名战例。
1937年10月20日，陈庚率三八六旅进至平定县以东地区，测渔镇日军西犯，七七一团奉命进入东石门村阻击，毙伤日军200余人。
1937年11月2日，三八六旅七七一团、七七二团设伏于山西省昔阳县黄崖底地区，歼灭由九龙关向昔阳县进犯的日军第一O九师团第一三五联队1个大队300余人。缴获战马200余匹。
1937年11月26日，日军步兵500余人及骑兵1个连、炮6门、汽车2辆，向山西省太谷县范村一带进攻。七七一团一连，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机动灵活，将各班排分散隐蔽在约5公里的路旁林问，以冷枪准确狙击日军，毙伤日军近100人。
1938年初，日军向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进行九路围攻，其中一路沿平汉铁路南犯，一路沿邯（郸）长（冶）公路西犯，两路日军企图会攻临汾。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为配合正面作战，在平汉、正太路积极开展游击活动，寻机歼敌。
1938年2月22日拂晓，三八六旅七六九团包围旧关之敌，并发动攻击。井径之敌200余人乘汽车8辆出援，进入伏击圈，遭三八六旅设伏于核桃园、长生口之部队七七一团、七七二团夹击，激战5小时，三八六旅全歼该敌，缴获甚丰。
1938年2月22日，对晋东南九路围攻之敌一O八师团企图由邯郸经武安、涉县、黎城、潞城、屯留、良马、府城进攻临汾，其后方兵站设在黎城，仅有守敌100余人。
陈皮三八六旅决心以一个营兵力强袭黎城，诱潞城、涉县之敌来援，以旅主力伏击援敌。
根据部署：七六九团以一个营袭击黎城，其余两个营部署于东西黄须伏击涉县来援之敌；旅主力位于神头岭附近，七七一团位于张村、王家庄，并派出一个连伸至潞河村游击，相机焚毁浊漳河大木桥3七七二团位于神头村、申家山、李家庄，并派出一个连向潞城游击；补充团位于鞋底村、薛家庄实行三面埋伏。各部于3月16日4时按指定位置进入埋伏地区。
16日拂晓，七六九团按计划袭击黎城，潞城之敌1500余人急急出援，9时许，进入三八六旅伏击圈，遭七七二团二营猛力打击，陷入混乱，其先头部队同时遭王贵德所在部队七七一团拦击和补充团侧击，敌负隅顽抗。此时，伸至潞河村的七七一团一部在战斗开始时将浊漳河大木桥烧毁，使神头村之敌不能过河，黎城之敌受阻。七七二团向潞城游击部队四出佯动，潞城之敌不敢倾巢出援。战至午后1时，潞城出援之敌大部被歼，午后1时至2时，潞城出动2批援兵，试图前出接应，均被七七二团击退，共击毁汽车5辆，残敌逃回潞城。至此，战斗胜利结束。
此战，歼敌1500余人，俘敌8人，击毙敌军马300余匹，缴获长短枪550余枝，轻机枪一挺，子弹12000余发，地雷28箱，药品6箱，骡马700余匹。
神头岭伏击战是八路军继平型关、广阳伏击战之后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伏击战，是“吸敌打援’’歼灭其援军的最好战例之一。日军称之为八路军“典型的游击战”。
1938年3月，驻守河北县、山西县日军部队，每日汽车运输频繁。一二九师为打击敌补给线，集中3个团兵力，设伏、打援于涉县、黎县之间的响堂铺地区。
3月31日9时，日军汽车180辆，载掩护部队170余人，携炮4门，由黎城开来，进至响堂铺，即遭一二九师猛烈打击，激战约2小时，解决战斗。战斗打响后，涉县、黎县之敌共约600余人来援，被一二九师两翼阻击部队大量杀伤，将敌击退。此战共毙敌少佐以下400余人，击毁汽车180辆，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1938年4月，日军为消灭八路军晋东南部队，以一O八师团为主力，纠集10余个联队3万以上的兵力，由榆次、太谷、洪洞、邢台、平定、涉县、长治、屯留，兵分九路向晋东南地区大举围攻，妄图合击歼灭八路军主力于辽县（今左权县）、榆社、武乡地区。
八路军“总部”制定集中主力破敌一路，以一部兵力牵制其他各路的作战方针。
当各路日军开始出动时，八路军主力即由辽县以南，向东进至合击线外地区。10日前后，东、西、北三面进犯之敌相继侵入抗日根据地，平定一路之敌进至辽县以东，其它各路遭八路军内线部队阻击迟滞，日军合击计划完全落空。
南面之敌日军主力一O八师团步骑兵6000余人，也同时分两路北犯；一路以一O五联队为主，由长治经襄垣向辽县进犯；另一路以一一七联队为主，由屯留经沁县向武乡进犯。
上述两路日军窜入辽县、武乡后，不断遭游击武装袭扰，陷入饥疲恐慌困境。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抓住战机，当即于14日指挥师主力六八九团由涉县以北地区向西急进，以打击武乡之敌。敌一一七联队见势不妙，于当日黄昏弃城沿浊漳河东窜。刘伯承以七七二团、六八九团为左纵队，王责德所在部队七七一团为右纵队，沿河平行追击，复令七六九团随后跟进。
16日拂晓，两路纵队将敌一一七联队夹击于长乐村地区，截为数段，围歼该敌。此战，八路军一二九师共毙伤日军2200余人。
长乐村战斗之后，八路军各部乘胜追击，先后收复辽县、黎城、潞城、襄垣、屯留、沁县、沁源、高平、晋城等县城，使长治之敌完全陷于孤立。
27日，长治之敌向同蒲铁路南段撤退，遭八路军三四四旅和决死一纵队截击，伤亡近干。至此，日军“九路围攻”被彻底粉碎。
在这场战役中，王贵德等团首长率领七七一团奋勇作战，痛歼日寇，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38 年 8月，王贵德被提升为三八六旅七七一团政委。
1938年冬，侵华日军将其作战重点指向平原地区的抗日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巩固华北’’的战略任务，八路军总部决定以3个师的主力分别经略冀中、冀南平原和山东地区。
1938年12月下旬，刘伯承率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主力及先遣队一部，从太行山出发，越过平汉路，挺进冀南平原。王贵德等团首长率七七一团征战冀南，反击日军“大扫荡”，为巩固冀南根据地，再立新功。
1939年夏，华北日军将作战重点由平原转向山区。一二九师主力由冀南返回太行山，与留守该地各部协同作战，粉碎了日伪军5万余人的夏季“扫荡”。
1940年7月，上级调王贵德任冀南军区新编第九旅政治部主任。
129师进入晋东南
平型关大捷、火烧阳明堡机场，正大路沿线连续的设伏，胜利一个接着一个。虽然毛泽东几乎在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的每一封电报中都要谈一谈“山地游击战”的问题，但当时抗战的形势还不容八路军一上阵就钻山沟。华中、华北两个战场上，国民党军正拉开架势要同日军进行决战，主战场是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毛泽东在一封电报中也曾指出：在条件确实有利的情况下，可以配合阎锡山打几仗。所以，不管是认识清楚的还是认识模糊的，在这种情况下已没时间进行理论上的争论。袭击、伏击不断涌现，这时需要的是打鬼子的招木。游击战、运动战、游击运动战的争论不得不暂时搁置。在太原失陷后，情况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及时指出：“太原失陷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原来对山地游击战想不通的将领，原来认为国共两军几个胜仗就可以将太原建成华北抗战的堡垒的将领，对日军的侵略本性及战争准备认识不足的将领，在形势愈来愈按照毛泽东的预想发展时，不得不佩服毛泽东的雄才大略、高瞻远瞩。为此，毛泽东在连续三封电报内对新的作战任务进行了说明。11 月8 日的电报中说：“129 师全部在晋东南，120 师在晋西北，准备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非至有被截断归路的危险时，其主力不应退出山西，具体部署由朱彭行之。”11 月9 日电报中，认为林、贺、刘三个师及创建晋察冀的聂荣臻部“须重新部署”。“部署纲领：以控制一部为袭击队，大部尽量散于各要地，组织民众武装为第一义。”11 月13 日，电报进一步指出了“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多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