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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全军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进军新疆，长期建设新疆。
11日晚，彭德怀、甘泗淇同王震、许光达、徐立清、王恩茂等谈话。彭德怀说，在即将转入和平生产建设时期，必须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加强组织纪律性，保证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为了胜利完成进军任务，彭德怀、王震等翻阅大量历史资料，对当年张骞出使西域、班超驻守重镇、唐玄奘去西土取经、左宗棠率部进疆路线，进行了认真研究，并深入部队听取干部战士的建议，制定出周密的进军计划和解决困难的具体措施。
10月的塞外已临近寒冬，部队冬装尚未备齐，时间十分紧迫。在党中央和第一野战军司令部正确领导下，在解放区人民和友军的大力支援下，加之在河西地区认真做好了接收工作，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筹集到粮食3．3万吨、饲料380吨、干草80吨、牛肉35吨、汽油1600吨，以及棉衣、布鞋、褥子、挂包、水壶、风镜、皮帽各10万件，皮衣5万件，帐篷1000顶。从酒泉到新疆沿途建立了2个大补给站、8个大休息站。整个准备工作10月上旬基本就绪。
11月24日，中央军委又调来华东军区2个汽车团、华北军区1个汽车团。此外，斯大林派出40架飞机帮助人民解放军运输。
“白雪照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这是王震将军在部队西进途中写下的一首诗，这首诗成了大军西进的战歌。根据中央军委和第一野战军前委的一系列部署，1949年10月12日～1950年1月15日，第二军、六军各部从陆地到天空数路大军齐头并进，向新疆展开了气势磅礴的大进军。
1949年10月12日，第一兵团先头部队第二军第四师在军长郭鹏、政委王恩茂、副军长顿星云率领下，离开酒泉向新疆进发。同日，拨归第一兵团建制的战车第五团也离开玉门油矿向新疆开进。与此同时，华东野战军支援的汽车团和苏联援助的40架运输机先后抵达酒泉。
10月13日～15日，第二军第四师3个步兵团及第二军指挥所、战车第五团先后抵达东疆门户哈密。人民解放军进疆前夕，驻哈密国民党第一七八旅部分官兵在少数反动军官煽动下，破坏起义，制造了抢劫银行黄金和纵火事件。第二军所部抵达哈密后，迅速将叛乱分子包围缴械，出动兵力救火安民，于老城中山堂举行军民联欢大会，招待慰问各族各界人士和起义部队代表。
战车第五团在哈密稍事修整后，立即向迪化挺进。第二军第四师一部亦起程经吐鲁番转赴南疆。10月16日，第二军第四师先头部队抵达鄯善，当地国民党驻军第六十五旅第一九四团三营部分官兵叛乱阻挡人民群众欢迎解放军，制造了杀害县长和抢劫市民财产烧毁民房的严重事件。郭鹏军长经请示王震司令员，命令部队立即将三营营部、机枪连和九连全部解除武装迅即平息了叛乱。
10月20日下午2时，战车第五团胜利到达迪化，受到迪化各界各族群众数万人夹道欢迎。战车第五团立即接管了城防，控制了机场，并派出部队维持社会秩序。
10月22日，第四师师直率第十一团进驻焉耆。因仅有的400余辆汽车损坏甚多，沿途油料供应困难，保养和修理材料缺少，第四师遂以步代车，继续前进。23日，第四师全部抵达焉耆。26日由焉耆出发，徒步前进970～1195公里，所属各部于11月20日～26日分别进驻各自防地：第十二团进驻巴楚、伽师、岳普湖；第十一团进驻莎车。11月26日，第四师师部、师直及第十团进驻喀什，与新疆民族军一部胜利会师，当地维吾尔族人民倾城出动，载歌载舞，箪食壶浆，欢迎人民军队。
10月26日，第二军第五师全部进驻哈密。11月7日，师部与第十三、十四团车运至吐鲁番后，第十三团继续车运经托克逊到焉耆，后徒步前进至库车。12月5日，师直及第十四团步行697公里分别进驻阿克苏、温宿。1950年3月2日，第五师独立第二团抵达且末。3月8日，第五师独立第一团进抵承化（今阿勒泰）。1951年9月～10月，第十三团一营开抵伊犁剿匪，12月第十三团团部及二营全部进驻伊犁。
1950年1月3日，第二军第六师骑兵团抵达若羌。3月中旬，第六师步兵进入库尔勒、焉耆、轮台等地。
1950年三四月间，第二军军直、炮兵团、教导团、后勤部一部及卫生部全部到达喀什。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被称为“死亡之海”。第二军第五师第十五团徒步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是人类历史的一大壮举。1949年11月28日，第十五团在阿克苏获悉国民党特务在和田策划武装叛乱的情报。师长徐国贤、政委李铨立即下令第十五团进军和田。从阿克苏到和田有三条路线；一条是沿迪（化）和（田）公路经喀什、莎车到和田；另一条是过巴楚顺叶尔羌河到莎车，再到和田；第三条是从阿瓦提县治和田河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直奔和田。前两条路是通行大道，沿途有人有水，但要绕行多走十几天，第十五团毅然选择了第三条路线。1949年12月5日，第十五团指战员在副政委黄诚、副团长贡子云率领下，踏上了艰苦的征程。他们穿过胡杨林，越过干涸的湖泊，进入浩瀚沙海，历尽千辛万苦，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在飞滚的流沙上踏出一条生命之路。部队行至距和田200公里的西尔库勒时，接到了先期到达和田的团长蒋玉和的急信，告知叛乱分子准备血洗和田。团领导决定集中乘马，组建骑兵分队，向和田疾驰。大部队日夜兼程，于22日抵达和田，一举粉碎了敌人的叛乱阴谋。此次军事行动，历时18天，行程790多公里。12月25日，彭德怀、习仲勋致电第十五团，称赞他们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进军记录，特向艰苦奋斗、胜利进军的广大指战员致敬。
1949年11月4日，罗元发军长、张贤约政治委员率领第六军，开始了人民解放军进军史上空前规模的空运和车运。11月5日，第六军先遣营乘飞机飞抵迪化。6日，第一兵团指挥部、第六军第十七师第五十团、师直及第六军军直机关到达迪化，当即成立了迪化警备司令部，第十七师师长程悦长任司令员，接管迪化防务。7日，王震司令员及罗元发军长、饶正锡副政委一行40余人，从酒泉乘飞机抵迪化。8日，迪化军政各界举行盛大欢迎会，王震在会上宣布，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成立。10日，新疆省临时政府召集各机关负责人会议，王震说明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当前的工作方针和解放军进疆后的接管原则。
第六军各部自11月6日起至1950年1月15日止，从酒泉空运哈密2908人，由哈密空运迪化9538人，合计12446人。1949年11月4日～1950年1月13日，从酒泉车运哈密12982人；从安西车运哈密2540人；从哈密车运迪化6550人，从迪化车运绥定、惠远2492人（第十七师第五十团）；从迪化车运绥来（今玛纳斯）2112人（第五十一团）。第六军所属部队除第十六师一部至1950年3月底抵达哈密外，其余各部均于1950年1月13目前先后进人哈密、迪化，完成了沿镇西（令巴里坤）、伊吾、奇台、木垒、阜康、昌吉、景化、绥来、伊宁一带的布防任务。
部队入疆，全军牲口以军直和师为单位分别组成若干骡马大队，先后由酒泉出发，最远的第二军第四师骡马大队徒步行军86天，行程28375公里，胜利到达目的地。第六军500余名战士，赶着2000余头牲口，徒步行军68天，行程1500余公里，历尽千辛万苦，安全到达迪化、哈密、绥来、古牧地（今米泉县）等指定位置。
1949年12月，第一兵团第二军、六军军先后到达指定防区，各部队驻防地区及其主要负责人是：第一兵团团部驻迪化，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徐立清，参谋长张希钦，政治部副主任曾涤；第六军军部及第六军第十七师驻迪化，军长罗元发，政治委员张贤约；第十七师师长程悦长，政治委员袁学凯；第六军第十六师驻哈密，师长吴宗宪，政治委员关盛志。第二军军部及第四师驻疏勒，军长郭鹏，政治委员王恩茂；第四师师长杨秀山，副政治委员曾光明；第二军第五师驻阿克苏，师长徐国贤，政治委员李铨；第二军第六师驻焉耆，师长张仲瀚，政治委员熊晃。
1949年12月17日，新疆军区和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人疆部队和三区革命民族军及新疆起义部队在迪化会师，举行了联合入城式。彭德怀、张治中、王震等莅临检阅。
1950年1月7日，彭德怀副总司令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做《关于西北工作情况》报告，宣布西北已全部解放。新疆方面，人民解放军已进驻新疆全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已飘扬在祖国最远边疆帕米尔高原。
军垦第一犁
和平渠是新疆乌鲁木齐的“母亲河”。从乌拉泊水库滚滚而下的渠水穿城而过，形成了一条宽阔的绿色长廊，渠水灌溉了周围垦区大片农田。
和平渠最初在1947年由国民党军队始建，但没建成。1950年初，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代司令员的王震得知这一情况后，下令驻疆部队建成和平渠，造福各族人民，并指示水利工程师樊宝兰编制工程概算。
按樊宝兰的工程概算，25公里长的主干渠，需要7000多立方米石料，这些石料从30公里外的采石场运到工地需要汽车100辆，2万加仑汽油。
可在当时，既没有100辆汽车，更没有汽油！王震笑着说：“好办，没有汽车，我们有‘拖拉机’！”樊宝兰大惑不解，当时拖拉机比汽车还稀缺。
王震当即动员部队赶制爬犁，第6军一夜之间拆掉了盛世才（国民党时期新疆政府主席）时期一座监狱的钢筋栏杆，仅10天的时间，就制作了1000多只爬犁；第17师的49团也赶制了1400多只。
是年2月初，正是新疆最冷的时候，第6军修建和平渠的部队进入工地。在三甬碑至安宁渠的路上，几千名指战员排成“长龙”利用冰冻的路面，从天山脚下拉着爬犁往工地运石头。战士们肩挂绳索，弯着腰，拖动装满石头的沉重爬犁，肩上被绳索勒出了血痕，脸上滴着汗珠，眉毛上结满了霜花。樊玉兰看得目瞪口呆，赞叹不已，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军队，这是奇迹，天下的大奇迹。”
2月21日，王震偕第6军军长罗元发、政治委员张贤约、第17师师长程悦长等来到工地，和战士们一起每人拉着一只装满石头的爬犁，行进在大军之中。这天，乌鲁木齐全城轰动，各族市民倾城而出，争相观看，他们没见过这样的军队！没见过这么大的“官”！纷纷议论：“胡子司令（指王震）这么大的官，还拉石头，真稀罕！”
一些起义的战士非常受感动。他们说：“国民党军队里，当官的是老爷，当兵的是奴才，官大一级压死人，共产党的军队官兵一样，上下平等，司令、军长、师长都拉石头，我们有啥说的，只有加油干！”
开始拉石头，往返10多公里，一天可拉4个来回。后来，向北延伸，越拉越远，最远的时候，一天要往返70多公里。为了赶在化冻之前把石头运到工地，部队开展拉石头竞赛，许多战士早上出来，怀里揣上2个凉馍，拉着爬犁，一路小跑，就是累了也不敢休息，因为衣服里边大汗淋漓，停下来，身上的汗水就要结冰；有病、体弱的战士装卸石头，送水煮饭，无人甘心落后。
乌鲁木齐市人民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他们说：“盛世才时，年年征收‘振兴水利费’而贯穿迪化城（既现乌鲁木齐）的迪化河，年年泛滥成灾。解放军来了节衣缩食，拉石头修渠，这事儿办到我们心坎上了。”一些政府机关和市民、农民赶来了马车、牛车、六根棍车和解放军一起拉石头修渠。
许多维吾尔族老人每天自发地来到路边，提着茶壶，端着茶碗，给战士端上热气腾腾的茶水。有些战士中午回不去营房吃饭，买馕充饥，卖馕的维吾尔族老大爷坚持不要钱，战士们把钱留下就跑。后来，几位卖馕的老人商定，减价1/3专门售给拉石头的解放军。
一种馕两个价，一时传为佳话。
1951年5月1日，凝聚着解放军汗水、流淌着军民友谊的和平渠建成通水，这是当时乌鲁木齐最大的水利工程。
第八章 回忆回顾
罗元发在六军
提起1947年，对中国革命历史略知一二的人，都会知道发生在那年初的著名的延安保卫战。
延安，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国革命的心脏，是革命的圣地。
延安保卫战，是毛泽东面对十倍于我前来进犯的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以主动放弃坚持了十多年的延安为代价，从而开始实施“蘑菇战”，牵制国民党数十万军队于西北，拉开了国共双方在西北战场决战的帷幕。
延安保卫战，为我军造就了一批著名战将。罗元发，就是其中的一个。
罗元发，这位1929年参加红军的老战士，时任西北我军主力之——教导旅旅长。就是他，率领这支有红军基础的英雄部队，在金盆湾，抗击无论兵力还是装备上都远远优于我军的胡宗南部队的攻击，战斗持续了7天7夜，有力地保障了毛泽东和党中央从延安城安全撤离。
罗元发，也因此有“铁脑壳”之誉而扬名。
1947年初，蒋介石把目光投向了西北，投向了共产党的“根据地”——延安。
按原定计划，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准备于1947年3月在南京召开。会上准备对国共内战近一年来的形势进行检讨。蒋介石清楚，国民政府军这一年来，在全国战场的表现极糟，为了有个好的交待，扭转全国战局，从而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蒋介石决定发动对延安的进攻。
对于在全会召开之前攻占延安，蒋介石自信是很有把握的。一则，在延安的共军不过2万来人，而他在西北的部队有三四十万之众；二则，他十分看中由他一手扶持起来的同乡且“铁杆”兄弟胡宗南的能干和忠诚。有这样两个因素，岂有不胜之理？！
倘若攻占延安成功，将极大提高全军士气，提高他本人和国民政府的威信，同时，还能提高政府在国际上的威望，他便可以理直气壮地参加届时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蒋介石把算盘珠子拨得“哗哗”响。
于是，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紧急召见“西北王”胡宗南来南京。
胡宗南坐飞机从西安出发，于当天下午4点在蒋的官邸见到了蒋介石。
蒋介石告诉胡宗南，必须于3月10日对延安发起进攻。
蒋介石之所以选定了3月10日这一天，是因为他获知，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将在这一天在莫斯科开会，会上要讨论中国内战问题。进攻延安，可以向四国外长表明，中共已被国民政府彻底击败。
蒋介石问：“陕北作战有把握吗？”
一向好大喜功且又善于体察蒋介石心思的胡宗南，当即表示：“请领袖放心，陕北作战有绝对把握。”
胡宗南的表态不能说是即兴胡说。早在1946年5月间，为了向主子表忠，也为了他自己的威望，他就拟定了攻占延安的作战计划，只是蒋介石没有同意，而未能实施。
因为有此基础，胡宗南立即拿出了进攻延安的计划：将其主力分成二路，右兵团由整1军军长董钊率3个整编师，占领临真、金盆湾等地，沿金延大道两侧，向延安攻击前进；左兵团由整29军军长刘戡率2个整编师，占领富县、茶坊、甘泉等地后，协助右兵团，以闪击行动迅速攻占延安，后于延安附近包围歼灭共军主力，共动用15个旅，14万余兵力。同时，调集上海、徐州飞机94架助战。发起进攻时间为3月10日拂晓。
蒋介石批准了这一计划。
胡宗南向蒋介石表态：“三日内攻占延安。”
蒋介石好不得意，庆幸自己有伯乐之才。
3月3日，胡宗南回到西安，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备战中。
3月7日，胡宗南接到蒋介石的密电，令其将进攻延安的时间推迟3天，因为当时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尚待撤离。
3月9日，胡宗南从西安飞往洛川前线。
10日，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军队如期到达宜川、洛川一线。
11日上午，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会上，他对众将领说：“领袖授命我们进攻延安，彻底摧毁共产党的根据地，大家要不负领袖重托，奋勇作战，建立奇功。”
胡宗南信心十足地说：“三日之内占领延安。只要占了延安，共军就得过黄河。”
下达作战命令后，胡宗南让秘书熊汇荃拿出随身带的古典小说，读了起来。
然而，令胡宗南实在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一切行动计划，均被他的秘书熊汇荃这位我党派往胡宗南身边的地下工作者，秘密而又及时地报告了我党中央。
两军还未开战，就注定了胡宗南难逃失败的命运。
面对汹涌而来的国民党胡宗南部队，毛泽东及党中央作出的反应是：主动撤离延安，留一座空城给胡宗南。
延安的军民想不通。
毛泽东说：“我送你们十六个字：‘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要想透里面的道理。”
同时，毛泽东作出决定，中央不过黄河，留在陕北，意在牵制胡宗南部队，并在运动中集中优势兵力逐批加以消灭。还决定由彭德怀指挥在陕北的2万余解放军，实施统一的作战行动。
就这样，紧张而有序地从延安撤离的计划开始实施了。
就这样，抗击胡宗南攻占延安，以掩护中央和延安人民安全撤离的任务落在了罗元发的教导旅身上。
罗元发从来没有感到肩上的担子如此之重。他再一次想起一年多前与毛泽东会面的情景。
那是1945年6月16日下午4点，罗元发接到通知，说毛主席要找他谈话。
他当时的心情十分激动，虽然曾几次见过毛主席，亲自聆听过他的报告、讲话，但毛泽东单独找他谈话还是第一次。
他乘一辆卡车，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地枣园。
毛泽东招呼他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后，微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