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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伪军只好将在家的老弱病残100多名群众赶到村中央谷家祖祠大院里，命令一律下跪，院子四周房子上见布满了荷枪实弹的日伪军，数挺机枪口对着一片手无寸侠的群众，气氛十分恐饰。一个挂东祥刀的日本头目，哇啦哇啦的大讲了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什么“窝藏八路军皇军要杀头的”等鬼话。
日军训完话后，他们根据威县日军抢光、烧光的指令，勒令群众套了30多辆大车，挨家挨户见好东西就抢，见生活用品（如锅、缸、坛、罐）就砸，结果抢的衣被和其它较贵重的物品装了满满的30大车，拉回贺钊据点。各家各户的生活用品都被砸得一无所剩。随后，数百名日伪军挨户纵火烧房，霎时，熊熊烈火冲天而起，滚滚浓烟遮天蔽日，整个苏家林变成了一片火海。夜间冲天的火柱照亮了十五里以内的村庄，燃烧的尘灰飘到30里以外的方家营。第一次大火烧了一天一夜。
外逃隐藏在邻村的苏家林老百姓，眼看着冲天的大火，眼看着他们世世代代含辛茹苦营建起来的家园被化为灰烬，人人悲愤填膺，个个心如刀绞。他们纷纷夜间冒着生命危险回村救火，因而保住了一部分房子。但万恶的敌人听说还有一部分房屋未被焚烧，遂于旧历初七、初八两天又两次去苏家林放火，就这样，全村140户1450间房全部烧光。当时的苏林村，到处是燎绕的烟雾，到处是断垣残璧，到处是嚎啕大哭和怒骂的群众，其残酷凄凉的景象，令人目不忍睹。除房屋被烧光外，还烧掉粮食18。5万斤；各种生产工具如犁、耧、耙、锄等达一万余件，生活资料如家俱和锅碗缸盆等更是难以计算。
总之，整个苏家林村的一切，经过这场灾难均化为灰烬，而所残留下来的则是遍地的瓦砾和一片废墟！凶残的敌人毁灭了苏家林人民赖以生存的生活条件，无家可归，生活陷于绝境。当时正值隆冬腊月，他们被迫离开了故土，过起饥寒交迫、流落异乡的生活。由于生活所迫，卖儿卖女者有之，乞讨远乡饿死者有之。更为严重的是：在灾难的第二年，就遇上了1943年空前未有的大灾荒（即民国32年大灾荒），苏家林人民由于过去所有积蓄均被日本侵略者抢光、烧光，使他们丧失了最基本的生活水准和抗灾能力，因而在灾荒中全村饿死竟达240人之多！
惨案发生后，冀南行署和威县抗日政府极为关注，除派员到灾民所在的50多个村庄进行慰问外，并造册登记颁发救济粮两万余斤。还组织灾民进行生产自救、重建家园。为支持苏家林重建家园，还免征了二年田赋。
苏家林惨案之所以惨，敌人是先抢光而后烧光，是“三光政策”的具体体现。日本法西斯的残暴行为，徽起了威县全县和苏家林人民的同仇敌忾．事后，苏家林村有十余名青年参加了八路军走上了抗日战场，因而也推动了全县的抗日运动的开展。
1942年1月8日新4旅统计：主力自去年12月4日至今年1月8日，在二分区先后遭敌数次合击，部队伤亡失踪500余人，损失轻重机枪11挺、长短枪200余支。
1月9日10日一分区基干团和新4旅11团1、3两个营，在魏县西南仕望集地区遭敌2000余人九路合击。11团两个营顺利突围，安全转移到邯大陆北三分区地区，伤亡不大。其余部队在突围时又沿途遭敌伏击、截击、损失干部战士200多人。
4月29日“4；29”铁壁大合围。敌为摧毁我冀南抗日根据地，日军第59师团及独立混成第1、7、8旅团各一部及伪军共3万余人，经过充分准备后，于4月29日采取突然行动对我六、四分区地区进行大合围。在六分区武北地区的军区直属队、区党委、行署机关以及新7旅旅直、21团、特务团、骑兵团等机关部队被合围。军区及地方机关在部队的掩护下，大部冲出合围圈，小部非战斗部队及部分地方机关人员被冲散，牺牲300多人，被捕多人。与军区被合围的同时，四分区及新4旅于威县南和邱县北东目寨、摇鞍镇一带被敌合围。771团及11团的几个连，及时跳出合围圈，未受损失。其余部队与敌激战后，分路突出重围。在突围战斗中分区司令员杨宏明、政治部主任孙毅民、新4旅政治部副主任陈元龙、原11团政委桂承志（在旅部等待分配工作）、原10团团长陈子彬（在旅部等待分配工作）牺牲。此外还牺牲了一些地方干部，如区党委组织部干部科长王一夫、武城县公安局长梁振芝等。“4；29”铁壁大合围后，冀南区的斗争形势更加严峻，根据地缩减了五分之三，较大片的地区，仅有六分区的枣强南地区，二分区的冀特区，四分区邢济路南的临清、邱县、广宗一带，三分区邱县、馆陶、曲周边界。抗战力量也受到了巨大损失，地方党的支部垮了近二分之一，大部分村政权成了“两面政权”，完全资敌。军队和游击队的减员也很大，冀南军民的抗日斗争进入更加艰苦的阶段。
6月2日野战旅与军分区合并。为适应冀南斗争的严重形势，根据129师指示，野战旅与军分区合并，撤销旅的番号。新7旅与六分区合并，易良品任六分区司令员，文建武任政委，副司令员夏祖盛，政治部主任董启强。六地委书记文建武兼，专员郭鲁。新8旅与三分区合并，张维翰任三分区司令员，肖永智任政委，副司令员孔庆德、参谋长高厚良，政治部主任王幼平。三地委书记乔晓光，后肖永智，专员孟夫唐。新4旅11团与四分区36团合并（4旅机关与四分区机关11月中旬合并），新4旅改辖771团、20团和骑兵团。四分区司令员范朝利，副司令员雷绍康，政委王任重兼，副政委钟汉华，参谋长郑行衢，后周光策，政治部主任季铁中。四地委书记王任重，专员肖一舟。
8月8日元城战役。伪“东亚同盟自治军”向我元城地区进攻，企图占领元城地区并向冀鲁豫“蚕食”。为打退伪“东亚同盟自治军”的进攻，我军区部队在陈再道司令员指挥下组织元城战役。8日23团袭击住大名北刘马寨之伪军，毙敌40余人，俘142人，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百余支。
8月16日我骑兵团、元城独立团以及冀鲁豫三分区基干团，进攻住大名以东的南李庄之伪军，毙俘伪团长以下280余人。
8月31日我军进攻住大名东北金滩镇之伪军，歼其1个团。整个元城战役共歼灭伪“东亚同盟自治军”3个半团，打破了其占领元城“蚕食”冀鲁豫的计划。接着，一分区司令员桂干生率部打回邯（郸）大（名）路南，恢复了魏县、成安、漳河等县根据地。一分区领导机关也由元城进入漳河县境内。
8月13日新4旅771团一度攻克平乡县城，俘伪军百余人。同日，六分区19团两个连，于故城西苏庄伏击由董故庄去北獐鹿之敌，击毙日军5人，俘伪军14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16支、掷弹筒1个。我伤4人，牺牲1人。
8月21日六分区小部队化装袭入枣强西南敌之卷镇据点，击毙日军7人。用此办法还先后成功的袭击了敌之武官寨和乔村据点。三分区小部队化装成卖西瓜的，袭击曲周县城南关，取得胜利。27团采取化装办法袭入枣强县大屯据点，消灭日军10余人、伪军30余人。
8月24日三分区22团1个连，有10余人化装成日军，白天袭入广平北西贤店据点，俘伪军11人，获枪13支。
8月27日奔袭成安县城。22团、23团和26团各一部，乘驻成安之敌外出“扫荡”城内空虚之际，奔袭该城。激战彻夜，将该县伪警备队、新民会、县公署全部解决。俘伪军、伪职员500余人，缴获重机枪1挺、长短枪240支。我伤亡2人。
冀南区1942年的斗争比过去任何一年都尖锐、复杂而残酷，敌对我大块根据地施以“蚕食”、分割，对小块地区则企图鲸吞消灭。一年中对我冀南区“扫荡”、合击、袭击共737次，其中2000人至1万人以上兵力大合围13次。针对敌人不断合围、“扫荡”、“蚕食”，我们采取集中与分散、公开与隐蔽等多种形式，灵活机动地向敌人展开进攻。全年共进行大小战斗2400余次，其中我之进攻战斗包括破击1767次，攻克城镇5座，据点碉堡72个，共毙伤日军千余人，毙伤俘伪军7000余人，缴获长短枪5000余志、轻重机枪50余挺及大批军用品。我主力部队1年减员6000余人，其中伤旅级干部7人、团级干部10人，牺牲旅级干部6人、团级干部11人。
冀南军民“四·二九”突围前后
背 景
1941年12月8日，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寇为了扩大侵略战争，迫切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战略后方，以及大量的人力、物力及财力。他们为了满足上述需求提出了 “变华北为大东亚作战兵站基地”、 “建立华北参战体制”的新方针，在军事、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罪恶计划与措施，妄想达到 “以战养战”的目的。为此，首先在军事上，对各个抗日根据地展开了空前激烈的进攻，集中优势兵力进行连续的、毁灭性的 “大扫荡”。
1942年1月上旬，敌两千多人合围冀南一分区，我军干部和战士伤亡、失踪200余人。一专署专员于光甫牺牲。
1月下旬，我新八旅部队在三分区遭敌2000多人合围。部队大部分顺利突出重围，二十二团等部多次转战冲杀，未能跳出合围圈，与敌激战终日，才终于胜利突出重围。团政治处主任、供给处处长、一连连长以及多名战士壮烈牺牲。
2月6日，二分区二十五团一部和巨鹿县大队240余人，遭敌1000余人合围。在突围战斗中，我军牺牲90多人。
3月25日，日伪军2400多人， “扫荡”邱县 （原属山东、当时归冀南，今属河北）、广平边界地区。我军两个连陷入敌人重围。激战五个小时，敌人死伤累累，我军伤亡也不少。战斗结束后，敌人将几个村的房屋全部烧光。
敌人对冀南的 “铁壁合围”“大扫荡”，是其华北方面军1942年度所谓 “肃正作战”的一个重要部分。早在二月份，就召开所属兵团参谋长会议，传达部署了作战计划，制定了实施计划的纲要。根据这一纲要，决定从四月末开始，由其十二军等部在冀南区执行 “十二号作战”计划，目的是彻底消灭冀南地区的抗日力量，配合五月初开始的对华北其他抗日根据地 （如冀中军区五一大扫荡）的 “大扫荡”。
敌人搞 “四·二九”铁壁合围出动了日军三个独立混成旅团和一个师团的部分兵力计一万多人，调集各地的伪军两万多人，由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茨坐镇德州统一指挥，驻济南的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一次，到临清指挥。敌人搞了两个大包围圈，一个是以武城 （当时原山东的武城、恩县、夏津、高唐平原都划归冀南）的武官寨 （今属河北故城）一带为中心的包围圈；一个是以邱县东北部为中心的包围圈。
武城（老）城西北的突围战
关于游驻冀南六分区武城县域的冀南军区、区党委、行署、群团领导机关及其直团队与单位，和新七旅及其下属的十九、二十、二十一团，下放冀南的129师骑兵团，以及武城县的党政群机关与县大队、公安队等胜利突出重围的战况，德州地区（市）、武城县的党史、史志、报刊等都已做了翔实的记载或简介，在此不再详述，只对几个小问题简单谈一谈。
一是，有的文章中只提冀南军区参谋长范朝利、政治部主任刘志坚，没提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宋任穷、副司令员王宏坤；二是，有的文章说宋任穷、陈再道都到太行去开会；三是，有的文章讲，冈村宁茨亲临德州，指挥日军11000余人和伪军20000余人，分路从北起龙华，西起垂阳、曲周，南起馆陶，东至运河，对武城运河西进行 “铁壁合围”。关于第一、二个问题，事实是宋任穷到太行去开会，陈再道到冀南一分区去视察工作，指挥战斗，王宏坤也可能到其他分区视察工作、指挥对敌斗争。第三个问题，事实是从曲周向东、馆陶向北进犯的日伪军，合围的目标是邱县，不是武城；合围武城的日伪军不是其三万多人的全部。再者，十九团因驻在中心区的边缘，突出去的早，只有个别文章提到该团是有情可原的。不知何故，都没提到新七旅的旅长、政委和旅机关以及直属队。另外，六地委、六专署、六军分区的直属单位和武装，以及鲁西大队，也经常在武城一带活动，为什么在所有的文章中，也都看不到他们的踪影？
邱县城东北的突围战
在武城运西突围的同日，冀南新四旅和四分区的机关与部队，也在邱县东北部进行了英勇顽强的突围战斗。当时，新四旅旅长徐深吉率该旅机关和直属队，驻在邱县之大槐树、南辛店等村；副旅长杜义德率771团（老团）驻在邱县城北之聂楼村；政委文建武率领10团驻在邱县东北下堡寺北的杏园一带；11团驻在邱县东北之梁二庄。四分区机关及直属队驻在西孝固村，四专署和四地委驻在东孝固村，分区基干团驻在香城固村。
4月29日晨，从临清、威县、平乡、曲周、馆陶等县出动之日伪军，向我新四旅和四分区机关、部队合围而来。我靠合围圈西边的771团，首先与从曲周东犯的敌人打响。随后，杜义德副旅长率团向西突出了敌人的合围圈，没有受损失。10团遇敌后，在文建武政委的指挥下，立即向北突击，冲出了合围圈。11团发现敌情后，开始向旅直靠拢。徐吉深旅长得知后，立即命令11团迅速向外突围。11团向南突围不成，遂向东北突围，边打边走，一直打到黄昏，才在下堡寺附近突出重围。
新四旅旅部和直属队转移到摇鞍镇村，和从东面、北面赶来的敌人相遇，于是向东南冲击。当冲到贺伍庄时，决定马上开始分散突围。旅长徐深吉、参谋长陈明义率领的两路，分别向南、向东南突围，经过反复激战拼杀，终于冲出重围，进入临清西部卫河附近。当晚，徐深吉指挥部队袭击了尖庄的日伪据点，藉以骚扰牵制敌人。旅政治部副主任陈元龙率领部分骑兵向东突围。经奋勇冲杀，部队突出了重围，陈副主任英勇牺牲。
新四旅指战员在突围作战中毙伤日伪军二三百人，自己损失了300余人。
驻邱县北孝固村地区的四分区、四专署和四地委机关与直属队，受到西面之敌合围后，立即向东转移，进到东目寨地区。在由东目寨向梭庄方向突围时遇到敌人的强烈伏击，遂和敌人展开了激战。经反复冲杀，不能冲出敌人的合围圈。于是调头向北突击，终于从下堡寺冲出重围。四分区司令员杨宏明，在指挥突围作战中不幸牺牲。
驻香城固一带的分区基干团和几个进行整训的县大队，与从威县南下的日伪军激战后，即向东北转移，突出了敌人的合围圈。分区政治部主任孙毅民，在率部突围中，于香城固东务头村牺牲。
我军各路部队在突围作战中，广大指战员英勇顽强，誓死如归和敌人浴血奋战。多名优秀的指挥员都是在和敌人拼搏中牺牲的。除上述殉国的几个旅里的干部外，还有一些团的干部、营的干部等，也在突破敌人的 “铁壁合围”的作战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此次，敌人的 “铁壁合围”式的 “大扫荡”，从4月29日开始，一直延续到5月7日才结束。在这些天里，日本侵略者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残无人道的暴行，不仅没有使冀南人民屈服，反而激起冀南人民对侵略者更深更大的仇恨，更加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
“四·二九”之后，冀南区的抗日斗争形势更加恶化。敌人大修、增修据点和公路，短时间内据点、碉堡星罗棋布，公路、沟墙纵横交错。在敌人的威副下，资敌 （给敌人送粮、送钱、出夫等）的村庄大量增加，不资敌的村庄减至很少。同时，我党政群机关和部队活动的地区也大大缩小。
敌人 “四·二九”没有达到目的，喘息之后，又纠集12000余人，于6月11日对驻枣强的我冀南党政军群领导机关和部队进行了合围 “扫荡”。我军由于接受了 “四·二九”突围的经验教训，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在 “六·一一”反合围战斗中，虽然受了一点损失，但始终没被敌人围住。再次粉碎了敌人妄图将我冀南领导机关一网打尽的梦想。敌人并不甘心，经过三个月的策划与准备，又于 “九·一二”出动日伪军10000多人，乘汽车400辆，战马600余匹，飞机三架，重点合围活动在枣南的我冀南军区领导机关和六分区部队。由于我军有了反合围的经验教训，加强了敌情侦察，不仅适时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并在内线、外线积极袭扰打击敌人。我六分区部队 （新七旅已与六分区合并）歼敌100多人，缴获轻机枪一挺，长短枪40余支。
1942年，日伪军给冀南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人祸。伴随着人祸，空前的天灾也接踵而来。天灾人祸使冀南陷入了最困难的时期。为了克服困难扭转局势，中共中央北方局任命宋任穷为冀南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各级先后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遵照上级有关指示，全区实施了精兵简政，整顿部队，敌进我进，深入敌后，进一步发动群众，坚持游击战争，开展生产救灾等措施。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严重的局面逐渐好转，到年末冀南抗日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新四旅“四。二九”反扫荡经过
1942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
是年春，日寇在华北集结了大量兵力，占据了所有城市。在冀南，有日独立第一、七、八、九混成旅一部，第四十一师团一部。除四十一师团外，均由驻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直接指挥。主要敌据点有：邢台、隆平、巨鹿、南宫、威县、衡水、枣强、临清、馆陶、曲周、永平、邯郸、大名等地。
四月，日军秘密调遣兵力，筹划对冀南抗日军民采取灭绝人性的“铁壁合围”扫荡。这次扫荡，日寇搞了两个合围圈：一个是武城以北的武官寨、饶阳地区，重点合围冀南区党政军机关和新七旅；一个就是合围四军分区、四地委、四专署等机关、部队和新四旅。
“四·二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