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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
“千万别去，警察对待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简直不像话，尤其是对待那些有精神病和吸毒的人。监狱里也是人满为患。刑事司法系统本来就够吓人的，再加上对无家可归者的虐待就更让人受不了。最蠢的问题在于，他们如果把一个人关在监狱里，每天所花的钱要比给他们盖个收容所，提供食品、交通，设立咨询机构花钱还要多，至少多花百分之二十五的费用。这些才是长远效益，而且当然也更有意义。这百分之二十五还不包括逮捕和审讯等程序所花的费用。大多数的城市都亏了大本，特别是特区，所以他们就关闭了避难所。记住，他们是在把无家可归者变成罪犯，然后再浪费他们的金钱。”
“看来该提起诉讼了。”我说道，尽管我根本不需要给他打气。
“我们都疯了似的控诉，全国的律师们都强烈反对这些法律，该死的市政会在法律上花的费用比给无家可归的人建造避难所的钱多得多。你还得爱这个国家。纽约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可是居然让人们都住不上房子。所以人们就得睡在大街上或在第五大街上行乞。而这又让那些敏感的纽约人感到不安，于是他们就选举了某些人，这些人就承诺把街道变得干净一些，而且让他的市政会通过使无家可归成为非法的法令，例如，不许乞讨，不许坐在人行道上，不许无家可归，等等。而另一方面又不断拼命砍掉这方面的拨款，关闭避难所，减少资助，而同时又在纽约律师身上花大笔资金来为他们辩护，保护他们消灭穷人的法律。”
“华盛顿的情况怎么样？”
“比纽约好不了多少，我敢说。”
这时我们行驶在一个两周前我大白天开车都不敢过的区域。这里的商店外面都装了铁栏，这里的公寓大楼都很高，结构呆板，栏杆上挂着晒洗的衣物。它们都是一些灰砖建筑，从建筑的粗糙性来看，不难看出是政府拨款建的。
“华盛顿是座黑色的城市，”他继续说道，“有一个庞大的福利阶级，它吸引许多想要有所改变的人，也吸引了许多像你这样的活动家和激进分子。”
“我算不上活动家，也不是激进分子。”
“今天是周一上午，在以往的七年之中你在周一的上午在什么地方呢？”
“坐在我办公桌前。”
“一张十分漂亮的办公桌。”
“是的。”
“在你专用的讲究的办公室里。”
“是的。”
他冲我一笑，说道：“现在你就是激进分子。”
说到这里，我的工作情况就算介绍完了。
右前方有一群穿着笨拙的人，他们挤在一个街角，围在一盏手提式丁烷炉前。我们从他们旁边绕过去，停在路边，这座建筑曾是一座公寓，不过那是多年前的事情了。上面有个手写的标牌，“撒马利亚救济院”。
“这是个私人开的避难所，”莫迪凯说，“有九十张床，伙食不错，是阿灵顿几所教堂联合资助的。六年来我们常到这儿来。”
一辆食品库的面包车停在了门口，一些志愿服务者在卸蔬菜和水果。莫迪凯同在门口干活的一个上了年纪的绅士模样的人说了几句话，我们就得到允许进入这所救济院。
“我带你在这里转一圈。”莫迪凯说道，我们走过大厅时我和他靠得很紧。这里的廊道十分特别，每条廊道都排列着一个个的小方屋，屋子是用石膏灰胶纸夹板隔成，纸板上也没有刷上漆。每个房间都有一个门，门都上了锁。只有一个房间没上锁，门是开着的，莫迪凯向里面看了看，说声“早晨好”。
一个个子十分矮小而眼睛却很大的人坐在折叠床的边上，看着我们，但一声不吭。“这个屋子不错，”莫迪凯对我说道，“它与别人隔离开，又有一张不错的床，有个放东西的地方，而且还有电。”他说着拨了一下门旁的开关，屋里的小电灯泡一下子灭了，屋里变得很黑，他又拨一下开关，灯又亮了起来。可是那对大眼睛却动也不动一下。
屋里没有天花板，那种老商店的护墙板已有年头了，在三十英尺的高处。
“卧室怎么样？”我问道。
“卧室在后面。卫生间是用几块板隔起来的。过得怎么样？”他向一个住户问候道，那个人点了点头。
有几户的收音机开着，有的是音乐，有的是新闻访谈。人们在四处走动。这是星期一上午，他们有工作或要去的地方。
“在这儿得到一间屋子很难吗？”我问道，其实答案我是十分清楚的。
“比登天还难，登记要这里房子的名单有一英里那么长，而且避难所要审查每一个进来的人。”
“他们可以在这儿住多久？”
“情况各不一样，平均要有三个月左右。这个避难所是比较好的一个，所以他们在这儿比较安全，一旦他们有稳定的收入，避难所就要把他们安置到他们能付得起租金的房子里去。”
他让我认识一个负责这个地方的年轻妇女，她在一个小黑杂役屋里。“这是我们新来的律师。”他的介绍十分简单。她说欢迎我来到这儿。他们在谈论一个失踪的客户，我就四下转一转，我看到一个单元的住屋，里面有婴儿的哭声，而且听到有人正向敞开的门走近。这间屋子比别的稍微大一些，被隔成两个小房间，一个年轻的女人坐在一张椅子上，很壮实，年龄在二十五岁左右，上身几乎从胸部往上全都裸露着，正在给孩子吃奶，我就在离她十几步远的地方，而她却毫不以为意。还有两个稍大一些的孩子正在床上翻筋斗玩。这时收音机的节目正是闲谈的节目。
那个女人用右手托起那只孩子没有吃的硕大乳房让我看，我转身走开了去找莫迪凯。一些客户在等着我们。我们办公的地点就在餐厅的一个角落里，和厨房离得很近。我们的办公桌就是一个可折叠的餐桌。这个桌子是从厨师那儿借来用的。莫迪凯打开墙角处的一个文件柜，我们就开始了工作。有六个人坐在靠墙的一排椅子上等着。
“谁先来？”他问那几个人。这时一个女人搬着她的椅子走了过来，坐在我们俩对面，我们俩都把笔和记录本准备好了，但是我们中一个是搞这方面法律的老手，而另一个则是一点头绪也摸不着的人。
她的名字叫韦琳，二十七岁，有两个孩子，但没有丈夫。
“他们有一半人是来自避难所，”莫迪凯一面记录一面说，“另一半来自大街上。”
“我们要接个案子吗？”
“只要是无家可归的，我们就接。”
韦琳的问题并不复杂。她曾在一个快餐店干活，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而被辞退，这些原因莫迪凯认为是不相干的。因为她没有固定地址，她没有收到最后两个月的工资支票，老板把支票寄错了地方，结果寄丢了。其实，老板是没有责任的。
“下星期你会住在哪儿？”莫迪凯问道。
她也说不准。也许这儿，也许什么别的地方。她正在找工作，如果找到一份工作，还会有别的什么变化，她可能会寄住某一家，帮他们干些家务而不必付房租，也可能自己找个地方住。
“我会给你要回钱，我让他们把支票寄到我的办公室。”他递给她一张名片，“下周按这个号码给我打电话。”
她接过名片，谢了谢我们就匆匆走了。
“先给那个快餐店打个电话，告诉他你是她的律师，开始时要和气一些，如果他要是不合作，你就别客气，有必要你可以亲自去一趟把支票拿来。”
我忙把这些话记了下来，好像这还挺复杂似的。韦琳被拖欠的工资才不过二百一十美元，我在公司处理的最后一个反托拉斯的一个案子涉及金额达九亿美元。
第二个客户的问题很难说是什么法律问题。他只是想找个人谈一谈。他可能醉了，也许是有精神病，也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莫迪凯把他带进厨房，给他冲了一杯咖啡。
“这些穷人有时不知道有什么事该来找你。”他说道。
第三号是住在这里的一个住户，已在这儿住两个月了。所以她的住址问题就简单多了。她五十八岁了，干净利落，丈夫已去世，她丈夫是个退伍老兵。当我的伙伴和她交谈时，我迅速地翻一下有关文件，她的情况是可以享受退伍兵的一些待遇的。但是这些支票都寄到了马里兰的银行户头上，而她又去不了那里。她解释说她的档案材料可以证实这一点。莫迪凯说，“退伍军人管理局是很好的一个部门，我可以让他们把支票直接寄到这儿来。”
就在我们一个个解决问题时，排队等候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些情况都是莫迪凯十分熟悉的，如由于没有固定地址而得不到食品券啦，房主拒不返还住房押金啦，离婚父亲不付孩子抚养费啦，或因开空头支票而遭逮捕，或因未得到残疾福利金而投诉社会保险部门啦，等等，等等。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共接待了十名客户，这时我把座位移到桌子的一端开始自己独立工作。作为贫民律师的第一天工作，我已能独立处理业务，一面听着客户的陈述，一面作着记录，所起到的作用已和莫迪凯没什么两样了。
梅维斯是我独立接待的第一个客户。他的情况是要离婚，这情况倒和我一样。听了他的伤心故事，我真想冲回家去吻克莱尔的脚。梅维斯的妻子是个妓女，她在吸毒之前曾是很好的人，很体面。但是一染上毒瘾之后，她就变了，先是结识了一个妓女，后来又认识了一个男妓，然后自己也成了妓女。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她偷窃，并把家里的东西变卖一空，还欠了不少债务，让她丈夫陷入困境，最后使他终于宣告破产，而她却带着两个孩子与那个男妓同居去了。
他只就离婚的例行手续提出几个一般性的问题，而且我也只知道一些最基本的情况，所以，我尽力作了回答。我在记录的那一时刻，头脑中出现一个幻象，是克莱尔坐在她的律师漂亮的办公室里在拟定我们离婚的文件。
“这需要多长时间？”他这么一问才把我从暂短的梦幻之中呼唤回来。
“六个月，”我答道，“你认为她会不会持有异议？”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她会不会不同意离婚？”
“我们还没有谈过离婚的事。”
那个女人在一年前就已搬出去了，这在我看来倒像遗弃的案子，只是发生在成年人身上，我想这个案子是十分容易解决的。
梅维斯在避难所已住了一个星期。他衣着整洁，头脑清醒，正在找工作。和他谈话的半个小时我感到很愉快，我向他担保接下他这案子。
一个上午过得很快，我再也没有紧张感了。我是在帮助这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解决一个个活生生的问题。他们人微言轻又没有地方去寻找法律上的代言人。他们不仅是对我望而生畏，更为法律条文的浩繁以及法庭的官气望而却步。我学会了微笑，让他们感到他们是受欢迎的。有的人还向我表示道歉，说没有钱付给我。钱是不重要的，我告诉他们。钱是不重要的。
十二点时我们把桌子让了出来，因为这是张餐桌。这个就餐的地方十分拥挤，这时汤已上来了。
由于佛罗里达大街离得不远，我们就到那条街上的一家烧烤店吃了一些黑人喜爱吃的食物，店里人很多，我是其中唯一的白面孔，但我对这一点也渐渐习惯了，不冉觉得不自然。还没有人想要杀害我，也没有人在乎我这唯一的白人。
索菲亚发现有一部电话机还好使，它在紧靠门口的桌子上，上面堆满了一大堆档案袋。我向她表示了感谢，然后我就回到我那间办公室去了。我数了数，一共八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候索菲亚的接待，她并不是律师，但却能给他们提供一些忠告和建议。莫迪凯建议我用下午时间去研究一下上午在撒马利亚救济院接下来的材料。一共是十九份。他还让我抓紧点工作，这样可以帮索菲亚处理一下她手中的活儿。
我原以为这里的工作效率一定不是很快的，其实我的想法是错了。很快我就感到这儿的任务是相当重的，可以说应接不暇，好在我也是训练有素的律师，又是一个工作起来就玩命的工作狂，所以，我还是可以胜任这儿的工作的。
我第一个向外打的电话还是打给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我要找房地产部的赫克托·帕尔马，但是人不在，过了五分钟之后，我又一次拨通，一个秘书接了电话，又让我等。突然布雷登·钱斯的沙哑的声音吼道：“有什么事？”
我强压下火，说道：“我要找赫克托·帕尔马。”我尽量提高一下嗓门，说得也尽量简洁。
“你是谁？”他逼问道。
“里克·汉密尔顿，他的一个学校时的朋友。”
“他不在这儿工作了，对不起。”他挂上了电话，我看着电话机在发呆。我想打电话给波利，通过她了解一下赫克托究竟怎么样了，这用不了她多长时问。或许还可以知道一些关于鲁道夫，或巴利·纳佐，或者我那幸运的助手的情况。这时我突然意识到他们已不再是我的朋友了，我已经离开了，我已出了那个圈子，我已成了他们的敌人，我成了他们眼中的麻烦，他们的上司不让他们和我谈话。
电话簿上有三个赫克托·帕尔马，我打算一个个打电话问一问，但是三个电话全部占线。这个事务所有两部电话，但有四名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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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第一天快下班时，我并不急于离开事务所。家不过是一间空空的小阁楼，面积充其量有撒马利亚慈善咨询中心三个小单间中任何一个那么大。卧室中没有床，客厅中只有一台电视机，厨房中没有冰箱，只有一张牌桌。买点家具，再装修一下自己的住处，这对我来说只是遥远而模糊的计划。
像往常一样，索菲亚一到五点就准时下班了。她住的小区不太安全，所以宁愿早点回家，锁紧家门。莫迪凯与我谈了半个小时当天的工作，六点左右才离开。他警告我说，不要呆得太晚，回家时尽量结伴同行。他知道亚伯拉罕·莱博要工作到九点，就建议我们一起走。他一再叮嘱说，把车停在离家近的地方，走快一点儿，凡事小心。
“那么，你感觉如何？”他走到门边时突然止步问道。
“我想这是一件非常引人入胜的工作，与人打交道真令我振奋。”
“它有时会使你感到伤心。”
“我尝到那种滋味了。”
“很好。什么时候你变得心如止水，不为所动时就可以洗手不干啦。”
“我刚开始。”
“我知道，有你加人真是太好啦。我们一直想要一名白人律师。”
“我很高兴能够加入。”
他走了，我重新关上门。我已体会到一种心照不宣、开诚布公的气氛。索菲亚负责对外。整个一下午她在电话上一个接一个地训斥着那些官僚们，当她这么做的时候，全事务所的人都听得到。我感到很开心。莫迪凯打电话时就像一头野兽，他用低沉沙哑的声音发出各种各样的命令和恶狠狠的威胁。亚伯拉罕显得安静些，他的门一直敞开着。
我手头的事还没一点眉目，我宁愿关着门。我想他们会暂时容忍我这么做的。
我按照电话号码簿，依次给三个赫克托·帕尔马打电话。第一个不是我要找的；第二个电话号码是空号；第三个没人接，但有电话留言：“我们不在家，请留言。我们会回电话。”语气很不耐烦。
确实是他的声音。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神通广大。他们有许多方法和地方隐藏赫克托·帕尔马。它拥有八百名律师，一百七十名律师帮办，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洛杉矶、波特兰、棕榈滩、伦敦、香港均设有分部。他们都是明白人，不会因为他知道得太多而解雇他。相反地，他们会给他加薪提职，提供更大的住房，让他去另一个城市工作。
我从电话号码簿上抄下他的地址。如果这个电话留言仍然有效的话，他很有可能还没搬家。凭着我最近在街头的一番经历，我相信我一定能找到他。
门上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随即门打开了。门上的锁簧和球形把手都已破旧而且松动了，门虽然能关上但锁不住。进来的是亚伯拉罕。“有空吗？”他边说边坐了下来。
这就是他见面打招呼的方式。他是一个寡言的令人难以接近的人，浑身透着一股机灵气。要不是我曾在一个大公司里与四百名形形色色的律师共事过七年，还真会被他镇住呢。我曾经与各种各样的鲁莽的亚伯拉罕们打过交道，他们有的冷淡，有的热切。
“欢迎你加入我们事务所。”他说，随即发表了一通激情洋溢的长篇大论，为公众利益法辩护。他出身于布鲁克林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在华尔街一家公司里有过三年痛苦的工作经历，在亚特兰大为一个反对死刑的组织工作过四年，在国会山上的两年从政生涯依然是郁郁不得志。直到有一天，他在一份律师杂志上看到一则招聘广告，他才成为十四街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
“法律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说，“而不仅仅是赚钱。”接着他又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长篇演说，指责那些搜刮了巨额钱财的大公司和律师们。他的一位来自布鲁克林的律师朋友通过起诉各地的乳房整形公司挣得一千万美元的年薪。“一年挣一千万！这笔钱能给整个华盛顿的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宿！”
不管怎么说，他很高兴看到我弃暗投明，并对我与那位持枪的“先生”的遭遇表示同情。
“那么你究竟做些什么呢？”我问道。我很喜欢与他谈话的感觉。他言辞犀利，机智聪敏，那一长串一长串的词句使我应接不暇。
“两件事。第一件是制订法律。我和其他律师一起参与立法。第二件是指导诉讼，通常是集团诉讼。我们起诉了商务部，因为在九十年代的这次人口普查中，无家可归者的数目被大大压低了；我们起诉了特区的教育当局，因为当地学校将无家可归的儿童拒之门外；我们进行了集团诉讼，因为特区当局没有经过合法的程序就终止了几千项建房资金计划；我们抨击了使无家可归非法化的法案。只要无家可归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们。”
“这些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