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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乘机索要在“运动”前受处分、批判的材料，并焚烧或揣入个人口袋。一些地方党委或“秋后算账”的居心未死、或出于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将“运动”中整群众的材料转移到军事机关。个别人将此情况转告给“造反派”。这样，一些不明真相的“造反派”群众把斗争锋芒转向军事机关，很多军事机关屡遭冲击。其中较为严重的恐怕当数浙江。浙江“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所属群众先后连续进驻军区大院、礼堂。要求党政军当局执行军委三点指示，将“黑材料”交付革命群众，将陈伟达和某些高干子女交出归案，发生了群众斗群众的恶例。以至党中央决定改组了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和浙江省军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海“赤卫队”调集万余人包围上海康平路上海市委书记处，找曹获秋宣布其为“保皇组织”的帐。王洪文怕“桃子”被赤卫队摘去，遵照张春桥的指示，立即成立“前线指挥部”，并迅速调人包围赤卫队。至二十九日晚，调集到康平路的工总司成员已达十万，被包围的赤卫队员不足三万。三十日凌晨二时，工总司以赤卫队抄张春桥的家，“反对中央*”的罪名，向赤卫队发起进攻，打伤九十多人。七时，赤卫队全部投降。工总司乘胜在全市捣毁了赤卫队组织，彻底打垮了对立面，在全国开创了大规模武斗的先河。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南京对立派之间又发生了大规模流血，五十多人死亡，两派被对方抓去者达六万之多。此事件已被收入《二十世纪世界大事记》。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在看了南京军区党委一月二十一日转报的关于安徽军区的报告后，当即指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一月二十三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领导小组联合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从此，人民解放军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解放军的介入是带着“派性”的，很多直接卷入了地方的派性斗争，加剧了“文化”的“大革命”的恶性发展。
十二 腥风血雨 手足相残仇快极（二）
毛主席要军队支持的“左派”，应该是执行毛主席“文化”“大革命”路线最积极、最坚决的那部分人，即“造反派”。但是，很多部队支持的是“保皇派”。“造反派”当然对军队有意见了，于是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造反派”群众与军队发生冲突的恶性事件。其中较严重的影响甚大的当属青海二月二十三日发生的流血事件：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二〇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派军队对西宁“八。一八”等群众组织进行武装*，死伤人员三百余名，逮捕群众近万人。此外，安徽、福州、内蒙等地区军队都有将“造反派”群众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其成员进行*、抓捕等情况。一时间，全国各地“造反派”大多数受压制，一些组织被强行解散，很多“造反派”头头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群众则被强迫写检查、发表声明退出自己组织。在此前不久，忍无可忍的七位将军和老帅们，继一月十九日“大闹京西宾馆”后，二月十一日和二月十六日又两次“大闹怀仁堂”。“造反派”红卫兵对以上种种不能不有所震动，于是，“造反派”内部开始分化、解体，“造反派”的大旗开始摇摇欲坠。而因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了彻底批判，已然奄奄一息了的“保皇派”，此时却因注入了“军队支持”这支强心剂而复活了。一些早已经偃旗息鼓了的“保皇派”又扯起“拥军”大旗，招兵买马，再上战场——真正的战场——此后，重新分化组合的各派多经各种渠道搞到了枪支弹药，于是武斗升级为真枪实弹。
经过康生之流的密谋策划，于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当晚，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三人连夜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的材料。次日，江青安排他们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听信了他们的一面之词，并给予了明确的支持。二月十八日夜，毛主席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会上，毛主席对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责他们大闹怀仁堂是把矛头指向他本人和*、中央*，是为“刘、邓黑司令部”的复辟鸣锣开道，是为王明、张国焘翻案，还责令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三位政治局委员请假检查。从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十八日，于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会”，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无限上纲，说七位老帅、副总理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否定延安整风”、“保护一小撮走资派”、“要复辟资本主义”，是“二月逆流”，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事件”等等。此后，江青又利用毛主席在一份中央*编的《快报》上的批示，“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值得注意”，于三月间开始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潮流。首先受到冲击的是谭震林。当时他主管农业，批准在北京展览馆搞一个学大寨的展览。康生去审视后说：“这个展览有问题啊！”与此同时，戚本禹根据江青指示，找北师大谭厚兰进行了布置。三月八日，北京师范大学造反派组织“井冈山”的头头谭厚兰率一千多名学生，冲击并占领了正举办“农业学大寨”展览会的展览馆。三月九日，陈伯达在军委召开的部队军以上干部会上作报告，提出迎头痛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三月十日，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到展览馆慰问谭厚兰等人，同他们一起振臂高呼“打倒谭震林”。三月十四日，首都举行十万人示威*，高呼“反击二月逆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并提出打倒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七位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三月二十日，中央*领导小组在审查电影《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时，下令剪掉陈毅的镜头。
当时，人们对中央的一举一动都万分关注，领导人物在公开场合的出现与否和排名顺序都十分敏感，其实这本身也确是领导核心气候的晴雨表。所以，人们都知道中央又有新动作了。
三月二十七日，中央在北京策划召开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誓师大会”。此后，全国各地争相仿行，喊出“打倒 x 老谭”（即本地区谭震林式的人物），出现了更大规模的打击*党和国家领导干部、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浪潮。
三月二十二日，*在部队军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讲“青海二月二十三日流血事件”时说：带枪的刘邓路线对保守反动组织也不适用（即帮不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对青海军区、安徽军区，福州军区、内蒙军区等都发出正式文件，要求军队支持“真正的左派”，释放被逮捕的群众，为打成“反革命”和“右派”的“造反派”*，为死难烈士恢复名誉，给予抚恤，对负伤群众给予治疗等，并改组了青海军区，令赵永夫隔离受审，张小川、王昭隔离反省……
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肯定了“造反派”在“运动”中的作用，说“造反派都是革命的”。从此，“造反派”若将枯槁的禾苗又获雨露，重新鲜活起来了。各地“造反派”纷纷召开了声势浩大的“重振军威誓师大会”，高喊“打倒赵永夫！”“打倒带枪的刘邓！”“揪出军内一小撮！”“*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从此，全国掀起了反对解放军、大揪军内一小撮的浪潮。而且不似以往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样喊喊口号、写写大字报、开开批斗会，最多加上点体罚了。他们常常对手捧毛主席语录的解放军战士进行围攻，甚至大打出手，夺他们的枪支，抢他们的武器，还有个别混入群众队伍的坏人用抢过来的武器打击解放军。其中江西“革联筹”六月二十九日冲击军事机关、夺取武器情节严重，因而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领导小组联合发文禁止。解放军广大指导员多数面对施暴的群众是以理说服，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有极少数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予以回击，也有个别唯恐天下不乱者向群众开枪，这就更激起双方的敌对情绪。还有少数军队竟然把武器直接或委婉地交给自己所支持的一派群众手中，使得武斗愈演愈烈。一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少数人还挑动一些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围攻工矿、机关、学校的群众组织。有些地方提出“以农民包围城市”，组织农民进城围剿“造反派”。如江西、四川、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宁夏、山西等地均有此情况发生，迫使中央于七月十三日发文禁止。
这时的派性斗争已由“大字报战”、“标语口号战”发展为真枪实弹战了。死人，伤人事情已司空见惯。如武汉地区的“工总”和“百万雄师”两大派，武斗规模越来越大，致全市党政机关瘫痪，工厂大部停产，交通阻断，社会生活十分困难和紊乱。这些情况绝不是党中央，毛主席想看到的。因而中央*办事组和全军*办公室不得不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致电武汉军区，要求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
十二 腥风血雨 手足相残仇快极（三）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大动荡、大分化。“运动”初期形成的“造反（革命）”与“保皇（保守）”两大阵线已没有一成不变的。在成立了“革委会”的地方，主要以对待“革委会”的态度划线。在未成立“革委会”的地方，则是以对待军队和干部的态度划线。一些地区，原来的“保守派”，现在继续“保守”，原来的“造反派”，现在仍然“造反”，但其组织成员却有很大变化：原来保守的人，现在造起反了，加入了“造反派”，或者相反。另一些地方的组织变化更复杂；有原“保守”，现在仍然“保守”的（“一保到底派”）；有原“保守”，现在造反的；有原“造反”的，现在还“造反”的（“一反到底派”）；也有原“造反”，现在变“保守”的（这些人被“一反到底派”称为“高级保皇派”）。还有一些地区比较复杂，因为那里各派对干部的观点不同，派别也就多样化了。所以，此时期，一些地区是三大派、两大派四组织、三大派四组织等等。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在武汉发生了广大军民反对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的“七。二〇事件”。这本是积酝已久的矛盾的一场总爆发。直接原因是谢富治、王力在武汉支一派，压一派。七月十八日晚，谢、王二人到被武汉军区解散并宣布“反革命”的“工总”派据点，公开接受和佩戴该派袖章，宣称：“中央*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王力还说：“工总”是革命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七月十九日，“工总”的广播车和高音喇叭到处播放王力的讲话录音，引起“百万雄师”等组织广大群众的无比愤怒。七月二十日晨，“百万雄狮”群众和支持他们的军队冲击王力等居住的东湖客舍，把王力揪到武汉军区大院质问和批斗，数以十万计的军民上街*示威。于是“工总”派与“百万雄师”派、武汉军区部队发生大规模武斗（据*湖北省委在十年后为这一事件给中央的报告说：此事件中被打伤、打残和致死的干部、军人、群众多达十八点四万人。其中武汉市就被打伤、打残六点六万多人，打死六百多人）。“百万雄狮”群众和支持他们的军队冲击王力等居住的东湖客舍之时，恰好毛主席也在那里居住，江青、*借此大做文章，称此事件为“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七月二十二日晚，*亲自出马主持会议决定：（1）以中央名义调陈再道、钟汉华等进京；（2）起草文件通知全国；（3）召开百万人大会。七月二十三日，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三军联合行动，武装*，声讨“七。二〇事件”。七月二十四日，陈再道等人奉命飞到北京接受批斗。七月二十五日，在天安门召开了百万人大会，王力、谢富治成了“英雄”，武汉百万军民成了“反革命”。
根据中央*的指示，北京这次百万人大会被以最快的速度拍成记录片《北京支持你们》，在全国放映。七月二十七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领导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发了公开信，明确支一派压一派，声讨武汉军区。同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声讨“七。二〇事件”的文章、社论、评论连篇累牍，并提出“坚决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全国各地军民纷纷举行大规模*、*示威，声援武汉“工总”，声讨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一时间“打倒陈再道”、“打倒陈大麻子”、“向陈再道讨还血债”、“还我战友，还我鲜血”、“坚决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打倒带枪的刘邓”……声震霄汉。一时间，全国上下，从军队到地方，对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形成了大规模的舆论围剿。武汉独立师被打成“叛军”，被撤销番号，很多人被武装押送农场劳动。
中央对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处理影响很坏，危害极深：一是它在客观上再次明确肯定群众组织分为“革命左派”和“保守派”，造成群众组织之间更严重的对立，为后来的“大联合”伏下了障碍；二是它表明解放军“支左”工作存在着严重的错误，为军队“三支两军”工作制造了困难，也为“造反派”反对解放军提供了口实。
十二 腥风血雨 手足相残仇快极（四）
“七。二〇事件”后，*、江青一伙更加肆无忌惮地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七月二十二日，江青对江南一派群众代表讲话时，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她要求造反派：“你们的自卫武器不能放下”；次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文攻武卫”的口号；七月二十五日，*提出“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如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巨大的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
八月四日，上海王洪文组织、指挥了三万多人围攻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关押和打伤、打残六百五十人。
八月上旬，在南京、常州、长春、沈阳、重庆、长沙等地接连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九月二日，安徽的“好派”竟然冲击了野战军三十四师的师部大楼。
武斗的武器已由原始的木棍、长矛、大片刀升级为步枪、冲锋枪、迫击炮，装甲车、坦克车开上大街示威*也并非什么新鲜事儿，吉林军区二月二十六日曾经派飞机升上蓝天散发传单。
在腥风血雨中，武斗据点不是星罗棋布，也是随处可见。武斗据点戒备森严：有水泥袋修筑的工事掩体，有铁丝网甚而是电网做为屏障，有荷枪实弹的卫兵把守，夜晚还有把周围几百米照得雪亮的大功率探照灯长明。这些武斗据点的守卫者，时不时放一梭子子弹，为了吓唬别人，也是给自己壮一壮胆。其不知，这无形中伤害了多少无辜的老百姓，有多少可怜的生命稀里糊涂地不知不觉地就结束了。据说辽宁省开原县有一男子，在登公厕大便后一站起身，露出墙外的头堪堪被冷枪打中，于是他连哼都来不及哼一声就停止了呼吸。因此，人们对武斗据点的畏惧比当年老百姓对日本鬼子的炮楼的恐惧不差许多。还有那些整天介头顶钢盔、腰系武装带、手持冲锋枪、一脸武士道精神的“敢死队”，着实让人看着胆寒。他们若守在据点里倒也罢了，偏偏又时不时威风凛凛地开着大卡车、甚至装甲车、坦克车满世界转悠，路人都惟恐躲避不及。以致于有的母亲竟以“X X X 队来啦！”吓唬不听话的孩子。
这时，全国各地均已无正常社会秩序可言，尤其在城市。机关不办公、学校不上课、工厂不生产、商店不卖货、道路不畅通……因此，下午三点以后马路上鲜有行人，也就等于“净街”了。
这时，一些人武斗斗得红了眼，为一点儿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就大打出手。甚至无任何藉口也可以大打特打。何需什么借口呢？两派之间的仇恨情绪差不多已达到不共戴天的地步，因而对方的存在就是武斗的根源、理由。比如旅顺的黄泥川事件：一派不声不响地伏击了另一派，致使对方伤亡数十人；乐山一派武装人员胁迫一汽车司机载他们去另一派驻地。该司机恰属另一派，他为了本派的安危，将汽车连同那些人一起翻下深渊，自己与其同归于尽……说到这里，我不禁想问问，对乐山这位司机究竟如何评价？赤胆忠心、英勇无畏，可歌可泣？抑或是杀人行凶、丧心病狂，罪不可赦？还是愚昧无知、糊涂透顶，死了活该？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谁人能解？智者苏格拉底再世可解否？古埃及的人面狮身能解否？那年头让人理解不了的事情太多了，超乎常理的事情太多了。
一九六七年的下半年，神州大地几乎每天都能看见流淌的鲜血和要求讨还血债的人流、写着殷红的淋漓欲滴的“血”字的大标语、大字报；华夏上空每天都回响着枪声、炮声和“还我鲜血”、“血债血偿”的口号声、追悼战友同伴的哀乐声。
血！血！血！华夏是血的世界！
值得一提的还有清华大学的“百日武斗”。一九六八年三月末至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两派学生展开了大规模武斗。其中五月二十九日一次武斗造成十八人死亡，一千一百人受伤，三十人致残，折合经济损失达一千万元人民币。全中国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聚集着中华民族绝顶精英的殿堂，竟然发生了如此血腥之事，着实悲哀！
天下大乱之际，什么妖魔鬼怪都出笼了，历来如此。伴随武斗与流血，很多不该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一九六七年七月，一些地方有抢粮的事情发生，使粮食加工、调运不能正常进行，造成粮食大量损失、浪费，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后来一些地区还有抢夺现金和各种物资，冲击仓库和拆毁机器设备。这些事情绝非编造，也非危言耸听，有党中央、国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