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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前，我和子文同志接触虽然不很多，但他留给我的印象是深刻难忘的。第一次见到子文同志是在1948年。当时我在中央机关工作，少奇同志要我找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安子文同志谈谈，向他请教我在工作中应该注意些什么。我来到子文同志的住处，他们正吃午饭，是稀饭就咸菜。他听说我们是两顿饭，也就不多让，边吃边谈了起来。他只说了两条：一是注意保密，不该知道的事情不打听，不可避免要知道的一些机密，不要乱说。二是少奇同志身体不大好，工作又特别忙，要好好照顾，不要影响他的工作。子文同志谈得很简短，也很亲切。在告辞时，他殷切地对我说：“如果你能虚心学习，这将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学习条件。”后来，我听许多同志说，子文同志对谁都是这样诚恳、坦率、谦和，同志们到组织部来，就像回到家一样。我想，这同子文同志的工作作风是分不开的。
有些年，少奇同志直接分管党务工作，中央组织部的报告、材料，要经少奇同志审阅，转呈中央和毛主席。我作为少奇同志的秘书，同子文同志接触的机会多一些。子文同志组织纪律性极强，凡是重要的人事调动、提拔或处理，他都要请示报告党中央、毛主席。他还经常如实汇报干部的思想动态，提出积极建议。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意见，他总是认真研究，努力贯彻。他不是那种锋芒毕露的人，他富于机智，敏于思考，又有组织工作者特有的那种深沉严谨和忠诚耿直，并且具有非凡的记忆力。这一切，都使我深为敬佩。但那时对于子文同志革命斗争的经历，我几乎一无所知。倒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才对子文同志有了较深刻的了解，不过都是间接的，因为那时全国已陷入混乱的局面，我们不可能再有接触了。
记得是1966年八九月间，社会上忽然流传着一些小报，在六十一人出狱手续问题上大做文章，其中自然涉及安子文同志。我过去听说过，有一批共产党人在北平草岚子军人监狱关押过，对敌斗争非常坚决，有的刑期已满，却宁肯继续坐牢，而不履行出狱手续。他们在狱中党支部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曾连续绝食7天，赶走了宪兵第三团，表现得非常勇敢。但我当时并不知道子文同志也是这些事件的组织者之一。使我惊异的是，小报上完全是诬蔑之词，对他们可歌可泣的狱中斗争却只字不提，讳莫如深。这是为什么呢？就在这时候，大野心家林彪诬蔑安子文和一些同志拉宗派，并质问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回答说：“他们几位同志，多年共患难，感情深厚，无话不说。他们之间有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说是拉宗派。”
接着，来质问的人多了起来，少奇同志还是很坦然地说，安子文等同志都是好同志，他们出狱是由党中央决定的。1936年，少奇同志担任北方局书记期间，曾问起在北平狱中同志的情况。当时，一方面鉴于九一八事变以后沈阳监狱中的共产党员全部被杀害，日军很快就要侵占华北，这些同志很可能也被屠杀；另一方面，华北抗日运动普遍高涨，许多工作急需由共产党员来做。而王明路线的错误，使白区党几乎损失百分之百，整个北方局只剩下几十个人。所以，押在敌人监狱里的这批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应该营救他们出来。刑期已满的，应命令他们办手续出狱。因为他们均用假名，即使登报，也无大影响。北方局曾把这些同志的表现和少奇同志的意见，报告了党中央。中央开会讨论同意，让他们早日出狱，为党工作。为了便于进行营救，还通过统战关系派了一个人到监狱去当管理员。谁知第一封信送去，狱中支部拒绝执行。北方局和少奇同志不得不再次报告党中央，并千方百计，冒着极大危险将当时党中央总书记洛甫（张闻天）同志的亲笔信，送入狱中，又以北方局名义下命令，让他们服从中央决定。这样才出了狱。这些同志出狱后对打开抗日局面，发展党的群众工作和武装力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毛主席非常高兴，多次表扬北方局和少奇同志，并说，事实证明当时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这些同志是好同志，工作是有成绩的。解放后，高岗多次在出狱手续上做文章，都受到毛主席的批评。
1966年11月下旬，一天晚上，恩来同志打电话与少奇共同回忆了六十一人出狱前后的情况，有些恩来同志不清楚的事，少奇同志作了详细的说明。少奇还说：“这批同志，我以前都不认识。他们出狱后，我在天津只见过殷鉴同志。……子文同志，我是到解放区后，才见到的。”就在这几天，恩来同志以党中央的名义电告东北、西北等地，说此事由中央负责，不必追查。
然而，对这些同志的诬蔑却越来越厉害。安子文同志被诬为“叛徒”、“刘邓路线的黑干将”而被四处揪斗。少奇同志确实是信任和重用子文同志的，像信任和重用其他好同志一样。子文同志被提升为组织部副部长和部长都是毛主席亲自提名任命的，少奇同志信任他，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林彪、“四人帮”和康生为什么要整安子文等同志，使我百思不解。
1967年4月1日各报忽然登载了戚本禹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电台也开始广播。其中公开提出“叛徒集团”。少奇同志气愤已极，他神情严峻地对我和孩子们说：“这篇文章全是假话，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
4月6日晚上，中南海的“造反派”，又高喊着口号冲进办公室，就戚本禹一文中的所谓“八大罪状”向少奇同志提出质问，要他回答并写出交代。少奇同志用铁的事实逐条予以驳斥。当质问到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时，他一下子发了火，拍着桌子说：“这个问题简直是岂有此理！六十一人出狱之事，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论。”
1967年9月13日，是我们一家人生离死别的日子。上午，孩子被逐出中南海，我也在半夜里被关进了监狱。此后12年间，与人世隔绝。党的三中全会，使我得到了解放，重回到同志们中间。子文同志特意来看我。原来他也在监狱关押多年，又被流放到安徽，不久前才回到北京。他感慨万端地说：“过去在草岚子监狱，我们还能过组织生活，廖鲁言同志还能把英文版的马列主义著作译出来给大家学习。可是关在‘四人帮’的监狱，我们竟连通一下声息都不能够了，比过去的监狱还野蛮得多。”
从谈话中，我才知道，子文同志在监狱中备受摧残。当初国民党没有能使他屈服，林彪、“四人帮”的淫威，同样也未能压倒他。在少奇同志那次答辩前后，专案组派了两个人找子文同志谈话（当时他被隔离在另外一个地方，尚未进监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如果你能写个刘少奇是大叛徒的材料，马上就可以去钓鱼台和中央首长谈话，车子就等在门口。”子文同志问：“中央首长是不是康生？”来人点头，果然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左”派大顾问派他们来的。子文同志断然拒绝了，他义正词严地说：“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21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少奇是个大叛徒，从未见到哪一份材料说过刘少奇有过任何叛变行为。”并说：“钓鱼台我去过，红旗车我坐过，我现在不想去。也不想见康生。”那两个人磨了好久，没有达到目的，只好悻悻而去。
1968年1月21日，安子文同志被正式逮捕，关进监狱。没过多久，专案组又到监狱来找他“谈话”。这次来人对安子文同志特别客气，又是让座，又是倒水，然后开腔说：“证明刘少奇是叛徒，你能立大功，对你也有极大的好处。这里是什么地方，你也清楚。这里既然能进来，也就能出去。你难道就不愿意和自己的老婆孩子团聚吗？”子文同志说：“我不仅想与亲人团聚，更想为党工作。可是我不知道的事，不能瞎说。”来人又“指点”说：“你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妄想用诱供的方法使子文同志就范。然而，子文同志却轻蔑地一笑说：“我都不知道。你们既然全知道，就自己去写吧！我不能写！”
1969年，党的九大前夕，他们第三次来找安子文同志。这次不仅让了座，泡了茶，还表现得很“亲近”。这样的待遇在当时“红色”恐怖的监狱里，是绝无仅有的。来人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九大快开幕了。你如能证明刘少奇是个大叛徒，绝不会亏待你。当然，继续当中央组织部长是不可能了，但是做个中央委员还是可以的。”子文同志严肃地说：“我的确不了解，如果了解，我在中组部工作时早就报告党中央、毛主席了。以后，不要再问这件事了。”来人又说：“你再考虑考虑，这是最后的机会。”子文同志不耐烦地说：“不用了，我不知道！”
林彪、“四人帮”和康生为了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继续残酷折磨子文同志，牙齿打落了，但他仍横眉冷对，有力地回答那帮暴徒：“军阀和国民党的刑具我见过，敌人的监狱我坐过4次，手铐脚镣你们给我戴吧！”时穷节乃现——每逢紧要关头，子文同志那宁折不弯的品格 ，就越发显得可贵。他不为功名利禄所诱，不为暴力强权所屈，他只相信事实，只按照原则办事。个人的荣辱安危，他不屑于一顾，在他的心中只有我们党。正是从子文同志这样的老一代革命家到张志新式的普通党员所代表的凛然正气，鼓舞着亿万人民去奋勇斗争，使我们终于战胜了林彪、“四人帮”所代表的邪恶势力。
自从我出狱以后，子文同志非常关心我们一家，常来看望。我们也常常去登门请教。子文同志善于思考，他经常启发我们：“这十年啊，党和人民受害太大，大批好干部被打了下去，阴谋家、野心家却平步青云。要是只把这归结在某个人的错误或林彪、‘四人帮’的邪恶狡猾上，就太简单了。过去我们党也犯过错误，但认真总结经验以后，就引导人民走向胜利；反之，就铸成更大的错误。这一次，教训太惨痛了。一定要使坏事变成好事。可是这个变，我们要做多少工作啊。”他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光美同志，你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共产党员，我们必须要完成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不能让这样的浩劫再重演。我们必须认真研究一下、分析一下林彪、‘四人帮’和康生作恶的条件是什么？根源在哪里？为什么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被压制了整整十年，万马齐喑，而几个小丑却可以滥施淫威，搞得天下大乱？我们必须对这些问题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回答，找出我们的制度中和党的生活中有哪些缺陷，以致给坏人有可乘之隙。要彻底挖除产生灾难的根子。如果我们这样做，全党的水平就可以提高一大步，像以往我们党遇到大挫折后一样，只要我们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然后脚踏实地、稳健坚决地一步步着手改进，就一定能带领全国人民取得更大的胜利，把党和国家建设好。”说到这里，子文同志有些激动，眼里闪出晶莹的泪花：“我们只要完成好这个任务，看到党的事业在前进，在发展，就等于看到四个现代化实现了，老百姓也算没白受难，我们也无愧于在这些年里被残害故去的老同志们。”
一天，子文同志精神焕发、笑容满面地到我们家。一进门就告诉我们，华主席、小平同志和耀邦同志都找他谈了话，中央已经任命他为中央党校的副校长。一听到这个消息，孩子们都蹦了起来，向他祝贺。子文同志也爽朗、畅快地大笑着。把毕生精力贡献于党的事业的子文同志，在被剥夺了12年的工作权利之后，又能为党和人民工作了，他是多么高兴啊！然而，过了一会儿，子文同志却严肃地对我说：“这次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较之历史上的几次转移意义更大，阻力也更大，面临重建党的历史任务，办好党校太重要了。我多年做干部工作，这个工作我很愿意干。”
子文同志又夜以继日地工作了。不久，他身患重病，但他从不对人说自己哪里难受。直到他倒在病榻上，仍以惊人的毅力同不治之症作顽强的斗争，没有停止工作。那一时期，我去看望他，总劝他一定要安心养病，好迅速恢复健康。子文同志也总是笑着说：“我一定能好。我还要参加五中全会，参加十二大，还有那么多事等着我去做。”我理解他急切的心情：“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十年动乱，国祸民难，他多么希望多做、快做些事情！
在少奇同志追悼会后，我去看子文同志。这时他已卧床不起，但我去时，他头脑很清楚。他先问了问孩子们的情况，过了一会儿，忽然说：“为少奇同志平反，是个胜利，但还不能说是彻底的胜利，林彪、‘四人帮’的遗毒还没肃清，要警惕……”又说：“毛主席说过，老同志死了应该开庆祝会，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任务。少奇同志没有完成任务就死了，那是敌人不许他完成任务啊！”子文同志流下了眼泪：“而我，我也没能……”
在子文同志去世的前一天，我和孩子们又去看他，他已经不能说话。看见我们来了，他吃力地张开嘴，唇角微动，依稀有声，我知道他在对我说话，我紧紧地抓住他的手，极力想听清他在说什么，但已不可能听明白了。我强忍着泪水，看着他那双疲劳的眼睛——突然我听懂了，他是在说：“我们的党……我们的事业……”子文同志，你15岁就献身于革命，大革命失败的时候，你没有徨，把烈士的鲜血融化在自己的血肉之中；在反动派的铁窗里，你们建立起党的组织，坚持了斗争；在抗日烽火中锻烧了你的钢筋铁骨；在解放战争的炮声中，你为前线输送了大量的干部；为了祖国的富强，你倾注了全部心血……想到这些，我紧握着子文同志的手，说：“你的心我懂得，你的话，我记住了，不会忘记的。休息吧，你休息吧！”了文同志闭上了沉重的眼帘，但又强睁开了，吃力地动着嘴唇，额头上渗出颗颗汗珠。在子文同志与病魔作最后搏斗的时刻，心中仍挂牵着党的未竟的事业！于是我又坚定地说：“我一定按你的话去做。我们，我们一定按你说的话去做！”我让开身子，使子文同志能看到我身后的孩子们和其他青年们……
今天，子文同志永远离开我们了。这是我们党的重大损失。同时，对于我来说，也失去了一位可敬的良师。我难以抑制自己的悲痛。然而，我也为我们党有如此坚强、优秀的战士而感到骄傲。正如一波同志所说：“子文同志坐过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也坐过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监狱，他都没有屈服。敌人怕他，同志们爱他，这是他的光荣。”子文同志入党50多年，做了21年组织工作，也前后被敌人剥夺了21年自由。他用自己的鲜血、汗水和全部才智，谱写了自己可歌可泣的一生。子文同志是属于党的，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他的精神将永远活在我们党和人民中，他的正气将万古长存。
安子文同志的骨灰将撒入黄河。黄河，中华民族的摇篮，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永远滔滔不尽的洪流巨浪，将载着一代英豪——子文同志，流过祖国的山川沃野，奔腾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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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敬修全集》序
本文原载天津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孙敬修全集》一书。孙敬修，儿童故事专家，儿童教育家。（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97年1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出版座谈会”，当天我虽然有好几个安排，但我还是挤时间参加了，因为我是孙老师的老朋友。光英、佳楣、韩作黎、叶至善、刘延东、田华、李启民、罗英光英，即王光英，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佳楣，即林佳楣，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夫人。韩作黎，教育家，儿童文学作家。叶至善，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延东，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田华，电影表演艺术家。李启民，时任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部长。罗英，文化部离休干部。等同志都到会了，他们既是孙敬修生前的老朋友，也是我的老朋友。十几位戴着红领巾的小朋友，给大会带来青春的朝气，坐在他们中间我好像也变得年轻了。十本孙敬修讲过的故事书摆在会场中央，整个大会充满欢乐的气氛。到会同志从各自不同的角度颂扬孙敬修的业绩，畅谈在当前形势下出版《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这套书的意义。雷洁琼、冰心、薛明雷洁琼，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冰心，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薛明，贺龙元帅的夫人。等同志还给大会发来了贺信和贺电。大家都怀念去世近7年的孙敬修同志。
我和孙敬修同志交往多年。“文化大革命”以前，我的孩子们都爱听孙老师讲故事，有时听得很入迷。我和少奇同志偶尔也和孩子们一起听过片断或孩子们的复述。少奇同志还通过电台向孙敬修转达过对他的赞扬和问候。直到今天，回忆起来，仍感到十分亲切。孙敬修讲的故事，健康有益，生动活泼，感情丰富，既对孩子们有吸引力，又有教育实效。孙敬修为培养祖国的花朵做出了很大贡献。孩子们的父母和从事少年儿童工作的同志们，也是他的听众，我和他们曾经受到他的教育和启发，使我们不断改进教育孩子的方法。因此，孙敬修同志不仅是全国少年儿童的老师和朋友，也是我们作家长的人和少年儿童工作者的老师和朋友。后来，我和孙敬修的联系日见增多，我们通信往来不断。他甚至和我探讨过他的儿子的工作安排问题。
1990年3月5日，孙敬修老师逝世的噩耗传来，我十分震惊和悲痛，嘱咐办公室的同志给孙敬修灵堂送去了一个花圈，以表达我对他的崇敬之心和深切的哀思。1996年，天津教育出版社为了配合党中央关于对青少年加强爱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的指示精神，也为了纪念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