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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江青约见了王光美。江青谈了她和毛泽东结婚，特别是文艺界的情况。对于出国服饰，江青叮嘱王光美：衣服上不要戴别针，看人家安娜·卡列尼娜，一身黑，多么高雅。“文化大革命”中批斗王光美，说她不听江青“别戴项链”的话，完全子虚乌有。这是后话。
宋庆龄听说王光美要陪刘少奇出国访问，特意让秘书带自己一封便信，到锦江饭店看望王光美。信中详细列出一个单子，诸如哪个地方天热，室内有空调，睡觉时务必关上空调；电扇不要对着吹，否则容易感冒；不要吃生冷东西，以免闹肚子；礼服白天穿白的，晚上穿黑的；参观时可以穿便鞋，正式宴会要穿有一点儿跟的鞋……王光美深受感动。
1963年4月12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陈毅副总理和夫人张茜等乘专机抵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下榻在总统府。苏加诺总统特意将命名“王光美”的一盆兰花，赠送王光美，作为对贵宾夫人的一种礼遇。王光美知道朱德喜养兰花，回国时将这盆兰花带回送给了他。
苏加诺夫妇陪刘少奇夫妇参观复舟山火山时，许多外国记者蜂拥而至。一名法国《巴黎画报》记者抢问王光美：“你想上巴黎吗？”“现在还不是时候。”对方又追问：“你认为什么时候可以去巴黎？”王光美从容地说：巴黎是很有名的城市，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可以去的。王光美感觉，这名记者是否作某种试探？便把想法告诉了刘少奇。
4月20日，刘少奇专机抵达缅甸首都仰光机场。在繁忙的国事活动之余，缅甸领导人奈温将军和夫人邀请中国客人到旅游胜地游览。在风景区莱茵湖，刘少奇夫妇观看用脚划的划船比赛，主人还邀请王光美为优胜者颁奖。在避暑胜地额不里海滩，奈温夫妇陪刘少奇夫妇、陈毅夫妇下海游泳。刘少奇和奈温利用休息时间，还举行了重要的会谈。
王光美游泳时，不知怎么将从外交部礼宾司借来的项链散落在波浪中。奈温立即派人打捞，哪能寻到？于是坚持要赔一条红宝石项链，并郑重地说：“我知道你们共产党不收礼，但这条项链上的珍珠是掉在我们缅甸海里，我必须赔你，而且，红宝石是我国的光荣。”为了表示对奈温的感谢，当晚出席宴会时，王光美特意戴上这条项链。仅仅戴过一次的红宝石项链，至今还陈列在博物馆。
5月1日，刘少奇夫妇等一行飞抵柬埔寨。次日，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与刘少奇夫妇同乘一架直升机，飞往暹粒访问。在飞机上，刘少奇问西哈努克亲王：“这是哪国的飞机？”“法国的。”刘少奇顺口说道：“那请你替我们介绍，我们买几架。”王光美顿时想起在印度尼西亚时法国记者的问话，看来，少奇同志是有意传递一个回音。1964年中、法正式建交。
5月22日，王光美陪同刘少奇结束访问经昆明回到北京。毛泽东、周恩来对刘少奇夫妇出国访问取得圆满成功，给予高度评价。
这时，中央发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称“四清”运动）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决定（草案）》（即《前十条》），11月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王光美在周密、妥善安排好刘少奇饮食起居、家庭子女生活之后，化名董朴，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参加“四清”工作队。她工作上严格执行“双十条”，生活上坚持“三同”，到冰封的地里参加打井、挖河泥，受到社员们的好评。
12月中旬，王光美返回北京。在一次舞会上，毛泽东关切地询问她桃园“四清”运动情况。王光美如实作了汇报。毛泽东问：“桃园大队是一类队，为什么群众有那么多意见呢？”王光美引用群众的话说：“人家上面有个副区长当靠山，你们管得住吗？”毛泽东说道：“根子在上面。”
1964年4月，桃园大队“四清”运动结束。此后，王光美根据桃园“蹲点”参加“四清”的工作和感受，整理出一份材料。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王光美的桃园“四清”工作总结，得到陈伯达的力荐。19日，刘少奇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的意见的。”于是，9月1日，《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以中央文件发往全国。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在全国横遭批判的“桃园经验”。
王光美继桃园之后，又化名鲁洁，先后到河北省新城（今高碑店市）高家镇、定兴县直机关和周家庄参加“四清”。其间除1966年3月，她陪同刘少奇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和缅甸外，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王光美一年多的时间在农村基层“蹲点”。这在中央机关，特别是中央领导夫人中是绝无仅有的。
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王光美紧跟时代的步伐，严格要求自己。她在各地作报告，最后的一段话是：“我愿意和同志们共勉，咱们都坚决做彻底的革命者。让我们永远记住党中央和毛主席说的话，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依靠贫下中农，不可忘记党的工作，不可忘记党的政策。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彻底胜利而奋斗到底！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彻底胜利而奋斗到底！”这是“四清”运动中王光美的真实心声。
厄运中的坚强女性
“文化大革命”开始，1966年6月3日，工作组进驻一些大中学校。6月21日，王光美作为工作组顾问进入清华大学。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
8月19日以后，在江青等人支持下，清华大学先后贴出了《王光美是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三问王光美》等大字报。清华大学红卫兵要求揪斗王光美。10月9日，周恩来明确告诉清华大学8个组织代表：王光美不是普通工作人员，要准备写检查，也要经中央讨论，“毛主席也不同意去。”后来，为防不测，周恩来还打电话告诉王光美：近时不要离开家。
江青、陈伯达、康生等进一步加紧对刘少奇、王光美的迫害。12月18日，臆造王光美是“美国战略特务”，组成由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为组长的“王光美专案小组”，对外叫“中央办公厅丙组”。3个月后，这个组又承担起对刘少奇“历史问题”的审查，5月更名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1967年元旦凌晨，中南海的造反派在刘少奇居住的福禄居院内地上、墙上写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决没有好下场”等大标语。
1月3日，“红旗兵团”二三十人，闯进福禄居，高呼口号，开批斗刘少奇、王光美之先河。
1月6日，王光美听机要秘书刘振德说，刚接到自称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生的电话，说平平从学校回家途中被汽车轧断了腿，需马上截肢，要家长立刻到医院签字。
刘少奇一听果断地说：“走，马上到医院去！”王光美焦急地含着眼泪说：“总理不让我们离开中南海呀！”“我是家长，这么小的孩子因为我挨批挨斗，又遭这么大的不幸。走，去医院！”刘少奇气愤地边说边穿大衣。
刘少奇、王光美驱车来到医院时，已被当做人质的儿子源源、女儿亭亭急忙跑到父母亲跟前，高喊：“他们要抓妈妈！”王光美立刻明白了这是一场骗局。在场的红卫兵看到刘少奇也来到医院，都惊呆了。只见王光美走上前去，大声喝道：“不是王光美的都走！”她知道此时此地最重要的是保护丈夫。刘少奇在卫士保护下，上车离开了医院。
王光美被劫持到清华大学。王光美问身边的红卫兵说：“你们为什么用这种手段骗我出来？”一个小头头答道：“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们搞的。”次日凌晨，在周恩来的干预下，王光美回到福禄居。一夜未眠的刘少奇见到妻子，只说了一句话：“平平、亭亭都哭了。”
第二天，“红色造反团”等在福禄居第二次批斗刘少奇。王光美被强令站在一个独腿桌子上陪斗。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参加了这次批斗。
1月13日夜，毛泽东派秘书徐业夫到福禄居，接刘少奇去人民大会堂谈话。刘少奇当面提出，这次路线错误责任由自己承担，希望把广大干部群众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自己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要求未正面回答，只是建议刘少奇读几本书，并送至门口。王光美从刘少奇离家，一直忐忑不安，直到丈夫回来说了情况：“主席没有批判我的错误，很客气，叮嘱我认真学习，保重身体”。这时，压在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4月8日，王光美接到中央通知，同意她10日到清华大学作检查。她没有告诉丈夫，只说给了儿女。9日午饭时，平平实在憋不住，轻声当着父亲的面说：“听说，明天清华大学造反派要组织30万人批斗妈妈。”
刘少奇十分气愤地说：“错误我自己承担，为什么不让我去检讨？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
王光美忙说：“清华大学的运动是我直接参加了的，当然是我去向群众检查。”
4月10日凌晨6时，带着毛巾、牙膏等洗漱用具，准备随时坐牢的王光美，坐上清华大学红卫兵派来的吉普车，来到清华大学主楼7层会议室。6时30分，她被第一次审讯，并被强迫穿上从她家中抄来的高跟鞋、旗袍和戴上用乒乓球串起来的“项链”。王光美对这种凌辱人格的恶作剧，进行了严正抗议。
审问结束，王光美被押到大广场。会场内外，人山人海。300多个造反派组织参加了大会。在批斗台一侧，王光美看到陪斗的彭真、薄一波、陆定一等300余名老干部，内心一阵酸楚。
批斗会结束后，王光美在下午和晚上又遭到两次小型的审问批斗。
在回答为什么刘少奇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时，王光美说：“我从来没有听少奇同志讲过这个片子是爱国主义的。少奇同志肯定没有讲过。我相信毛主席，毛主席总会调查清楚的。”
在回答对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中提出的问题怎么看时，王光美说：“有的是刘少奇的责任，有的不是刘少奇讲的。”“相信毛主席，相信群众，过去就是相信不够才犯了错误。我在刘少奇身边工作了十几年，我觉得有出入，反正有许多不是刘少奇的事。说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直接没有感到这一点。”“他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更没有什么猖狂。他有违反毛主席思想的地方，有不少是世界观问题。”
在回答“你现在对刘少奇到底怎么看”时，王光美说：“说他一辈子反革命，不反资本主义，我没有充分材料。”
在红卫兵说她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时，王光美坚定地说：“我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
在那人妖颠倒、黑云压顶的日子，从这些记载中，不正是显现出王光美那不畏强暴的举止，实事求是的态度，有理有据的答辩和对刘少奇的一片深情吗？
4月20日，王光美给毛泽东写信，详细叙述了她参加清华大学工作组和4月10日批斗大会情况，对报刊和造反派的诬蔑、不实之词作了申辩，明确写道：“我绝不是坏人，刘少奇绝不是假革命和反革命。”
6月18日，在刘少奇夫妇身边工作了18年的厨师郝苗，被以“可能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为由逮捕。刘少奇、王光美深感事态发展日趋严峻，对自己的安危不得不做最坏的考虑。他们最担心的是才7岁的小女儿小小。王光美想到过去有的革命先烈在监狱带孩子，便说：“如果咱们被捕了，能不能让我把小小带到监狱里去？”刘少奇说：“这怎么可能？那多半是在监狱里面出生的孩子。”刘少奇和王光美商定，将小小托付给了保育员赵淑君阿姨抚养。
7月18日，一场巨大灾难降临刘少奇家中。早晨，平平姐妹看到一张写着根据江青、戚本禹的指示，当晚召开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大会的海报。
刘少奇预感一场生死搏斗、妻离子散的时刻即将来临。为了不欺骗儿女，让他们了解真相，他生平第一次让孩子们看了毛泽东去年肯定自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检查的批语，和1964年8月27日毛泽东同意学习推广“桃园经验”的批示两份中央文件，并告诉孩子们说：“你们都看了，这证明爸爸、妈妈从来没有欺骗过你们啊！”
晚上，刘少奇和王光美被分别押解到中南海西大灶食堂、西楼大厅批斗。王光美回忆了他们夫妇最后分手的场面：傍晚，我完全平静下来，等着来人揪斗了。少奇同志唯一的一次为我打点行装，拿出我的衣服放好，整整齐齐。在最后的几分钟，我们面对面地坐着。谁说革命战士没有温情脉脉？没有儿女情长？这时，不爱说笑的少奇同志，却说：倒像等着上花轿的样子。我不禁想起他说过的另外一句话：“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是为大多数人们谋幸福的，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他的无私无畏感染了我，我也跟着他笑起来。
“王光美！”进来的人一声吼叫，打断了我们的笑声。我心里感到幸运：“是我先走，否则，我看少奇先走会挺不住的……”
少奇同志看着我走。作为丈夫，看着妻子受凌辱；作为父亲，看着儿女受残害；作为领袖，看着党处在浩劫中；作为国家主席，看到人民沦落于你斗我、我斗你。对这些，他都无能为力，内心会有多么痛苦啊！
我站了起来，少奇同志也站了起来，我们握了一下手，他又用深情的目光看着我，轻声对我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两个批斗会结束以后，刘少奇被押回到福禄居前院的办公室隔离，王光美则被押到后院的一间小屋看管。平平姐妹几个还住在他们的房间，但不准他们到父母被监管的地方去。
8月5日，刘少奇、王光美在中南海内又受到残酷的批斗。中央“文革”特派员等亲临现场指挥，并安排了录音、照相、拍电影，扬言要在全国放映。
平平、源源、亭亭几个孩子被命令来到会场。他们在回忆文章中记述道：我们几个孩子站在围斗的人群后面，满腔悲愤，眼看着爸爸、妈妈被几个彪形大汉架进会场。大汉们狂暴地按头扭手，强迫他们做出卑躬屈膝的样子，坐“喷气式”，拳打脚踢，揪着爸爸稀疏的白发，强迫他抬头拍照。
……那些人把爸爸、妈妈押到会场一角，离我们只有几步远，硬把他俩按下去向两幅巨型漫画上的红卫兵鞠躬。爸爸被打的鼻青脸肿，鞋被踩掉，光穿着袜子。就在这时，妈妈突然挣脱，一把紧紧抓住爸爸的手；爸爸不顾拳打脚踢，也紧紧拉着妈妈的手不放。他俩挣扎着挺着身子，手拉手互相对视。这是爸爸跟妈妈最后握手告别！王光美被押回福禄居后院，看管更加严格。同时，对王光美的审查也加紧进行。江青直接干预，康生口述，秘书记录，拟成了《关于逮捕审查王光美的报告》。
9月13日凌晨，几名军人出现在王光美面前，向她出示由谢富治签署的逮捕证，给她戴上了手铐。她被暂时关押在福禄居后院。同时，平平、源源、亭亭被通知收拾行李，到各自学校去接受批判，连最小的女儿小小和赵阿姨也被撵出了中南海。
11月27日，王光美被转往秦城监狱，监号是67130。她被作为重犯，严加看管。在关押她的楼道内，除有巡逻的流动哨兵外，门口还有日夜三班专哨。在牢房内，只许她坐在铺板上，不准走动。特别是在1968年至1969年，竟有一年半没有让她放风。监狱内伙食很坏，蔬菜经常是不择不洗，夏天吃的咸菜里常发现有蛆虫。牢房内墙壁霉湿半截，又脏又潮……
1970年7月，“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提出了对王光美“永远开除她的党籍，并依法惩办”的报告。毛泽东对此批示：“暂时还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对罪犯都宜调查从严，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使他们感到有出路，以保存活证据，对将来有利，此事不妨请中央一议。”
在死亡的边缘上，在痛苦的折磨中，王光美坚强地活了下来。她每每用刘少奇和自己分手时，“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那一字千钧的话语激励自己：无论如何要活到党和人民胜利的那一天。
1972年8月17日，王光美和往常一样，坐在铺板上。突然，号门打开了，她以为又要提审。两名专案组人员走了进来，是专门向她宣布刘少奇已经死亡的消息的。听到这晴天霹雳似的噩耗，王光美真是肝肠寸断。
王光美后来才知道，专案组所以在刘少奇逝世3年以后才通知她，那还是平平、源源几个儿女在打听、寻找父母下落时，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毛泽东作了“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的批示后，在孩子们的追问下，专案组人员处才告知他们的父亲已于1969年11月12日6时45分在河南开封逝世的消息。
平平他们是多么迫切想见到亲爱的妈妈啊！他们在文章中再现了令人心碎的会见：8月18日，我们第一次去监狱见妈妈。5年啦，我们每时每刻在盼望这一天，梦中千百回地呼喊着。头天晚上，我们激动得一夜没睡。深夜里小小梦游，抱着毛巾被跑出来叫着要见妈妈。可是，真见到妈妈的时候，她竟不认得，不会叫，木呆着。我们都惊呆了：5年不见，妈妈已经瘦弱不堪，满头灰白头发，连腰都伸不直。穿着一身旧军装染的黑衣，神情麻木、迟钝……妈妈仔细端详着我们这些长大了的孩子，半晌才说了一句话：“没想到你们能活下来。”
最后分别的时候到了，看守们强拉着妈妈回去，我们哭喊着：“妈妈呀，可怜的妈妈啊！”妈妈回过头来，满面泪水，隔着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