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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虫经》中的《赵九公养法》、《苏胡子养法》，《促织经》中的《捉促织法》、《论头》、《论脸》、《论翅》、《论腿》、《论肉》，《蟋蟀谱》中的《时序 炎凉调养秘诀》、《促织有十不斗》，等等，这些均为南宋城市调教蟋蟀法之沿续，为中国调教蟋蟀奠定了雄厚的理论基础，也是对世界昆虫学的一个杰出贡献。这些调教蟋蟀的基本常识和基本方法，甚至在今天仍然被人所遵循。有趣的是，《秋虫谱》中的《嘲两来嘴》，勾画出了专以怂恿蟋蟀相斗而谋生的市民形象：
有等好事君子，凡遇秋虫发动，则东闯西奔，寻豪探富，说合两家，携虫赌赛，则从旁而赞之，假心虚意，挑拨成场。东家撒漫，便帮西家以局东家；西家软怯，则就东家以取西家；设或两家各自张主，则又从中冷语：某虫甚大，某虫色花。扇两家之心，败已成之事。及至东家败北，则便向西家云：我道东虫不狠，今果然欤。顷之东家复胜，便转面谓东家云：我道未见得你虫便输，将军有复口，非此谓欤。或放钱，或抽头，或倒卸，百般用意，总是为己，而不为人。一遇此辈，切须斟酌，毋令堕术中可也。
如果将此和吴自牧《梦粱录》中所述“闲人”对照，便会发现他们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就是一路货色，正所谓：“说合交易，帮涉妄作”。同时这也表明了南宋城市已培养了一批专从蟋蟀相斗中讨生活的“闲人”来，他们就好像晴雨表，反映出调教虫蚁已经在城市中广泛展开。
正是由于调教虫蚁已成为市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政府当局也顺应民意，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组织调教虫蚁的表演，以活跃城市的娱乐气氛——
临安荐桥门外的象院里有外国进贡的六头大象，每天，这六头大象由朝殿官引出到宫门前唱喏。唱喏，本是宋人习惯，所谓“喏”，即为出声，喏必有揖，揖则兼喏，完成喏与揖方为“唱喏”之仪。
也就是说，大象要像人那样躬背俯首，并用鼻子发出表示参拜的响亮声音来。这是需要加以调教才能达到的。特别是三年一次的明堂大祀，驯象员乘象出动，让象在太庙及丽正门前表演成列，旋转跪起……
大象悉如人意的表演，并非南宋首创。早在北宋景德年间，交州黎桓就献来四头能拜、能山呼的驯象，它们被养于玉津园。每逢大礼，这四头驯象背上就加置莲盆严饰，出动表演。后来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场面——
数十面朱旗，十数张铜锣鼙鼓开道，七头大象尾随其后，每头大象颈部都坐着一个戴高脚幞头，穿紫衫的驯象员。他们手执短柄尖刀银，驱使着大象走到宣德楼前，七只大象自动围绕行步数遭，然后整整齐齐排成一行，面北而拜、唱喏。
每逢此刻，御街上观者堵塞，即使那些看过许多新鲜虫蚁之戏的宗室诸贵，也都来观赏。商贩乘机大卖土木粉捏成的小象儿，让看驯象者带回去作礼物，送给那些看不到驯象表演的人们。驯象从宣德门至南薰门外，只走一次，能看到就是一种荣幸，若得到小象玩具，也算荣幸了。绝大多数人平时根本看不到驯象表演，有的官宦之家的夫人看到大内阙下驯习大象，竟惊奇不已，回去告诉其父：我看见了大鼻驴
从这一事例可见，大象出行并非简单易行的，而是朝廷极少举办的一大盛事。宋人画有《汴京宣德楼前演象图》，一丝不苟地描绘出七头大象的形貌，其所饰器具，均与史载相合。图画证实了这种驯象活动在北宋城市中是很隆重的。
本来不过是一次庆典，但统治者巧妙地运用大象来粉饰太平，将调教好的大象参加的活动，衍化成为一次对虫蚁教化的示范，将对人的教化之意亦寄寓其中，并蓄意为此掀起市民观看的热潮，以将这种观念潜移默化。每一次大象的出行，都是一次极好的对调教虫蚁的最好宣传。尽管宋代以前有过这样的形式，但从未如宋代这样规范而热闹。自宋以后，各朝无不继承这种大象出行的
形式，这不也是对调教虫蚁的一种肯定和弘扬吗
火灾
防火 火灾（1） 作者：伊永文
一堆熊熊燃烧的火，一个手脚捆绑的人，烈焰旺，身翻滚，炙皮裂肉，惨叫不绝……这是建隆二年（961）东京街头出现的一幕。
这位史籍未载姓名的被烧之人，是在皇宫“内酒坊”作工的一名小卒子。史籍未说明是否是他造成皇宫内失火，只记载了由于失火，这名小卒子被投入火中而受到活活烧死的严惩。是太祖赵匡胤作出了谁造成失火就要被火烧死的最为严酷的决定，他还下令将与这次失火有关的监官以下数十人，押解刑场斩首，尸体露市示众……
“自是，内司诸署，莫不整肃。”这是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对这次失火处理后果的评价。史籍记述赵匡胤：“圣性至仁，虽用兵，亦戒杀戮”，其形象仁义至极，何以对一次失火如此大动肝火，严惩不贷？其中自有缘由。
从宋代开国立都于东京来看，赵匡胤面临着一个怎样维护刚刚到手的政权的问题，具体来讲，先是如何固保城池的问题。据传，在开宝元年（968）修城时，赵匡胤看到已经画好的方方直直，四面皆有门，坊市经纬其间，井井绳列的施工图，大怒，自取笔涂改，命用幅纸作大圈，纡曲纵斜，并在旁特注：“依此修筑。”
开宝修城，确有其事。赵匡胤如此设计，着眼于城池的易守难攻，自有其道理。对开国之君而言，京都的安全，是压倒一切的。任何一点对京城安全造成危害的行为，在赵匡胤看来都是大逆不道、不可饶恕的。
这种出发点与后来他的继承者对火灾所采取的认真防范的态度，还不尽相同，但是不应排斥这样的认识，即火灾对城市有极大的危害，城市要极端重视火灾预防的思想，已经开始在城市管理者的头脑中占有了一个位置，尽管是很粗浅的。
乾德元年（963），国子博士聂崇义上言赵匡胤，提出：“皇家以火德上承正统，膺五行之王气，纂三元之命历，恭寻旧制，存于祀典，伏请奉赤帝为感生帝，每岁正月，别尊而祭之。”宋朝立国之初即宣布：国家受周禅，周木德，木生火，宋当以火王，色尚赤。这在建隆元年（960）就被作为国家大典规定下来了，所以，聂崇义的建议，马上得到赵匡胤的批准。朝廷为“感生帝”在南郊设高七尺、广四丈的祭坛，奉宣祖升配，牲用骍犊，玉用四圭，币如方色，常以正月上辛奉祀。
康定元年（1040），朝廷又在河南商丘即宋朝开国之处设坛祭祀大火之神，用阏伯配享，准中祠。还下诏令：每年三月、九月择日由商丘长吏以下官员分三献，州县官奉礼祭拜。到了徽宗当政，还专建了“火德真君殿”，供奉更甚。
南宋自绍兴二年（1132）以来，又恢复了东京祭祀火神的传统，如绍兴七年（1137）在临安府设火神位，在每年的三月和九月向中原望祭古商丘之地。绍兴十八年（1148），又将祭火神的“小祀”“升为大祀”。高宗赵构又在太一宫专辟一“火德神殿”……
任何一点违背火神象征和辱慢火神的作法，在宋朝都是不允许的。像皇祐六年（1054）四月由于出现了日食天文现象，按夏历四月火历正月的成例，仁宗好不惶恐，下令将皇祐六年改为至和元年，并从四月一日开始，减死罪，释流放。仁宗还易服避正殿，减常膳，在四月日食时，用牲祭祀，等等。知制诰胡宿不失时机上奏说：国家要乘火而王，火于五行，其神属礼。国家常须恭依典礼，以顺火性。
胡宿认为东京不下雨，是因祭祀火神不够，提出要到南郊告谢天地，以消灾旱。胡宿的奏章，是从理论上阐明祭火神的重要意义，恰逢其时，得到了仁宗的批准。由于敬火观念已深入朝廷上下，所以神宗年间，商丘知州张安道据王安石变法而提出的租赁祠庙为市场的作法，提出了火正阏伯和微子两祠庙可否租赁的问题，这一下子就引来了神宗措词严厉的“御批”：“慢神辱国，无甚于斯。”但天下神庙却皆因此而免鬻。
崇尚火神，就如此得势，以至北宋著名的书画家米芾，就曾顺应潮流刻了一个“火宋米芾”的印章，以示赵宋之尊。后来南宋的博物学家李石也建议：大宋建都在大火之下，宋为火正，其源也是如此。
火灾
防火 火灾（2） 作者：伊永文
然而，火神并未领宋代城市管理者这份虔诚情意，反而较之其他朝代在城市里更为肆虐——
建隆三年（962）正月，开封府通许镇市民家起火，烧庐舍340余区。五月，东京大相国寺起火，烧房舍数百区。
乾德五年（967），东京建隆观起火。大中祥符八年（1015）四月，开封府起火，延烧内藏、左藏库、朝元门、崇文院、秘阁。
明道元年（1032）八月，东京禁中起火，延烧崇德、长春、滋福、会庆、崇徽、天和、承明、延庆八殿。
景祐三年（1036）七月，太平兴国寺起火。
元祐六年（1091）十二月，开封府起火，烧得府廨一空，知府李之纯仅以身免。
重和元年（1118）九月，后苑广圣宫起火，一次焚毁5000余间房屋。
绍兴元年十二月（1131），临安大火，烧万余家。
绍兴二年（1132）五月，临安火弥六七里，延烧万余家。
同年十二月，临安又起大火，烧吏、工、刑部、御史台及公私室庐非常多。
嘉泰四年（1204）三月，临安起大火，烧尚书中书省、枢密院、六部、右丞相府、制敕粮料院、亲兵营、修内司，延及学士院、内酒库、内宫门庑，烧2070余家。
嘉定元年（1208）三月戊寅至四月辛巳，临安起大火，烧御史台、司农寺、将作、军器监、进奏、文思、御辇院、太史局、军头、皇城司、法物库、御厨、班直诸军垒，延烧58097家。城内外亘十余里，烧死59人，踩死者不可计算。城中庐舍烧毁十分之七，文武百官只好住到船上。
嘉定十三年（1220）十一月，临安起大火，烧城内外数万家，禁垒20区。
嘉熙元年（1237）六月，临安起大火，烧3万家。
以上是两宋首都火灾的粗略概况，损失异常惊人。中小城市的火灾，也不甘落首都之后，损失也非常可怕——
建隆元年（960），宿州起大火，烧民舍万余区。
乾德四年（966）二月，岳州衙署、廪库起火，将市肆、民舍烧光，官吏逾城才逃一命。
开宝八年（975）四月，洋州起火，烧州廨、民舍1700区。永城县起火，烧军营、民舍1980区，死9人。
嘉祐三年（1058）正月，温州起大火，烧屋1。4万间，死者50人。
元丰元年（1078）八月，邕州起大火，烧官舍1346区，诸军衣万余袭，谷帛军器150万。
绍兴十一年（1141）七月癸亥，婺州起大火，州狱、仓场、寺观暨民居一半被烧光。
乾道九年（1173）九月，台州起火，一夜未停，烧县治、酒务及市民7000余家。
淳熙九年（1182）九月，合州起火，民居几乎全被烧光。
嘉定五年（1212）五月，和州起大火，烧2000余家。
总而言之，两宋三百多年内，全国发生的大型火灾有两百多次，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主要是发生在首都及各州县城镇上，其中以京城这样的大城市最为严重。以大中祥符八年（1015）四月荣王宫的大火为例，钱惟演《玉堂逢辰录》记述最详尽——
火是四月二十三日夜从荣王宫烧起的，当时大风从东方来，五更后火益盛，未至天明，东宫的雍王、相王、南阳郡王、兖王、王、荣王等六宫府第，一时全部烧净。二十四日，火又烧至承天门，西烧仪鸾司、朝元殿后阁，南烧内藏库、香药库，又东回烧左藏库，又西烧秘阁史馆。
午时，烧朝元门东角楼，西至朝堂。未时，火出宫城，连烧中书省、门下省、鼓司审官院。到了晚上，烧屋舍计2000余间，救火而死的人达1500多，至夜，火仍未绝……
火烧了整整一天两夜，烧得宫人相压，死于灰烬中者特别多，惨不忍睹，焚烧诸库，使香闻十余里外。宫中的大树大都烧毁了，所余者也都焦枯了。尤其是秘阁三馆的图籍，一时俱烧尽。大风中，纸片碎屑，漫天飞舞，源源不绝，飘向汴水……有人叹息道：唐末五代，书籍只存留下来这些，谁知遇上了这么一场火，一点未剩，太可惜了
这一损失使朝廷既惊又痛，大火过后，着手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补救图书，出示秘本，馆阁传写，且命儒臣编类雠校。宋代的校勘、校理图书官职，就是自此设立的。即使这样，也难以补救图书的损失，到嘉祐五年（1060），朝廷还诏示中外士庶，呈献宫中所缺的图书……
对火灾的痛切认识，首先还是体现在皇帝的自责上。大火刚过，真宗就发表了《荣王宫火延烧殿庭求直言诏》，指出这场大火是“失于防微”，需“弥深于省咎”，诚恳希望“文武官并许直言”，“勿吝倾输”。真宗紧接着将这次起火责任人荣王元俨，降为端王，贬出东京，降封在一个小地，怨怒情绪溢于诏令之中：“用警未然，使烈焰俄兴，燔延栋宇，罪既有归，勿忘修省！”
真宗自责，处分荣王，只能说是表面文章。荣王宫之所以起火，迅速蔓延，看似偶然，其实又是有其内在的必然的因由的——
宋在后周基础上建都于汴，荆南高继冲、湖南周宝权、南唐李煜、南汉刘、吴越钱俶、西蜀孟昶，纷纷辞楼下殿，辇来新朝。他们携妃将雏，举家迁徙，东京一时土木大兴。这和后来的宋廷南渡临安时的情形，有颇为相似之处。
加之赵匡胤一定国就说服高级将领，去买田建房，颐养天年，拥有广地壮宇就成为一时风尚，而处于政治、经济中心的首都，则为宅园建设首选之地。在东京、临安，占地广、规模大的多为王公贵族的住宅。
火灾
防火 火灾（3） 作者：伊永文
以东京的此类住宅为例：大中祥符年间景龙门北的李遵勖府第，仅其宅第以东就有隙地百余亩，悉疏为池，构堂引水，异石珍木，冠于京城。后来的蔡京常住的阊阖门外南边的府第，更是宏敞过甚，中有高达四丈九尺的六鹤堂，人行其下，望之如蚁。宅第的东园，嘉木繁阴，望之如云……
从这样的例子中，不难想见本不够宽裕的城市空间的拥挤。“甲第星罗，比屋鳞次；坊无广巷，市不通骑。”《皇畿赋》中的这些话，并非危言耸听。财大势雄的官僚“侵街”、“侵道”的现象屡见不鲜。
咸平五年（1002），真宗曾下诏令，命右侍禁门祗侯谢德权扩充东京的道路，拆掉沿街而建的“贵要邸舍”，可是招致一片反对声。虽然这次也设立了标记，立于街道两旁，不许越标私建，但真正实行还是很难的。真宗怎么能超越和摒弃他所依赖的统治基础呢
况且真宗当朝时，也用了14年的时间，修起了壮丽的玉清宫，宫殿占地颇多，二十八星宿，就各有一殿，面积大到2610区。玉清宫所用的楩楠杞梓，都搜穷了全国的山谷。
无限制地建府治第、筑楼修殿，势必要占又大又多的地方，其后果就会使东京的衢巷愈来愈狭隘。熙宁中，皇家作坊工匠因受不了苦，想夺门而逃，可是一个老兵将门关上阻挡，他们便无一人冲出。据说最初是因为这个作坊门巷狭窄弯曲，众工匠不堪忍受，请求将这作坊取直放宽，可是未获准许，工匠们便要冲出这牢房般的工作处。堂堂的皇家作坊也这等狭小，东京门巷的狭小可见一斑。
与唐代长安严格的方格网状街道不同，东京的街道或成丁字形，或成井字形。东京的路面普遍比长安窄，一般不会超过15～20公尺。这可从《清明上河图》上所绘的街道看出来。在东京，不宽的街道两旁，欢门矗立，店楼密列，高低起伏，参差错落，可东京的面积却只有长安的一半，人口却比长安近百万的人口要多，最多时达到150～170万。
以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2）计算，东京的人口约为55万左右，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6）增至为70万左右，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7）增至80万左右。这些数字，当然不包括临时来京者、流动商贩、驻守禁军及其家属等等。有专家曾以天禧五年（1021）城内50万人基数计算，其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3570余人，从《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到这种人如蜂集般的情景。
又如《清明上河图》所绘，在沿街店铺及一个挨一个的贵族宅第后面，又有密密的院落或住宅，也就是说密集的各式的市民居住区，占据了宋代大城市的大部分空间。城市人口增加很快，城市范围并无多大扩展，因而居住非常拥挤，这就使庖厨相近的状况日益突出起来，这是城市火灾的一个重要根源——
程琳任开封府尹时，内宫有一次失火，在场的宫人也都服罪，可是心细认真的程琳，为了明辨是非，就让宫人画了一张火经过的路线图。程琳清楚地看到，这是由于宫人多，居住地方非常狭隘，而炉灶靠近板壁，时间一久干燥了，火灾自然就起来了。
这纯属天灾，而非人为，但从中却暴露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庖厨相近势必会酿成火灾。这也是后人总结宋代城市火灾多的原因之一，即居民稠密、厨灶连绵。一向以忧国忧民为己任的王安石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曾先后写了《示江公佐外厨遗火》、《外厨遗火二绝》三首诗。其中一首：
灶鬼何为便赫然，似嫌刀机苦无膻。
图书得免同煨烬，却赖厨人清不眠。
如果没有很多的庖厨着火现象，王安石不会花费这么大的笔墨，更不会以宰相身份写出这样的讽刺诗，这些诗的用意无非是想引起市民们的警惕。
火灾
防火 火灾（4） 作者：伊永文
造成宋代城市火灾的第二个原因是宋代民宅板壁居多，砖垣特少。天圣五年（1027），宰相张知白就认为：按《五行志》的说法，宫室盛则有火灾，近来洞真、寿宁观相继失火，这都是“土木太盛之征”。城市中木、竹结构的房屋居多，像临安尤为突出——
绍兴十年（1140）七月，一场大火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