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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尿管插进去。我出了一身大汗，病人家属也有点着急。这时我变了一个姿势，把治疗灯换了一个角度，准备再插一次。当我再次使劲把导尿管插进尿道的时候，那老太婆的整个身体忽然痉挛了一下，让我想起我小时候曾经用火柴去烧一条手指粗的豆青虫，当火柴接触到它身体的时候，它就像这样狠狠地缩成一团。那老太婆这时完全不像个已经昏迷的病人，出乎我意料，凶狠而清楚地说：“该死！……你该死！”我定睛细看，导尿管显然插错了地方。我认为是尿道的地方原来是一个最不能刺激的神经汇集之处，怪不得病人像被火烧了似的难受。但病人家属不知道我干了什么，听到病人骂我，赶快向我连连道歉。医生在临床工作中挨病人的骂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我当然并不在意，我只有不安，因为是我操作不当，给病人增加了痛苦。我尽量快地做完导尿，什么也没说地离开了。
当天上午，病人去世了，我从昨晚开始的不安更加强烈。病人家属偏偏又在这时走过来，再次向我道歉。那时急诊观察室是由邵孝鉷大夫负责的。我越怕他问，他偏就一眼发现我神色不对，走过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了昨晚导尿的经过。邵孝鉷大夫问：“为什么不找护士？”我说：“我已经起来了，不想再打搅她们。”邵大夫又问：“为什么不开（病房的照明）灯？”我说：“我不想打搅别的病人。”邵大夫说：“喔？你在乎很多事情。”显然，“在乎很多事情”的弦外之音是“不在乎做一个糟糕的医生”。我为邵大夫一下说中了我的要害而羞愧。今天想来，要不是我对协和医院事先抱了那么多的好感，要不是我亲眼见过邵大夫神奇地解决了临床上那么多的难题，以至于我对他个人经历中许多事情，比如错划了右派，比如开创了中国的急救医学的先河等等都抱有一种奇怪的崇拜心理，我才不会听不出来他这句话中对我的拣了芝麻丢了西瓜的讽刺和对世界上竟然还有我这样不知职责所在的医生的惊讶。
我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以证明协和医院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具有这种寓言般的犀利和深刻。
一个暖和的春天上午，我去找内科主任张孝骞教授的秘书赖淑莹大夫。当我推开张主任的办公室，使我大惊失色的是，我竟然看见这位闻名全国的医学专家、内科学界权威、鼎鼎大名的张孝骞教授在痛哭流涕。这位耄耋老者用一方大手帕捂住脸，使劲儿擤着鼻涕，哭得像个孩子。在这之前，张孝骞是一位只可仰视的医界泰斗，所以这景象实在是让我吃惊不小。我慌忙退出来，甚至忘记了自己来干什么。后来，我听赖大夫说，张主任那天是因为每周一次的内科大查房被政治活动冲击了的缘故。这使我大大失望，觉得张孝骞老头儿在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这么多年里竟然还没有习惯这种事情，实在有那么一点幼稚。
协和医院的内科大巡诊也有人叫大查房，据考证，至少从其建院时的20年代就开始了。至我进修的80年代初，这个活动仍然被所有临床医生爱戴。内科大查房是协和医院最郑重其事的业务活动之一。先由住院总医师挑选病例，这些病例都是疑难、复杂或者罕见的。经主治医生和内科主任认可，由实习医生或者住院医生做全面的准备。病案资料要全部备齐，该做未做的各种化验要补做，有疑问的化验单要核实，病人的有些资料要画成大幅的图或表。这些病例都要事先公布出来，病房护士长也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届时她要使病区秩序良好，保证大查房顺利进行。由于有这样复杂的准备阶段，所以这活动还没有开始，就带上了很多庄严的意味，出席内科大查房的所有人都可以感受到它的程式化带来的严肃性。
查房开始后，先由住院医生报告病例，要求完整扼要，就是说不能遗漏，也不能繁琐。然后由主治医生发言，说明这个病例诊断和治疗上的主要疑问或者是经验。然后是大家提问和讨论，这种讨论往往严谨又热烈，看上去畅所欲言，实际上等级森严。对我们这些外来的进修医生，这是最好的观察本院各级医生的时刻，职务高低，学术水平如何，临床经验丰富不丰富，甚至风度仪表好不好，都属我们密切关注的内容。最后由内科主任综合讨论的结果，作总结发言。在这个总结发言中，他要明确表示自己的见解，提出今后进一步治疗和检查的意见。有些当时弄不清的问题，以后通过观察、手术或者病人死亡以后的尸体解剖弄清楚的，还会在以后的大查房中继续报告给大家。这种学术活动由于学术水平高，又完全针对临床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所以深受所有临床人员的欢迎。说是内科大查房，但全院各科室的人都会来，有时还有外院的医生参加。谁在这个协和医院大查房中有了精彩的表现，比如清晰完整地报告了病例，提出了非常出色的问题或者诊疗意见，甚至画了一张鲜艳美丽，又达意传神的图表，都会成为人们眼中的明星，甚至可能成为北京医疗界当时的话题。我记得自己做过一个梦，梦见我作为一个下级医生在协和医院内科大查房的时候向所有到场的人做了一个精彩的病例报告。醒来已经知道是梦，可还一整天的，像喝了蜜似的高兴。
后来，我读过一篇邓家栋先生撰写的文章《内科大巡诊杂议》①。邓先生是我国著名血液病学家，30年代毕业于协和医学院。令我非常吃惊的是，他所描写的30年代他在协和医院当实习医生时内科大查房的情况，在漫长的50年的时间里竟基本没有走样。他写的细节和我经历的大致相同。据说，协和医院的内科大查房在历史上只中断过两次，一次是日本人占领北平，强令协和医院关门的时候。另一次是“文革”期间。
我在协和医院进修，正是“文革”结束不久，内科大查房制度说是恢复了，但一有重要的政治活动，比如全院开大会传达什么文件的时候，就会把内科的大查房冲掉。这次张孝骞主任痛哭流涕就是因为又一次精心准备的内科大查房被领导通知取消了。
按说对于这种事，就算找不到幽默感，也早应该习以为常了。这是80年代所有科研机构里共同的景象。许多以顽固著称的知识分子都接受了这种现实。事实证明张孝骞却不能。
张孝骞是湖南人，1921年他毕业于湖南湘雅医学院。他是这个当时全国首屈一指医学院中最棒的一个学生。他创下了这个学校入学考试、毕业论文和答辩三个第一名的唯一的纪录。抗日战争结束后，他来到协和医院任职。当我进入这所全国最高医府的时候，张孝骞这个名字仅用德高望重来形容是不够的，它似乎代表了职业医生最高境界。在我们眼里高大得了不得的医疗专家一提到这个名字，脸上都会有一种肃然起敬的神情。
张孝骞有一颗巨大的头颅，和一张农民的脸。如果不是长期学术工作使他的表情带有浓浓的书卷气，你会以为他根本来自湖南乡下。我们听说，张主任解决临床上的疑难问题有非常特殊的本领，他不仅能从理论和经验的意义上做到点水不漏，对一些绝无仅有的病例他甚至能从病人的生活方式或者心理活动中找到诊断的线索，使他的临床诊断水平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这种故事在临床医生们中流传，在许多人眼里，他是一个传奇人物。我在协和医院期间，最流行的也是被所有上级医生当做典范讲给下级医生听的两个病例是：有一个被其他医生确诊为结核性脑膜炎的病人，各种临床症状和检验指标都符合诊断。张主任在徒手检查这个病人的时候发现他颈部有一个淋巴结稍大。凭着丰富的临床经验，从这个线索出发，他很快查明这个病人是得了一种叫做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的病。这种病往往自然好转。在停止一切治疗之后，病人很快恢复了健康。还有一个持续高血压而不明原因的病人。张主任又是凭着徒手检查的硬功夫，发现病人耳道里有一个小结节。从这个不起眼的小结节人手，他判定病人得的是一种叫化学感受器瘤的病。这个病非常罕见，全世界只有少数报道。很多年资不低的医生，甚至不知道有这样一种病。张主任不仅做出了这个诊断，还说出这种病例刊载的刊物名称、期号和这本刊物放在协和医院图书馆哪一个书架上的什么位置。
有一天，我在张主任每周一次的门诊时间，陪一个病房的病人去找他。那时还没有专家门诊，张主任的挂号费和普通医生一样。在等待的时间里，我非常希望有传奇故事发生，但我见到的却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景象。张主任看的病人都是一些感冒发烧，但他却认真得无以复加。对于每一个走进来的病人，张主任竟然都要先欠身问好，然后详细问诊。视触叩听一样也不马虎。这个闻名全国的医学专家竟然对日常门诊工作如此一丝不苟，实在让我有些意外。后来，进来一个外地病人，是一位衣衫近乎褴褛的乡下老妇人，张教授仍然先欠身说了“你好”，然后再问：“老人家怎样不舒服？”
这老妇人几年来发烧消瘦，就是查不出病因，这次是北京的儿子接来看病的。张教授在检查中要病人把袜子脱下来，病人不肯，说是脚脏，还有“很重的湿气，看不得的”。
张主任则和颜悦色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一定得看一看。”那口气好像是在请这母子为自己做一件天大的好事。
儿子帮母亲脱下袜子，果然脚很脏，有很多地方溃烂了，散发出一股臭气。张教授把病人的脚拿到离眼睛很近的地方详细观察，还用手在上面按来按去，他对身边的医生说：“看，病人的脚上虽然有湿气，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脚气，但不完全是。这些糜烂的地方也不一定只是脚气感染……”这时候我有点激动起来，因为我猜到什么不平常的事情快要发生了，但由于我是陪病房的病人去的，不能多待。事后我听说，这个病人的诊断确实是从脚上找到的线索，是一种不多见的寄生虫病。我曾把我当天看到的张主任看门诊的情况告诉邵大夫，说我真没想到他甚至对每个进门的病人问好。邵大夫只淡淡地说：“张主任这样子，已经数十年如一日。”
急诊观察室的工作庞杂繁重。我们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进修医生，为了多接触病例，多积累经验，尽量争取多做工作。我记得那时病房里没有实习医生，所以我们这些进修医生不仅要干实习医生的活儿，有时，护士的活儿我们也干。收病人，写病历，治疗，值班，来来回回跑腿，取化验单，送标本，一天忙下来不知道东南西北。有一次我连着上了半个月的夜班，倒成白班的那一天，我才发现春天已经来了，在两个星期里北京城已经全都绿了。这时我想起临床工作中的辛苦和压力，不禁有些闷闷不乐。
这种坏心情和前几天夜里，楼上病房发生了病人自杀的事情有关。那是个挺年轻的男性白血病患者，不知是因为治疗无望还是病人自己觉得太痛苦，反正他在半夜从病房的窗户里跳出来，坠落在离我们急诊观察室不远的地方。病人当时就死了。值班的医生和护士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我听说那个年轻护士也是来进修的，出了这个事，大病一场，以后连护士都不做了。应该说，在来到协和医院以前，我虽然知道当医生是一种崇高职业，是和人的生命打交道的。却从没有体会过临床工作中如此沉重的压力，也不知道医生护士肩上有这么复杂严肃的责任。我没法想象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我值班的时候我会怎么办。那几天，我特别紧张，晚上我病房里有病人出来上厕所，我都竖起耳朵听动静，那个自杀的白血病人的影子总在我眼前晃。
日子虽然不好过，但还是过下去。因为邵大夫总给我们所有在急诊观察室工作的人带来信心。他并不特别明确地要求我们做什么事情，但只要他在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和怎样做。他的方式总是理智和冷静的。观察室里有一个多次发生心肌梗死，心脏功能已经非常差的中年病人，他是一位科学家，手里有很重要的工作。单位和家庭为了保护病人的情绪稳定，都向他隐瞒了一部分病情。但在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心力衰竭以后，病人自己忽然意识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他私下里问邵大夫他还有多少时间，他要把手里的工作交出去才行。邵大夫考虑一下，就如实向病人说了。这使得病人在最后的日子里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心愿。病人弥留之际，对邵大夫一再表示感谢。我们几个人事后带着一点敬佩的口吻议论这件事，说邵大夫对疾病过程了解得那么透彻，几乎一日不差地预见了病人的死期。这话让邵大夫听到了，他心情略显沉重地说：“医生能说出病人什么时候死算什么本事。……这个人死得太可惜。”还有一次，我们随邵大夫在病房里检查病人，在给一个女病人听诊的时候，一位进修医生动作笨拙，女病人很不自在，但又不敢说什么。邵大夫把那个医生拉到一边，换上我，并且决定这个病人以后由我负责。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邵大夫在晨会上问我们：“听诊时应该注意什么？”我们七嘴八舌说了不少，最后，邵大夫说：“还有一条叫做‘尊重病人’，尤其对年轻女性，这一点非常重要。你们为什么都没有说？说明你们脑子里没有！”我说过了，由于对我出生的这所医院抱有毫无保留的好感，不管别人是否能够接受这种严厉的耳提面命，我对邵大夫的类似说教甚至到了一日不听一日不爽的程度。这以后，我自认为我的检查动作不仅规范而且优雅，因为我的耳边总回响着邵大夫的“尊重病人”的谆谆教导。
这一天，我又在这样优雅地检查着我的病人。这是一个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年轻女病人，这次是由于想做手术来到北京。几天前她由于发生了轻度心力衰竭而住进急诊观察窒。现在她正一边纠正心衰，一边等待外科手术病床。这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文静而略显羞怯。我正检查，忽然发现她脸上的神情发生了很大变化，先是有点吃惊，随即发射出一种幸福的光彩；好像她整个人都像一朵鲜花开放了。我回头一看，一个身材高大、头发斑白的男医生正含笑站在我身后。我的病人轻轻唤道：“方大夫！方大夫……”那声调饱含感情，我不认识这位方大夫，但从对方的气度上猜到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高年资医生，就让在一边。他一边用眼睛回答了女病人的招呼，一边对我说：“你是罗大夫吧，我是方圻。我刚刚看了她的病例，她原来是我的病人，我可以看看她吗？”
我真没想到站在我面前这个谦和文雅的人就是最著名的心脏科专家、协和医院副院长方圻大夫，而且通过看病例就知道了我的名字，还叫我“罗大夫”。
在得到罗大夫的允许之后，他又转向那位姑娘，认真地再次回答她的问候：“你好。”
姑娘激动得好像喘不过气来，她说：“方大夫，我好想你！”这回声音里不仅饱含激情，甚至已经带了泪了。
方大夫笑着点点头，又简短地解释说：“今天外科的×大夫说你来了，要做手术，我来看看你。”
我看到，泪水竟然真的噙满了姑娘的眼眶，她脸上幸福的光芒好像要把整个病房照亮。
方大夫开始检查病人。在叩诊开始以前，他把病床周围的帘子拉上，遮挡了除我之外一切人的视线。然后，他把自己的双手握在一起让它们足够温暖。叩诊一开始，我就发现他的动作有一种说不出的灵活轻巧，两只手像两只在水面上低飞追逐的燕子，清晰的叩诊声从他指甲剪得短短的手指下面传出来的时候，简直像音乐一样好听。当他叩出心脏浊音界的时候，他指着那地方，认真地征询我的意见：“在这里？”听诊时，他又先把听诊器放在手里捂热，然后将病人的衣服打开，只有够把听诊器放进去的那么一块小小空间，这个空间随着他的听诊器在患者胸前移动。在听到心脏杂音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忘记我的存在，再次抬起头来问我：“差不多三级？”天呐，就算他不用这种方式表示对我的尊重，我早已满心里都充满了对他的好感。我当然明白凭他的临床经验，他根本用不着如此认真地征询我这下级医生的意见。
检查完成了，他随手但细心地给病人盖好被子。看得出来，他的所有细致入微的动作都熟练到成为一种习惯，只是当他注视病人眼睛的时候，是一种有针对性的关怀。临走时，他对病人说：“我会和外科×大夫交换意见，一切都不用担心，好吗？”他转过头来，再次非常礼貌地对我说完再见，才离开了病房。
原来，这个女病人十几年前到协和医院就诊时是方圻大夫给她确定了诊断。住院期间，方大夫给这个小女孩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告诉我，方大夫是她一生遇到过的最亲切的人，不仅医术高明，她还亲眼看到他对每一个病人发自内心的关怀。她说，在这以后的十几年中，她不仅不能忘记他，而且在一个心脏病人艰难的生活中，她是靠了不断回想方大夫，才没有动摇对生命的信心。这次做手术虽然又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但她知道方圻医生已经是全国闻名的，经常给中央首长看病的大专家了，根本没想过还能见到他。谁想到方大夫听说她住院，竟然还记得她，专门来看她，还给她做了检查。她说昨天晚上她还因为害怕手术而睡不着觉，现在见到了方大夫，她什么都不怕了。
一下午，我都和那个女病人一样激动。我想，我的脸上一定也泛着幸福的光辉。方圻大夫检查病人的整个过程，不仅使我知道自己离规范和真正的优雅还有多远，而且我发现已经从几天以来的坏心情中彻底解脱。方大夫身上那种朴素又高深的博爱，使我对医疗职业有了一种全新的，类似宗教一般圣洁的感情。每次回想起那天方圻大夫出现我面前的时候，我就怀疑我看到了医学的上帝，否则怎样解释那种心灵的被照亮，那种好像听到音乐一样宁静？应该说我在协和医院多次看到了医学的上帝，张主任、方大夫还有邵大夫这些人在临床工作中都有一种上帝才有的魅力。我曾对别人说，他们在工作中不是人，不是医生，而是圣，是医圣。
总之，我并没有意识到在协和医院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