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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家庭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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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在衔枚疾走。两军遭遇时,惊心动魄的喊杀声陡然爆裂,灯豆霎时零乱不堪……。那一夜,枪炮声彻夜震荡着远处的山峦和我们幼小稚嫩的肺腑,让我们为战争的壮美而激动万分。连演习组织者为节省时间,发给每人一份的简易晚餐:两个甜圆面包,一根香肠,两个茶叶蛋,都使我们如啖山珍海味,心里像过节一样快活。

6月份,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各大区和省的党政负责人都在北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在会上向毛泽东提起北京军区杨村军事表演的事。毛泽东一时兴致大发,说:“有这样好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也去看看?”贺龙立即通知北京军区准备,同时告诉在济南的爸爸,要他马上回京筹备。爸爸建议增加济南军区的几个分队和民兵参加表演,贺龙同意了。

如此,1964年在全军兴起的群众性练兵运动以向毛主席汇报的方式达到了高潮。

1964年6月15日下午,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国党政军所有重要人物: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贺龙、聂荣臻、李先念、李井泉、谭震林、乌兰夫、陆定一、康生、薄一波、李雪峰、刘澜涛、杨尚昆、肖劲光、许光达以及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共数百人,浩浩荡荡云集北京西郊射击场。在整个表演过程中,爸爸始终不离毛泽东等领导人左右,由于这些表演他都是事先看过的,所以对一切过程都了如指掌。他亲自讲解每个项目,谁提了什么问题,他便快步走过去作解释。元帅们交待了什么事情,他又立即派人去办。

第二天,毛泽东意犹未尽,决定下午先在十三陵水库游泳。爸妈陪他下水,一直游到水库中心的小岛。上岸后,毛泽东兴致勃勃地问爸妈:“你们两个谁游得好。”爸爸指着妈妈说:“她游得好,我比不上她。”实际上,爸爸原来不会游泳,因为他小时在家的时候有一个兄弟在嘉陵江里游泳淹死了,奶奶从此不许爸爸下水,出门读书要在脚杆儿上用毛笔划上记号,回到家里要检查,看墨迹还在不在。建国以后,爸爸做公安部长,毛泽东酷爱游泳,他觉得自己这个做保卫工作的不能不会,所以在50岁上学会了游泳。

在十三陵看了追击炮射击和水雷、石雷表演后,需转到阳坊观看炮兵和坦克兵表演。由于天气热,毛泽东游过泳,已经疲乏,爸爸、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还加上一个江青都劝毛不要看了,回去休息。毛泽东说:“人家准备了,不看不好嘛。”杨得志说:“炮兵和坦克表演,以后再找机会看。”毛泽东问:“哪里找机会呢?”杨得志不做声了,杨勇赶快说:“两位主席下决心吧。”

毛泽东稍稍考虑了一下,站起来只说一个字:“看。”于是一行人又浩浩荡荡来到阳坊,看完了炮兵和坦克射击表演。

两天时间里,毛泽东和所有到会的人都兴高采烈。台上台下掌声笑声响成一片。我亲眼看见白发苍苍的叔叔伯伯们一个个高兴得像孩子似的。两天表演,两个军区七个军的一些分队加上民兵参加,表演成绩超水平发挥不说,整个活动紧凑有序,一点事故也没有出,作为组织者,爸爸愉快的心情可以想见。

愉快的爸爸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如此盛大的军事检阅,这等风光热闹的场合,国防部长林彪却没有露面。

事情后来的发展证明,林彪确实对权力有过非分之想。不知是什么,诱发了这个在战争年代立下赫赫战功的共和国元帅的权力欲望,也不知道这种隐秘的欲望开始于何时。但是对于爸爸来说,大概是从这个时候起,周围的一切事情开始变得别扭起来。

爸爸回军队是林彪的提议,是他看中了爸爸的可靠和能干。有爸爸在,在实际工作中他便基本上不用操心,但是事隔不久,他发觉有一些事情不在他的预想之中。

首先他没想到爸爸和毛泽东以及周恩来的关系那么密切。这种关系是许多微妙因素的总和,而且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尤其是在爸爸卓有成效的工作中,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尽管林彪已经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引起了毛泽东特殊的好感和注意,在全党独树一帜。但他对自己仍然没有自信,在他和毛泽东的关系中一直缺少的那么一点点亲切和自然,使他拿不准他的这种表现是否真的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

第二,他没有想到罗瑞卿以他的勤奋周到和严谨很快成为军委里几位副主席都乐于接受的人。他和他们所有人都很快地建立了融洽的工作关系。

第三,1962年秋,部队东南沿海备战后,叶群向中央反映,林彪指挥部队入闽累病了,需要休息。毛泽东决定,在林彪养病期间,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林彪称病不出,不管是真是假,也不管他称病的目的如何,反正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所有人都当他真的病了。所以,毛泽东决定军委的日常工作由贺龙主持,而且明确告诉爸爸:“林总最近身体不好,军队的事情可以请贺总多管一下。”爸爸就真的一心一意配合贺龙抓军委工作。因为他病,好多事情贺龙和爸爸只好直接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因为他病,军委其他副主席交办的事情,爸爸也尽量不打扰他,快手快脚地自己都办了。日子一久,林彪开始不安。

林彪有一次若有所思地问爸爸:“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爸爸没有搭腔。因为他知道,林彪虽然用了“我们”这样一个共称代词,但这个主语实际上和他没有关系。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是数得出来的几个,林彪和这些人都是他的上级,都是他敬重的元帅。他的组织观念告诉他,这绝不是他应该参加讨论的问题。但这使林彪大为不悦,爸爸虽然用自己的沉默表示了对他的尊重,但林彪还是一下子看透了爸爸内心深处那汪太清的水。他明白了,罗瑞卿看重的东西已经超越了他林彪个人,罗瑞卿基本上不能做到唯他林彪马首是瞻。

还有一次,林彪从外地休养归来,一下飞机就打电话要爸爸马上去见他。爸爸在开会,还有其他军委首长在场。爸爸在电话上小心翼翼地说:“散了会马上去。”林彪大发脾气,当时就摔了电话机。后来,他在他那些当做备忘录的卡片上愤怒地写道:“大捧别人,大跟别人,回京后根本不来见面。……让他做绝。”“当做又一彭黄也——”

这些发自国防部长林彪的危险信号并没有引起爸爸的警觉。相反,当时光流转到1964年的时候,爸爸又协助军委两个副主席,贺龙元帅和叶剑英元帅搞起了群众性练兵运动,惊动了毛主席,惊动了中央。又搞如此盛大的军事检阅,不仅毛泽东去了,中央领导几乎全体出动,还带去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前呼后拥,万头攒动。罗瑞卿更是跑前跑后,出尽了风头。军委以至军队,还是他林彪说了算的地方吗?

林彪必须力挽狂澜。

他的拿手好戏是突出政治。

这一年的冬天,林彪就当时部队工作中的问题做指示的时候,咄咄逼人地说:“有的部队只抓军事技术,不抓政治思想,甚至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他说:“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明年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反对单纯生产观点。”“军事训练、生产等可以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该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林彪的这个突出政治的指示做完之后,不动声色地叫爸爸拿去修改。

爸爸对林彪这些话中的意见,也就是矛头所指不会不明白,他甚至明显地感到了林彪要他屈服的暗示。但是,如果说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爸爸对林彪的许多看法和提法是同意甚至是信服的,那首先是因为他觉得这些看法和提法都是对的,是对部队建设有益的,包括所谓的“突出政治”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等简单极端的做法。但是现在,林彪却把突出政治和抓军事、练技术对立起来,说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把抓军事训练说成是单纯军事观点,甚至还要扣上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帽子。爸爸认为这不是他个人的事情,他应该为整个部队建设担忧。他怕贯彻林彪突出政治的指示后,政治会乱冲击一气。怕1964年军训成绩退下来,完不成毛泽东交待的两年普及军事训练尖子的任务。

于是,在修改这份林彪的原稿时,爸爸提出了一些增改意见。在1965年初军委办公会上讨论和传达林彪这个指示的时候,爸爸又做了一个明确表达自己观点的发言。他不同意给群众性练兵运动戴上单纯军事观点的帽子。坚持认为1964年军事训练的成绩是主要的,比武始终贯彻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调动了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气可鼓,不可泄。他甚至针锋相对地说:“政治也不能乱冲击一气,不能搞空头政治。”

这些意见都是在会上公开发表的,会议文件经军委办公会议通过,交林彪审查,林彪同意后以军委文件的形式下发给全军团以上干部。

但是,林彪却通过爸爸这些言行,再一次证明了这个事实:罗瑞卿绝不是一个随声附和的人,他有一种非常讨厌和顽固的坚持原则的坏毛病。如果说以前发生过的那些事,摔话筒啦,意味深长的试探啦,酸溜溜地认为爸爸出风头啦,还多少有点闹脾气使性子的味道,那么从现在起,林彪不得不重新来估计罗瑞卿,重新严肃考虑他和自己的关系了。

尤其是,当权力的欲望折磨着这位曾经骁勇善战的元帅,当他在和平的日子里,对自己日益变得平庸感到不满,当他出于对党的领袖和党内体制的深刻理解,自信能够凭借自己的方式,搅浑毛泽东的这盆水,创造另一份自己的家业的时候,他更得目光如炬地选择忠于自己的人了。

道理再简单不过。我想如果将来有人演戏,这句戏词儿可以这样唱:浑水摸鱼,已是国防部长锦囊中的妙计。怎容忍,总参谋长罗瑞卿,水清无鱼?……

17。走上祭坛

他们歌唱,光荣归于至高者……

——《失乐园》257页

读我自己写下的这些故旧之事,我总会有忽然失去真实的感觉。

我说总会,是因为从我十年前有机会接触到“文革”期间,爸爸在监狱里亲笔写下的自传开始,我就对这些发生在“文革”前夕的事感到荒谬和难以置信。

现在我多少明白了,我的毛病在于我总是难以接受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培育了我精神世界的共产党人,党的领袖,也有如此委琐,如此丑陋的人性弱点。我总是难过地发现,我的父辈,这些高大的共产党的创始人们竟然不是可以避免人类弱点的超人。我惊异,一个伟大的事业和一些伟大的人物,却由于一些如此渺小的原因演出了令后人汗颜的滑稽戏。

这种人类弱点和渺小的原因通常包括:自大狂、偏听偏信和背信弃义。

就算林彪已经洞悉了罗瑞卿的为人,但爸爸在军政两界担任的重要职务,他和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密关系以及在其他党的领导人,包括各位军委副主席面前已经建立起来的精明强干的形象,已经创造的卓越工作成绩,都使林彪不能等闲视之。要搬掉罗瑞卿这块绊脚石,他还有许多事情得做。其中,动摇毛泽东对罗瑞卿的信任是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关键。

1965年2月,上海华东医院的高干病房里,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正在艰难地走完他生命的最后的路程。刘亚楼得的是肝癌,医生们已经对他的病束手无策。刘亚楼的妻子叫翟云英,原来是个医生,我们小时候都觉得她长得挺好看,后来才知道她有俄国血统。

据她讲,林彪的妻子叶群,在那一段时间里忽然成了刘亚楼病房里的常客。叶群一来就要谈上半天,连她翟云英也不准在场。有时候好容易叶群谈完了,坐上汽车开出医院的大门,翟云英还未在丈夫身边坐稳,叶群的汽车又掉头回来,翟云英只好再次离开病房。叶群和刘亚楼谈什么,翟云英不知道,刘亚楼不说,她也不问。她只是觉得丈夫在那一段时间里非常烦躁。使她更为吃惊的是,林彪竟然也一改平日怕风怕光怕见人的规矩,打破他从来不看望任何下级,更不探视任何病人的常例,亲自跑到刘亚楼的病房里来和他谈话。内容仍是非常秘密的。

这时候,爸爸专程到上海向林彪汇报工作,林彪却让爸爸先找刘亚楼谈。爸爸对林彪的安排十分奇怪,但是他正好也想看看刘亚楼,就先去了华东医院。爸爸安慰刘亚楼,要他安心养病,要心胸开阔。刘亚楼对爸爸说:“林总说了,现在几个大将,论身体,论能力,我不用罗瑞卿,用谁呢?”他还要爸爸对林彪不要有误会。这些话使爸爸如坠五里雾中,他并未意识到这是林彪通过刘亚楼对他进行的最后一次争取和试探,看他到底肯不肯上林彪这条船。后来,爸爸回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曾经说:“我当时只是想,他林彪,我罗瑞卿,都是为党为人民工作,这些话算是从何说起呢?”

刘亚楼沉吟了许久,又对爸爸说:“我也有对不起你的地方,说了一些也许不该说的话。”爸爸对这些话同样没有在意,一个垂危的病人,常常会有特别伤感的想法。爸爸仍然嘱咐他好好养病,不用考虑太多的事情。

这场莫名其妙的谈话之后,林彪才出来见爸爸。林彪问爸爸和刘亚楼谈得如何,爸爸只是如实相告。林彪看出爸爸根本没懂他的意思,他对爸爸的表现又一次失望。但是时机远未成熟,他林彪更不能自己把这层窗户纸捅破。林彪看爸爸情绪低落,就把话锋一转,对爸爸用安慰的口吻说:“去年(指1964年)的军事训练有四好:即用心好、内容好、方法好、效果好。以后打仗或准备打仗时,也许还要搞突击的军训。但今年要突出政治,不突出政治,一切坏的东西,庸俗的东西都会出来。”谈话到此结束,但是林彪的话却未使爸爸感到丝毫的宽慰。实际上,爸爸虽然在军委办公会上为1964年在全军开展的群众性练兵运动进行辩护,虽然军队中的大多数将领都不同意全盘否定练兵运动的成绩,但是这个轰轰烈烈的练兵热潮已经急速降温了。更令爸爸心乱如麻的是,他完全无法估计他和林彪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只是觉得,林总行事说话越来越怪异。

爸爸后来曾经对妈妈说,1965年那一年,他的心情很不好。林彪经常会和他说一些莫名其妙,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比如什么“你们都可以放心,我林彪就是犯了错误,也不会连累你们,连我的老婆孩子也不会连累”等等。对于类似的话,爸爸在大多数场合,只要能够维持礼貌就沉默,或者顾左右而言他。但是有一次,林彪说得太多了,他再不开腔实在不行了。爸爸小心翼翼地说:“林总,我想我们这些人和主席的关系是棒打不散的。”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爸爸说这话实在是有点自作多情。因为没过多久,林彪和毛泽东都毅然决然地割断了他们和爸爸的关系。但正是这种自作多情的话引起了林彪更大的不满,他要的是爸爸对他个人绝对的服从,而不能掺杂另外任何别的因素。

每次进行完一场这样的谈话,爸爸就觉得很忧郁,他不懂林彪为什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多疑。他只能安慰自己,把这一切都归结为林彪在长期养病的生活中产生出来的坏脾气。

1965年4月上旬,爸爸要回北京参加作战会议,当时毛泽东在武昌。爸爸从广州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工作,说他自己拟先到武昌向毛主席请示作战会议的问题,然后再到上海去向林彪请示。不久,毛泽东处回电说,不要来武昌,也不要去上海,先回北京开两星期会,然后再来汇报。4月28日,爸爸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先在北京开完了会,然后陪同贺龙元帅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为了向林彪汇报,爸爸又只身去了上海。

林彪知道爸爸先陪贺龙去了武昌,心里已经不满。一见了面就没头没脑地先说了一句:“要加强通气。”然后又说:“你过去通气是有的,但不够,要加强。”林彪还对爸爸和他之间的通气规定了五条。这五条大概的意思是,如林彪在北京,要×日一次汇报工作,如在外地也要×月一次。爸爸到他那里汇报工作用不着事先联系,也用不着事先打电话,随到随去等等。林彪在向爸爸说明通气的重要性时竟然还拿出了党章一字一句地念起来,还引用了毛泽东的语录。这种非同寻常的情况使爸爸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他仍然不能懂得林彪的火气到底从何而来。爸爸说:“我知道毛主席和你都是最痛恨不通气的。我今后一定照规定做。”林彪说:“你能做到,就好。”

当时,刘亚楼的病已经很重,父亲去看他,告诉他:“毛主席要你好好休养。”刘亚楼说:“我不要紧,毛主席的健康最重要。只要主席健康,你的身体健康就好。”当时妈妈也在场,她听到刘亚楼的话曾经起了一点小小的疑惑。刘亚楼为什么没有在谈到身体健康的问题时,在毛主席和爸爸之间提到林彪,要照当时的常理,刘亚楼是不会疏忽这种问题的。但是因为当时妈妈看到刘亚楼病势深重,心里很悲痛,就没有再想下去。也没有料到,这种“疏忽”是因为刘亚楼已经对林彪想在他这里打开整爸爸的口子有所恍悟,而对林彪产生了不满。第二天上午,刘亚楼就去世了。对于他的死,爸爸曾经很难过。因为刘亚楼是一个能干得力的干部,是爸爸的一个朋友。刘亚楼的丧事办完后,爸妈还请翟云英和她的孩子们到我们家里吃饭,我记住了刘亚楼叔叔有一个儿子的中文说得特别差,据说是因为他从小跟了一个只会说俄语的苏联保姆,所以从此学不好中国话了。但他的名字却非常中国,叫刘煜奋,爸爸说:“你的名字又热又亮。”我查了字典,“煜”是火焰和照耀的意思。

5月25日,爸爸深夜才回家。连续几天的作战会议使他已经很疲倦。一进家门,秘书就送上一份电话记录。这是林彪口授的一个关于作战会议第六十三期简报的指示:“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六十三期简报关于罗总长作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明天要在各小组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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