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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三代经营旅馆的悲喜剧:新罕布什尔旅馆-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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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不明讲?”
  “朗达很尽责。”父亲说。
  “可是她住在日间休息室。”母亲说。
  “什么是日间休息室?”蛋蛋问。看来大家都想知道。
  弗兰妮和我用对讲机听了半天朗达房里的动静,但直到几星期后,我们才明白日间休息室是什么。有时我们在早上八九点打开朗达房里的对讲机,听了一阵子呼吸声,然后弗兰妮会说“睡着了”或者“在吸烟”。
  到了深夜,弗兰妮和我继续听着。我说:“也许她在看书。”
  “你开玩笑?”弗兰妮说。
  穷极无聊,我们开始听别的房间,一次一个,或者全部一起。我们听着麦斯房里的杂音——有时会听到他的收音机——也听着尤里克太太地下室厨房里的汤锅。我们知道三楼只有爱荷华巴布在,偶尔会去偷听他练哑铃——还经常打断他练习批评几句,例如:“加把劲,爷爷,再快一点!用力举啊——你变慢了!”
  “死囝仔!”巴布吼道。有时他就拿起两个铁球贴近对讲机一敲,震得弗兰妮和我跳起来,抚着嗡嗡作响的耳朵。“哈!”巴布教练叫道,“整死你们这群小鬼!”
  “三楼有疯子,”弗兰妮会用对讲机广播,“大家把门锁好。三楼有疯子。”
  “哈!”巴布教练一边喊,一边做他的仰举、伏地挺身、仰卧起坐、单手举重,“这旅馆是给疯子住的!”鼓励我举重的正是爱荷华巴布。弗兰妮的遭遇令我决心要让自己变强。到了感恩节,我一天可以跑六英里,而得瑞的越野赛跑课只有二又四分之一英里。巴布教我猛吃香蕉、牛奶和橘子。“加上通心面、米饭、鱼、一堆青菜、热麦片,还有冰淇淋。”老教头对我说。我一天举重两次,除了跑六英里之外,每天早上还到艾略特公园练短跑。
  一开始,我只长体重。
  “别吃香蕉了。”父亲说。
  “还有冰淇淋。”母亲说。
  “不、不,”爱荷华巴布说,“肌肉要花点时间。”
  “肌肉?”父亲说,“他这叫做肥。”
  “你看起来真像个小天使,亲爱的。”母亲告诉我。
  “你看起来真像只熊宝宝。”弗兰妮告诉我。 。。

05 圣诞快乐,1956(2)
“只管吃就是了,”爱荷华巴布说,“举重加跑步,包你马上不一样。”
  “在他‘爆炸’以前?”弗兰妮说。
  我那时快十五岁,在万圣节和圣诞节之间重了二十磅;我有一百七十磅重,但还是只有五英尺六英寸高。
  “兄弟,”小琼斯告诉我,“如果把你涂上黑白两色,然后在眼睛旁边画个圈圈,你就像只熊猫了。”
  “别急,”爱荷华巴布说,“你会减掉那二十磅,然后全身硬邦邦。”
  弗兰妮夸张地打了个抖,从桌子下踢我一脚。“好硬!”她叫。
  “低级。”弗兰克说,“什么举重、香蕉、在楼梯跑上跑下,全都低级。”如果早上碰到下雨,我便不去艾略特公园练跑,改在旅馆的楼梯跑上跑下。
  麦斯威胁要往楼梯间丢手榴弹。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早晨,朗达·蕾伊在二楼的楼梯口叫住我;她穿着一件睡袍,看起来比平常更困。“告诉你,你的声音就像有人在我隔壁做爱一样。”朗达说。她的日间休息室正是靠楼梯最近的一间。她喜欢叫我“小强”。“我不在乎脚步声,小强。”她告诉我。“我只受不了你喘气。”她说,“我分不清你是要死了呢,还是快‘来’了。总之你把我吓毛了,告诉你。”
  “别理他们,”爱荷华巴布说,“你是这家子头一个关心自己身体的人,你得择善固执、终生不渝。”巴布告诉我:“在变结实前,你得先把自己喂胖。”
  就这样,我一直坚持到今天,我的身材全归功于爱荷华巴布——这份固执从未消失——还有香蕉。
  过了好一阵子,多出的那二十磅才消掉。但它们不再回来了——我的体重永远是一百五十磅。
  满十七岁前,我终于又长高两英寸,然后就定住了。这就是我,五英尺八英寸、一百五十磅,全身硬邦邦。
  再过不久我就四十岁了,但每次练身子时,我总会想起1956年的圣诞。现在有各种精巧的举重器材,不用再往杠铃上加铁轮,也不会因为忘记锁螺丝,铁轮一滑把手指压得血肉模糊,或掉下来砸到脚。然而,无论体育馆和健身设备有多摩登,我只要轻轻举几下,一切就回到了爱荷华巴布的房里——熟悉的三楼、放杠铃的破东方地毯——从前哀愁睡在上面的那条,每次躺在上面练完举重,巴布和我全身都是老狗毛。等上下举了一阵,那持久而可贵的痛楚开始传遍全身,我心中便历历在目地浮现出得瑞体育馆的举重室,那些大汗淋漓的身影,还有马毛毡上的每一点汗迹。我们总是等着小琼斯做完他“那一趟”:小琼斯会把所有铁轮都放上他的杠子,我们则带着空空如也的杠子,站在那儿等了又等。打克里夫兰布朗队那几年,两百八十五磅重的小琼斯可以仰举起五百五十磅。他在得瑞时还没那么厉害,但已足够为我奠定仰举的练习目标了。
  “你多重?”他问我,“你总知道吧?”我告诉他我多重。他摇着头说:“好,加一倍。”等我加了一倍——大约三百磅——他就说:“好,背向下躺到垫子上。”得瑞没有练仰举用的长凳,所以我背向下躺到垫子上,小琼斯拿起三百磅的杠子,轻轻放在靠近我喉咙的地方——刚好稍微碰到喉结。我两手抓住杠子,手肘往软垫一沉。“举过头。”小琼斯说完就走出举重室去喝水或冲澡,我则躺在杠子下动弹不得——三百磅在我手上纹丝不动。有些个子比我大的学生走进来,看我躺在那里,便用尊敬的口气问我:“呃,你等下会练完吗?”

05 圣诞快乐,1956(3)
“对,我在休息。”我像只蟾蜍胡吹大气。于是他们离开,等下再来。
  小琼斯回来了。
  “怎样?”他问,帮我拿掉二十磅、五十磅,然后一百磅。
  “试试看。”他一次又一次地说;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直到我能自己从杠子下脱身。
  当然,我那一百五十磅的肉从没举起过三百磅,只举过两回两百一十五磅;但我一直相信,举起身体两倍的重量并非不可能的事。在那股沉甸的压力下,我总能陷入狂喜的恍惚状态。
  有时我举着举着,眼前就会浮现出护法黑军在林子里前进、哼着小调的身影;偶尔还会想起小琼斯住的五楼宿舍那股气味——那炎热的丛林,天上的夜总会。有时跑了三四英里后——偶尔要等到六英里——我的肺便会清晰地忆起在哈罗德·斯沃罗身后猛追的感觉;还有那一幕,一撮头发披散在弗兰妮微张的嘴边——她没有发出声音——兰尼·梅兹跪在她手臂上,她的头夹在跑卫厚重的大腿间,切斯特·普拉奇则像部机器跨在她身上动作。有时我能一点不差地模仿他的节奏,当我边计数边做伏地挺身(“七五、七六、七七”)或仰卧起坐时(“一二一、一二二、一二三”)。
  爱荷华巴布领我入门,小琼斯则提供我经验和完美的榜样,父亲教我如何跑步——哈罗德·斯沃罗则告诉我如何跑得更快。技巧的养成和操练——甚至巴布教练的食谱——都不算难,对一般人来说,真正难的是持之以恒。就像巴布教练说的,你得择善固执、终生不渝。然而这对我也很简单,因为我这么做全为弗兰妮。我不是在抱怨,但弗兰妮是这一切的动力——她也知道。
  “听着,小子。”她告诉我——在1956年的万圣节到圣诞节之间,“你再吃香蕉,包你马上吐出来;再吃橘子,一定会被维生素毒死。练那么辛苦干吗?你永远不会跟哈罗德·斯沃罗一样快,也不会像小琼斯一样壮。”
  “小子,我根本把你看透了。”弗兰妮说,“你知道,那种事不可能再发生。就算发生好了,就算你真强到有本事救我——又凭什么以为你会在场?如果真发生,我一定在离你很远的地方——而且绝不让你知道。我说真的。”
  但弗兰妮把我练身子的目的看得太浅了。我需要的是力量、精神和速度——至少我渴望那种幻觉。我再也不想体验另一个万圣节的无助感。
  巴布教练胜利季的最后一场比赛——得瑞在主场迎战爱塞特——开打时,还有两个破南瓜头留在那里:一个在松树街和艾略特公园边上,一个被人从看台摔碎在橄榄球场的煤渣跑道。万圣节的气氛还在,只是少了奇柏·道夫、兰尼·梅兹和切斯特·普拉奇。
  替补的后卫仿佛着了魔,做什么都像慢动作镜头。等他们跑到小琼斯开出的空当,对手早就补上了。高空长传奇慢无比,似乎永远掉不下来。为等这么个球,哈罗德·斯沃罗给撞得人事不省;在这漫长的一天,爱荷华巴布没让他再上过场。
  “有人敲到你的下场钟啦,哈罗德。”巴布教练对飞毛腿说。
  “我哪有什么钟?”哈罗德·斯沃罗抗议道,“谁敲的?”他问:“‘有人’是什么人?”
  上半场结束,爱塞特24比0领先。身兼攻守大任的小琼斯赏给对方至少一打擒抱,抢球三次,夺回两次;但得瑞的二线后卫把球又搞丢了三次,还有两趟长传被拦截下来。下半场,巴布教练把小琼斯换到跑锋的位置,他连着三回得到第一次进攻权,直到爱塞特的防守反应过来,他们发现只要小琼斯在后场,球就在他手上。于是爱荷华巴布把小琼斯调回前线,让他打得尽兴些。得瑞唯一得到的分数——在第四节后半——理所当然是小琼斯的功劳。他冲入爱塞特后场抢走跑卫手上的球,然后一路冲进对方的达阵区——身上还拖着两三个爱塞特的球员。加踢太偏左了,因此终场比数是45比6。 。 想看书来

05 圣诞快乐,1956(4)
弗兰妮错过了小琼斯达阵的场面,她来看球全为他,在爱塞特之战重回拉拉队,也只为了替他一个人卖力地嘶吼。但弗兰妮和另一个拉拉队员起了冲突,母亲只好带她回家。那人正是窝藏道夫的梅琳达·米切尔。
  “贱货。”梅琳达·米切尔对我姐姐说。
  “烂屄。”弗兰妮说着用扩音筒朝梅琳达狠狠一掼。扩音筒是纸板做的,活像个大便色的甜筒,上面还画着得瑞死灰色的校名简写“D”。“D什么?就是死(death)。”弗兰妮总这么说。
  “正中咪咪。”有个拉拉队员告诉我,“弗兰妮的扩音筒正中梅琳达·米切尔的咪咪。”
  比赛之后,我向小琼斯说明弗兰妮没来陪他一起回体育馆的原因。
  “她真是个好女孩!”小琼斯说,“你跟她说,好吗?”
  我当然遵命。弗兰妮已经又洗了个澡,打扮整齐,准备帮朗达·蕾伊招呼餐厅的客人,她的心情很好。虽然巴布教练的胜利季以大崩盘收尾,大家似乎心情都很好。这是新罕布什尔旅馆开张的第一晚!尤里克太太的料理更“简单实惠”了,连麦斯都换上白衬衫打领带。吧台后的父亲更是容光焕发——在他忙个不停的肩上肘下,酒瓶在镜中闪耀夺目,就像父亲深信总会来临的东升旭日。
  过夜的有十一对夫妇和七位单身客,还有个离了婚的德州佬,大老远跑来看儿子跟爱塞特对垒;虽然他儿子第一节就扭伤脚踝退场,但就连德州佬心情也很好。相形之下,其他人就拘束多了——彼此不认得,只是小孩都在得瑞念书——不过学生们回宿舍之后,德州佬也在餐厅和酒吧带起了谈话的气氛。“有孩子真不错,对吧?”他问道,“老天,看着他们长大可真够瞧,不是吗?”每个人都同意。德州佬说:“何不把椅子挪来我这桌?我请大家喝一杯!”一听这话,母亲、尤里克太太和麦斯站在厨房门口焦躁不安,吧台后的父亲不动如山,弗兰克一溜烟跑了,弗兰妮握住我的手,两人屏息以待,爱荷华巴布像在憋一个大喷嚏。在座的夫妇和单身客一个个起身,想把椅子拉到德州佬那桌。
  “我的卡住了!”有个新泽西州来的女人说。她喝多了,笑声又尖又吵,就像成天在笼里随着滚轮跑的老鼠一样没大脑。
  一个康涅狄格州来的男人涨红了脸,拼命想抬他的椅子;直到他太太说:“椅子是固定的,钉子打进地板了。”
  另一个麻州来的在椅子旁跪下。“是螺丝。”他说,“用螺丝锁死了——每张都锁了四五个!”
  德州佬跪下来瞧他的椅子。
  “这里每样东西都锁死了!”爱荷华巴布突然大叫。打从赛后,跟宾州大学的球探说小琼斯进哪一队都绰绰有余,他就没再讲过半句话。巴布红光满面得有些反常,仿佛比平时多喝了一杯——也许他退休的感觉终于落实了。“我们都在一艘大船上!”爱荷华巴布说,“漂洋过海,周游世界!”
  “呀——呼!”德州佬大叫,“我为这话干杯!”新泽西女人朝锁死的椅子一靠。几个人坐下了。
  “我们随时都有被冲走的危险!”巴布教练说。朗达·蕾伊在巴布和定在椅子上的得瑞家长之间满场飞,一会儿递杯垫,一会儿换鸡尾酒附的餐巾,接着用湿布擦桌缘。弗兰克从通往大厅的门往里瞧;母亲和尤里克夫妇似乎在厨房门口僵住了,吧台镜映在父亲身上的光芒丝毫未减,但他直直地盯着爱荷华巴布,仿佛怕退休的老教练说出什么疯话来。

05 圣诞快乐,1956(5)
“椅子当然要锁死!”巴布说着,手臂向上一挥,就像在做最后的半场训话——而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比赛。“在新罕布什尔旅馆,”爱荷华巴布说,“就算狗屎连天,也没人会被吹走!”
  “呀——呼!”德州佬又叫,但其他人似乎都停止呼吸了。
  “坐好你们的位子!”巴布教练说,“这样就啥都不用担心!”
  “呀——呼!感谢上天,椅子都锁死了!”胆大的德州佬叫道,“咱们为这话干杯!”
  康涅狄格州来的太太松了口气,大家都听见了。
  “呃,我看,假如咱们想交个朋友聊聊天,就得提高音量了!”德州佬说。
  “对!”新泽西来的女人说,好像一口气还喘不过来。
  父亲仍然盯着爱荷华巴布看。但巴布好得很——他回过头向门口的弗兰克眨了眨眼,对母亲和尤里克夫妇鞠了个躬,接着朗达·蕾伊又穿过餐厅,在老教练脸上妩媚地摸了一把。德州佬望着朗达,仿佛把椅子锁不锁死的事全忘了。椅子不能动又怎样?他心里大概这么想——朗达·蕾伊动得比哈罗德·斯沃罗更快,而且她跟大家一样,完全融入了开幕夜兴高采烈的气氛中。
  “呀——呼!”弗兰妮在我耳边低语道。但我继续坐在吧台边看父亲调酒。我从没见他如此聚精会神、活力饱满。四周的话声笑语逐渐在我耳边扩大——似乎直到永远。于是在我的记忆中,即使座上客不多,这家新罕布什尔旅馆的餐厅和酒吧永远充满了谈笑声——就像德州佬说的,如果坐得那么开,大家一定得提高音量。
  等到旅馆营业了一段时间,几位镇上的客人我们都认得了——所谓的“熟客”,每晚都在酒吧待到打烊。爱荷华巴布总会在关门前出来喝一杯睡前酒;即使是同样的夜晚、同样的熟客,巴布还是会把这招拿出来再现一次。“嘿,椅子挪过来。”他会说,也总有人上当。他们一时忘了身在何处,用力一搬,嘟囔一声,绷紧的脸出现一丝茫然不解的神色。这时爱荷华巴布就会哈哈大笑,叫道:“新罕布什尔旅馆里什么也动不了!我们都在这儿锁死了——一辈子!”
  开幕那晚,等餐厅和酒吧打烊,大家都上床睡觉之后,弗兰妮、弗兰克和我便在控制台集合,用我们旅馆特有的呱呱盒系统巡房。我们听见有人睡得很沉,有人鼾声连连,有人还醒着(在看书),但令人惊讶(而且失望)的是,没一对夫妇在说话或做爱。
  爱荷华巴布睡得活像地下铁,在地底轰然奔过一英里又一英里。尤里克太太留了一锅汤在熬,而麦斯那儿还是一片杂音。新泽西夫妇至少有一个在读书,缓慢的翻页声,还有人清醒时短促的呼吸。康涅狄格的夫妇在睡梦中又吁又喘又哼哼,把房间弄得热闹滚滚。麻州、罗德岛、宾州、纽约、缅因,大家各有各的声音。
  接着我们转到德州佬的房间。“呀——呼!”我对弗兰妮说。
  “呜——噫。”她小声应道。
  我们等着听他的牛仔靴在地板上敲,用帽子喝酒,或者睡得像匹马——两条长腿在被窝里乱踢,一双大手像要把床勒扁。但我们什么也没听到。
  “他死了!”弗兰克说,吓得弗兰妮和我跳起来。
  “老天,弗兰克,”弗兰妮说,“也许他只是刚好不在房里。”
  “心脏病发作,”弗兰克说,“他太胖,又喝那么多酒。”
  我们听着。啥都没有。没马,没靴子响,也没呼吸。
  弗兰妮把德州佬房里的开关从“收音”调到“广播”。“呀——呼?”她悄声道。 。 想看书来

05 圣诞快乐,1956(6)
我们突然灵机一动——三个人(甚至弗兰克)都想到了。弗兰妮马上把开关调到朗达·蕾伊的“日间休息室”。
  “想知道什么是日间休息室吗?弗兰克?”她说。
  然后那令人难忘的声音出现了。
  就如爱荷华巴布所说,我们漂洋过海,周游世界,随时都有被冲走的危险。
  弗兰克、弗兰妮和我紧紧抓住椅子。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朗达·蕾伊喘息。
  “呼、呼、呼!”德州佬嚷嚷。
  过一会儿他说:“真是多谢你。”
  “噢?”朗达·蕾伊说。
  “不不,我说真的。”他说。我们听着他小便——像马一样,撒个没完。“你不知道,四楼那小不拉叽的马桶有多难上,”德州佬说,“那么矮,还得先瞄准。”
  “哈!”朗达·蕾伊叫道。
  “呀——呼!”德州佬说。
  “低级。”弗兰克说着回去睡了。但弗兰妮和我一直听到呱呱盒里只剩睡觉的声音。
  早上又下雨了。我跑过二楼楼梯口时刻意屏住呼吸——知道朗达把我的喘息当做什么以后,我不想再打扰她。
  在三四楼间,我遇见青着一张脸往上爬的德州佬。
  “呀——呼!”我说。
  “早!早!”他叫道,“保持身材,啊?”他说:“这对你好!身体是要跟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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