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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伟哥的眼皮抹搭了下去，眼神也不再发光，一口把杯中啤酒干掉了。曹大屯一看，伟哥是认真的，讲的是真话，也叹口气，把杯中酒一饮而尽。
“大屯，这次我看到你，觉得不对劲儿，神情恍惚，也没精神，是不是有什么事？”
“伟哥，你还真会看，兄弟我差点见不到你了。”于是，曹大屯把自己遭电击，父亲回去搬家，奶奶的死，等等，家里一系列的事都跟伟哥说了一遍。
伟哥也禁不住感慨，说：“奶奶这个人还真有性格，这也遂了她老人家的心愿。也是，你说她来到这里，整天住在楼上，也没个人说话，她怎能习惯这样的生活，闷也得闷死。她就属于那个村庄，她跟城市离得太远了。你别说她老人家，就说我们这些从农村长大的吧，这都好多年了，跟城市还是两层皮，粘不到一块儿去。”
伟哥说得很对。曹大屯觉得自己这几年的城市生活，浑浑噩噩的，比伟哥说的还糟糕。他就如同一个龌龊卑下的小丑似的，整天贴着墙根走，时时在偷窥着别人的正常生活。他孤独，连个说话的朋友都没有，面对车间里庞大的机器设备和城市错综复杂的街道，他恐惧、迷茫、提心吊胆，莫名其妙地出虚汗，还要处处迎合别人的生活方式和观念，点头哈腰地装着什么都懂，然而事实却是，连追求爱的勇气都没有。想到这里，他的眼前就闪过袁婷婷的音容笑貌，就想起那一首首的诗和一只只白纸叠成的小鸟。这些都是镜中花水中月啊！喝了这么多酒，他突然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本来他想跟伟哥说说他对袁婷婷的感觉，可是从何说起呢，他不知道，他一点儿资本都没有。读高中的时候，面对储小青，他连城市户口都不是，他低人一头，所以他只能远远地看人家几眼。可如今，面对袁婷婷，她似乎就在他身边，可他还是无法靠近人家。那怨谁呢？也许他早该知道人家袁婷婷是有男朋友的。他不知道吗？他应该知道，他只是不愿意知道。
“工厂里怎样？”伟哥问。
“能怎样，混呗。这套复合肥设备根本就不成熟，什么狗屁国外进口设备，总是开开停停，一个月生产不出个三千吨五千吨的，厂长说得好，工艺还在不断地改进嘛。好，你看报纸上吹的，天花乱坠。哎哟，我的娘。来，伟哥，干一杯。”
“大屯，你可能不太关心政治，”伟哥拧着眉头说，“我有种预感，中国要发生大的变化。太沉闷了。这不，今年春天，老人都坐不住了，跑到南方去转了一圈儿，还真起作用了。”
“怎么变，伟哥？是好是坏？”
“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国家领导人，再说了，国家领导人也不见得知道。”伟哥笑了，“无所谓好坏，反正得变，不信你看着。现在的中国社会就像一个深深的龙潭，表面风平浪静肯定是暂时的，有掀起巨大波澜的那一天。”
伟哥说这句话时，谁又能想到今后的岁月里天翻地覆的变化呢？
“别想那么多了，咱们老百姓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想多了也没用，你是什么？就是树叶子，就是草，什么风刮过来，你都得动，不想动也得动。”
曹大屯突然觉得，喝酒以后的伟哥很深刻，自己对伟哥并不了解，自己只看到一个表面的伟哥。曹大屯想，要是伟哥住在济南该多好，不但有一个能喝酒吹牛的朋友，碰到事情，也可以跟他交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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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凶手 3（1）
无论如何，这都是最糟糕的一天。
这一天曹大屯上中班。所谓中班，就是下午四点上班，夜里十二点下班。以往曹大屯挺喜欢这个班的，白天的时间不耽误，晚上临下班，在车间里冲个澡，坐上厂里的交通车，回到集体宿舍十二点半，正好舒舒服服地睡觉。
这是十一月下旬的一天，天开始冷了，一整天都是阴沉沉雾蒙蒙湿漉漉的。整整一个上午，曹大屯都在宿舍楼下帮母亲吴翠芬做一个烤地瓜的火炉子，火炉子是用一个汽油桶改造的，专门烤地瓜用。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火炉子？答案很简单，吴翠芬要烤地瓜卖。
这一转眼，吴翠芬来到济南两个多月。搬了家上了楼，基本上就没有事情可干，整天揣着个手，上来下去，看着别人忙忙碌碌，这心里便无滋无味。四十五六岁的年龄，说不大吧，找工作是不行了；你说身子骨好好的，整天白吃白喝光玩吧，这也说不过去。跟老曹一唠叨吧，老曹就跟她发脾气，气得吴翠芬半夜里偷偷抹眼泪。有一天她去菜市场，跟一个卖烤地瓜的老头聊了几句，茅塞顿开。“你一个刚进城来的农村妇女，有啥磨不开的面子。”老头指着不远处一个卖菜的中年人说：“你看那个人，人家还是工人呢，单位不行了，这不在这里卖菜了吗？得吃饭哪，面子？面子能值几毛钱？”吴翠芬觉得老头说得很对，她猛地想起来，她还从老家驮了两麻袋地瓜来呢。想到这里她激动起来，她问了老头一些卖烤地瓜的情况，比如烤地瓜多少钱一斤，怎么烤，烤多长时间，一天能赚多少钱，等等，她还抻着脖子研究半天老头的炉子，但她不敢跟老头说她也想卖烤地瓜。回到家跟老曹一说，老曹差点拍了桌子：“我让你再等等，再等等，你忙啥？没你吃的没你喝的？我老曹在单位好歹是个中层干部，你整天推着辆烤地瓜的车子，晃过来晃过去的，你让人家咋说我？”一下子把吴翠芬噎得没了话说。一旁的曹大洋说话了，说：“爸，你这叫死要面子活受罪，老脑筋，我娘自力更生，挣口饭吃，碍你干部啥事？”曹大屯接了一句：“娘，你别管了，我给你弄炉子。”老曹一看这架势，两个儿子没有向着他说话的，就气哼哼地站起来，开门出去了。
汽油桶倒是好弄，废品市场买一个就行，曹大屯又买了三个烧蜂窝煤的炉套，和了泥巴，鼓捣了整整一上午，一个烤地瓜的炉子总算弄成了，尽管有些赖赖巴巴，但他和母亲心里还是特别高兴。最后，曹大屯又找来一块三合板，用红墨水写了几个字：济南名吃烤地瓜。拍拍手跟母亲说：“好了，万事俱备，只欠烤了。”天阴冷阴冷，曹大屯的手指头冻得跟胡萝卜一样，把吴翠芬心疼得不得了，嘴里一个劲儿嘟囔着你看冻的你看冻的。曹大屯说：“娘，这算啥？我在车间里钻到机器里打巴，那料浆结的巴又硬又黏，我抡起铁锤，一气能抡两个小时。我现在身子骨结实着呢。”母亲当然知道他那尿炕的毛病，虽然不说，但一直挂念着。曹大屯心里清楚，所以才这样说。不过他这么一说，吴翠芬更是心疼，禁不住抹起眼泪。
下午临上班前，吴翠芬要给儿子准备晚饭带上，让曹大屯拒绝了。曹大屯说：“娘，你是不知道，我们厂里那食堂里，光菜就几十种，吃么有么，五分钟就把菜买来了，你就别忙活了。”吴翠芬说：“俺看别人上班咋都带着个饭盒呢？”曹大屯说：“那是习惯，娘，我没那种习惯。”吴翠芬只好眼巴巴瞅着儿子离开家。 。。
我是凶手 3（2）
曹大屯后来想到，母亲对即将发生的事情似乎有一种预感。如果他听了母亲的话，把饭带去，事情可能就避免了。
但是，世界上所有发生过的事情，都是没有如果的。
车间里正在搞“大干一百天，争取春节前开车正常化”活动，曹大屯一听这轰隆轰隆的机器声，心里就有点儿腻歪。他最喜欢的是一进车间，到处静悄悄的，那他会暗自高兴。他的这种心理正好跟老袁相反，老袁是机器跑得越欢他心里越高兴，所以今天老袁就很高兴，接过班来，来到机器前，东调调西瞧瞧。他让曹大屯把进料口的阀门开大，然后他把转速又相应地调快。忙活半个多小时，两人才走进班房。老袁心情很好，说：“大屯，我今天有种预感，咱能创个生产纪录，不信你瞧。”曹大屯知道老袁是怎么想的了，老袁是想在四个班组当中弄个先进什么的，在全车间里表现一番。他只能表示赞同，说：“好啊师傅，你先歇会儿，我去打壶水。”曹大屯知道老袁离不开水，打水是他接过班来首先要做的事情。
曹大屯打来一壶水。老袁泡上满满一大缸子浓茶，说：“对了大屯，一会儿你打饭少买点菜，老胡炸的带鱼，让我给你带来了不少。”
“师母总是想着我。”
“她这个人啊，外面冷心里热，跟我夸你好几次了，说你帮了她好多忙。嗨，你是不知道，婷婷和她那个对象，两个人绑到一块儿，赶上你十分之一也行，你说我们弄这么个店面容易吗？根本忙活不过来，人家两个人好了，别说窝边，问都不问一句。”
“听说婷婷她对象，不是挺厉害的一个人吗？”曹大屯故意这么问。
“一个小混混，一个在社会上瞎混的人，我见得多了。可我就不明白，婷婷为啥就看上这么一个人，我和你师母拆了他们两年，拆不开，没办法，一个人一个命，随她去吧。”
“那，他们的事，你们同意了？”
“不同意有啥办法？过段时间，不行打发他们结婚算了。”老袁叹了口气。老袁这是第一次跟曹大屯说关于袁婷婷婚姻的问题。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老袁这么一说，曹大屯的心立刻变得跟这外面的天气一样了，又冷又暗，他禁不住哆嗦一下子，说：“师傅，我买饭去了。”
“好，我去把炸鱼热上。”车间里有现成的蒸箱。
曹大屯拿着饭盒，绕过机器，来到楼下。食堂就在车间北面，离车间不足二百米，是厂区内的小食堂，里面的饭菜还是蛮可口的。不过曹大屯一点儿胃口都没有，不知道是因为听了老袁刚才的话还是咋的，曹大屯想哭的滋味儿都有。他胡乱打了一份辣炒土豆丝，买了两个馒头便走出食堂。天黑了下来，风打着旋儿，有雪粒子打在脸上，曹大屯裹了裹棉袄，抱着饭盒往车间走。十几层高的车间，有的窗口亮着惨白的灯光，有的窗口黑乎乎的，如同一张张大嘴，一团团的热气不时从窗口或烟囱里冒出来，在灯光下，跟雪花儿搅在一起，变换着姿态，显得怪诞而诡异。越靠近车间，那轰隆隆的声音越大，曹大屯钻进车间楼道口瞬间，猛地产生一种被巨兽吞进肚子里的感觉。他的全身禁不住又是一哆嗦。
路过造粒机下面时，曹大屯突然发现机器停了下来。莫名其妙，刚才不还转得好好的吗？他来到按钮盒边，伸出拇指，轻轻地点了一下，巨大的造粒机又轰隆轰隆地转起来。
我是凶手 3（3）
这不就好了吗？
曹大屯吸一口冷气，三步并作两步地朝班房走去。老袁不在屋里，桌子上，满缸子浓茶还有丝丝缕缕的热气冒出来。
老袁肯定端炸鱼去了。
曹大屯想，胡秀芝这个人还真能干，一天做那么多蛋糕，还给老袁炸带鱼吃，那袁婷婷咋一点儿也不像她妈，他去老袁家那么多次，一次也没碰到袁婷婷干家务活。袁婷婷有什么好的，不就是长得不错吗？仔细想想，只因为像储小青，才把他迷住的。他愿意嫁给那个黑社会，那就嫁吧！连她爹妈都没办法，谁有办法？
老袁怎么还没回来？曹大屯来到外面，朝楼头上的蒸箱走去。所谓蒸箱，就是用几个铁管子焊接成的一个架子，反正车间里啥时候都通着热气。曹大屯来到蒸箱前，看到老袁的铝饭盒还在架子上，拿手一碰，已经很烫很烫了。他戴上手套，把饭盒端下来，溜溜达达地回到班房。老袁还是没回来。
老袁是不是去了中控室？
中控室在三楼。曹大屯拨了中控室电话，接电话的是班长。曹大屯问班长，袁师傅在中控室吗？班长说没有啊，袁师傅没来过中控室。
扣上电话，曹大屯觉得纳闷，老袁哪去了呢？他打来的酸辣土豆丝已经凉了。他打开老袁的饭盒，一股炸鱼的香味儿立刻钻进鼻子。还是炸鱼香啊，胡秀芝自己蒸的馒头也好，又白又大，瓷实，有嚼头，他吃过好几次了呢！
曹大屯脑子里乱七八糟地想着，他突然想到，刚才那造粒机为什么突然就停了呢？
曹大屯大脑停顿了片刻，身上的白毛汗“哗”一下便钻出来，他“霍”地站起来，往外迈步子的时候，两条腿就有些不听使唤了。他又三步并作两步地朝造粒机那儿跑，他站在铁架子下面往上一看，造粒机进仓口的圆形不锈钢门正随着造粒机的转动一张一合，如同一张正在吞食着的巨型鲇鱼嘴。曹大屯腿一软，两个膝盖“扑通”一下子跪在地上，他傻了那么两秒钟，又突然想起什么，挣扎着爬起来，来到按钮盒前摁了下红色按钮，造粒机缓缓地停下来。
他愣愣地站在那里，巨大的恐惧按在他肩膀上，让他无法动弹。他想朝前挪动一下，但腿脚不听使唤，半天没迈出一步去，他只好转过身来，一步一步，像机器人似的朝班房走，突然，他的小肚子接连抽搐两下，他来不及解裤子，尿液便流出来。
这难道是在做梦？只有在梦里他才尿裤子，他站在那里想，心里禁不住一高兴。他伸出右手，使劲儿掐了下左手的手背，很疼，哦，不是在梦中，他很失望。他又朝前迈动脚步，总算推开了班房的门。他一下子扑到电话机上。
他说：班长，出事了，快，快来。
人们费了半天劲儿，才把老袁从造粒机里鼓捣出来。几个人用一块木板抬着，把老袁从铁梯子上顺下来，老袁血肉模糊的身子，被平放在车间几盏惨白的灯光下。
老袁的头变成一个血葫芦，面目全非，耳朵被钩掉了，鼻子也被削平了，头发连带着头皮，如同被连根掀起的草皮，不过露出来的不是土壤，而是白森森的头盖骨。老袁身上的衣服，被钩扯成一条条一段段，那一团团的白棉絮，也早已被血浸透。
这时候，车间主任跑过来，一看老袁这个样子，一下子蹲在地上，眼泪“哗”地便淌下来，哭着说：“老袁哪，你这是遭的啥罪啊！”周围的人没有不动容的。急救车的鸣叫声由远及近，主任站起来，手一挥，说抬下去吧。主任又向四周瞅了一圈儿，他在找曹大屯。在墙角的靠窗处，他终于发现了蜷缩在那里，目光呆滞、头发蓬乱的曹大屯。他跟班长说：“你一定得给我看好了他！”
实际上，不用看，曹大屯跑不了，这时候，他的腿还软着呢。也许主任的意思是，怕他曹大屯一时想不开，再有个三长两短，麻烦就更大了。不管怎么说，班长留下来，就坐在他一边。急救车的鸣叫声又由近及远，因为整个车间里的机器设备都停下来，所以周围一下子安静多了。
“操，你这是咋弄的？”班长说。
“班长，我能抽根烟吧？”
“你抽个*，你还抽烟！你还嫌事不大？安全处和保卫处马上就来人，你还抽烟？”
果然，班长话音未落，一群人呼呼隆隆就来了，他们围着设备转了一圈儿，就来到曹大屯身边。有人给曹大屯搬来一把破椅子，让他坐在上面。曹大屯抬头一看，他的身边围着一大帮人，每个人都瞪着一对大眼盯着他，那一副副表情，就如同在看一个稀奇古怪的动物似的，有的人还抱着本子拿着笔，等着记录着什么。这样的情景，好像只有在电影中才能见到。为首的两个处长什么的，表情异常严肃，有一个先清了两声嗓子，说：“事故的经过，你讲一讲吧。”
此时，曹大屯大脑一片空白，他从来没有面对这么多人说过话，他想说却说不出来，他垂着头，不知道从何说起，屁股挪蹭来挪蹭去，椅子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因为周围静悄悄的，所以显得特别刺耳。他心里越来越着急。他又抬起头。那一双双直勾勾的眼睛充满着渴望和愤怒地盯着他。突然，一种巨大的恐惧猛地侵占了他的大脑。他一下子用双手捂上脸，片刻，哭声如同意大利的歌剧那样难听地响彻整个车间。
我是凶手 4
老袁死后，厂里花钱给他美容，据说光身上的刀口就有上千个，殡仪馆的两个美容师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才把老袁复原得有了人模样。
事故鉴定书也很快出来了。这是一起典型的责任事故，工艺流程上明确地写着，要进入造粒机，必须在设备停下来后，一个人在外面守候着，另一个人方可进入。老袁显然是违规操作，没有人知道他当时进入造粒机去干什么。而曹大屯发现设备停下来后，没查找原因，就随手启动设备，显然也是违章操作。可老袁是主操，是师傅，要负主要责任。尽管主要责任在老袁，但厂里还是按照高规格给老袁及家人进行了赔偿。给曹大屯的处分是开除、留厂察看一年。没完全把曹大屯开除，看出厂里的情面。但曹大屯被安排在厂里后勤上，要天天打扫卫生，在重新上岗之前，每个月只发生活费。
老袁火化前的遗体告别仪式，曹大屯提出来要去，被厂里拒绝了，理由是避免节外生枝。厂里的忧虑不无道理，刚安抚下老袁一家，他们可不想摁下葫芦起来瓢。据说在这件事上，胡秀芝表现得甚为大度，说老袁已经这个样子，是命中注定的事，那个小曹年龄还小，不要太难为他。车间主任复述这番话时，曹大屯心如刀割，想到对他如同干儿子似的师傅师母，越发觉得自己罪孽深重。
“不管怎么说，我都是凶手。”有时候，曹大屯手里拿着扫帚干着活，会猛地抬起头来，对着面前的一棵树自言自语，“凶手是什么，是杀人犯。杀人犯该当何罪？该枪毙。”说着，就把手摆成枪状，拿拇指戳自己的太阳穴。还有的时候，比如他在厂区里剪着冬青树，他会突然面色苍白，他把手中的大剪刀放在一边，坐下来或者蹲下来，两手抱头，一动不动，直到全身大汗淋漓，他才能够站起来。对于他的这些症候，有工友看在眼里，认为他不是精神有了问题，就是身体出了毛病。因此，大伙都在慢慢地疏远他，就连一起进厂的那些工友，像胖子和猴子他们，见到他也只是点点头，然后加快步子。
曹大屯对身边的这些变化浑然不知，现在他只有一个敌人：睡眠。自从事故发生以后，睡眠在他身上如同消失了一般，他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