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怪，顺手扯下那人的帽缨，告诉庄王，要求追查。庄王不但没有追究，反而哈哈大笑，令众人都把帽缨扯下，然后重新点灯，大家尽情畅饮。后来，在一次战斗中有个人英勇杀敌，立下大功，此人正是当初被庄王原谅的那位武将。正如有首古诗赞叹的：“暗中牵袂醉情中，玉手如风已绝缨。尽说君王江海量，畜鱼水忌十分清。”董卓经李儒提醒，虽然觉得有理，但到底醋劲不减，容不得吕布，舍不得貂蝉，把关系搞得很紧张，结果终于被吕布杀死。
由此可以说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荣辱，一个人的胸怀就会豁然开朗，象江河冲出狭谷进入大地，激荡咆哮一变而为坦然平静，以它那甘柔的汁液，滋润一草一木。
善于进行心理位置交换
即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努力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俗话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进行心理位置对换，就能理解和体谅别人。
官渡之战结束后，曹操从袁绍的图书案卷中检出一束书信，都是许都和曹军中暗通袁绍的书信，有人建议：“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如果曹操照此办理，则人人自危，曹操的阵营顷刻便可能瓦解。聪明的曹操非但没有严肃追查，反而解释道：“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遂令把密信付之一炬。这一英明处理，必然使许多人吊着的心顿时踏实，从此心怀惭疚，感恩戴德，更加忠诚地追随曹操。
严于自责
宽于待人，严于自责，则别人的缺点在自己的心中就会缩小，对别人的缺点错误就不会耿耿于怀。蒋琬是诸葛亮选中的接班人。史书记载，他不计个人荣辱得失，待人、办事公道，很能容人。有一次督农官杨敏在背后说他“办事糊涂，不及前人（指诸葛亮）”，便有“传声筒”转告了蒋琬，还乘机煽风，怂恿惩罚杨敏。蒋琬却说：我确实不如前人，不要计较这件事情。在这里，如果蒋琬用放大镜看待自己的能耐，用显微镜看待杨敏的议论，那事情就会没完没了，必然涌起一场迫害别人的轩然大波。
不听流言蜚语
人才常常在形势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在时代的风口浪尖崭露头角，在社会变革的洪流中显示才华，因此他们最容易首当其冲，招致各种各样的非议。还有的人很注意利用人才不可避免的短处和错误，借机发难，大做文章。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才跌落和葬身在流言蜚语的罪恶深渊之中。“翻车倒盖犹堪出，未似是非唇舌危”，流言比置人死地的横祸还要可怕。因此，作为一个领导，不轻信流言常常是容才、护才的前提。当曹操南征张绣兵败奔跑时，夏侯惇所领的曹操谪系部队青州兵“乘势下乡，劫掠民家”。于禁在这慌乱时刻果断命令本部军队沿途剿杀青州兵，以安抚乡民。青州兵倒打一耙，迎上曹操哭着拜在地上，声言于禁造反，曹操听后，整理部队，迎了上去。于禁见曹操带诸将到来，不是先去分辨，而是射住阵脚，安营立寨。因为他认为“分辨事小，退敌事大”，张绣兵马追到，若没准备，无法拒敌。果然，刚刚安营完毕，张绣两路大军杀到，于禁一马当先出寨迎敌，杀退追兵，并且追杀一百多里，反败为胜。事后，于禁向曹操禀明情况，曹操很是感动，又是称赞，又是奖赏，又是封侯。曹操在此听到流言蜚语，虽心有惊虑，但并未贸然确信，事后又能问明情况，赏罚分明，值得人们引以为训。
合理要求部属
孔子曾主张“尊五美，屏四恶”。所谓“四恶”，他老先生解释道：“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入（即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大意是说：不进行事先教育而只知道处死，叫做残虐；平素不加督促而临时要看成绩，叫做粗暴；开始不抓紧而突然提出限期，叫做奸讹；给人财物不要象小气的管事出手吝啬。这里强调的是平时加强教育，要求严格合理。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人们自然会差错迭出，防不胜防。这无异于置人于被动境地。至于《三国演义》中的周瑜，限定诸葛亮三日里造出十万支箭来，主观动机就是为了借机除掉别人，那更是管理工作中所绝对不能允许的。
宽容不仅是指缺点，更包括失败。胜利常常和创新并存，成功多半和冒险同在。创新便要研究新事物，解决新向题；冒险就需要在荒野上踏出一条路来。但普天之下，从古到今，没有这样的圣人：对于新事物、新问题一目了然，驾驭自如；而在荒原上探险，失足跌交在所难免。 正是从这个角度讲，“容忍失败”是管理者必须具备的品质。
（六）“置之死地而后生” ——“危”的激励
《三国演义》曾记叙和描写两个机械照搬兵书而失败的战例：一是徐晃的“背水列阵”，二是马谡的“扎寨山顶”。他们所套用的用兵原则都是孙武所提出的“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是这条著名的军事原则站不住脚吗？非也！在这条著名的原则中，“投”、“陷”是指挥员自己的主动行动 “亡”、“死”并非绝对的“亡”、“死”，它要求指挥员根据主、客观的种种情况，造成—定的危急环境，从而激发部卒万众一心、拼死奋战、促成矛盾的转化，最后化险为夷，转败为胜。而徐晃、马谡不问主客观条件，不用奇正相辅，不看地形地利，不设法造成矛盾转化的条件，却把部队投放在真正的“死”地，当然难免一败。 《三国演义》里同时写有运用这个原则赢得胜利的动人篇章，那便是姜维第三次北伐中原之际。却说姜维率军渡过洮水，然后背水列阵，迎战魏军，并且奇正互用，暗中派两支部队绕到敌人身后，相机策应和包围敌人，队伍列好之后，魏军四名将领出战姜维。姜维略战数合，便拨马望本阵败退，魏军大队人马一齐赶来，眼看蜀军迟到洮水边上，再也无路可退了，姜维便大声呼叫：“事急矣！诸将何不努力！”蜀军闻言一齐奋力杀回，魏军败退，绕到魏军身后的两路人马也乘机包抄，大获全胜，斩首万余。
现代心理学研究证明：人们在险恶之际，既会不遗余力地奋斗求生，发挥潜在的能量，爆发出异乎寻常的勇气；又会自动放弃平素的偏见和隔阂，团结一致。所以尉缭子主张，要想方设法把军队变成必死之“贼”一般，如此就能背水一战，无所畏惧，一以当十，所向披靡。
这条原则对于解决某些企业管理的重大难题，对于促进企业的再生和发展，同样是一条有效对策。危机，有时可以为企业提供发展的机会，可以转化为企业的优势。
（七）“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道”的激励曹操起兵之初，曾提出以“道”驾驭和驱使文武群臣。通观《三国演义》中的“道”，大致有’以下几种含义：
一是志向、理想
曹操陈留起兵，向各郡散发讨伐董卓的檄文，表示要“扶持王室，拯救黎民”；刘、关、张桃园结义，焚香发誓“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些正是古书中所讲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中的“道”，它表示一个人的志向、理想。
二是规律、法则
《三国演义》开卷第一句就讲“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徐庶所唱的“天地反覆兮，火欲殂（汉朝将要灭亡）”，诸葛亮所说的“天时”等，指的都是中国古代哲学上所提出的“道”，它表示抽象的规 律和法则，反映一个人的世界观。 三是政治主张、路线
曹操在讨伐董卓的檄文中声言：“誓欲扫清华夏，剿戮群凶”，提出了统一天下的政治路线。刘备处处注意“躬行仁义”，动辄打出“汉室宗亲”、“大汉皇叔”的金字招牌，表示要“以宁社稷”，“重兴汉室”，目的在于把自己打扮成“王道”、“仁政”、“正统”、“统一”的代表。这是《三国演义》中所指的另一种含义的“道”。
四是道德、义理
曹操招兵，在大旗上写上“忠义”两字。刘、关、张桃园结义中信誓旦且说：“背义忘恩，天人共戮。”刘备三顾茅庐时向诸葛亮表示“欲伸大义于天下”。诸葛亮舌战群儒时痛斥薛綜：“夫人生天地间，以忠孝为立身之本。公既为汉臣，则见有不臣之人，当誓共戮之，臣之道也。”这里的忠、义等，表达的正是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规范。
“道”在《三国演义》中，是卓有成效的激励手段。曹操的一道檄文，博得了天下十七路诸侯响应；一面“忠义”大旗，引来了“如雨骈集”的应募之士。桃园的旦旦信词，使关羽对刘备“义不负心，忠不顾死”，终于为刘备“断首捐躯”。
《三国演义》中的“道”，其内涵尽管和我们今天所提的世界观、理想、路线、道德、规律有根本的不同，但它作为一种激励部下的手段，却是一条古今不易的真理。这是因为，“道”是人类最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对于文化思想修养较高的人来说，更是最优势的需求。一个人能否有动力，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由此决定的价值观、理想、信仰和道德。树立了积极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就能产生概括性最强、作用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前进动力，从而在任何环境和条件下，具有饱满的劳动热情，自觉的工作态 度，不屈不挠的毅力，慎独自约的品格。近些年来，西方企业极力倡导和培植“企业文化”或“企业精神”，就是企图通过共同的价值准则、精神追求和团体意识等尽可能地统一和调动职工的意志和热情。
一个当代中国的企业家，应该坚持不懈地抓好思想政治工作，提高职工的思想素质、政治素质和道德素 质，使之认清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责任，逐步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在两个文明的建设中发扬无私的奉献精神。如果忘记这些，便是丢掉了激励人心的威力最强大的法宝。 缺乏动力或不恰当运用激励手段的结果，会造成行为挫折，使人丧失工作和前进的动力，产生消沉和消极情绪。
所谓消沉，是丧失希望和信心后的精神状态和行为表现。信仰、目标、荣誉、归属、利益等，可望而不可即，就会使人希望破灭，由此而出现的，必然是安于命运，浑浑噩噩，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所谓消极，是不满和烦闷的精神状态和行为表现，其结果是起反面作用和不求进取。目标、荣誉等该得的得不到，不该得者唾手而得，就必然使人产生消极抵触情绪。信仰、道德是产生于客观现实的。如果一些企业领导，口头上高喊为“主义”而献身，为四化建设做贡献，为企业兴旺而奋斗，实际上却以权谋私，大搞官僚主义，就必然使广大职工产生“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看破红尘，精神不振，丧失工作和前进的动力，甚至扼腕叹息，产生消极抵触情绪。
消极和消沉，是搞好企业管理的反动力和破坏力。有效地防止消极、消沉，正面运用各种激励手段，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要求现代管理者在履行管理职能时起码做到两点：一要以身作则，号召下属做到的自己首先要身体力行；二要一视同仁，公正地给每个职工提供报偿和机会。
5、“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
——谈人才流动
《三国演义》第29回写道，孙权听到周瑜的推荐，非常敬慕鲁肃，命周瑜前往聘请，而鲁肃当时正打算到别处谋事。周瑜见状，引用了东汉初年马援对刘秀说过的一段话：“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以此来说明当时的社会风尚，极力称赞孙权的“礼贤下土”和“纳奇寻异”，劝说和打动鲁肃。鲁肃经过斟酌、选择，终于改变初衷，投奔了孙权。从此，他们君臣相济，鲁肃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雄才大略。
“君择臣，臣亦择君”，其中的“君择臣”在人们看来是天经地义，不足为奇的。而“臣亦择君”，却难能可贵。正是这个“臣亦择君”；造成了三国时代如现代所云的“人才流动”的生动局面。有人认为，三国时代和春秋战国时期同为中华民族古代历史上思想文化最灿烂的片断，而“人才流动”，既为这一段历史增辉添色，又是推动这一段历史的一个动因。
《三国演义》的作者，成功地描写和渲染了这段五彩纷呈的“人才流动”画面。
诸葛亮高卧隆中并非是执意要老死林泉。正所谓：“凤翱翔于千仞今，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他是在“以待天时”，选择明君。张松、法正、孟达背刘璋而事刘备；许攸、张郃、高览离袁绍而投曹操；赵云弃公孙瓒而追随刘备；徐庶别荆州而入新野；关羽虽被迫暂时降曹，却能“约法三章”，终 于出了许昌，辗转千里，重新回到刘备身边。其他如甘宁归吴，王平投蜀等等，不论是静中等待，还是动中选择，抑或是被迫“跳槽”，均足以说明，三国时期的人才总还享有令人欣羡的很大程度上的流动的自由。
人才流动是从战略全局上充分利用人才，从战略未来上更好培养人才的重要措施，具有巨大的心理功能和社会效应。
人才流动可以充分发挥人才的价值。此处不用我，自有用我处；此处不重用，展翅觅高枝；此处遭猜忌、别找好环境。这样就可以使人才找到合适的单位和工作，既能够发挥其专长，又能够造成催人奋进的激励环境。孙权不用庞统，庞统可以投奔刘备，终于当了刘备的副军师，虽然时间短促，但也显露了他非凡的才能。如果当时刘备不改变耒阳县令的任命，觉得不称其志的庞统，还可能再来一次流动。徐庶也是个很有才干的人，他弃刘表而投刘备，实指望“共图王霸之业”，可惜不久被迫做了曹操的部下，从此郁郁寡欢，一言不发，一生再没有什么作为。导演这场悲剧的是曹操。曹操因为重视人才的价值，竟劫持徐庶的母亲作为人质，迫使徐庶来到许昌。对曹操来说，徐庶即使不为自己出力，也从此剪除了刘备的“羽翼”。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这样做无可非议。对徐庶来说，却是强扭的瓜不甜，“身在曹营心在汉”，终身不为曹操设一谋。更严重的是在赤壁之战中，徐庶本已识破庞统搞的“连环计”，也不向曹操道破。从人才使用的角度来考察，可以看到，不许流动，对人才本人、对用人者，确是纯害无益。
人才流动可以激励人们去追求高层次的精神目标。而追求高层次的精神目标，是人才的一个特征。流动可以为人才实现高层次精神目标创造机会和条件，从而使人超出物质需求的局限，致力于高层次精神目标的追求，促进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想当年，诸葛亮如果没有在静中等来了刘备，大概只能当一辈子“村夫”。尽管他素有凌云大志，但“村夫”毕竟还是“村夫”，总得计较春种秋收，吃饭穿衣。长此以往，他那出众不凡的志趣也终会被消磨殆尽的。
人才流动有利于形成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风气。对一个管理者来说，人才流动是启示，也是压力。由于流动，可以充分发挥人才的效能，促成人才个人的实现，因而使管理者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人才的重要价值。同时，由于担心本单位人才流失，管理者将更加注意爱才、选才、用才、护才。这必将推动整个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气。
人才流动有利于造成积极、健康的个性。人才流动可以解除一个人对上级的依附关系，鼓励人才解放思 想，独立思考，大胆表现，努力上进，不断创新。这样的环境就能塑造健康崭新的个性，有利于一代新人的成长。徐庶满腹经纶，在曹营却要缄口不语，这是多么残酷的压抑！
此外，人才流动也有利于调整某些人自我评价过高的个性，以适应现实的环境。
总而言之，人才流动是在超单位、超部门、超地区范围内解决人尽其才问题的战略性措施，是培养新型人才的长远大计，必须引起高层次的管理者高度重视。
1、曹操为什么不当皇帝？周瑜为什么要加害孔明？
——高层次的管理者要胸怀全局，目光远大
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和混战，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客观上要求安定统一，人民群众也日夜盼望着出现安定统一的局面。但是，乘乱起兵的大多数领导者，只有军事家的头脑，而很少有政治家眼光。而曹操却独具慧眼，清楚地认识到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民心的向背，是决定胜负的首要因素。《三国演义》第14回记述，荀彧向曹操进策：“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服从；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矣。”曹操听后“大喜”，慨然接受荀彧的建议，“克日兴师”到洛阳为汉献帝“保驾”；接着，他又果断接受董昭的建议，把献帝迎接到自己的根据地许都。从此，汉献帝成了曹操讨伐异己、实现统一的政治工具。这就造成政治上的优势，使割据一方的军阀陷入了被讨伐的境地。《三国演义》第56回又记述，建安15年春，曹操大宴文武于铜雀台。这时，虽然赤壁兵败，但整个北方已经扫平。王郎、钟繇、王粲、陈琳等一班文官，在宴会上进献诗章，多称颂曹操“功德巍巍，合当受命”（即该当皇帝）。曹操逐一看了他们的诗章后，笑了笑，冷静地说了一段表白心迹的话。在这段话里，他一方面极力标榜自己毫无野心，只是顺应历史的潮流而起事，是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历史代表和中流砥柱，即所谓“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另一方面毫不含糊地表示，决不“慕虚名而处实祸”，放弃手中的兵权，回到所封的武平侯之国安享富贵。这些是多么具有战略家的眼光！在曹操临死前几个月，孙权上书表示愿意归降，并劝曹操称帝。曹操并没有老而昏庸，却以清醒的政治头脑，一眼看穿这是孙权的阴谋，企图让自己激怒天下，陷于孤立，于是“观毕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