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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没有花多少钱，我就平平安安地降生到人间来了。洗礼也完成得同样顺利。那时有位客居在我家的小市民，朝圣香客德米特里·尼古内奇·巴尔哈托夫，大家认为他是县里料事如神的人物。
顺便说说，我降生前，母亲间他，她这一次怀的是男是女，他学鸡叫了几声，说：“小公鸡，小公鸡，爪儿失！”问他是否快要生了，他使用小勺子舀蜂蜜（当时正在喝茶，他喝的是加蜂蜜的茶，因为斋戒期不可吃砂糖），画到第七勺，他停住手，说：“就在这个时辰！”“他的话真灵验：你妈果真在七天后生了你，”后来乌里扬娜·伊万诺夫娜对我这样说。此外，他还预言过我的前程，说我将来要征服许多仇敌，又说我将来是个追逐姑娘的能手。因此，每当妈妈生我气的时候，她总是一边打，一边骂我：“我就要按你这个无敌英雄！”
这位德米特里·尼古内奇是请来做我的教父的，同时还请我一个亲姨妈来做我的教母；关于我的亲姨妈们的事，我以后再讲。
顺便说一下：后来我不止一次看到我的教父拄着拐杖，随着人群走在捧着十字架和圣像的宗教行列的后尾。他穿着一件类似神甫穿的长内衣的别致衣服，系一条绒绣花的宽腰带，散乱的头发披在肩上。但是我并没有去认他，因为我的双亲已经和他闹翻，管他刚放荡鬼。总之，我家一天富似一天，从前的那些座上客就不知不觉地从我们家里消失了。不过，除了这个总的情况之外，说句公道话，巴尔哈托夫尽管料事如神，又有“朝圣香客”的美名，却未免过多地朝女仆的卧室张望，这使母亲颇不高兴；她严密地监视着“臭婆娘们”的品行。
我的奶娘是我家的女农奴冬娜，后来我很爱偷偷溜到村子里去看她。她给我煎鸡蛋，请我吃奶油；不管是煎蛋还是奶油，我都要吃个饱，因为在家里只让我们吃个半饱。乡下女人很乐意做奶娘，因为第一，这可以免除一个时期的劳役；第二，奶大了少爷或小姐，往往能使她自己的孩子中有一个得到自由。不过，主人释放的多半是女孩子，因为要是放掉一个男孩子（未来的缴租人），那便被看成是一笔损失；小丫头嘛，就是到了成年，顶多也只能卖五十卢布纸币。在这方面，我的奶娘很不走运。她家里穷，她的女儿达苏特卡虽然“得到了自由”，却没能嫁给外商的自由农民。因此，她嫁到一个同村人家后，重又做了农奴。
我对保姆们的印象非常模糊。我们家里几乎经常换保姆，因为我母亲本来就很厉害，加上她又有一条独特的看法：凡是不肯从早到晚干得精疲力竭的农奴，都是好吃懒做的饭桶。
“你长得太胖，不能再当保姆，瞧你那一身膘！”她说，而且毫不延宕，立刻改派这个保姆去洗衣、织布，或者绣花、纺线。
真奇怪，在我小时候带过我的许多保姆当中，竟没有一个会讲故事的。一般说，我们的全部家庭生活建筑在十足的现实的土壤上，幻想的因素是没有的。孩子们不得不凭自己的想象力独立地寻求精神食粮，创造自己特有的神奇古怪的世界，它跟人民的生活和民间传说毫不相干，可是它却充满了种种荒诞不经的奇想，其中心内容无非是发财，更多的是当大官。当大官是人生的最高理想，因为在我们家里，一谈起大官，即使是个退职的大官，大家也不仅会肃然起敬，而且还会诚惶诚恐呢。
我记得，有一次父亲收到贵族长一封邀请他参加选举的信，信封上写着“某某大人收”（我父亲年轻时候在彼得堡做事，曾经升到六等文官，但是他的老同事中，有许多人晋升得更高，身居要津）。这引起了无穷无尽的猜测和惊诧。父亲把信封放在衣袋里，逢人便拿给他看，有一个星期之久。
“谁知道是怎么搞的——一家伙擢升到大人①了，”他说。“既然从前有过这样的事——为什么现在不会有呢？我呆在我的红果庄，什么也不知道，可是在那边，说不定我的哪位老同事突然给我悄悄儿上了一本。保罗·彼得罗维奇②当朝的时候不就有过这样一件事吗：皇上问一个人，‘您叫什么名字？’那人回禀：‘某某叶将格拉夫……’可是皇上没听清楚，又问：‘格拉夫③？’那人重说了一遍：‘叶符格拉夫……‘皇上的话是圣旨！这时皇上说：‘恭喜你做了伯爵！’从此，叶符格拉夫伯爵就抖起来了。说不定，现在也会这样哩。”
①帝俄时代对三、四等文官才尊称“大人”。
②即保罗一世，一七九六至一八○一年的沙皇。
③“格拉夫”的意思是伯爵。
虽然我不能说，我能够回忆起来的童年时代的事情特别多，况且我有许多哥哥姐姐，在我还什么都不会做只会听听、瞧瞧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念书了，但我的脑子里毕究还保存了一些相当鲜明的印象。我还记得从课桌旁不断传来儿童的号哭声；记得一群女家庭教师，她们一个接着一个，怀着现在的人无法理解的残忍心，挥舞拳头，乱打学生。我记得。父母对此无动于衷。好象做梦似的，在我面前闪过了卡罗丽娜·卡尔洛夫娜、亨利塔·卡尔洛夫娜、马丽亚·安德烈耶夫娜以及法国女教师达兰别尔莎，这位法国女教师什么课也不会教，却老是喝香草酒，象男子那样骑着马到处跑。她们打起学生来简直没有一点人性，连我们那严厉的母亲都管马丽亚·安德烈耶夫娜（她是莫斯科一个德国皮鞋匠的女儿）叫做泼妇呢。因为她在我家教书的时候，孩子们的耳朵经常是伤痕累累。
我童年时代所处的环境，就卫生、整洁和营养方面来说，是没法称赞的。虽然我们家里宽大、明亮、空气流通的房间有的是，但那是正房；孩子们却经常住得很挤：白天呆在一间不大的课室里，夜里一齐睡在同样狭窄的、天花板低矮、到了冬季又被炉火烤得闷热难当的儿童卧室里。卧室里面摆着四、五张小床，地板上、毡毯上睡着保姆们。臭虫、蟑螂、跳蚤，自然少不了。这些虫子倒象是我们家里的朋友，人类具有歼灭力量的手只是偶尔触动它们一下。当这些虫子扰人太甚的时候，人们便把床抬出去，用开水四处烫一烫；对付蟑螂的办法则是在冬天把它们冻死。
夏天，在新鲜空气的影响下，我们还多少有点生气，可是到了冬天，我们却被紧紧地封闭在四堵墙壁中。我们呼吸不到一点儿新鲜空气，因为宅子里没有装气窗；在生炉子的时候，开了窗子，房间里的空气才变得新鲜一点。平常照例是不让我们乘雪橇到外面去玩的，只有在礼拜天，才有一辆带篷的马车把我们载到离家五十来沙绳①的教堂去望弥撒，可就是在那儿，我们也还是被裹得严严实实，透不过气来。这种教育使人变得柔弱不堪。很可能就是因为受了这种极不卫生的条件的影响，我们所有的孩子，后来都很消瘦、虚弱，而在对生活中的意外事件进行斗争的时候，往往不太顶得住。有一种生活，它的全部过程不外是接踵而至的苦难，这种生活是可悲的；然而，还有一种生活，活着的人自己对它似乎毫不关心，这就更其可悲。一个人，带着病态的灵魂、忧郁的心情、羸弱的躯体，整个儿沉浸在他自己所臆造的虚无缥缈的幻境中，而现实生活展示在他面前，他却视而不见，也就不能从中得到半点实际的乐趣。什么叫幸福？是什么构成内心的宁静？为什么内心的宁静可以使生活充满欢欣？是哪一种恶毒的魔法使这充满奇迹的大千世界对他一个人来说却变成了荒漠？——这就是经常摆在他面前的问题，他将徒劳地寻求答案。
①一沙绳合我国六市尺多。
根本就谈不上整洁。我刚才已经提到过，孩子们住的房间里到处有臭虫、跳蚤一类的小虫，而且经常一连几天都不打扫，因为谁也不关心这种事儿；孩子们穿得不好，衣裳多半是用各种旧衣服改的，或者把大孩子穿不下的给小孩子穿；衬衣很少换洗。再加上穿着又脏又臭、打着补丁的破衣裳的奴仆，您便可以想象出贵族子弟早晚在其中厮混的那并不美观的环境了。
至于饮食，也可以用同样的话来说：又差又少。我们家的家风与其说是吝啬，不如说是聚财心切。拿进来的，永远嫌少；拿出去的，总是怕多了一点儿。一戈比—戈比地积攒，凑足了十戈比，又想攒成一卢布。“你想过财产是怎样积少成多的吗？”这句话从早到晚响彻在各个角落里，使所有人的心跳得更快，给全部日常生活增一添色彩和内容。这是一种大家无条件地服从的信条。连家奴们听了这聚财之道的金玉良言，也不仅不憎恨，而且还怀着一种景仰的心情；虽然主人一文一文地积攒的钱财其实是从他们身上刮去的。
早上，通常给我们每人喝一杯加牛奶的茶，那牛奶照例是去了油脂的，有些发青，尽管牛棚里养着三百多头母牛。每人还给极小一块家里烤的白面包，就着菜吃；吃了这些就不再开早饭，所以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两点（午饭时间），孩子们简直吃不到一点东西。午饭的食物主要是隔夜的残羹剩菜。有时间得出它们的馊味。我们特别不喜欢吃腌家禽，因为夏季里，怕它们完全坏掉，几乎每天拿这种东西喂我们。食物由妈妈分给孩子们，但是每个孩子分到的那份饭菜却少得可怜（母亲的宠儿除外），以致那些靠月粮①养家活口的女仆，出于怜悯，常常在围裙下面藏几个奶渣饼和麦饼，偷偷塞给我们吃。我现在还记得制订菜单的情景。在女仆室里，饭桌上摆着隔夜的食物，包括薄粥汤在内。妈妈和厨子在这里商量怎样将那些剩菜“加加工”，供明日午餐之用。若是昨天剩下的食物不够，那么就添一点新鲜的食品，到了明天，没吃完的新鲜食品又会得到同样的处理。也就是“加加工”，供下一天午餐之用。以此类推，天天如此。只有运到大节日，或者来了贵客，才不再吃残羹剩菜。有几种好一点的食物保存在地窖里，那是为不速之客而特地准备的。不速之客登门时，家里人就跑到地窖里去，拿出一点鱼冻肉冻，或者稍为热一下就能上席的食物，仿佛要以此表示；瞧，这是我们的家常便饭！
①有两种供给家奴伙食的办法。有些家奴（只限于在院子里干活的家奴，在内室伺候主人的家奴不在此内），地主允许他们用主人的饲料养一头母牛和两只绵羊，并划出一小块地给他们种莱。还按月发给他们每人一定数量的面粉和糁子，这叫做月粮。其余的家奴在下人食堂吃饭。前一种家奴认为自己比较幸运。我还记得发月粮的事；但是，因为这种供给办法被认为不很上算，所以后来我们家里索性取消了它，让所有的家奴一律到下人食堂吃饭。我现在还记得他们因为这一做法而怨声载道，甚至落泪的情景。——作者
但是，每个礼拜天，当我们看到端给神甫和神职人员当点心吃的包子时，连我们这些没吃过饱饭、没尝过美味的孩子也感到纳罕。这种包子的馅儿用一周间积存的各种剩菜拌成，使下人食堂里充满了发臭的咸牛肉特有的味儿。因此，这种包子就叫做“神甫包子”。此外，吃点心用的食器也是很特别的、专供神甫用的；灰色的斑驳的盘子、用钝了的刀子、折断了的叉子、蹩脚的玻璃茶杯和高脚酒杯。不过，说句公道话，我们那位神甫也实在特别，正如当时人们说的，就是那么一种胚子。
尽管如此，妈妈在家的时候，伙食方面好歹还能凑合过去；可是当她上莫斯科或者到别的田庄去一段时期，留下父亲当家的时候，我们就倒了大楣。在这种时候，母亲通常留给父亲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供各项开销之用，又把教堂执事叫来，吩咐他，如果留给老爷的钱不够花，就从教会经费中借一点给他。父亲为人并不吝啬，但是他想讨好母亲，便竭力保住交给他的这张钞票，不去兑开。因此，他节省到了不近情理的程度。邻里们都知道这个，所以母亲不在家时，他们决不上我家串门。这种努力节省的结果几乎总是带来辉煌的成绩：父亲成功地把留给他的钞票原样交还给母亲，因为即使有急用，他也宁肯从教会经费中借支一点儿，而不愿把那一百卢布的钞票兑开。不过，我们虽然饿着肚皮，却也得到了一种补偿：我们可以在父亲面前大发牢骚；可是在母亲面前，说一句极其轻微的不满的话，马上就会遭到残酷的报复。
营养不足对儿童身体的发育固然有害，但是，那分配食物的办法，从精神方面来看，对儿童的影响更其有害。这方面完全不按一视同仁的原则办事，而由偏心所支配。在我们家里（不过，我这里主要指一家之主的母亲），孩子们被分为两种：可爱的孩子和可恶的孩子，而且，由于生活中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吃喝，所以“可爱的孩子”比“可恶的孩子”所占的优越地位便主要表现在饮食方面。母亲分配食物，给“可爱的孩子”挑大块的、新鲜一些的，给“可恶的孩子”的总是回过锅的、风干过的硬块儿。有时，她给“可爱的孩子”挑完了食物，便对“可恶的孩子”说：“你们自个儿拣吧！”她的话刚落音，饥饿的“可恶的孩子”们便你抢我夺，丑态百出。
母亲一面向盘子俯着身子，一面皱眉蹙额盯着孩子们，看他们闹成个什么样儿。这时，多半会有一个“可恶的孩子”感觉到妈妈凝神注视的目光正落在自己身上，同时意识到所谓自由挑选食物，不过是猫儿耍弄老鼠的把戏，他便自我牺牲地拣了一块最坏的。
“你怎么不挑一块好一点儿的呀？喏，旁边那一块，你瞧，多肥啊！”母亲用假情假意的亲热声调对那个“可恶的孩子”说；泪水快要从这个不幸的孩子的眼睛里夺眶而出了。
“好妈妈，我不饿！”那“可恶的孩子”回答，竭力装做满不在乎的样儿，还神经质地嘻嘻笑着。
“不饿！那你干吗撅着嘴巴？你给我小心点儿！我可看透了你，你装老实！”
但是有时候，“可恶的孩子”不幸起了逞逞勇气的念头，竟然拿叉子在莱盘里戳来戳去，想找一块好一点儿的。突然之间，传来了呵斥声：
“你乱翻什么，坏蛋！你倒是想出了新花样，居然用叉子在菜盘里乱戳！把你的盘子递过来！”
接着，一块实际上已经烧焦了的、毫无营养价值的、象木片似的东西放到了这个“可恶的孩子”的盘子里。
总之，每吃一顿饭，“可恶的孩子”都要用忧郁的眼光望着“可爱的孩子”的盘子，常常是眼里噙着泪水，忍着忍着，还是哭了。可是他们一哭，后脑勺准得挨几巴掌，还要被罚站着吃饭，或者不准吃菜，而且一定是不准吃他们爱吃的那盘菜，等等。
对甜食也是这样处理。冬季里很少给我们吃甜食和水果，但是到了夏天，浆果和水果多得要命，孩子们每天都能分享一些。通常，所有的孩子表面上分得公公平平的，可是暗地里，母亲却又偷偷塞给“可爱的孩子”一份浆果和水果，而且，比给“可恶的孩子”的当然要新鲜得多。母亲和“可爱的孩子”们窃窃私语着，“可恶的孩子”们很容易猜出这是在说他们的坏话……
还有一种做法也在“可恶的孩子”们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母亲一向亲自采集水果：桃子、杏子、李子、西班牙樱桃，等等。她到温室去的时候，往往随身带着一个“可爱的孩子”，在那边给他吃刚采摘的水果。请你们想想，当采集水果的行列捧着装满成熟的桃子、樱桃等等的托盘、瓦盆和木钵出现在果园门口的时候，那些“可恶的孩子”的脑子里会描绘出什么样的图画吧！而且在这行列里还有个“可爱的孩子”跟在母亲背后，蹦蹦跳跳地走回来呢……
是的，现在一想起这些厚此薄彼的事，我就感到不舒服，何况，把子女分成“可爱的”和“可恶的”两类，还不限于儿童时代，而是终生如此，这就显得太不公道……
“不过，你写的不是真事，是一种杜撰的地狱生活！”人们也许会这样对我说。我写的很象是地狱的情景——这一点我不打算辩解，但是同时我必须说明，这地狱可不是我杜撰出来的。这不过是“波谢洪尼耶遗风”而已。当我再现这些往事时，我可以诚心诚意地具结保证：这些都是实情。
然而，我并不否认，那时候也还有着另一种生活，平和的甚至充满了同情的生活。这种生活我以后也会写到。在这本《言行录》里，你们将看到对各式各样的生活环境和真情实事的描写，就是这些东西构成了我所称之为“遗风”的生活秩序。
三 道德教育
概括的说，教育环境的总貌是异常严酷的，而最坏的是，鄙俗到了极点。但是，道德教育甚至比体质的培育更糟。且先从我父母的相互关系讲起。
我已经讲过，我父亲四十岁上娶了一个还没有脱离孩子气的少女。这是后来不能和睦相处的第一个主要根源。其次，父亲出身于古老的贵族家庭，札特拉别兹雷家——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啊！母亲呢，论出身，是商人的女儿，加上她父母嫁她时没有完全如约拿出陪嫁。一两夫妇无论在性格、教养和习惯上都没有共同的地方，而且，因为母亲是从莫斯科嫁到乡间一个她完全陌生的家庭里，所以婚后最初一段时间里，她的地位极其孤立和低微。人们又以异常粗鲁甚至残酷无情的态度使她感觉到这种卑微的处境。
最初一个时期，特别使她难堪的是几个大姑小姑，她们住在离父亲世袭庄园不远的地方，以极其仇视的态度对待年青的女主人。由于她们全是“怪物”，所以她们的纠缠采取了十分荒谬而恼人的形式。比如说，她们忽然无缘无故地哈哈大笑，同时斜眼瞟着母亲。或者，母亲一出场，她们便窃窃私语：“做买卖的女人！做买卖的女人！”同时又笑得前仰后合。或者，她们问父亲：“好兄弟，您快用年轻老板娘的陪嫁钱买地了吧？”她们做得这样过火，父亲尽管性格软弱。有时也不免大发脾气，高声骂道：“你们这些刻薄鬼，刻薄鬼！你们的舌头怎么不烂掉！”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