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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间里，萨维里采夫一直逍遥法外。但是不久他迫于情势，把狗鱼湾抵押出去，随后，得到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的破格支持，他又把燕麦村的庄地也抵押了。他同妻子完全和解了，因为他明白：她的凶狠并不下于他，而且干得比他高明得多，有一套掩盖罪迹的本事。他甚至把他的残暴的马弁，那异族人交给她使唤。他对自己说：大的残暴行为——不是女性的头脑所能想出的事情，因为女人没有这样开阔的眼光，但是在虐待和折磨人方面，她们恐怕比男人更加高超。这个看法一经确立，他便不再改变。
他感到自已经常受着官吏们的监视，不得不尽力约束自己，但是，当妻子要侍女在身边陪她做祷告，并且念一句诗词拧一下侍女的时候，或者当妻子命令下人搔失身的“姑娘”的痒，搔到她口吐白沫，再不然就是给她套上调马索，用长鞭子赶着她象马似地跑圆场的时候，他一点也不反对。这一类虐待行为在燕麦村（夫妇俩由于恐惧，搬到这里来居住了）几乎天天重演，而且从来没有遭到制裁。看来，虐杀乌丽塔的事件引起了极大的愤慨，以至于掩盖了随后发生的这些“小事”，使人忽略了它们。
然而，姑母并没有忘记过去的屈辱，她象从前一样，仍旧神秘莫测地望着丈夫，现在，她已经把握十足地预见到，她得势的日子不远了。
萨维里采夫家的庄园里变得比较清静了。家奴也罢，农民也罢，他们细心地听着有关乌丽塔案件审理各个阶段的传闻，但只是默默地听着，忍受着新的压迫，不出一句怨言。他们大概已经体会到，如果老在长官面前碍眼，就只能使自己落个捣乱分子的恶名，授人以为类似的暴虐行为辩护的口实。
过了四、五年，案子终于了结，而且了结得十分出人意外。由于意见的分歧和行政机关的人事变迁，案子由一级审理机夫转到另一级，一直转到大理院。本省的终审法院决定将萨维里采夫训诫一番，着令他往后小心行事，但大理院对此案另有看法。彼得堡下来的批示是：查退役上尉萨维里采夫辱没贵族门第，着即剥夺其官衡与贵族称号，发配边疆，终身服兵役。本判决不得上诉。
不消说，县府当局立即表现出特别关心的姿态。他们没有立刻执行这个判决，却私下关照被告，给了他谋求转圄的时间。
萨维里采夫和妻子整整商量了一夜，考虑他该怎样办。兵营生活的远景，象一个张着大口的无底深渊，使他丧魂失魄，惶恐万分。士兵的生涯和他自己在士兵身上的所作所为，历历如在眼前。一想到这些，他不禁象树叶似的索索发抖。
夹鞭刑，夹鞭刑，夹鞭刑……被司务长打成残废，被任何一个下级军官打成残废，被连长打成残废。作过了头，挨打；作得不够，挨打，这是规矩。此外还有：随着大批的犯人，挎着口袋，由解差押往西伯利亚某城堡去的漫漫长途……而且，也许还要戴上镣铐！不，他没有力量去过这样的生活！他已经快四十了；由于经常酗酒，他的身体几乎已经垮了——他哪里受得了这个罪？而最可怕的是在那些新的弟兄们当中，可能有亲眼见过他从前虐待士兵的人——那会发生什么事呢？不，不，……还不如自杀的好。
但是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诡计多端，她巧妙地利用了他的绝望的处境。
“你来装死吧！”她这样劝他，颤抖的声音居然装出亲热的口气。
他困惑莫解地望望她，本能地哆嗦了一下。
“干吗望我！你装做死了——不就完啦！”她重说了一遍。“我们给警察一点好处，弄一口空棺材去葬掉——这样，你就可以不声不响地活下来，而且待在你的狗鱼湾。家务事我来管。”
“我的庄地怎么办呢？”
“庄地只好跟它永别啦。田契得换上我的名字……”
他惶恐地看着她，苦苦地思索着。
“你这是在要我的命！”他终于说道。
“这是什么话！你是不是想起了过去的事？我的朋友，我早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你是我的丈夫；我们是明媒正娶的结发夫妻……你对我有罪，有很大的罪——这是确实的；但是最近这些时候，谢天谢地，我们过得很和睦……你没有为难我，我也没为难你……我不是让你典押了燕麦村吗？……啊？你忘了吗？今后就这样过下去吧。往后要是有什么需要，只要我吩咐一声，事情就办妥了。好吧，好吧，赶快考虑一下吧！”
“你是在要我的命，要我的命！”他无意识地连连地说道。
但是已经没有时间考虑，而且也没有旁的出路了。第二天清早，夫妻俩到最近的一个城市去，迅速办完过户换契的手续，狗鱼湾从此永远成了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的私产。回家后，黑夜刚刚降临，人们便把尼古拉·阿布拉米奇送往他从前的庄园去了。
事也凑巧，就在这个时候，老家奴波塔普·马特维耶夫死了，因此，那口棺材并没有让它空着。人们把波塔普装进给老爷预备的棺材，请来区里的副主教和几位邻村的神甫，并且顺便通知了县警察局长，而当后者来到燕麦村的时候，已经到了下葬的时刻。人们用隆重的、合乎世袭贵族身份的大礼殡葬了“尼古拉大老爷”。
地方当局向上峰呈报，说对退役上尉萨维里采夫的判决未能执行，因为被告已遵从上帝意旨升了天。从此以后，已故的“大老爷”便留在自己祖传的家园里，顶着家奴波塔普·马特维耶夫的名字，开始度着可怜的生活。
第二天，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让他穿上波塔普死后留下的蓝色粗布衣，在营房里拨给他一角栖身之地，并且命人派他一份劳役，让他同别的家奴一样干活。而当下人禀告她，说老爷在门外，请求向太太报告自己的情况时，她疾言厉色地答道：
“不用了。让他干活去；上帝喜欢爱劳动的人。告诉那个恶棍，他的鞭子打得我的脊背到现在还酸痛。不准再叫他老爷。他是什么老爷！他是波塔普木匠，别的什么也不是。”
这件事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也真是咄咄怪事！——起先因为乌丽塔惨案叫喊过“罚这个恶棍服苦役太便宜了他”的邻里们，现在忽然替尼古拉·阿布拉米奇叫屈了。
“若是为了每个女农奴都要罚去当兵——那怎么得了！”有些人说。
“不，您好好想想吧：眼下这桩事已经传开，哪乡哪府全知道了……每个庄稼汉都把这桩事记在心里……他们还会听话么！”另一些人接口道。
一句话，这一类自由言论蔓延开来，贵族长好不容易才使不满的呼声平息下去。
没过多久，尼古拉·阿布拉米奇便完全进入了他自愿扮演的波塔普木匠的角色。他眼旁的家奴一块儿从事劳役，跟旁的家奴一块儿喝发酸的牛奶，吃掺麸皮的面包，喝清水汤。
然而，姑母脑子里编排的虐待节目，还只实现了一部分。
有一次，她忽然想到给丈夫套上调马索，赶着他象马似地跑圆场，但是首先，惩罚刚开始，这个半截入了土的人便显出他吃不了这份口粮；其次，他第二天就不见了。原来，绝望之余，他跑到城里，把自己的事讲了出去。不消说，人家不听他的，结果、又把他送了回来；但接着贵族长把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叫去，警告她，要她让丈夫安安生生过日子，因为，如果她再这样虐待他，他便不得不呈请当局，将她强占的领地交由政府监护。
姑母让“波塔普”搬到燕麦村，叫他住在一间小厢房里，开始拿他当小丑耍弄。不久，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写信把福木什卡叫来燕麦村，让他恣意嘲弄自己的丈夫。
福木什卡好似天外飞来，突然降临到燕麦村。他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在这以前，谁也没听说过他。人们窃窃私语，有的说他是太太做姑娘时养的那个儿子，但也有人一口咬定，说他是太太的姘夫。但是，她对他在女仆室里干的风流事毫无醋意，根据这一点来判断，还是第一种说法比较合乎情理。
他是一个十足的奴才，厚颜无耻、举止粗自、荒淫无度的下流胚子。他很讲究穿戴。他三番五次试图闯进地主家庭，但是每一次，甚至是在小地主的家庭里，他都遭到了严厉的拒绝，因此他感到很苦恼。他懒惰，对于经营产业的事一窍不通，他管理田庄，把事情弄得一塌胡涂。他游手好闲的过日子，常常拿“死鬼”开心，强迫他跳舞，唱歌，等等。姑母十分疼爱他，暗暗考虑用什么办法把产业传给他。但是，按照当时的规定，她遇到了没法克服的障碍（福木什卡在户籍登记簿里的身份是个小市民），因此，只得采取订立借贷文书的方式来保证她心爱的人的权益。果然，他们预先立好了文书，但她没有交给他，却藏在写字台里，只告诉他，文书放在哪个抽屉中。
“看好，文书放在这里！喏，钥匙在这个钱袋里，跟旁的钥匙分开摆的！等我死了——你可别弄错！”
“这哪儿成！到那个时候，大伙儿会眼睁睁地盯着我：好妈妈，您还是现在交给我吧。”
“不行！我还不知道你们这帮人！文书一拿到你手里，你连‘万分感谢！’的话都不会说一句，就溜走了。不。照我的话办：天助自助者。怕什么！我大概不会忽然死的！”
这样过了许多年。尼古拉·阿布拉米奇已经老迈不堪。他们不再派他干重活；偶尔，看福木什卡的情面，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甚至从主人的饭桌上拿一块食物和一杯白酒赏给他。这时，他便感到很幸福，管妻子叫“恩人”，千恩万谢地向她深深地鞠躬。他穿着那件从来没有换过的、好象永远穿不破的蓝色粗布衣眼，拄着拐杖，整天在院子里晃来晃去。他监视着家奴们是否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太太的指示，而且时常向太太进谗言。但是人们发觉他渐渐糊涂起来，嘟嘟囔囔说些没有条理的话，连家人也认不清楚了。看来，他自己也意识到他不久于人世了，因此有一天，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照例给官吏们送过礼品后（她一直在担心他们会忽然揭她的老底），责备他说：“你这个可恶的东西，怎么还不死！”这时，他恭顺地答道：
“快啦，恩人，快啦！萨维里采夫早死了，波塔普也快死啦！”
邻里们渐渐忘了这件事，只是偶尔对来访的客人讲讲它，但那也象是在讲一件怪事，在当着政府官吏的面讲燕麦村一位已故地主的轶事罢了。尼古拉·阿布拉米奇有时也到附近的邻居家去走走，他们都是比较单纯的人（这一带有许多小地主）。他来到邻居家，在院子里晃晃悠悠走着，看见窗户开着，便走到窗下，拿拐杖敲几下。邻居听见敲窗子的声音，走到窗前，同老头子交谈几句，有时还给他一杯酒和一块黑面包。但是他们从不放他进屋里去。
期待中的死神终于降临。死神圆满地解决了他们两口子的难题。萨维里采夫得了一种无名的病症，躺在炕上受了个把月的折磨，没有得到医治，因为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断然拒绝延医诊治。他舒了一口长气，好象忽然卸下了生活的枷锁，感到非常高兴，便静静地死去了。姑母也没有悲伤：丈夫的死解除了她每年向官吏们纳贡的义务。
人们把尼古拉·阿布拉米奇埋在葬波塔普木匠的同一个墓地上。他的坟前立着一个简陋的十字架，上面写道：
“上帝的奴隶波塔普·马特维耶夫安息于此。”
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姑母的结局很惨。一天夜里，她上床睡觉的时候，她所宠爱（不过这并不妨碍姑母象对待别人一样地折磨她）的女管家照例在旁侍候，推开卧室的门，大声叫道：
“你们干吗站着！来呀！”
一群使女应声冲进卧室里，一会儿工夫便用枕头把太太活活给闷死了。
因为这件事发生在夜里，福木什卡一点声音也没听到，所以他没来得及拿到藏在写字台抽屉里的文书。
后来，姑母的燕麦村，连同她赚来的狗鱼湾，一并作为遗产归我父亲所有，因为他是礼特拉别兹雷家族男系方面的唯一的代表。
为了应付法庭的审讯，应酬办案的官吏，母亲在燕麦村住了好几天。
福木什卡向她说，死者给他立过几份文书，母亲却十分冷淡地答道：
“文书在哪儿？拿来看看！”
后来，她将他赶出了家门。
九 后沼镇
母亲在后沼镇的举止跟在红果庄的表现迥然不同。她明显地克制着自己。她不发号施令，不发脾气，只是“好言相劝”，对谁也不使用轻蔑的小名（阿加莎尽管是从红果皮带过来的使女，但她叫阿加莎时总要加个“亲爱的”），她完全忘了世界上还有举手打人的事存在。可以认为：她感觉到自己现在是在别人家“当仆人”，甚至好象意识到她这个不久前还是个并不富足的贵族太太，有点啃不动这么一大块美味的肥肉，因而老是提心吊胆。
后沼镇是个拥有一千五百余名农奴的大镇，下辖数个村庄，共有三千余名男农奴。这个市镇分属三个地主所有。其中，我母亲和Э公爵占有同样大小的一份（各有农奴一千二百名），Г伯爵占有的一份最小，约六百名农奴（可是后来母亲买下了他这一份）。镇上有十来条街道，各有专名；市镇中心辟了一个商业广场，四周开设着各种商店。不过这个市镇特别引以自豪的却是两座宏伟的教堂，一座耸立在广场上，里面有一口五百普特重的大钟；另一座建筑在离开市镇稍远的墓地前。几座石砌的住宅，夹杂在一排排大都腐朽发黑的普通木屋中间，自有一派出类拔萃的气势，也是使农民们不无自豪之感的建筑物。这是掌握整个市镇命脉的财主们的住宅。
镇上没有学校，但大多数农民都会写字，或者更准确地说，能似通非通地涂涂画画，因为这里的农民从事饮食业的居多。他们会在油污的小纸片上记记“青鱼一吊（条），茶一格（客）：油（又）一格（客）：白九（酒）一杯两杯三杯酒”之类的账目。本地人的文化程度不会比这更高了。
从前，后沼镇完全掌握在Г公爵一人手中，他去世后，他的三个儿子分了它。长子和次子各分了相等的一份，老三分得全部产业的一半，外加在边远省份里的一份庄地。
当时分配遗产的办法非常特别，而且分得毫无眼光。不是按土地，甚至不是按村庄，而是按庄户来分。先分富裕庄户，再分中等庄户，末了分贫苦庄户，也不管这些庄户彼此相隔有多么遥远。有时，比如说，三个毗邻而居的庄户，分别归属于三个领主，它们的景况各不相同，缴纳的代役金也不一样。三家的成员若要结成亲眷，却必须办理一种特别手续，即一般属于不同封建领主的农奴们结亲时必须办理的那种手续。不错，这种分配遗产的办法大都流行于代役租制的领地上，因为在代役租制的领地上，这个或那个缴纳代役金的单位如何安排，安排在何处，对于地主倒是无所谓的事；但是，这种混乱的局面有时也存在于实行劳役制的领地上，特别是在分到第七个和第十四个庄户的时候。
后沼镇的分配情况也是如此。土地划分得七零八碎，犬齿交错，但对母亲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她经常感到管理上受到的牵掣。到处都有邻居的眼睛盯着她，迫使她不得不克制住自己。她虽然记性很好，但是她能认出的自己的农民——其中大多是富裕农民——却很有限。因此，在最初一段时间里，当我们没事上街溜达的时候（需要熟悉熟悉新买的庄地），常常遇到成群的男孩跟在我们背后，不住地叫嚷：“札特拉别兹雷：札特拉别兹雷！”语气间竟把这世袭贵族的姓氏变成为双关的俏皮话①。母亲当然知道这些男孩中也有“自己的”农民的孩子，却束手无策。我们也不时遇到一些大人从我们身边走过，却不脱帽行礼。他们之中，也许有不少是我们“自己的”农民，但是怎样认出他们呢？总之，地主的尊严处处受到损害，虽然我必须说，使母亲感到不快的，与其说是这些有伤体面的事，不如说是那犬齿交错、七零八碎的田地，因为它妨碍了她在管理上施展身手。
①“札特拉别兹雷这个姓有“穿粗布衣服的人”的意思，故云。
商业广场没有分掉，营业收入由三位业主按比例分配。他们每年共同制定车辆、铺面、饭店和酒馆的纳税额；此外，也允许在街上和各自的庄园里从事交易，但必须课以繁重的特别税。在讨论这些公事的会议上，五票表决权中，母亲占两票，另外两位业主共占三票①。显然，母亲总是属于少数。
①这是依各人占有的农奴数目来确定的。
这使她非常气愤。不知道为什么缘故，她常常设想，商业广场如果拿到她手里来，它一定会变成一棵摇钱树。她本想在自己的庄地上盖一座商店，门面朝着广场，但是这个打算也遭到了反击。
“你敢情是想用这个办法，把买卖全揽到你的庄园里去吧，”另外两位地主的总管粗暴地对她说。为此，她向法院告了一状，但官司打输了，因为r公爵出面干涉，使她那点菲薄的贿赂无济于事。
这且不说，连她自己的农民有一段时间也不容许她凭个人的意愿支配商业广场的事务。在商业广场的所有权全部落到她手里以前，他们象另外两位业主的农民一样，每年派几个代表，大家共同制订全年的营业计划。他们现在也坚持这个制度，因此，为了战胜农民的这种放纵行为，行使自己的地主权利，母亲非大下功夫不可。
不管怎样，母亲一经弄清后沼镇的情况，立即就地界问题提起诉讼，将这个案子委托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彼得·朵尔米东迪奇·莫吉里采夫办理。但是，唉！——我这里顺便说说——无论是母亲，还是她的继承人，都没有见到这件公案的结局，直到农村改革①，把农民们联合在一个乡里，置于统一管理之下，并使他们有可能照自己的意愿去安排彼此之间的关系之后，这种土地混乱的现象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