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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风暴之迷-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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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形式对南共施加压力,在遭到南斯拉夫的坚决抵制后,苏共便操纵情报局机
构对南斯拉夫发难。这一做法对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影响。1963
年,赫鲁晓夫在一次讲话中指出:“俄罗斯灭亡了,那么其他一切斯拉夫人也要灭
亡”,把俄罗斯人当作所有斯拉夫人生死存亡的依托。勃列日涅夫在苏共24大上曾
经指出:“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具有伟大的人类性格,头脑清醒、心怀慷慨,是伟大
的天才,应该当之无愧地博得非俄罗斯各民族真诚的尊敬。”苏联当局在谈到国内
民族关系时,总是把俄罗斯民族称作是“伟大的母亲”,而把非俄罗斯民族称为
“伟大俄罗斯民族的忠实儿子”。事实上,俄罗斯民族的“优秀民族论”,“大俄
罗斯主义”是与马列主义的民族观根本对立的。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
处,人类的文明是由各民族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的。民族无论大小,都没有优劣之分,
也没有贵贱之别,应该是平等的。

    俄罗斯人天性自由,热衷于漫游和追寻,是“永恒的漫游者”和“探索者”。
谈到俄罗斯人的这种天性,会立即在我们眼前浮现出一位超尘脱俗的流浪汉形象,
他背负一个小包,里面装着已被压缩了的整个尘世生活,正在神情自由地,但却充
满着渴望地走在俄罗斯的大平原上和大森林中。“精神漫游”在俄罗斯一般人民的
生活中存在,在知识分子精英的生活中也得到体现。

    18世纪后半期的俄国社会思想家拉吉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和《
自由》两部名著的题名就是他的精神漫游者的最好写照,反映了他对自由的追求。
拉吉舍夫酷爱自由,视自由精神如同上帝。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中,他
以旅行随笔的形式描写了从彼得堡到莫斯科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拉吉舍夫展现了一
幅幅农奴制压迫的悲惨画面,“农民担负着沉重的劳役和赋税,他们被戴上镣铐像
牲口一样被出卖,还要遭受残酷的刑罚”。他形象地刻画了专横凶暴的贵族地主、
穷奢极欲的达官显贵,把他们的兽行赤裸裸地暴露在人们面前。他还直截了当地指
出,沙皇就是“所有恶人中最凶恶的一个”,从而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18世纪的
俄国社会政治制度。拉吉舍夫寓言:“被压在沉重枷锁下的奴隶们一旦绝望得暴怒
起来,便会用妨碍他们自由的镣铐击碎……灭绝人性的老爷们的头颅,用老爷们的
鲜血染红田野!国家会因此而失掉什么呢?奴隶们中间很快就会出现伟大的人物来
代替被击倒的家伙;但这批伟人将……抛弃那种压迫别人的权利。这并不是梦想,
视线已透过时间的厚密帷幕,尽管这帷幕还遮蔽着我们展望未来的目光;我们向前
看透了整整一百年。”在他的《自由颂》中,他纵情沤歌了他所向往的自由。他把
自由称为“上天恩赐的幸福礼品,一切伟大事业的源泉”:“请允许一个奴隶来把
你歌颂,快把你的激情来燃烧我的心胸,使出你雷霆万钧的力气奋起一击,将黑暗
的奴隶制化为光明!”

    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和农奴制度在俄罗斯人的文化心理上打下深刻的烙印。俄
罗斯人具有反对封建专制压迫和争取民主自由的光荣斗争传统,但也有逆来顺受的
一方面。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勒罗亚·博里厄说过,俄罗斯士兵是“全欧洲最坚韧
的”,他们的“忍苦耐劳的能力是西方国家从来没有见过的”,他们“越过南部的
大草原,奔驰至气尽力竭,数以万计的人要在途中倒毙时,还是没有反抗,没有怨
言和悲叹……而俄国人在本质上却是全世界最不好战的。”

    阿·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大雷雨》中塑造了一位追求自由、追求个人幸福的女
性——卡捷琳娜。卡捷琳娜感情丰富,热爱大自然,向往自由的生活。婚前,她在
母亲的抚爱下生活得无忧无虑,伏尔加河畔优美的自然环境陶冶了她纯朴善良、富
于幻想和虔信上帝的心灵。婚后,她来到一个偏僻闭塞的小镇。小镇的生活落后愚
昧,死气沉沉。她的婆婆伪善、专横、刚愎自用,死守着宗法制的旧风俗和旧礼教,
百般折磨和凌辱卡捷琳娜。卡捷琳娜的丈夫软弱可怜,对母亲惟命是从。在这个令
人窒息的“黑暗王国”中,卡捷琳娜失去了生活的乐趣,没有知心的亲人,精神上
极为痛苦和压抑。她曾经指望克制自己,用善良的行为来换取婆婆对她人格的尊重,
但是她的希望落空了。就在这时她遇到了朴实的青年鲍里斯,一种不可遏制的对自
由、对幸福的热望进发了出来,她与鲍里斯热烈地相爱了。在小姑瓦尔瓦拉的帮助
下,她与鲍里斯经常幽会。卡捷琳娜激动地对瓦尔瓦拉说:“我要重新开始生活。
我要是不愿意在这里生活的话,哪怕是把我砍碎,我也是不干的。”然而鲍里斯并
不是一个值得卡捷琳娜所爱的强者,他性格懦怯、意志薄弱,根本没有帮助卡捷琳
娜获得自由幸福的新生活的勇气和力量。在叔父的威逼下他屈服了,他抛开了卡捷
琳娜,独自远走他乡。卡捷琳娜的幻想破灭了,她不愿再忍受婆家的凌辱,但内心
又受到宗教意识和宗法道德的谴责。于是,在有一天大雷雨来临之时,她当众承认
自己不忠于丈夫,而后就投身于伏尔加河之中,以死来摆脱长期的精神折磨。卡捷
琳娜的死是对“黑暗王国”、对专制制度的一种反抗,是对自由的追求无法实现时
的一种反抗。卡捷琳娜渴望自由,并努力追求自由,但她的性格中有软弱的一面,
对个人的权利认识不足,她在冲破旧礼教的束缚时常有疑惧,感到自己在上帝面前
有罪。

    契河夫笔下的万尼亚舅舅(戏剧《万尼亚舅舅》主人公)也是一个性格具有两
面性的小人物,他的性格中突出的一面是软弱的一面,是奴性性格。像当时的许多
普通人一样,万尼亚舅舅也只知道拼命埋头苦干,他们只知劳动、工作,至于为谁
而干、劳动的目的是什么却一无所知。谢列布里雅科夫教授是万尼亚舅舅的姐夫,
在剧中,他是一个不学无术、徒有虚名的人,但万尼亚舅舅一家人却像崇拜偶像一
样地崇拜他,把他视为一个伟大的学者、思想家和精神领袖。为了已故姐姐,为了
教授能在彼得堡过得舒适,万尼亚舅舅和外甥女索尼亚毫无怨言地工作着;为了偿
还父亲买庄园时期欠下的25000 卢布,万尼亚舅舅“像牛马一样”地工作了10年;
他替教授经营着庄园,整整25年像一个最廉洁的管家似的,把庄园的所有进款都给
了谢列布里雅科夫,而教授每年给他的薪俸只有可怜的500 卢布。在庄园里,万尼
亚舅舅和母亲、外甥女像老鼠似的,一直关了25年,他们一天到晚谈论的只有教授
和教授从事的工作;他们崇拜教授,为他抄稿件、译书、找资料,一心一意地为他
服务。他们没有自己真正的生活目的,只是盲目地为教授活着。当万尼亚舅舅听到
教授要出卖庄园时,他终于反抗了。他震惊,他愤怒与教授正面冲突起来:“……
这片产业之所以能够解除抵押,而且弄到这种好的情况,完全是由于我的辛苦,可
是现在我老了,你就像条狗似的把我从这里赶开了。……但是我的眼睛终于睁开了,
现在我可把你看的真清楚了!你写的是讨论艺术的文章,可是你一点艺术都不懂,
你那些从前我认为了不起的工作,其实连一个钱都不值!你耍弄了我们广”我把自
己的生活糟蹋了厂‘气愤之余,他朝教授开了两枪。尽管这两枪没有射中教授,但
这两声枪响毕竟是有力的,因为这是反抗的声音,显示出了万尼亚舅舅追求个人生
活的一面。但戏剧的最后,他的性格只剩下一面——听天由命的消极的一面:教授
夫妇要回彼得堡了,万尼亚舅舅与索非亚仍旧坐到了写字台前。一切都过去了,一
切又都重新开始,万尼亚舅舅仍是充当偶像的奴隶。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中篇小说《地下室手记》也以近乎冷酷的方式把一个认识到
自己遭受不幸的原因,但又同一切美好品质绝缘的思想者形象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这是一个能代表俄国人大多数的人物形象,他们甘愿蒙受苦难,自我戕害,意识到
了美好的东西却又不努力去得到它。更主要的是这些不幸的人都有一个明确的信念
:既然大家都是如此,也就无须加以改变了。

    直到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在俄国仍处于艰难起步阶段,个性自由不可能得到
普遍承认,相反,在俄罗斯文化中得到广泛体现的是集体主义精神,对个人价值、
个人权利认识不足,缺乏尊重。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在俄罗斯,直至19世纪60年
代以前,一直实行以农奴制为基础的沙皇专制制度,简单重复的封建农业生活方式,
极为封闭的村舍农民生活,加上宗法村社制与沙皇专制对农民的绝对统治,在农民
中形成了驯顺的心理特征。村社是赋役承担者的联合体,是一种向国家、向地主负
责的集体,离开村社,个人难以生存,也为法律所不容,村社的各项制度在一代又
一代的农民身上培育着集体主义精神。可以说,俄罗斯人只有作为集体的一员,才
能存在。在历史上,国家往往作为集体的代表出现,而俄国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只有在与四面八方的敌对力量的斗争中才能生存,国家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对集体主义的崇尚在俄国与对国家的崇拜密不可分。而对集体、国家礼拜有加,必
然对自己的价值和尊严认识不足。东正教的教条主义、禁欲主义影响使这种情况得
到进一步发展。长期生活在农村公社及农奴制下的俄国农民,仅只希望有一块黑土
地,除此别无他求。屠格涅夫笔下的农民,淳朴、热情、有才干、有美好的灵魂、
有“黄金似的”心,但却对一切都满足,“对一切都感谢”,不抱怨,不诉苦,甚
至对于死亡抱着冷漠的态度。他们尽是“温和的、忍辱的、柔顺的——他们可以使
得一个善良的人流泪,但是希望在他们身上发现一点积极的创造性的原则的人看来,
他们就会撩起厌恶之情”。苏联时期集体农庄的建立更加强了这种集体主义。他们
追求一种“众人如一人”的局面。对“出人头地”的哥们儿,或地位比自己高的人
抱有妒嫉和怨恨的心态,千方百计想把他们拉下来,使他们与“众人”一个样;而
对落魄者,或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则想方设法帮他们一把,让他们重新爬起来,与
“众人”一个样。另外,与自然斗争也要求俄罗斯人“协同作战”,齐心协力。因
此,“大伙儿一起上”、“众志成城”是俄罗斯人生活的要诀。俄罗斯人在社团里
习惯于自我约束,他们为达到某种结果首先采取共同行动,而且从不把这些成果与
个人活动挂钩。

    就俄罗斯人民原有的性格而言,他们一直在追求自由,追求一种无政府状态。
19世界下半叶许多俄罗斯知识分子都流露出无政府主义的情绪。陀斯妥耶夫斯基在
其小说《罪与罚》中,以令人窒息的笔调描述了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社会的剧烈动荡,
无情鞭答农奴主阶级的残暴、野蛮,同时对资本主义的虚伪性表示痛恨,由此而否
定政治,否定政府,幻想人民过上如兄弟般友爱的伦理纯真的生活。书中的主要人
物是贫穷大学生拉斯柯尼科夫,他因缴不起学费而退学,为付不出房租而羞愧,要
谋求职业又无人聘用。他住在一座5 层楼房的屋脊下边的阁楼里。这房子,“与其
说是一个房间,还不如说像是一个柜橱”。即使这样贫困的生活,他也还要靠母亲
和妹妹的接济才能维持。拉斯柯尼科夫富有同情心,他个人处境已极度窘困,在力
所不及的情况下仍乐于以微薄力量帮助比自己生活更苦的人们。他在下等酒馆里遇
到了失业的9 等文官马尔美拉托夫,马尔美拉托夫一家的悲惨处境使他深感痛苦。
正是对下层人民的这种真挚同情使他接受了酒店里那个大学生关于杀死一个贪婪、
残忍的老太婆,拿这个高利贷者的钱去救济穷人的主张。拉斯柯尼科夫认为是不平
等的社会制度给人们带来了苦难。而另一方面他又从人性论的角度把世界上的人分
成两类:一类是平凡的人,实际上正是被欺凌和被侮辱的人,是拉斯柯尼科夫同情
的普通人;另一类是“不平凡的人”,极少数“超人”,实际上是奴役多数人的人,
即像拿破仑那种主宰世界的人。而拉斯柯尼科夫要证明的恰恰是自己是不是“超人”,
他是想以“超人”的资格当穷人的救世主。在支持他杀人的动机中,既含有对穷苦
人的同情,也含有他对穷苦群众实质上的蔑视,含有极端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的成分。

    然而,俄罗斯人在那动乱的时代里,在反异族入侵的斗争中却使异族特征和专
制权利有机地侵入了俄罗斯国家机构,控制了俄罗斯那渴求自由的自发势力。俄罗
斯人在同蒙古鞑靼人的斗争中凝聚在一起,不仅彻底摆脱了蒙古人的统治枷锁,而
且顺从地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庞大帝国。这个
与其性格格格不人的庞大帝国,又很快担负起对内对外的警戒、防御和扩张的职能。
从而使俄罗斯成为世界上最国家化、最官僚化的国家之一。正如别尔嘉耶夫的发问
:“为什么一个最无国家观念的民族竟建立了如此庞大的强有力的国家机器,为什
么一个精神自由的民族竟不企求自由的生活”?这恐怕要归因于俄罗斯受到的东西
文化的双重影响。

    最无国家观念的俄罗斯人民却几乎把所有的血液都抛洒在为巩固和保卫国家上
来。在1812年的俄罗斯卫国战争中,当法国人进入莫斯科的消息传开,立刻激发了
俄罗斯人强烈的爱国热情,人民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形成了一支20万人的民军,
其中14万人能直接参加战斗,4 .5 万人成为俄国著名将领库图佐夫的后备队。在
敌占区,游击战争开展起来,游击队的人数多达数千,在打击法国鬼子的战斗中起
了重要作用。在莫斯科以南的图拉兵工厂,平时每月造枪8000支,而法国入侵以后,
每月造枪1 万多支。农民们也纷纷争献面包干、干草饲料、衣服、毡靴、手套等物。
莫斯科的居民由20万减少到不到1 万人,他们坚壁清野,不给法国人提供粮草,力
量对比很快向有利于俄军的方面发展。拿破仑在莫斯科逗留了35天,在俄罗斯严酷
的冬天到来之前,不得不下令撤回法国。在这场战争中法军受到俄罗斯人民的沉重
打击,入侵时的44万人,只剩下了3 万人。

    我们知道,在二战中苏联人民蒙受的牺牲是最为惨重的,他们一共损失了两千
多万人的生命。苏联人民在战争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主义。瓦西里耶夫的《这里
的黎明静悄悄》对于瓦斯科夫所表现出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描述,读了令人回
肠荡气——“在这次战斗中,瓦斯科夫记住一条:决不后退,决不能让德寇上岸一
步……这时,他胸中满怀激情,仿佛整个俄罗斯都在他背后,仿佛他,瓦斯科夫,
此刻是她最后一个儿子和保卫者,整个世界空无一人——只有他、敌人和俄罗斯。”

    德国是一个理性的、思辨的民族,与德国相邻的俄罗斯民族却缺乏理性精神。
理性精神作为科学探索与认识的前提,在欧洲文艺复兴破除中世纪宗教迷信之后,
伴随资本主义的成长而获得发展,并积淀为一种文化特征。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迟
缓,在18世纪以前从未真正受过科学精神的洗礼。主宰俄国精神生活的,一直是东
正教,而东正教和任何宗教一样,反科学、非理性,是其最基本的特点,它是不可
能在俄罗斯人身上培育出理性精神的。彼得一世西化改革以后,俄罗斯受到西方思
想文化的影响,但在它的意识里占上风的不是理性主义,而是直觉主义。在它的身
上东方的非理性成分多于西方的理性成分,因此在它的思想里感情往往超过理智。
俄罗斯人是跟着“心声”走,而不是跟着理智走。俄国是个文学艺术超级大国,却
没有真正的哲学家。没有形成独立的哲学体系,和俄罗斯人擅长感性体验、迟钝于
理性分析也是不无关系的。

    由于缺少个性自由,俄罗斯人有驯服、顺从的一面,可是缺少理性指引,文化
上的无归属感又使他们为种种情绪所左右,偏激且易激动。他们有时狂热、乐观、
豪迈,有时却又悲观、忧伤,他们要么将自己看得极其伟大,要么认为自己一无是
处。俄罗斯人的这种精神气质正如马克思在评论屠格涅夫的作品时所说的那样:
“屠格涅夫特别忠实地刻画了俄罗斯民族灵魂的特点和斯拉夫性格中隐藏的容易激
动的一面。”俄罗斯作家笔下的主人公,如奥涅金、塔吉雅娜、毕巧林、万尼亚舅
舅等等,在平时的生活中是很难看到他们的斗争精神及对祖国、对人民的浓郁的爱
的,但他们一旦激动起来,则会怒不可遏,表现出惊人的顽强和坚毅。

    屠格涅夫散文诗《门槛》中那位具有伟大精神的女革命家——“俄罗斯”女郎,
当她正以一种无畏的自我牺牲的决心、满腔的革命激情去跨过“门槛”时,看到的
却是“门槛”后面大厦里的一片黑沉沉的阴暗,几乎没有一点光明、温暖和希望,
她似乎立即就陷入了“为革命而献身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一悲观、哀叹的痛苦之中
了。

    反映俄国国内战争的小说《恰巴耶夫》也向世人表现了易激动这样一个独特的
俄罗斯性格。小说对传奇英雄恰巴耶夫有这样的描述——“恰巴耶夫性格上的主要
特点是剽悍和骁勇……他与其说是自觉的革命者倒不如说是一个狂热的革命家。看
起来,他过分好动,老想变换环境,然而,他是农民起义队伍里一个多么独特的人
物啊,是一个多么光彩夺目的形象啊!”

    “恰巴耶夫这样的人是很容易相处的,而且能够处得很融洽,但是他说翻脸也
就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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