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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尼宫；同时对反革命堡垒——冬宫继续加强防御，增派士官生、突击队和妇女
“敢死营”。根据列宁的指示，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彼得格勒居民保持镇静，提高
警惕。同时，要求赤卫队总司令部动员所有力量和调动所有运输工具，配合革命士
兵，保卫工厂，占领首都各区要地和政府机关，并立即派出1500至2000人的赤卫队，
到斯莫尔尼宫加强护卫。斯莫尔尼宫又称斯莫尔尼女子学院，它位于距市中心较远
的效区，旁临宽阔的涅瓦河，它原是帝俄时代的一座有名的贵族女子修道院，里面
有100 多个宽敞的房间，洁白而朴素，每个门上还镶着搪瓷的牌子，标明其为“女
生第四教室”、“教员室”等等。但现在已经被“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央委员会”、
“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外事局”“社会主义士兵联合会”、“全俄职
工会中央委员会”、“工厂委员会”、“中央军队委员会”的牌子所代替。这里已
经变成了起义的大本营和总指挥部。
亲身经历了十月革命的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在他著名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中
写道：“在斯莫尔尼学院，在门口和里门上都站着严密的岗哨，要求每一个人出示
通行证。那些委员会的办公室里整天整夜都发出嗡嗡嘤嘤的嘈杂声，成百上千的士
兵和工人只要能找到空地方，随即躺在地板上睡觉。楼上那间宏伟的大厅里挤满上
千的人，在参加那喧声震天的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大会……”
革命的武装力量同反革命的武装力量相比，不仅在战斗素质而且在数量上占绝
对优势。10月 24 日（公历11月6 日）早晨，彼得格勒出现了署名为“彼得格勒工
兵代表苏维埃直属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文告《告彼得格勒居民书》。
当日下午5 时，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占领了中央电报局，几个小时后，又占
领了电报通讯社。
10月24日晚间时，列宁化装来到斯莫尔尼官，亲自指挥起义。斯莫尔尼宫彻夜
不眠，彼得格勒通宵战斗。自10月24日深夜到25日早8 点，塔夫利达官、邮电总局、
电话总局、尼古拉耶夫车站、波罗的海车站、华沙车站、发电站、米海洛夫练马场、
卡拉瓦军事技术学校、阿斯托里亚军人旅馆以及许多重要的战略据点、国家机关和
重要企业，均被起义队伍占领。到25日早晨，彼得格勒已经基本上掌握在无产阶级
的手中。
25日上午10时左右，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男扮女装，爬上插着美国
国旗的汽车逃进美国驻俄国大使馆，然后以特殊身份仓皇逃出彼得格勒。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龟缩在最后的据点冬宫里，准备做最后的抵抗。
下午5 时，起义队伍从彼得格勒各处向冬官聚集。到6 点钟，起义队伍已将冬
宫围得水泄不通。起义队伍已经准备就绪，革命军事委员会以训练较好的赤卫队和
忠于革命的士兵组成强有力的突击队，并配备装甲车部队和炮兵部队。“阿芙乐尔”
号巡洋船停泊在离冬宫不远的尼古拉耶夫桥边，准备发出进攻的信号。起义士兵和
工人在6 时向冬宫的守军和临时政府的大员们发出最后通碟，命令它在20分钟内投
降。临时政府以先要同大本营协商为借口拖延时间，并声称要把权力交给立宪会议。
10月25日（公历11月6 日）晚9 时 40 分，与冬宫隔涅瓦河相望的彼得一保罗
要塞的大炮开始向冬宫开炮，“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也响起了大炮的轰鸣。从彼得
一保罗要塞打来的炮弹中有一颗击中了临时政府大员们的隔壁房间，吓得他们魂不
附体。赤卫队员和革命士兵英勇地发起进攻，深夜1 时，起义队伍终于攻破冬官大
门，高呼“乌拉”，如排山倒海般地冲人冬宫。
起义队伍与拒绝投降的反动军队在冬宫里进行了短兵相接的战斗，起义者一个
房间一个房间地肃清反动人物。工人赤卫队负责人安东诺夫一奥弗申柯站在惊惶失
措的临时政府的部长们面前宣布：“以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名义宣布临
时政府被推翻了！”10月26日（公历11月7 日）凌晨2 时10分，夺取冬宫的任务胜
利完成。
1917年10月26日（公历11月7 日）清晨，当人们醒来，惊讶地在街头看到这样
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布告：“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
权已经转到被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机关，即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
革命军事委员会手中。立即提出民主的和约，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工人监督
生产，成立苏维埃政府，所有这一切人民为之奋斗的事业都有了保证。工人、士兵、
农民的革命万岁！”
美国记者约翰·里德走在涅瓦大街上，看见几个士兵兴高采烈地从身边走过。
他问：“你们是属于哪一方面的？是属于临时政府的吗？”一个士兵微笑着回答：
“临时政府早已经完蛋了。”
10月 26 日（公历11月7 日）晚，数千工人、士兵、农民的代表聚集在彼得格
勒的斯莫尔尼宫，第二次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会上通过了列宁起草的皓
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庄严地宣布俄国的全部政权归人民代表苏维埃。会上颁布
了人民渴望已久的《和平法令》，法令宣布苏维埃政权“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及其
政府建议，立即就缔结公正的民主的和约开始谈判”，法令谴责帝国主义战争，呼
吁各国政府停止秘密外交。会议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土地法令》，宣布立即无偿地
没收地主土地，永远废除土地私有权，宣布一切土地都属全民。当晚成立了以列宁
为首的工农临时政府——人民委员会，新政府成员全部都是布尔什维克党人，列宁
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托洛茨基担任外交人民委员，安东诺夫一奥弗申柯、克
勒连柯和德宾科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李可夫担任内务人民委员，斯大林担任民族
事务人民委员。
1917年11月7 日，也即是俄历的10月26日，俄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这一
页上一般是这样记载的：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成功地进行十月革命。
二、“政治遗嘱”延迟公布
1918年8 月30日，列宁在莫斯科米赫里逊工厂向工人发表演讲时被社会革命党
人卡普兰开枪刺伤，列宁身上两处严重创伤。尽管有医生高明的技术以及列宁顽强
毅力的作用，使列宁转危为安，并且地很快地恢复了工作，但是创伤并没有痊愈，
1921年12月底，列宁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长年的劳累和遇刺后留在体内的两颗子
弹将列宁击倒了。1922年5 月，他的病第一次发作，导致左边身体瘫痪，说话十分
困难。
1923年3 月初，列宁患了中风，右手和右腿瘫痪，意识模糊，丧失语言能力。
报纸立即向全国公布了这一消息，此后每天公布病情公告。从德国和瑞典请来了神
经科和心血管专家。1923年4 月召开了党的第12次代表大会。列宁因病未能参加大
会，这是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不能参加的第一个代表大会。5 月中旬，根据中
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列宁移居距莫斯科西南47公里的哥尔克村休养。
这年的秋天，列宁的病情有所好转。1923年10月19日，列宁乘车回到了莫斯科
城里，他留恋地回到了自己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他和克鲁普斯卡娅住过的房间、
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厅里，他在这些地方看了许久。然后，乘车围绕克里姆林宫外墙
转了一圈，随后游览莫斯科市中心区，参观了农业展览会，再回到哥尔克村。这是
列宁生前最后一次回到莫斯科。列宁的晚年思想是指列宁晚年生病以后，对俄国这
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作的一系列思考。从1922年
12月至1923年3 月上旬，列宁口授了《日记摘录》、《论我国革命》、《论合作制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等5 篇论文。这些文
章从不同的侧面论述了一个总的主题——如何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落后国家进行建
设，逐步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在这一过渡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其主要内容如
下：1 ．论十月革命的合理性。
孟什维克政论家苏汉诺夫在其札记中指责列宁缺少对俄国社会主义“客观前提”
即社会经济条件的分析，认为列宁实际上违背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苏汉诺夫认为
十月革命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不成熟的。列宁在《论俄国革命——评苏汉诺夫
的札记》中指出：俄国革命是特殊形势下的产物，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使俄国革命遇
到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无产阶级就必须当机立断，及时夺取政权。但是，这不
等于说，社会主义不需要物质前提，相反，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论点”。列宁批
评苏汉诺夫不懂得革命的辩证法这一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不懂得马克
思所说的革命时期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允许变更通常的历史发展顺序。
2 ．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文化经济建设上。
从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开始，平息国内各地的武装叛乱和抗击帝国主义的武装干
涉在较长时期内是苏维埃政权的首要任务，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内包括高级领导
层内部对革命形势的判断。列宁在1918年回月曾乐观地估计：“现在，我们看到，
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天一天地，而是每时每刻地成熟起来。”“俄国
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而且列宁还
强调，“在一个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托洛茨基也提出了
“不断革命”的理论。
在德国1919年门月无产阶级武装起义失败后，列宁原寄托希望的由俄国革命引
发的世界革命的高潮没有到来。1919年。1920年和1922年，苏维埃政权打退了帝国
主义协约国组织的数次进攻。因此苏维埃政权赢得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国内外
形势的变化促使列宁进行了深人的思考，即仍处于帝国主义汪洋大海中的苏俄如果
仍然把政权的稳定寄托于世界革命之上已经不现实了，它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首
先迅速恢复因战争而破坏殆尽的国民经济，逐步在经济结构上向社会主义过渡。
列宁在《论合作制》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论点：“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
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
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
工作上去了。如果不是因为国际关系，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
斗争，我真想说，我们的重心转移到文化主义上去了。如果把国际关系撇开不谈，
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确在于文化主义。”列宁在这里
所说的文化主义内涵很丰富，狭义的是指发展教育，扫除文盲，广义的是指经济建
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3 ．通过合作社组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俄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在这样的
一个国家里如何解决农民问题是关键，而如何引导广大农民在生产上和思想上走上
社会主义道路是关键之关键。列宁多次强调，如果解决不好农民问题，那么苏维埃
政权就将变成“孤鸿哀鸣”而失去最广泛的支持。在转向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列宁
最初把流通领域里的合作社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特殊
形式，把它看成是可资利用的和暂时的经济组织形式肥合作化视为苏维埃政权与农
民做“买卖”，苏维埃政权要把“革命的胆略与革命热忱与作一干练而又有知识的
商人的本领结合起来”。
列宁在1923年回月写作《论合作制》时，他对合作社的看法有了一个根本性的
变化，他不再把合作社看作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而把它的发展直接等同于向社会
主义的发展。列宁认为，办好合作制的关键是使其具有“自觉性和诚意”，要使合
作制成为“确实有真正民众参加的”的组织，而农民一开始是不会愿意参加合作社
的，“但同时，他们在私人利益的引导之下，又急于参加合作社尝试一下”。因此
苏维埃政权就要在引导和鼓励上多下工夫。列宁设想，引导农民通过合作化方式走
向社会主义道路将是一个相当长的阶段，“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
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
一二十年”。
4 ．改善苏维埃国家机关，提高办事效率，反对官僚主义。
苏维埃政权是建立在具有300 余年专制主义统治历史、以中央集权制为行政管
理体制的废墟之上的，尽管布尔什维克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十分激烈的方式推
翻了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但是历史实践表明，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以暴力革命的
方式“打碎”旧的统治体制，然而旧体制的残余和文化传统却不是能够在短时期内
“摧毁”的，因为文化传统具有继承性和滞后性的特点，而且它还将在新的历史时
期发挥其影响力。因此，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列宁就曾清醒地向全党告诫：
要加强全体布尔什维克党员、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人的无产阶级思想的修养，自觉
抵制帝俄时代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残余思想。要加强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因为苏维
埃的国家机构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比较认真的改变的旧机关的残余。仅仅
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
“我们称为自己机关的那个机关，实际上是和我们完全格格不人的，它是资产阶级
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列宁认为：“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
关里也有。”“国家机构的一般情况坏极了，低于资产阶级的文化水平。”正是在
这个时期，列宁表示要同托洛茨基结成反对官僚主义的联盟，以解决党内特别是党
的上层人士中存在的官僚主义。
列宁最不满意的是斯大林领导的工农检查院的工作。该机构庞大，有1200多人，
又干不了实事，没有能担负起检查、改善和改造国家机关的任务。因此列宁多次建
议参加工农检查院的工人，主要的不应该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因
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传统和一定的成见，这种传统和成见正是应该
反对的；而是应该吸收直接来自第一线的工人阶级参加，因为在他们的身上更少有
官僚习气和拖拉的工作作风。
在远离莫斯科后，列宁更可以比较清楚地观察克里姆林宫的阴晴风雨。列宁感
觉到自己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所留时日不会太多了。他放心不下布尔什维克党，
尤其是为党中央和高级领导层内部的团结问题担忧。因为列宁清楚地看到党内越来
越严重的分裂危险，一方面由于斯大林的粗暴和独断专行，另一方面由于托洛茨基
的个人品质和政治品质以及他的自负。列宁在1922年后写的信绝大部分都是在谈这
些问题，即怎样使党的领导核心团结起来，阻止分裂的威胁。
1923年俄共（布）第12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病中的列宁无法参加这次大会，
列宁决定把他想要说的话带到会上。
从1922年12月下旬到1923年1 月上旬，列宁在清醒的时刻口授了《致代表大会
的信》，这些长短不一的信被后人称之为列宁的政治遗嘱。
在1922年12月23日的信中，列宁表示：“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
甚至一百人。我想，假使事情的发展不是对我们十分有利（我们是不能作这样指望
的），假使我们没有实行这种改革，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危险。”
“……至于第一点，即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我想，为了提高中央威信，为了
认真改善我们的机构，为了防止中央一小部分的冲突对全党的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
响，这样做是必要的。
我想，我们党完全可以要求工人阶级有50至100 个中央委员，工人阶级也可以
不太费力地拿出这样多的人来。“
“这种改革会大大增强我们党的巩固性，并使它容易在敌对国家中间进行斗争。
在我看来，这种斗争在最近几年内一定会大大尖锐化。我想，采取了这样的措施，
我们党的稳定性将增强千倍。”
在以二年12月25日的信中，列宁表示：“我上面说到的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
是指防止分裂的措施。”而“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
委员。在我看来，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
可以避免的，在我看来，避免分裂的办法之一，应该是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至
100 人”。
列宁认为：“斯大林同志当上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
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
民委员部问题上对中央进行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卓越的才能，也许他还是
现在中央中最能干的人，但是他过分自负，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现时
中央两位卓越领袖的这两种品质会无意中造成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
那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列宁强调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当然不是偶然的”。对于布哈林，
列宁的评价是：“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理论家，他也应当被认为是全
党所喜欢的人物，但是要把他的理论观点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月p 是很值得怀疑
的，因为在他的理论观点里面有一种繁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并
且我想，他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皮达可夫——他无疑是有坚强意志和卓
越才能的人，但是太热衷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