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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便成为一个贬义的代名同。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统治阶级推行改革，不仅是
企图以改良对抗革命、防止革命和压制革命，而且在行动的客观性方面，也确确实
实地顺应了历史趋势，推动了社会发展。改革在任何条件下，其根本性质都是一种
质变，是统治阶级对自身的渐进否定。尽管实施变革的往往是代表旧势力的统治者，
但是它的每一次让步和改革，都意味着社会的每一次变化，都意味着对旧事物的部
分否定和对新事物的部分肯定。这样一来，尽管旧的形式在表面上全都保留下来，
其本质却不断变化，新的生命在旧的躯壳中成长，为更大范围的变革（包括革命）
准备条件。
彼得一世改革以强制和野蛮的方式消除了俄国的野蛮和落后，使俄国走上了富
国强兵之路。尼古拉二世时期的政治改革，不仅使沙皇政权延续了12个春秋，也使
俄国的专制政体终于迈出了政治现代化重要的一步。具有“不列颠特色”的英国
“光荣革命”也是一种改革，它不仅巩固了清教徒革命的成果，而且奠定了未来议
会民主制的基础。因此，改革的道路是实施现代化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它功利、
可行、有效、实际，如果历史学家把自己的思想禁铜在一种模式之上，在他的笔下
只把“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作为历史发展的惟一方式，那么他就不能科学地
书写历史、解释历史。列宁曾强调：“真正的革命者如果开始把‘革命’写成大写，
把‘革命’几乎奉为神明，丧失理智，不能极其冷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和验证
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采取革命行动，而在什么时候、什
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改用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
头破血流。”改革是一个由无序到有序的过程，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常态形式，改革
可以防止因激烈的社会动荡而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
改革具有操作的合法性和过程的长期性的特点。合法性是指改革是由最高统治
者或上层统治阶级所倡导的，因而它容易得到统治阶级的赞同和保护。因此倡导和
实施改革都是有前提条件的，除了下层阶级以各种舆论或行动的方式造成政治危机、
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之外，一个强有力的、善于审时度势的和易于接受新思想新事
物的政治统治集团是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俄国，由于专制皇权相对强大，国内
难以产生与之抗衡的政治力量，因此专制皇权的历次改革成为促进俄国历史发展的
动力，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沙皇政府充当了现代化的领导力量。
改革是一个长期和渐进的过程，即在思想观念上易为各阶层的人们所接受和承
认，可以避免社会的急剧动荡，避免经济发展的严重破坏，成果易于确立和巩固。
这是一条可靠易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它在君权统治和封建历史漫长的国家的现代
化进程中的作用最为明显，因为崇拜强权和权利本位是这些国家文化传统的特点，
从而使统治阶级推行改革拥有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革命则是由现代化的下层动力——人民大众自下而上所推行的根本否定现存政
治、经济体制的社会变革，特点是内容激进、形式突变、运行剧烈、成果易损。但
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是一种质变，都是一个有序的演进的系列过程，最终都是
对旧体制的否定，对新体制的认同。因此难以说出那一条道路更为可行、更为功利，
也很难说出哪一个国家是单独走其中一条道路而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事实上，从世
界上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尚未实现现代化国家所走的历程看，改
革与革命的关系是相互补充，相互影响的。
改革拉开了俄国现代化的帷幕，而改革是在革命形势的压力下发动的。俄国农
奴制在经历其三百余年统治后，终于在19世纪初显现了危机，封建经济的衰落又引
发了政治危机。十二月党人亚历山大·别斯图热夫看到“全国各地到处都是一副副
不满的面孔，街上行人耸肩摇头，到处有人交头接耳，都在说：这会有什么结果？
人人都仿惶不安，惟独政府无忧无虑地坐在火山上打吨儿”。自由派贵族人物卡维
林也称农奴制“使整个国家陷于不正常状态，并使国民经济中产生危害国家机体的
人为现象……如果这个制度原封不动，那么几十年以后就会将整个国家毁灭。”沙
皇亚历山大二世在1856年也表示：“遗憾的是，农民和他们的地主之间存在着敌对
情绪，并因而发生许多不服从地方管制的事情。本人深信，迟早我们会解决这种状
况。我想，诸位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因而从上面解决要比从下面解决好得多。”
沙皇政府终于在1861年2 月19日颁布了农民改革法令，宣布废除农奴制度，开始了
国家经济结构的重大转变。
在俄国社会面临历史选择的时候，为何走上改革而非革命的道路？以往有的学
者认为“1861年改革是革命斗争的副产品”，强调革命形势的高涨。在1861年前后
的确出现了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先进入士也为革命的
到来做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然而，事实上，当时俄国革命运动的力量是非常弱
的，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是不存在另一条道路（革命道路）的可行性选择。而
自上而下实施改革的条件则是充分具备和实际的。当时社会各界各阶层都广泛地讨
论改革方案，整个社会舆论有利于改革的实施。甚至连赫尔岑在1857年8 月11日的
《钟声》上也表示：“我们不仅处在改革的前夕，而且我们认为……君主想要改革，
想要改良，政府应该自己着手社会改革工作，着手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组织的
发展。”因此，在主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沙皇政府可以得心应手地运用合法的
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实施重大经济改革，使其摆脱危机。即当危机来临，统治阶级
狭隘的阶级利益与社会民族利益发生冲突，掌握武器的国家政权拥有相对的独立性，
能够在自身基础的狭隘利己利益与社会利益中做出选择，即将社会民族利益优先，
并使政权捍卫自身基础的长远基本利益。
沙皇政府以改革使自身摆脱困境，使俄国走上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在较长时
期内充当了现代化的领导者。因此，政府如何使用其统治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就决定
了俄国社会的命运。政府若继续推行改革、深化改革，便对社会进步起促进作用；
反之，则对社会进步起阻碍作用，而且经济改革必须呼唤政治改革的同步发展。然
而，亲自签署农奴制改革法令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对政治改革忌讳莫深，表示：
“他反对制定宪法，不是因为珍惜权力，而是坚信宪法对俄国无益，将导致它走瓦
解。”19世纪80年代，新任内务大臣洛里斯·麦里科夫重提政治改革设想，建议成
立吸收城乡各等级代表参加的立法草案筹备委员会，扩大地方自治局和城市杜马的
自治权力。此举在统治阶级内部引起轩然大波，御前大臣斯特罗格诺夫在最高国务
会议上激烈反对：“这条道路将一直走向立宪，而这对于陛下和俄国都是不情愿的。”
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1881年5 月11日发布捍卫专制制度的诏书，改革方案被否决，
60年代开始的改革运动到80年代结束，开始了80年代至90年代的黑暗统治。
20世纪前的改革运动说明，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俄国历史发展的重要线索，是冲
击俄国旧制度的常态形式，它以渐进、积累的方式使俄国走上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
路。但同时，彼得以后时代（直到19世纪末），俄国全部历史或许可以解释为一系
列改革和相应伴随的上层反改革。沙皇政府明显地将改革作为摆脱统治危机。维护
自身利益的手段，而不是主动地体察社会发展规律，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因此改革
总是浅尝即止。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纳经济变革，希求以经济发展巩固“国基”，
但决不容许“国基”本身——专制制度有任何变动。
世界历史发展表明，社会进步仅仅依靠统治阶级对自身的改革是不够的，因为
统治阶级在历史趋势面前的自省自识毕竟有限，更难有长远的预见能力，旧制度对
新生事物的容忍程度也毕竟有限。当改革达到一定极限，社会再不能进步时，就需
要用革命的暴力解决问题，即彻底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如果说19世纪60年代
作为伟大的改革时代的话，那么20世纪初对于俄国来说就开始了伟大的革命时代。
20世纪初的俄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取代封建经济，无产阶级
和资产阶级已经形成。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将彻底推翻沙皇专制制度，
实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资产阶级在一定意义上，是未
来资产阶级社会的直接主人，与专制制度和地主贵族阶级的固有矛盾也逐渐激化。
“流血星期日”事件后，俄国第一次民主革命不可阻挡地爆发了。列宁指出：
“无产阶级在一天中所受到的革命教育，是他们在暗淡、平常的、受压制的生活中
几日几年都不能受到的。”自由派贵族人物维特也看到，“整个俄国都对现状，即
对政府和现存制度不满。大家都不同程度上自觉地，甚至是不自觉地要求变革。”
在莫斯科工人12月武装起义的日子里，尼古拉二世沙皇在给皇太后的信中写道：
“神经已绷紧到极点……两条道路选择之一是：立即派出军事人员平息风潮，然后
稍事喘息，经过数月再次使用武力，但是这将血流成河，而最终仍导致现在的局势，
结果仍是在将来不得不实行改革。”1905年10月17日，沙皇政府颁布《整顿国家秩
序宣言》，宣布实施政治改革，标志俄国专制君主制开始向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转
变，表明俄国政治现代化终于开始。随后，斯托雷平从1906年开始经济领域的改革
——土地改革，以行政手段加强农村中的阶级分化，扶植富农阶层以充实沙皇统治
的阶级基础，列宁认为：这一行动成为“在不废除整个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条件下，
可以打开的最后一个汽门。”英国历史学家基普认为：“1905年革命不过是一场更
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动的前奏，这场大变动将要把19世纪俄国的遗产扫荡无遗，开辟
出令人陶醉而又惊心动魄的新的宏伟前景。”
沙皇政府以改革部分缓和了与资产阶级的冲突，但到1915年，两者间的矛盾再
度激化。沙皇政府连续解散第三届、第四届国家杜马，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罗将科
宣布：“政府从此在自己与国家杜马之间筑起了不可克服的障碍”，资产阶级与地
主贵族阶级相互联合、相互利用的“六·三”体制瓦解。帝国主义战争给俄国农民
带来了无尽的灾难，战争带来的动乱增强了农民的爆炸情绪。少数贵族军官与资产
阶级密谋发动宫廷政变，废黜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这种国内阶级矛盾和政治危机已
达到异常激化的情况下，实行较为彻底的政治改革是惟一的出路。但是沙皇政府和
地主贵族阶级限于其短视的政治目光和狭隘的阶级利益，不能承认这个事实，只是
顽固地拒绝作进一步让步，采取政治高压手段，严禁一切政治反对派活动。如果说
改革可以或多或少地缓和阶级矛盾，防止或延缓革命的话，那么拒绝改革则必然诱
发革命，加速革命的爆发。因此在1917年2 月，在无产阶级的推动下，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再度爆发。仅仅5 天时间，统治俄国三百多年之久的沙皇专制制度轰然崩溃。
《剑桥世界近代史》的作者、英国历史学家基普写道：以至于“当人们将1917年的
事件和法国大革命或清教徒革命对比一下，他们吃惊地发现，前两次革命中曾费了
好多年才解决的冲突和争议，通统被压缩在俄国发生剧变的头一个星期内解决了。”
革命以其特有的摧枯拉朽之势完成了俄国现代化的历史性跃动，俄国历史翻开了崭
新的一页。在肯定改革是促进俄国现代化发展的常态形式的同时，必须承认革命是
推动俄国社会进步的最重要方式。
改革与革命是现代化道路中二者择一的方式，因为它们有许多成功的范例。英
国走的是渐进改革式道路，率先完成了现代化；法国走的激进革命式的道路，也较
早地完成了现代化，这两种类型的现代化作为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运动的基本范式为
后人称道。有没有第三种范式呢？俄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便是这种范式的体现，它
走的是一条改革与革命协同运作的道路，改革与革命是俄国现代化的双翼。
在过去的俄国历史研究中多强调改革与革命的对立，或一概否定改革在俄国历
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此类观点似有失偏颇。
第一，改革与革命同处于俄国历史发展的同一体中，互为依存、互为影响，构
成一个接力和传导体系。恩格斯曾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结果是从许多
单个的意志的互相冲击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的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
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平行四边形，
而由此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一个总的合力。”无论改革，还是革命都是社会从
无序到有序，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长期发展过程的中的一系列环节，都是对旧
制度和旧思想的否定，对新制度和新思想的认同。事物的变化，社会的进化，最先
都是从局部缓慢的量变开始，当量的积累到一定程度，只有通过质的飞跃，才能完
成社会结构和形态的转换。而突变的革命只有以渐进的改革为必要条件和基础，才
能完成社会发展的历史性飞跃。19世纪后半期，伴随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列强
各国间竞争加剧，竞争能力之强弱的具体表现，主要在于是否适应能以多大的步伐
来适应世界的发展，来调整自己的政策和革新现行制度，换句话说，就特别地集中
表现在改革上。沙皇政府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改革，革除了封建
社会的某些陈腐制度以及规章政策，建立了某些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制度和新政策，
其结果总是或多或少。或快或慢地促进了俄国社会的进步，因此改革是俄国现代化
道路上高低迭错的阶梯。农奴制度改革构成其第一级阶梯，19世纪60—70年代中期
的改革构成改革道路上的第二级阶梯，沙皇政府为保存贵族地主的权力和特权，不
得不通过管理、司法、教育等方面的资产阶级改革，力图使俄国的专制警察制度适
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1 世纪80年代所进行的洛里斯一麦里科夫的改革方案，
尽管胎死腹中，但为后来的政治改革做了一定的舆论和心理准备。1905年的立宪改
革和1906年开始的土地改革则成为改革道路上的第三、第四级阶梯，使老大封建帝
国终于迈开政治现代化步伐，加快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完成的和未曾实施
的改革都渐进地推动俄国社会进步，为未来的社会剧变创造了条件，为这些社会成
分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些条件扩大了旧的矛盾所赖以爆发的基地，扩大
了能够自觉地参加这些矛盾“爆发”的居民的集团、阶层和阶级的范围，便在1905
年和1917年2 月相继爆发了两次革命，使俄国现代化取得了飞跃性的质的发展。前
因与后果，厚积而骤发。
第二，改革与革命在主观上是相互对立和相互排斥的。无一例外，沙皇政府在
不同时代的改革都是在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情况下被迫实行的，其主观目的都是为
了挽救没落的封建制度，防止或反对革命，因此每次改革都具有一定的反动性和保
守性。在农奴制改革前，亚历山大二世曾多次向贵族们表示：“诸位请相信，凡是
为保障地方的利益能够做的一切都做到了。”而且往往在改革中，反改革的计划早
已在酝酿，在放的同时，收的绳索已经绷紧。一俟时机成熟，沙皇政府总是试图将
改革和让步悉数收回。在1906年4 月第一届国家杜马召开之际，沙皇尼古拉二世就
曾咬牙切齿地表示：“我建立了它（即国家杜马），我也可以毁灭它……将来就是
这样，请相信我”，于是，很快发生了“六·三”政变，开始了长达5 年的黑暗统
治，而且每一次改革都或多或少地缓和了阶级冲突和政治矛盾，也就不同程度地减
缓了革命爆发的条件和时机，甚至统治阶级以改革（改良）使革命遭受巨大挫折。
因此改革（改良）是沙皇政府反对人民革命的重要手段。列宁从革命的角度做了绝
好的论述，即“历史的真正动力是各阶级的革命斗争，改良是这种斗争的副产品。
所以说它是副产品，是因为它反映了那种想削弱和缓和这种斗争等等的失败的尝试”。
只有革命才能彻底否定旧阶级的统治，彻底推翻旧制度，建立起充分反映新兴阶级
利益的全新制度，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使命。
第三，从客观上讲，改革与革命的“这个对立不是绝对的，这个界线不是死的，
而是活的、可变动的，要善于在每一个具体场合确定这条界线”，在一定条件下，
改革与革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一般地讲，在统治危机加剧，革命形势高涨，但发
动革命的主观条件（先进阶级的领导和革命理论的指导）尚未充分具备，统治阶级
就可以用改革缓和革命的危机，但是当改革失败，国内革命形势再度兴起，统治阶
级的行政管理失控，改革就有可能转变为革命。1859年一1861年和1879年一1880年
间出现了俄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形势，以农民运动为主体的群众性革命运动逢
勃发展。
当时的诗人形容：“现在脚底下已经没有先前那样牢固而不可动的土壤了……
有朝一日，醒来一看，自己已处在远离海岸的冰块上。”但由于主观条件不具备，
并没有爆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别林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