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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
彼得一世的改革，不仅未曾触动农奴制度，反而使它得到了加强。彼得一世大
力发展工业，由于俄国自由劳动力缺乏，为解决劳动力问题，他于1721年下令准许
商人将整个村庄连同农奴一起买去，让农奴一边种田一边做工。但是农奴和土地不
得分开，以维护农奴制度不可侵犯。改革后，千百万俄国农奴仍然一贫如洗，处于
水深火热之中。直到一个半世纪以后，俄国又历经两次变革，才废除了农奴制度，
走上了农业现代化之路。
二、农奴制：俄罗斯大地上的悲歌
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果戈理这样写道：“谁看到这一片荒凉的、至今尚无人烟
的、落寞的旷野而不感到忧伤，谁在我国大土地的凄婉歌声中听不出对他本人，正
是对他本人的痛苦责难，谁要么是很好地履行于自己的义务，要么就不是一个具有
俄罗斯心灵的人。”‘索绕在果戈理心头的“凄婉歌声”是什么？是那俄罗斯广阔
大地到处可见的、农奴的悲惨命运。
当俄罗斯人走出那片大森林，在周边空地上开荒种地起，农民的自由也开始渐
渐地失去。1497年对俄罗斯来说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俄罗斯制定了一部法典，
这是俄罗斯国家第一部全国统一的法典，是俄罗斯统一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这部法典中，对农民的地位作了严格的规定。法典限制农民从一个地主名下转到
另一个地主名下的权利。只有在每年的指定时间，也就是秋收后的尤里耶夫节前后
一星期，农民才可以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从一个乡到另一个乡去。那时，在很多
农奴家庭中，妻子儿女分别属于不同的主人，一家人长年不能见面，尤里耶夫节是
他们各自离开主人，回到自己简陋贫困的家，过几天家人团聚的日子惟一机会。但
是在离开主人之前，要离开的农民还必须事先向主人缴付一定数额的房租——叫做
“居住费”。
农奴不堪忍受农奴主的压迫时，往往会选择逃离主人。可是这一点也越来越难
以实现了。最初法典规定，逃亡的农奴可以在5 年内被追回，不过，如果5 年内主
人没有追回这个农奴，那么农奴就可以获得自由人身份。统治阶级还是不满意这样
的权利，后来不断地延长追回农奴的期限。1637年颁了9 年寻找期，1641年寻找期
限增加到10年；如果农民被其他主人带走，期限延长到15年。1649年，俄罗斯又颁
了一部新的《法律大全》。这部法典共分25章，967 节；头几章都是拥护沙皇、教
会和国家权力的条文，如阴谋反对教会者处死；叛国、阴谋反对国家者处死，手持
武器进入宫廷和在宫廷内打架和杀人者处死。从17世纪50—60年代衙门保留下来的
文件可以看到，老百姓常因为偶然过失就受到沉重的惩罚。1659年，莫罗佐夫家的
一个农奴用火枪击中一只停在克里姆林宫楚多瓦修道院屋顶上的鸟，子弹落在王宫
里。他因此被判死刑，后得到沙皇的“恩赦”，仍被砍去左手和有足c 法典许多章
大量涉及农民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部法典完全取消了追回逃亡农奴的时间限制，
也就是说逃亡农奴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追回，永远失去了成为自由人的机会。这样
一来，农民及其子孙后代都被牢牢地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屈服于地主的奴役，不
得离开一步。对于窝藏逃亡农奴的人，也给予惩罚。除了要归还逃亡农民和他们的
牲畜、粮食外，还要罚款10卢布。否认窝藏逃亡农民而被查出者，要在商业广场受
鞭打3 天，监禁一年。逃亡农民嫁了他人，连同她丈夫一起归还原主。农奴的丈夫
如果原来有妻子月D 么他同原妻所生的子女应归还他原来的主人。追回农奴时丈夫
一起追回，因为那时人口普查登记时只计男性，不计女性，实际上把妇女附在男性
权力之下。
在农奴制的压迫之下，俄国农民过着低贱、痛苦的生活。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
没有任何人身自由；承担着沉重的封建义务，而又受尽地主的凌辱。这种残酷的农
奴制，除了地主不完全占有生产工作者以外，与奴隶制几无区别。当西欧已经进入
资本主义时代，农奴制早已消失的时候，俄国的农奴制还方兴未艾。
为了控制农奴，封建统治阶级想出一大堆惩罚不听话的农奴的方法，并且在法
令中明文规定。根据法令，地主甚至可以把农奴流放到寒冷的西伯利亚。但他们很
少选择这样的方法，因为流放农奴就少了劳动力，他们觉得得不偿失，不合算。他
们惯用的是残酷的责打。农民犯了一点点过失，就要用木棍、鞭子或树条在背上责
打几百甚至几千下。俄国历来的体罚是使用木棍和鞭子。而树条是从开明的西方，
由波罗的海沿岸各省的德国地主那里传到俄国来的。“慈祥的”俄国地主们认为用
树条抽打虽然也是很难受的惩罚，但仿佛比木棍对健康的害处少些。一开始，俄国
地主们放心地使用这种“温和”的体罚形式，他们规定抽打几千下或几万下。慢慢
地他们才相信，用树条甚至比用棍子更有可能把人抽死。可是，这一经验的取得，
大概不止牺牲了一千个农民的性命。但没有一个地主为此付出了任何代价。因为虽
然有禁止地主杀害农奴的法律，但实际上只对“老爷”亲手的、直接的杀人行为才
予以审理（而且会不会真正上法庭还是另一回事）即使农民因残酷的惩罚而致死，
那么地主也几乎永远是有理的，而有罪的是执行惩罚的人。即同样是农奴的车夫和
仆役，似乎他们敢于不听地主老爷的话而行刑。
责打农民被认为是司空见惯的事，就像快鞭打马让它快走一样。例如受过教育
的乡绅波洛托夫，为了逼农民供出行窃的同伙，连续鞭打一个农民5 次。这个农民
死不开口，或者说出一些与此事毫不相干的人，于是又鞭打这些人，可是从他们那
里当然仍是一无所获。最后由于害怕把盗贼打死，波洛托夫“吩咐把他的手脚绑起
来，投入烧热的浴池中，强迫他多吃最咸的鱼，派人严加看管，不许给他一滴水喝，
只要他不吐真相照样来折磨他，以期这样对他产生极大作用。他渴得实在无法忍受，
最后才向我们供出了与他同伙的真正盗犯。”波托洛夫为自己的好主意得意非凡、
沾沾自喜。在他笔下，一些受尽折磨不得不反抗的农奴成了“真正的坏蛋、叛徒和
恶魔。”彼得一世的后继者，穷兵黩武，意欲称霸欧亚。打仗靠的是实力，除了兵
强马壮，军需给养也要确保无虞；而俄罗斯气候寒冷，人口稀少，农业生产发展缓
慢。为实现帝国霸业，统治者置民生于不顾，硬要从农民身上榨出油来．而农奴制
恰恰是一部最好的“榨油机”：农奴手无寸土，又无人身自由，只得依附农奴主和
贵族，他们不仅为主人无偿劳动，还要缴纳苛捐杂税。靠搜刮民脂民膏补充军力，
俄国在对外战争中连连得手，版图不断扩大。对沙皇来说，农奴制法力无边，不仅
毫无必要废除，还需不断强化。1765年，叶卡特琳娜二世一纸诏书，便将5000万俄
亩新扩国土，连同土地上的农民，赏给皇亲国戚和立功战将。到19世纪初，俄国农
奴超过2000万，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农奴常常像牲口一样在市场上被买卖。出
卖农奴的广告同出卖骡马、狗的广告一起刊登在官方的报纸上。当时10个卢布可以
买到一名少女农奴，而一条良种狗却值几千卢布。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专横的封建农奴制不断加强对农奴的压迫，地主
阶级加剧了对农民的剥削统治，连绵不断的战争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这一切进
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激起了广大劳苦大众的强烈不满，俄国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仅1762—1772年，起义就达160 次以上。此外，非俄罗斯各族人民的灾难更加深重。
他们的土地、草场、林场统统被地主、工厂主、修道院霸占，而且要缴纳各种贡税，
服各种劳役，如同奴隶一般。压迫越重，反抗越强烈。非俄罗斯各族人民的起义具
有更广泛的性质。整个沙俄帝国堆满了干草，随时都有可能燃起熊熊的起义烈火。
时势造英雄。1773年俄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爆发了。农民起义领袖斯杰潘
·拉辛和康德拉季·布拉文出生地的顿河畔培养了杰出的农民领袖叶·伊·普加乔
夫。这位顿河哥萨克人利用广大劳动人民“对沙皇的朴素的宗法式的信仰”，自诩
为彼得三世，是劳苦大众期待的“好沙皇”，于1773年9 月17日，聚集一支80人的
当地哥萨克队伍起义，开始发动农民起义。他仿照皇家的体制设立朝廷发布文告，
宣布要解放农奴，分配土地，取消人头税，处罚贵族。这些纲领得到了广泛拥护，
成千上万的农奴投奔起义军，参加起义的还有工场工人和少数民族。到1774年初，
起义军已有3 万人；3 月，发展到5 万人86门火炮。起义军一度攻占喀山城，威胁
莫斯科。起义最终被沙皇血腥镇压下去。
统治者对普加乔夫恨之人骨，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处死了他，并把普加乔夫描绘
成杀人放火的强盗，然而在“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的笔下，普加乔夫是一个
热爱自由、宁死不屈的英雄。在《上尉的女儿》这本小说中，描写他英勇机智、坚
定乐观、很有气量，到处受到人民的拥戴。
这场震撼沙俄统治的农民战争，席卷了俄国东南60余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地域，
其规模之大、参加入数之多、反沙俄统治旗帜之鲜明，是俄国历次农民战争所无法
比拟的。这次农民战争教育了人民，使人民对沙俄专横的封建农奴制不可破除的信
念产生了动摇，加速了封建农奴制的崩溃。
这次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还在于它发展了俄国先进的社会政治思想和革
命的世界观，哺育了俄国革命的先行者亚·尼·拉吉舍夫和贵族革命家——十二月
党人，客观上对俄国的社会发展起了进步作用，推动了俄国历史的前进。
农奴制度已经越来越成为当时俄国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贵族社会中一些有识
之士早已看到了这一点。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冯维辛、诺维科夫、拉吉舍夫就对
农奴制不断加以抨击和鞭答。普希金早在1817年在《农村》一诗中就写道：
在一片花的原野和峰峦之间，
人类的友人都会悲哀地发现，
处处是令人窒息的愚昧！
看不到眼泪，听不到呻吟，
命运把人们抛入无底的深渊，
这儿的地主老爷野蛮无情，无法无天，
他们用强制的皮鞭占据了农民的劳动、财产和时间，
这儿贫苦的奴隶听命于残酷的地主的使唤，
弯着腰拉着沉重的犁，
在无情的鞭下训顺地苟延残喘。
拉吉舍夫是俄罗斯第一个知识分子，他忧国忧民，为农奴的命运和祖国的野蛮
与落后痛心疾首。他写道：“狼吞虎咽的野兽，喂不饱的吸血鬼，我们给农民留下
的是什么呢？留下的只是拿不走的空气。除了空气还是空气，我们从他们那里不仅
夺走大地赐予的粮和水，而且连光也夺走了。法律禁止要他（农民）的命。但难道
一定要一瞬间就把命要去吗。有多少方法可以一步步要他的命啊！一方几乎具有无
限权力，而另一方则孤立无援，无以自卫。因为对农民来说，地主是立法者、法官、
自己的裁决执行者，如果他愿意当原告时，被告是什么也不能说的。”根据法律，
在任何情况下，农奴都不得控告主人。
1825年12月14日，十二月党人带领士兵在枢密院广场举行起义，要求推翻帝制
政权，取消农奴制，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但起义最终被镇压。十二月党人不仅几乎
全是贵族，而且多数是军官。起义失败后，被捕审讯的人中军官占79％。起义失败
后被定为肇事者的121 人中，其只中3 人超过34岁，其余大都不超过30岁。这年轻
的军官许多都到过法国，在那里，他们受到了法国大革命平等和自由观念的影响，
从法国他们看到了自己国家沙皇专制制度的野蛮与落后。一个回国军人写下这样的
文字：“我们从法国取道海路回到俄国，……听副主教杰尔查文吟咏感恩诗。祈祷
时，警察冷酷无情地殴打着试图移近排列成行的军队的人们。这给我们留下了回到
祖国时第一个令人不快的印象。最后皇帝（亚历山大一世）在卫兵队的伴随下出现
了，他们都高兴地看着他。然而，就在此时，一个农民几乎是在他的马底下穿过了
街。皇帝催马前进，握着出鞘的剑冲向那个正在奔跑的农民。警察也用棍棒攻击那
个农民。我们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背过脸去，替我们敬爱的沙皇感到羞愧。”在
之前，他会认为这是正常的，或许还会为沙皇的威严而赞叹。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沙皇尼古拉一世把诗人普希金召到莫斯科，问他道：
“普希金，假如你在彼得堡，你也会参加 12 月 14 日的那次起义吗？”普希金直
率地回答道：“一定的，皇上。我所有的朋友都参与谋事，我不会不参加的。”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社会矛盾更加尖锐。1836年，果戈理创作了讽刺喜剧
《钦差大臣》，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官僚制度的腐朽和邪恶。在这部戏里，果戈理把
他“所知道的俄罗斯的全部丑恶，把一切非正义的行为聚成一堆”，“同时嘲笑这
一切”。
三、沙皇自上而下的革命
19世纪30—40年代，工业革命的浪潮越出了西欧，扩展到了东欧的俄国。俄国
工业革命的前提是在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下艰难而缓慢地发展起来的。随着工
业革命的进展，工场在俄国大量建立起来。这些工场与西欧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相
比还是非常落后的。农奴制度成为俄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在1861年改革
前，俄国农业技术多么落后，农奴主短视，不重视提高改进生产技术。大部分农奴
被束缚在土地上，这样就使工厂得不到的原料和自由劳动力，于是导致了整个俄国
的国内市场狭小，工业落后。
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降低粮食进口关税。以农业为主的俄国，粮食
出口激增。看到种粮有利可图，农奴主便变本加厉，再一次在农奴身上做文章，让
农奴无偿劳动的时间，由每周3 天增加到5 天。‘官“逼民反，农奴不堪其苦，不
得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这一时期，各地暴动此伏彼起，多达300 多次。除了”
内忧“，还有”外患“。1853—1855年，俄国对土耳其发动克里米亚战争，结果被
增援的英法联军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痛定思痛，俄国统治者终于明白，英法
之所以取胜，不光在于装备精良，而是由于它们早就完成农业革命，实现了工业化，
国力强拳头自然就硬。
早在1856年3 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已经对莫斯科贵族谈到了废除农奴制的问
题。他在一次讲话中公开声称：“与其等待农民自下而上地起来解放自己，不如自
上而下地解放他们为好”c 从此就开始了农奴制改革的准备工作。
1861年2 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1861年2 月19日宣言》和《关于脱离
农奴关系的农民法令》。宣布废除农奴制。农奴在法律上取得独立，农奴主不能再
买卖农奴，也不能干涉他们的生活。法令还规定，农奴可以得到一块份地，虽仍需
向农奴主购买，但只需缴纳20％的现金，其余由政府以有息债券代付，购买者可以
在49年内向政府还本付息。1861年的法令，使1000多万农奴“受益”，1863年和1866
年，俄国又先后颁布两个法令，改变了“皇族农奴”和“国家农奴”的身份，这样
一来，俄国农奴全都由此获得“解放”。一时之间，亚历山大二世被誉为“解放者
沙皇”。
在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中，农民究竟得到了什么？
人们常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正如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法令颁布前在最高
国务会议上对贵族地主所说的那样：“诸位请相信，为了保护地主的利益，凡是能
做的一切都做到了。”农民赎买的份地，代价实在是高得惊人。当时国家把地价抬
得老高，原本只值6 ．5 亿卢布的土地，而卖给农民却要9 亿卢布，加上偿付国家
贷款本息，农民实际花销不下20亿。不仅农奴主从中大捞了一笔，而且国家也收取
了大量的利息，倒霉的只有农奴，为了赎回自由身，他们被狠狠宰了一刀。尽管如
此，农民还是有了指望：只要辛勤劳作，省吃俭用，多年后或许会无债一身轻；说
不准哪天手头宽裕了，还能再买地盖房，过上好日子。而原来的农奴主，钱更多了，
人手却少了，于是便不再广种薄收，开始购置农机，使用化肥，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废除农奴制，终归是解放了生产力，使俄国农业出现了重大转机。
可是，农业发展的枷锁，至此尚未打碎。也许是让农奴暴动吓破了胆，当权者
在宣布解放农奴的同时，又下令在各地普遍恢复“村社”，给农民套上了新的“紧
箍咒”。根据新法令，农民必须带着份地，加入村社组织。未经村社允许，农民无
权出卖、转让土地，也不能擅自脱离村社。原来的农奴主，摇身一变，成了村社的
“保护人”，有权撤换村长，驱逐村民，未经其允许，村社不得改变耕作方式，不
得开垦荒地。农户之间实行“连环保”，互相监督，哪户若不服从村社管理，作奸
犯科，邻里会因知情不报受累遭殃。几个村社组成乡，乡一级设行政、司法、警察
机夫，是维护帝国秩序的根基。建立村社组织，牢牢缚住了俄国农民。难怪几十年
后，列于对这段历史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俄国农民获得“自由”的时候，已经被剥
夺得一干二净了。
四、理想与现实的困厄：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改革
十月革命后，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