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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战。
“在天黑以前一定要拿下‘联司’黑总部！”这是指挥部的战斗动员令！战士们一到现场，立即投入战斗。谁知凶恶的“联司”一小撮坏蛋，早就切断了厂内的水源。战士们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终于在一千米外找到了河浜。由于距离太长，出水困难，消防战士又发挥集体智慧，采用四辆车子“打接力”的办法打水，洪水水枪（又名大炮水枪）的水压在一百磅以上，由四个身强力壮的“消革会”、“义革会”战士撑着。只见一道银柱直喷四楼，喷得楼顶上一小撮坏头头都象“落水狗”。
为了占领制高点，云梯车开到了四号楼对面，腾空升起来了，超过了四号楼顶。
“联司”暴徒用更密集的石块、铁片、燃烧汽油瓶拼命往云梯车砸。
这时，“消革会”战士徐XX从水落管直爬上去，刚到三楼楼顶时，被“联司”
暴徒用长矛刺中，从三楼掉了下来。第二个、第三个战士继续往上攀登，他们爬到楼顶时，用腿力夹住水落管，痛击“联司”暴徒的疯狂袭击，把这批暴徒打了回去，然后纷纷冲上了楼顶。
“立即把云梯靠近四号楼搭桥，从云梯上冲进大楼去！”指挥员又下命令。刹那间，又一批“消革会”、“义革会”战士从云梯冲上去，工人造反派战士也纷纷冲上去，争先登上三楼平台，占领了“联司”总部的制高点。
这时，四号楼二楼的“联司暴徒”还在顽抗。登上平台的战士往下打，下面的战士往上攻，上下夹攻，直捣“联司”老巢。四号楼的“联司”很快地被歼后，就兵分二路，分别指向五号楼和扯着“联司”破旗的水塔。兵临城下，喊话四起：
“放下武器，“下来不打！”“‘联司’成员赶快起来造坏头头的反！”造反派战士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盘踞五号楼和水塔的“联司”坏蛋开始动摇了，他们丢下武器，倒下旗子，挂出白旗来，一个个举起双手投降了！“联司”老巢彻底完蛋了！
整个战斗从上午十时到下午六时胜利结束。
杨仲池被当场活捉。本来，在此之前，由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
发布了对他的“传讯今”，“联司”总部头头们劝他和“全向东”暂避风头。他和“全向东”于七月二十九日离开上海，前往浙江湖州。可是，他毕竟放心不下，又于八月二日回到上海柴油机厂，终于落入王洪文的网里。
“全向东”得知“联司”被砸，逃往武汉，于八月十四日在那里被捕，十八日被用专机押回上海。
在一场腥风血雨之中，“联司”和“支联站”终于被王洪文所踏平！（杨仲池、“全向东”在当时都被王洪文投入狱中。如今，杨仲池却是中央某部的处长，“全向东”则作为访问学者于一九八八年夏飞往美国。）
为了替“工总司”庆贺“胜利”，《工人造反报》居然登出了题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歌曲。那标明“强有力”的歌词，唱出了当年的狂热，唱出了“造反司令”的风格：
臭“联司”，
“支联站”，
一小撮头头专把坏事干，
残杀革命派，
殴打解放军，
配合刘少奇，
紧跟陈丕显，
妄想把无产阶级政权来推翻。
上海的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
上海的政权是红色的革命政权！
革命派，
同心干，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主席，
把一切反动分子砸个稀巴烂。
打倒臭“联司”，
砸烂“支联站”，
打倒刘少奇，
打倒陈丕显。
“八·四”狂风刚刚过去，王洪文又在上海搞了个“补课”，抓获一大批在八月四日漏网的“联司”和“支联站”骨干。光是上海柴油机厂里，审讯“联司”的“公堂”。“刑房”便多达五十多处，刑具达几十种之多！
张春桥表示“完全支持”
一九八○年十二月六日上午，“八·四”惨案的主谋王洪文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严正审讯。
特别法庭的审讯记录如下：
法庭就起诉书指控王洪文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策划、指挥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群众组织的武斗事件的事实，进行调查。
王洪文供认起诉书所指控的“是事实”，并向法庭供述：“一九六七年八月初，‘联司’企图在全市组织一个‘支联总部’，被我发现以后，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抓了他们约三十多人。因为我考虑‘联司’在上海虽然人数不多，但能力比较强，已经威胁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存在，当时上海不安宁，就是‘联司’的问题。我就想把这个组织彻底解决掉。开始时，由于它是‘工总司’的下属组织，还是用说服的办法，后来两派闹得比较厉害，我就考虑把它搞掉。八月三日晚上，上海市各群众组织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控诉了所谓‘联司’的罪行，我曾召集‘工总司’的所有委员研究如何搞掉‘联司’的问题。控诉‘联司’大会以后，我决定调动队伍围攻‘联司’。八月四日早晨，大约调了四万人，实际上去了十多万人，把‘联司’包围起来，下午开始围攻，到晚上就把‘联司’砸掉了。这件事，主要是我策划的，与其他人关系不大。”
审判员问：“这次武斗，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你应负什么责任？”
王洪文答：“伤亡了几百人，主要由我负责，我是有罪行的，我应该向全国人民认罪。”
法庭宣读张宝林一九七七年十月的证词、王承龙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的证词，叶昌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证词，并通知徐潘清出庭作证。徐潘清证明：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王洪文亲自策划、指挥了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群众组织的武斗事件，对群众进行血腥镇压，犯下了严重罪行。他说：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凌晨，王洪文经过策划，调动了十多万人，开动近千部各种机动车辆和船只，从水陆两路对上海柴油机厂进行围攻，他们切断水电，用二十五吨履带式大吊车在前面开路，后面跑着头戴藤帽，手持各种棍棒、刀斧和武斗工具的受蒙蔽的人员，抓到一个毒打一个，把男的上衣全部剥光，女的上衣撕破，作为标记。在这次武斗事件中，被关押打伤的就有六百五十人，有的至今医治不愈，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有的成了残废，群众的财物被抢劫一空。工厂损失达三百五十多万元，厂房修理费花了十四万元。”
说实在的，八月四日那天，张春桥的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之中。
他在上海，却不露面。他把王洪文推到了第一线，而给自己留好了后路；如果砸“联司”造成很多人的死亡，受到全国的舆论谴责，他可以把王洪文推出去，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当然，如果大获全胜，他可以对王洪文此举表示支持。他，毕竟已是“中央首长”呵。
八月五日，张春桥在上海公开露面了。面对着电视摄像机镜头，张春桥狡黠地用这样的话表态：
“许多人问我，‘八·四’行动好不好？昨天晚上，我坐车到上海街头转了转。
我看到老老少少、一摊一摊在路边乘凉。他们的脸上挂着笑容。我想，这就清楚地表明，老百姓对‘八·四’行动是满意的，高兴的。他们的笑容，已经很明确地答复了‘八·四’行动好不好。……”
张春桥故意打了个拐弯球。他的话，明明是表示了对王洪文的支持，却又叫人抓不住把柄——他象泥鳅一样的滑！
直至九月一日，“八·四”事件过去二十多天了，张春桥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才把话讲得实实在在、明明白白：
“最近上海发生了一些不大值得欢迎的事，说上海市革委会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张某人和姚某人靠边站。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镇压了‘上柴联司’，北京学生支持它。对于上海市‘工总司’的行动，我完全支持。他们完全对的。这个厂武斗近一年了，涉及到从厂党委，到八机部体系的党委。后来发展成为所有反革命势力聚集点，形成一个反革命，形成一个反革委会、分裂上海工人、学生运动的势力。到处打人，打死人，革委会要求交出打人凶手，革委会的人也被打出来了，革委会派出二十名代表，均被打、被抓。在这种情况下，‘工总司’连夜召开十万人大会，包围了上柴厂，要求‘联司’交出打人凶手，释放革委会代表。他们拒不交出，反而主动出击，群众一急之下，冲进厂去，打了个歼灭战，这仗打得很漂亮。
这不是哪个去指挥的。这叫镇压群众？那无产阶级专政还要不要啦？”
作为王洪文的后台，张春桥不仅对“八·四”行动表示“完全支持”，而且也替王洪文掩饰：明明是有预谋、有策划、有指挥的血洗“联司”，却轻轻巧巧，被说成了“群众一急之下，冲进厂去，打了个歼灭战”。
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
张春桥在八月四日那天，全身神经象绷紧的弦，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毛泽东在上海！
毛泽东决定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中旬起，巡视大江南北。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徐。……”喜欢游泳、又爱食武昌鱼的毛泽东，兴致勃勃，曾几次到武汉畅游长江。就连一九六六年七月，“文革”如火如茶之际，他还是抽空到武汉横渡长江。他在游长江时说的几句话，立即成为传遍全国的“最高指示”：
“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当一九六七年的炎夏来临之际，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七月了，我要到外面走走。去武汉游水，那里水好。”
毛泽东点名要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同行。
然而，一九六七年七月的武汉，正是“工人总部”与“百万雄师”两军对垒的时候。担心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于七月十四日清晨飞抵武汉，作了安排。晚上，毛泽东抵达武汉，住在东湖宾馆，随行的有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另外，这天中午从重庆赶来武汉的有谢富治、王力和余立金。余立金当时是空军政委。
武汉的气氛紧张，武斗随时可能发生。毛泽东想横渡长江，是渡不成了。
七月二十日——“七·二○”事件爆发的当天上午，两位大员从北京分坐两架专机，分赴武汉和上海。
前往武汉的专机里，坐着林彪亲信、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长邱会作。邱会作的贴身衣袋里，放着林彪写给毛泽东的一封密信。林彪写好后，曾把信交给江青看过，江青也在信上签了名。临行，江青叮嘱邱会作道；“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此信用专人、专机运送，是因为林彪据说获悉“陈再道要搞兵变”，要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
下午两点十分，邱会作的专机飞抵武汉。“百万雄师”正在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对王力的游行。
邱会作急如火燎，要求见毛泽东。下午五点多，毛泽东才在东湖宾馆接待了邱会作，拆阅了那封由林彪、江青签名的信，淡然一笑。
毛泽东并不相信所谓“陈再道要搞政变”的流言，却对街上的大游行说了一番深刻的话；“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呢？”
就在邱会作飞抵武汉不久，下午四点二十分，另一架专机从北京飞抵上海机场。
坐在专机里的大员，便是张春桥。
此行甚为机密。张春桥走下专机，便钻进轿车，不声不响直奔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
张春桥奉江青之命飞往上海，以便作好准备，迎接毛泽东来沪——因为林彪、江青都以为武汉不安全。
当天晚上，在武汉的毛泽东在众人的劝说之下，决定前往上海，杨成武。余立金等随行。
当毛泽东住进上海西郊的秘密住所，正处于“工总司”与“联司”、“支联站”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张春桥提心吊胆。他不公开露面，让“造反司令”王洪文冲在第一线。这样，万一毛泽东批评砸“联司”，他可以往王洪文身上推。
八月四日，王洪文在上海东北角指挥砸“联司”，毛泽东在上海西南角不时听到从上海柴油机厂传来的消息。
毛泽东对于“八·四”事件，说了些什么呢？
直到一个多月之后，毛泽东已经回到北京，上海街头的红色号外象雪花一样散发。
那是九月二十五日清早，以《文汇报》、《解放日报》、《工人造反报》、《支部生活》这样“三报一刊”共同署名，用红色油墨印发了“号外”。
人们以为大约是我国又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打开号外一看，却是印着新华社九月二十四日的电讯：《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情况》。
“号外”用粗大的字体，突出这样几行字：
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上海时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毛泽东在武汉，针对“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这两大派的势不两立，说过类似的话。
显然，毛泽东在上海所说的这几句“最高指示”，是指“工总司”和“联司”、“支联站”，“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毛泽东两度提到“工人阶级内部”，表明他所指的就是上海的“工总司”和“联司”、“支联站”。
毛泽东的这段话，意味着他号召工人的两大派组织应该实行联合，因为两大派“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并不赞成一大派砸掉另一大派。他的话，实际上是对王洪文的“八·四”行动的批评。
毛泽东这段话，理所当然地使王洪文难堪。
可是，王洪文通过《文汇报》记者的笔，为自己搽了一脸红粉，一下子变成了“活学活用最新最高指示”的“模范”。
虽然在“一月革命”之后，王洪文已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但是他的名字不常出现于报刊上。见报的，一般只有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大名。提到王洪文时，只写“工总司负责人”而已。
这一次一反往日的惯例，王洪文的名字十分突出地出现于九月二十六日的《文汇报》上：
清晨四时许（指九月二十五日——引者注），喜讯（指毛泽东的指示公开发表——引者注）传到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负责人王洪文的心情激动万分，昨晚工作到深夜的疲劳，立刻消失。他拿起电话，把喜讯告诉工总司的战友，把喜讯告诉工厂的战友。他知道，毛主席到上海，这是战友们多么渴望知道的喜事！
这是革命的强大动力！巨大的喜讯立即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克服任何困难，排除任何阻力。
是的，王洪文和他的战友们都不会忘记：去年十一月，当他们刚刚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时候，在“安亭事件”艰难险阻的关键时刻，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给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巨大的支持。那一天，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派来的张春桥同志同意工总司的五个条件时，那是何等激动人：的场面啊！王洪文和他的战友们一个个都落下了眼泪，他们千遍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东方刚刚微露曙光，工总司的负责人就聚集一起举行紧急会议。他们心里想着毛主席，口里一遍又一遍地背诵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他们要把毛主席视察上海的特大喜讯尽快地传达给每一个战士。……
《文汇报》又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曰“九月高潮”，发表了《从“一月革命”到“九月高潮”》的文章。
这样，本来大闹分裂、以武斗砸毁另一派的王洪文，忽地变成了忠于毛泽东最新指示的虔诚“战士”。
就在九月里，王洪文兼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委员会主任”。他唯恐“联司”
会“死灰复燃”，兼任“主任”之后，加强了对“联司”的“残渣余孽”的清洗……
第十章 掌管上海
“王司令”乔迁了
王洪文不再回那上海定海路上的小屋了。
上海市西区，一幢漂亮的西式小楼，曾是挪威驻沪的领事馆。如今，王洪文的轿车，在那里进进出出，因为那里已成为“司令”之家。
自从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之后，王洪文就觉得定海路上的小屋未免太寒酸了。堂堂“副主任”，怎么住那么破的小屋？
不过，要搬入漂亮的新居，得找个由头。要不，很容易被自己的对手们说成是“变修”、“变质”之类。
要找个什么由头，其实并不难。在与“联司”为敌的那些日子里，一句“‘联司’要砸我的家”，便成为“王司令”乔迁的非常充足的理由。
看中了原挪威领事馆的幽雅和舒适，“王司令”一下从上海的“下只角”升入“上只角”。
从此，“王司令”家的地址严格保密，只有他的秘书廖祖康和几个亲密的“小兄弟”才知道。
“夫荣妻贵”。妻子原是上海国棉十七厂保育员，后来调到大连路印刷厂当临时工。这时，被安排到市西区徐家汇附近上海无线电四厂当干部了。
当王洪文乔迁之际，叮嘱岳母道：“定海路的小屋，不要出租，更不要卖掉。”
“为什么？”岳母不解其意。
“那是我的故居！”王洪文说道，“一定要保持原貌。以后要派大用场！”
岳母是文盲，不明白女婿所说的“派大用场”的含义。
不过，王洪文搬走之后，那小屋白白空着，岳母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