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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大街小巷已经贴满“欢呼临时权力机构即将诞生的大标语”，上海已是一片“迎接最盛大的节日到来”的气氛，就连“夺权宣言和通令”都“准备第二天见报”，这“第二天”便是一月二十五日。
可是，一月二十五日并没有成为“最盛大的节日”——张、姚、王在上海的“登基”之日。
那是因为一月二十四日午夜，“红革会”得知消息之后，先下手了——夺走了那大大小小二十三颗大印！
“红革会”的夺权（认真点讲，只是“夺印”），打乱了张春桥的夺权计划。
好不容易，张春桥派徐景贤逼着“红革会”交出大印，却招来“红革会”的更为强烈的反抗，使那“盛大的节日”不得不一天又一天地后推……
荡平“红革会”
“叮铃铃，叮铃铃”，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耿金章抓起电话耳机，从里面传出的甜蜜而熟悉的声音，使他吃了一惊：“金章同志吗？”
不言而喻，那是张春桥打来的电话。
时间；一月二十八日凌晨。
“春桥同志，有什么事？”耿金章马上意识到一定是发生了紧急事件。不然，张春桥绝不会在这个时候亲自打电话来的。
“徐景贤被抓了，你知道吗？”果真，张春桥说出了重要的事。
“我不知道。谁抓的呀？”耿金章确实对此一无所知。不过，他也觉得奇怪，即便是徐景贤被抓，打电话给他干嘛？
“是‘红革会’在几个小时以前抓的，把他抓到复旦大学去了！”张春桥说道。
“这事儿我不知道，真的一点也不知道。”耿金章连忙解释，生怕张春桥怀疑他跟“红革会”有什么瓜葛。
“金章同志，请你放心，我不是说你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张春桥马上猜到耿金章的心理状态，说道，“我是想请你帮忙，把徐景贤救出来！”
原来是这么回事！
“春桥同志，您找洪文同志去解决‘红革会’问题吧。”耿金章道。
“这件事，恐怕洪文同志解决不了。他也说，非找你不可！”照张春桥这么说，这个“皮球”是王洪文踢过来的。
“这件事，我很为难。因为我跟‘红革会’的关系很好，由我出面，很难开口。”
耿金章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突然，电话耳机里传出张春桥一阵大笑声。笑罢，张春桥说道：“金章同志，正因为知道你跟‘红革会’的关系很好，才叫你去！你的话，他们会听的，会把徐景贤放掉。”
“我的面子那么大呀！”没办法，耿金章只得应承下来，试试看。
挂上电话，耿金章这才意识到王洪文“踢”过来的这只“皮球”的厉害；既借助于他救徐景贤，又借此挑拨他与“红革会”的关系。
由于“二兵团”夺权失败，“红革会”夺权也失败，他们都转到了张春桥的对立面，“二兵团”与“红革会”理所当然变得亲密起来。
耿金章派出了手下大将孙玉喜（原上钢五厂工人），带着一批人马，驱车直奔复旦大学。
过了一个多小时，孙玉喜从复旦大学打电话，向耿金章报告：徐景贤被关在复旦大学一千一百号文科阅览室内。张春桥派上海警备区的师政委徐海涛带兵进入复旦大学，强迫“红革会”交出徐景贤，使“红革会”与部队发生冲突。徐海涛已奉命退出复旦大学。“红革会”的红卫兵们恨透张春桥，要在上海掀起“炮打张春桥”高潮……
原来，张春桥硬的一手不行，这才把耿金章推出去，用这位“红革会”的“亲密战友”去对付“红革会”！
耿金章陷入深深的震怒之中……
就在这一天，上海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炮打张春桥”运动。
“红革会”在街上刷了大快人心的大字标语：
“坚决反对张春桥当上海第一书记、姚文元当第二书记！”
“警惕陶铸、王任重式的人物！”
“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
“警惕反革命两面派！”
“二兵团”也出动了，在南京路上刷出轰动一时的大字际语：
“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
这天晚上七时至凌晨一时，在上海的中苏友好大厦，本想以“中央首长”金字招牌威吓“红革会”红卫兵的张春桥、姚文元，弄巧成拙，陷人红卫兵的重围之中，挨斗六小时！红卫兵们响亮地提出：“北京在揪康生，上海就要揪张春桥！”
这天——一月二十八日，从此载入史册，人称“—·二八炮打张春桥”。
上海全市振奋。“红革会”定于一月三十日上午举行全市“炮打张春桥”大游行，下午在人民广场召开全市“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
就在张春桥摇摇欲坠之际，“中央文革”发来特急电报，坚决支持张春桥。王洪文在一月三十日凌晨，紧急派出“工总司”数万造反队员上街，控制各交通要道，阻止“炮打张春桥”大游行。
“红革会”败北，被“工总司”荡平。从此，“红革会”一蹶不振，众多的头头被捕入狱。
当然，在王洪文的眼里，“红革会”还不是他的“头号敌人”。他，悄然把拳头伸向了他的真正的“头号敌人”——耿金章。
斜桥成了上海的热点
上海市南部，原本横亘着一条臭水河，叫“肇嘉浜”。河上有一条斜架的桥，人称“斜桥”。后来，肇嘉浜被填平了，变成了一条东西向的大道，叫“肇嘉浜路”。
那座斜架的桥早已不复存在，可是，人们还习惯地把那一带叫做“斜桥”。
一月三十日，就在“红革会”遭到张春桥镇压的这一天，王洪文与耿金章在斜桥激战，爆发了“斜桥事件”，使这个并不热闹的地方一下子成为上海的热点。
在上海的工人之中，原是分为“工总司”和“赤卫队”两大派。康平路事件之后，“赤卫队”被“工总司”干掉了。“二兵团”从“工总司”中分裂出来，又形成“工总司”与“二兵团”的对立。“工总司”在全市各区设有联络站，“二兵团”
也有它的联络站。“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便设在斜桥。
“工总司”有几十万人马，“二兵团”也有几十万人马。“工总司”占领了外滩的上海总工会大楼，把“司令部”设在那里，神气得很。“二兵团”呢，占领了上海永福路五十号漂亮的洋房，作为“司令部”。“耿司令”身边，有着一个连保卫着他。王洪文早就想干掉“耿司令”，无奈，“耿司令”军人出身，有着作战经验，绝不是那么容易抓到手的。
“斜桥事件”的导火线，是“二兵团”常委范建华。那天，耿金章派他到南市区执行“公务”，被“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抓去了。
耿金章得到消息，马上打电话到“工总司”。据说，“王司令”不在“司令部”。
他的部下告诉耿金章：“谁说老范给‘工总司’抓了？他带他老婆在国际饭店嘛！”
耿金章打电话到国际饭店，据说，老范又去上海大厦了！
怪事？！耿金章意识到“工总司”在那里跟他打哈哈。
耿金章派了十几个人，坐着卡车，前往斜桥。一去没音讯。
又派一批。又是一去无回音。
再派一批。还是泥牛入海，沓无音讯。
三批人马，五、六十个人，全都被“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抓了起来！
这分明是王洪文向“二兵团”寻衅。耿金章大怒，调集十万之众，前往斜桥。
这十万人，主力当然是“二兵团”，也有“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前来支援的工人，由“一兵团”的戴祖祥担任“总指挥”。
王洪文和耿金章，各打各的算盘：
王洪文深知老耿火性子，惹一惹就会蹦一蹦。王洪文已望着耿金章兴师动众，以便抓住把柄，把“二兵团”跟“红革会”一起扫平，去除心腹大患。
耿金章呢，一不做，二不休，不仅想借此煞一煞王洪文的威风，而且还准备调三万人马砸掉张春桥的家，把王洪文连同他的后台一锅端掉。
在十万人马面前，“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当然不堪一击。但是“工总司”的大批人马潮水般涌向斜桥，要对“二兵团”来个反包围。
就在这个时候，电话耳机里响起呼唤“金章同志”那甜丝丝的声音。
张春桥有请，“耿司令”无奈，只得带着一批警卫，驱车兴国路。
这一回，张春桥没有在五号楼前恭候。不过，当“耿司令”步入小客厅的时候，张春桥还是客客气气地连声说：“你来啦，你来啦，正等你呢！”
这时，耿金章发觉，张春桥几天不见，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眼皮虚浮，眼珠下凹，吃力地在近视镜片后转动着。连日的“炮打张春桥”，使他连刮一刮胡子的功夫（抑或是心思）也没有。
在张春桥之侧，站着王洪文，笑盈盈的，居然要和老耿握手。
耿金章朝王洪文一瞪眼，气嘟嘟地走到沙发跟前，把军大衣一脱，坐了下来。
“金章同志，洪文同志。”依旧是张春桥坐在两人当中，他还是那番话，“你们两个都是共产党员，为什么总是合不起来？总是闹分裂？你们有没有想一想，你们两个的分裂，会造成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分裂！”
张春桥对他们两个，各打五十大板。
“究竟谁在搞分裂？”耿金章“耿”了起来，指着王洪文说道，“他为什么抓我的常委？！斜桥的纠纷，是他挑起来的！”
“谁抓你的常委？”王洪文故作惊讶，说道，“我一点也不知道呀！”
“你不知道？”耿金章反驳道，“明明是你指使的！”
“唉，唉，你们不要吵。”张春桥连连摇头，说道：“你们都应当站在党的立场上，以党的原则要求自己。你们应当团结，一致对外。你们听听外边的声音！”
张春桥说着，打开紧闭的窗户。随着寒风一起进来的，是兴国路上“红革会”
宣传车那高音喇叭发出的阵阵口号声：
“炮轰张春桥！”
“打倒张春桥！”
“张春桥是反革命两面派！”
“张春桥不能代表中央！”
小客厅里立时寂静无声。从高音喇叭里喊出的每一句口号，都清晰地送进每一个人的耳朵。
张春桥关紧了玻璃窗，转身，坐到沙发上，燃起了一根纸烟，久久地无言。
“这辆宣传车，今天一早就在那里叫了！”张春桥终于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我马上调人来，砸了这辆宣传车！”王洪文说着，站了起来，走向电话机。
“不，洪文同志，用不着兴师动众。听听这样的声音，有时候反而使人头脑清醒。”张春桥说罢，把脸转向耿金章，“金章同志，我倒希望你来打电话，把你的十万人马从斜桥撤回去！”
耿金章没有马上表态，他的目光紧盯着王洪文——因为只有王洪文下令“工总司”撤兵，他的“二兵团”才能撤兵。
就在这时，张春桥冷冷地说了一句：“金章同志，还有你另外调集的三万人，也应当由你下命令，马上撤走！”
耿金章的脸，顿时一阵红，一阵白。张春桥的消息好灵通，连他另外调集三万人马的动向——砸张春桥的家，也被张春桥知道了。
“好，好，我马上打电话。”这下子，耿金章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得走向电话机，当着张春桥和王洪文的面，给“二兵团”下撤退令。
张春桥默默地大口大口吞云吐雾，竖着耳朵，听着耿金章对着电话话筒说的每一句话。
王洪文坐在沙发上，翘起了二郎腿，脚尖不断地左右抖动着……
冒出了“新上海人民公社”
一九六七年的一月，只剩下最后一天——三十一日。
张春桥好不容易从“炮打”的旋风中挣脱出来．松了一口气。在这天，传来两条消息，使他一喜一忧。
喜的是《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在这天提前发表。显然，这是身兼《红旗》杂志主编的陈伯达，在给身陷困境的张春桥打气：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的战略任务。……这个大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
这是“一月革命”一词，第一次见诸于中央报刊。虽然社论里说“上海的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而这一新名词的“发明权”其实应属于张春桥。
他曾大言不惭地说过：“苏联的‘十月革命’，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我们上海的‘一月革命’，也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苏联的‘十月革命’发生在一九一七年。整整半个世纪之后——一九六七年，在我们上海爆发了‘一月革命’。这两次革命，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深刻的大搏斗。……”《红旗》社论中热情赞颂了上海的“一月革命”，无疑是对张春桥的“功绩”的又一次表彰。
有喜有忧。使张春桥双眉紧蹙的消息，来自黑龙江省。那里的造反派一举夺取省委的大权，宣告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开创了全国省、直辖市的夺权先例。“一月革命”的“发源地”的上海，反而落后一步——唉，如果没有“红革会”的“炮打张春桥”，上海的夺权肯定跑在黑龙江的前头！
刚刚度过政治危机的张春桥，赶忙拧紧了夺权的弦。
二月一日，上海街头鲜红的大幅标语，覆盖了那些“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标语。
新标语都是一句话：“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二月二日，夺权的计划，又进逼了一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手，离“桃子”已经很近了。诚如“工总司”的《大事记》所载：
“‘工总司’、火线指挥部为首又一次召开了全市性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会议，人民解放军也派代表参加。会议气氛热烈。大家信心百倍，劲头十足，一致认为，不能再拖了，形势逼人，建立全市性的最高权力机构的条件已完全成熟。于是，大家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雷厉风行，再次讨论了夺权宣言和通令之后，就立即抬着一张张的大红喜报连夜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报喜去了。欢呼最高权力机构诞生的大标语马上贴满了街头。”
这里所写的一句话，倒是真话——“不能再拖了”！
上海淮海中路六二二弄，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中共上海党校设在这条狭长的弄堂的尽头。走进大门，里面一片宽敞。在“文革”中，这所党校随着上海市委的倒台而被解散，被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占领。它地处闹市，交通方便，“全市性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会议”就在这里召开，“再次讨论了夺权宣言和通令”。
“秀才们”反复领会着张春桥、姚文元关于“上海人民公社”的“伟大意义”
的论述，努力把“精神”贯彻到《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中去。那些论述，大有高屋建瓴之势，口气是很大的，处处把“上海人民公社”与巴黎公社相提并论，甚至“更伟大”：
“上海人民公社是砸烂了被资产阶级夺了权的旧国家机器产生的、新的地方权力机关。”
“巴黎公社是在炮火连天中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也是这样。”
“上海人民公社比巴黎公社的意义更伟大。”
“宣言”、“通令”—一就绪，红色大幅标语“热烈欢呼上海人民公社即将诞生”已经出现在南京路、淮海路上，敲锣打鼓的“报喜”队伍已经上街。
就在这个时候，暗探获得极端重要的情报，急告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有人在跟“上海人民公社”唱对台戏！
唱对台戏的地方．居然也在市委党校里。二十八个造反派组织（其中有好多个是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被张春桥看中，列为“上海人民公社”的发起单位。还有许多个造反派组织被排斥在外。有人把这些遭到排斥的组织——三十二个，召集起来，在市委党校西边二楼的小客厅里开会，宣布成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对着干！
“大联委”也在开秘密会议，也在商量夺权计划，也在起草夺权宣言和通令。
他们要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声称“上海一切权力归新上海人民公社”！
这个“新上海人民公社”的首领是谁？
暗探探明了他的大名——耿金章！
这个耿金章，眼下不只是“二兵团”的“司令”，而且已成为上海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的“首领”。他比“红革会”更有实力，更厉害。
“妈的，又是这个耿金章！”王洪文骂娘了，恨不得一口吞掉桀骜不驯的耿金章，“耿金章简直是‘工总司’里的王明！”
王洪文骂过他是“赫鲁晓夫”，这会儿则骂他是“王明”。在王洪文看来，“赫鲁晓夫”意味着篡权，而“王明”则意味着宗派主义、分裂主义。
耿金章其人
走笔行文至此，该表一表耿金章其人了。笔者与耿金章作过长谈。
说实在的，这个王洪文的死对头，在昆山突然被推选为头头之前，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人。在他成为“二兵团”的“司令”之后，惯于摸人家“底牌”的张春桥，暗中派人查看过他的人事档案。王洪文也派人摸过这位“死对头”的底细，想抓住什么小辫子之类。
耿金章确实贫苦出身，并没有多大的把柄可抓。
一九二五年，耿金章出生在山东曹州。父亲是个贫苦农民。他五岁时死了父亲，八岁时死了母亲。无依无靠的他，跟随着姐姐逃荒到山东宁阳，投靠姨母朱氏。姨母家也很穷，就把八岁的他，送给地主任继正。从此，他在地主家割草放猪，还在村里要过饭。
十九岁的时候，耿金章总算第一次有了正式的职业——成为本县的护窑队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