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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局面的变化始自“天一”公司的崛起。“天一”成立之后，很快以其出品快而多著称，又渐渐在南洋打开了市场。“天一”率先大肆拍摄古装片，拥有了很多“观众缘儿”，而“古装片热”则带动了各小公司一窝蜂地粗制滥造古装片，且美其名曰“薄利多销”，这使得“明星”公司失去了不少地盘。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即将上映的《六合围剿》这部“劲爆”大片的导演就是“明星”公司的周剑云，这个人值得大书一笔。“明星”15年的历史曾经几番风雨，几度曲折，它得以闯过一个个险关，与周剑云运筹周旋、长袖善舞的才能是分不开的。1923年，面临经济困难的“明星”公司倾力拍摄《孤儿救祖记》，新婚不久的周剑云献出了新娘首饰作为资金。1927年，“明星”出现了年度大幅亏蚀，亦有被挤垮危险时，周剑云联合郑正秋在电影专刊上撰文痛斥制作低劣的古装片，并且提出“以毒攻毒”，摄制高质量的古装片抵制小公司的投机行为，这才有了《火烧红莲寺》的诞生。
“明星”扭亏为盈后，周剑云更希图借助“明星”与“大中华百合”、“民新”等其他几个公司组成的发行机构“六合影片营业公司”挤垮“天一”和其他小公司，建立自家公司的垄断地位。掌握“六合”实权的周剑云制定了一条规定：任何发行商如与“六合”签了合同，就绝对不准购买“天一”出品的影片。此举一出，“天一”果然损失了在上海的部分市场，然而“天一”的首脑邵醉翁兄弟却转而发展起南洋的发行网。
周剑云一计不成，又施一计，想出了“双胞”计策，即打探到“天一”正在拍摄的影片，马上动手拍摄同名影片，赶在“天一”之前面世。但是此行为不够光明磊落，反使“天一”得到观众同情。“围剿”了一年之后，“六合”的做法遭到了电影圈内外许多人的非议，内部也开始爆发矛盾，其他公司感到自己受到“明星”的利用。更兼之正值武侠神怪片泛滥，众多小公司以低成本影片进入市场，“六合”遂逐渐失势。
“六合围剿”看似惊心动魄，竞争双方在舆论上却保持“低调”。由于中国电影业正饱受美国电影垄断之苦，“明星”并不愿以“以强凌弱”的新垄断面目出现；而“天一”确因粗制滥造不少古装片而受舆论指责，对于“六合”的“围剿”做法也只得暗吞苦果。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醉翁老先生回忆往事的时候或许还要感谢当时年轻气盛的周剑云，正是他的逼迫，才使得“天一”远赴南洋发现了一片“新大陆”，从而建立起“邵氏影业”这个东方电影帝国。
剑云，醉翁，这两个颇似侠客的名字，成就了中国电影史上一场惊心动魄的商业演出。
口述影像： “六合”vs“天一”： 谁比谁英雄
对于上世纪20年代末那场声势浩大的“六合”与“天一”之争，可说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场大规模“商战”，那么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这场“战争”呢？
在诸多中国电影史的书籍中都是把“明星”看做是这场商业竞争的主体和主动方的，因为“明星”公司拥有自己的电影刊物，周剑云、郑正秋等人也经常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言论和看法，照现在的话说是拥有了“话语霸权”，因为有据可查，所以通常依照当时的这些言论进行评判。而因为后人较少看到“天一”的言论，就感觉到它是处于被动一方，在政治形态上也确实如此，虽然从经济角度看感觉很景气，但是“天一”的观众群还是较低层次的，也就限制了其长远的发展。但是邵醉翁等人具有职业商人的精明和远见，表面看来是受“明星”逼迫去南洋寻找出路，其实是考虑到了战争有从东北逐渐往南扩散之势，因而把公司的业务往南洋发展，为“天一”找到了“避难所”。而战火蔓延到上海的时候，“明星”等电影公司则遭到了重创，一蹶不振。
这场电影史上商业竞争的成因比较复杂，但是，它对于出生不久的中国电影来说是件好事，在这样一个平台上，不同级别、不同类型的电影进行平等的商业竞争，最后优胜劣汰。如果中国电影一开始就是“五四”精英话语，或者一开始就低俗不堪、粗制滥造，这都不会走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辉煌，也不会有良性的发展。在良性发展的前提下，在竞争中出现的任何情况都是可以理解的。有批评认为中国早期电影不进步、不革命，其实正是电影成长时期有大量像“天一”这样的电影公司的努力，以及所谓“俗”电影的尝试，才会有不久后《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经典影片的产生。
在“六合”与“天一”之争中，运用了如舆论造势、垄断政策、“双胞案”等竞争手段，且大多是公开而直接的，还是比较商业化的竞争，虽然有研究表明也有黑社会的渗入，但对照现在来看还是比较透明的，也更与国际接轨。周剑云其实是电影企业家的表率，他的思路非常清晰，他理解的电影也非常深入，他不仅是一个商人，更具有使命感和远大的抱负，可以说是电影企业家，但是中国电影史对他的价值并不充分，这个人可以给现在的电影公司很多的启示。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30年 联华影业公司
中国电影托拉斯的最初尝试
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中国电影制片业的一个调整阶段，电影公司的数量由1926年的100多家下降到了1930年的26家。然而“六合“与“天一”之争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去，一个新的对手又已经踌躇满志地站到了竞争者的行列之中。
1930年8月由罗民佑等人创立的联华影业公司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中国影业霸主的有力争夺者，这要归功于此公司特殊的后台背景、“复兴国片”的宗旨以及成功的人才罗致。不过“联华”的成功最应该感谢的，也许是它制片与发行一体化的体制。
电影大历史：一出世就笑傲江湖
在中国长达百年的电影经验中，电影的产业效应一直遵循着循序渐进、水到渠成的自然规则，就早期电影而言，大多数电影公司都是抱定影片制作的主业，基本不会涉及发行、放映环节。只有像“明星”或者“天一”这样经营成功的大公司才会考虑扩展经营领域，创建自己的发行、放映机构。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却有一家公司偏偏不按常理出牌，在坐稳发行、放映界的王者之位后，合并多家公司一举进军电影制片领域，吸纳各方精英，借鉴西方企业管理模式，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与“明星”、“天一”鼎足而立的新兴势力，处处显露出与众不同的霸气。而这家意图成为中国电影“托拉斯”的公司，正是成立于1930年的联华影业公司。
提到联华影业公司，就必然要谈到公司的前身华北电影有限公司及其创始人罗明佑。罗明佑出身于富贵之家，凭借着家族在政、商两界的雄厚实力，以及自身的商业才能，罗明佑和他创立的专事影院经营的华北公司在短短两年之内创建或收购了二十余家影院，形成了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完全覆盖北方五省的电影发行放映网，并与上海、广州的影院公司建立联络，一举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影院托拉斯。
即便如此，罗明佑并未满足于华北这个“影院帝国”的成就，他看准了当时的电影放映形势：刚诞生不久的好莱坞有声片需要对影院硬件设施进行改造，国内多数影院不可能在短期内投入资金解决这一瓶颈，这就意味着众多影院的片源将出现短缺。毫不夸张地说，影院是整个电影产业链条上最敏感的一环，正是丰富的市场经验才使罗明佑决心借这一时机进军电影制作业。1929年底，罗明佑的华北公司与黎民伟的民新公司进行合作，拍摄了由孙瑜执导、阮玲玉主演的《故都春梦》。由于华北公司强大的影院机制以及丰富的市场运作经验，影片取得了非常不错的票房效应，这更加坚定了罗明佑创建行业性托拉斯的野心。
1930年8月，在罗明佑的努力之下，华北电影公司和其他几家大电影公司合并，成立为联华影业公司。除了继续原有影院的发行、放映业务，还开始制片工作，并在北京、上海开设了演员养成所，创办了自己的电影刊物，一个融教育、制作、发行、放映、宣传功能于一体的电影实体已经初见规模。而罗明佑更是希望“在国内寻觅经营一广大之电影区以集中各厂于一处，成中国之电影城”，其远大目光与豪迈气度真的丝毫不逊于今日任何一位好莱坞巨头。
由于自身的雄厚实力，联华公司很快就吸引来一批高水准的电影人才，比如导演中的孙瑜、蔡楚生、史东山，编剧里的田汉、夏衍，再加上阮玲玉、金焰等一代巨星，构成了中国30年代电影无可复制的黄金阵容。而这一切都在证明，电影需要的是完备而精密的产业化操作，是由市场决定的工业化产品，而不是小作坊手工作业的工艺品。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野草闲花》剧照
1930年 《寻兄词》
阮玲玉唱出中国电影第一声
上世纪20年代末，有声电影已经开始在美国和欧洲兴起，然而在中国，由于技术的原因国人还只能看到美国有声片。不过作为向有声电影的过度，有的电影尝试着用唱片为无声电影配上歌曲。也许这个实验最初只是权宜一时的取悦观众的噱头，但实际效果却让一大批电影歌曲广为流传。
1930年，电影《野草闲花》中的阮玲玉与金焰演唱的《寻兄词》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发出自己的声音，从那时候开始，十多年间，当时中国最优秀的音乐家都参与了电影音乐的创作，留下了一首又一首灿若明星的曲子。
电影大历史：电影歌曲的光辉岁月
在孙瑜的所有电影作品中，《野草闲花》很可能属于最不重要的几部之一，虽然这部由“电影皇帝”金焰和影后阮玲玉主演的影片具有成功的一切可能因素，但是这个几乎是完全照搬《茶花女》情节的故事显然不具备流传后世的资格，现在大多数人之所以还会记住它，也许只是因为它开始了电影的一个新时代：从《野草闲花》开始，中国电影开始有了自己的音乐和歌曲。
关于电影歌曲，著名音乐大师杜那耶夫曾经说过：“电影这一伟大的和大众化的艺术，它不仅和歌曲并肩前进，还产生了歌曲，传播了歌曲。”吸引大众的注意力既是电影的任务，也是它的功能，因此，电影歌曲成了电影大众化的最好工具，反过来又因为电影而得到流传。《野草闲花》的插曲《寻兄词》本身不见得如何精彩，但演唱者之一的金焰却凭着自己良好的音乐素质与清亮的嗓音将这首歌唱成了自己表演事业更上一层楼的阶梯。
《野草闲花》的问世离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的出现还有一年时间，但是电影作为最具影响力的大众媒体已经势不可挡。此时出现的一大批电影歌曲，也深深地影响了那个时代。1934年胡蝶主演的《姊妹花》和王人美主演的《渔光曲》先后上映，两部电影的插曲《催眠歌》和《渔光曲》迅速流行，并反过来带动电影市场，两部电影的上座率连续爆满，中国电影歌曲迎来了第一个高潮。
《渔光曲》的成功促使电影制造商把目光投向了电影歌曲，《大路歌》（影片《大路》插曲）、《毕业歌》（影片《桃李劫》插曲）、《夜半歌声》（影片《夜半歌声》插曲）……一大批电影歌曲和电影一起开始流行，在早期电影还没有更多娱乐手段的前提下，电影歌曲作为一种最简单、最直接的道具为电影的商业成功铺平了道路。
从某种意义来说，今天的普通观众能够了解到的中国早期电影史，更多的是电影歌曲的历史，连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也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一首插曲。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还能记忆起当年那些老电影的故事，但是电影中的那些老歌，已经成为怀旧的人们挥之不去的一段情结。
回顾中国电影歌曲的这段光辉岁月，让人不得不感叹，直到今日，中国的电影音乐虽然不缺乏高水准的作品，但还没有其他任何一段时期可以和20世纪30年代相比。坊间流行的电影歌曲大都来自美国大片，而中国电影在攀向一个又一个国际大奖和艺术高峰的时候，几乎已经忘记了电影音乐的存在。对于电影歌曲来说，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已经很少有什么歌曲能在电影观众的心中留下什么印迹了，1934年早已成为过去。
随着电影技术的发达与完善，电影的表现手段越来越多，电影需要依靠音乐作为宣传工具的时代已经不再，电影歌曲的黄金岁月也已经不再，或许，我们再也不能拥有第二个电影歌曲的辉煌岁月？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盘丝洞》这样的镜头，当年被认为是有伤风化的。
1930—1931年 《电影检查法》
水银灯下，剪刀亮相
正如上世纪30年代一位研究电影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电影在最初的时候只是一种肤浅的、无关紧要的娱乐，然而到了《电影检查法》登场的时候，这种“活动影戏”甚至已不仅仅被视作艺术了。大规模地进入市场使得电影成了当局眼中“思想交流的利器”；而世间万物危险不过“思想”，于是从1930年11月《电影检查法》的颁布开始（或者把这个时间推迟到1931年1月《实施细则》颁布），悬在中国电影制作者头顶上的，除了市场之剑外，又多了一把剪刀。
电影大历史：破冰上的杂技
最初刺激国民党政府定立电影检查法的具体原因已指向不明。左翼电影人士愿意把此法的定立归于对异见镇压的需要，那或许是他们的真实感受，但是并不能概括这样一部法律出台的全貌。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电影检查法出台当年，电影界最轰动的事件是美国辱华影片《不怕死》的上映风波。这部电影最终被上海电检会以“侮辱我华人处，令人发指”为由禁映，并由出品者美国派拉蒙公司和上映者大光明影院登报道歉。当时政府在电影外交上的强硬态度可见一斑。再以1934年为例，当年电影检查标准重新修订，禁映电影9部，其中美国片占6部，远远高于国内影片的禁映数。国民党政府中央电检会将“注意侮辱国体之外片”列为工作之一，并派联华公司总经理罗明佑赴美，以考察之名与美国电影界沟通，以避免辱华影片的再出现。1934年，美国米高梅公司来华摄制赛珍珠原著的《大地》，剧本经中方审查修改，拍摄亦由中方派人监视。可见在电影检查法出台的动因中，维护民族、国体尊严是不可忽视的最重要因素。在此之外，才是排斥异见、抑制武侠神怪泛滥、维护传统道德规范三大主旋律。
无论如何，与好莱坞的电影经验相比，中国电影检查法的诞生显然过早了些。虽然好莱坞那部著名的《海斯法典》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就担负着管理电影内容与社会伦理冲突的重任，但它只是一部行业范围内的带有宗教色彩的规范手册，最终要受到法律的监督。60年代，当美国宪法第34条修正案的运用越来越成熟，《海斯法典》的运用不断与修正案所保护的公民言论自由相抵触，一部基于电影发展意义上的全国性的电影法才正式诞生，那是1968年，距离《海斯法典》订立已近40年。
对于电影这项属于20世纪的最伟大发明来说，中国绝非一个良好的培育土壤，她无法像好莱坞那样从容，承担了太多电影之外的内容。在1930年，中国电影25岁的大好年华漂浮在水流湍急的动荡年代，犹如在破冰上演杂技，一方面要保持身体的平衡，另一方面更要注意脚下的虚实。对电影的恐惧与对电影的狂热几乎同时进行。对电影的恐惧与狂热与对国家现状的恐惧与狂热之情又不期而遇，造就了一部充满非电影情绪的电影检查法。譬如《电影检查法》具体实施条款规定，有损中华民族尊严者包括9条，如为他国宣传、危害中华民国者，诋毁现政府之措施者，表现我国或民族之不良风习者；揶揄国人共同敬仰之先哲或现时闻人者，表演服用鸦片吗啡者，等等……
出于一种企图贴近历史的猎奇心理，我们极想知道的是，出生25年后，中国电影剪下来的见不得人的边角料究竟能接成一部什么样的“天堂电影院”。可惜我们的历史书更急于告诉我们真理，而非满足一些无聊的猎奇心理，所以我们的愿望基本上只能停留在想象阶段。
在朱塞佩·托纳拖雷的那部《天堂电影院》里，意大利小镇的居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接吻镜头最后被收藏在一个胶片盒里，成为一个时代压抑激情的象征，别有一种全民浪漫的劲头在里面。如果有人试图拍一部中国的“天堂电影院”，情况恐怕就不会这么简单了。假使真的有一个被精心收藏的中国电影盒子，那么这个盒子里装的，除了激情之女神外，还有羞辱、恐惧等各色妖魔，所以中国版的“天堂电影院”只能是一部集言情武侠神怪政治民族宗教于一炉的周星驰式恶搞片。
口述影像：反神怪，也反好莱坞
《电影检查法》的推行意义深远，中国电影不再被看做是简单的娱乐工具，在商业标签之外，还需加盖法律公章。中国最早看到的外国影片都是以纪实性为主的影片，由于技术及各方面限制；放映面不是很广，关注程度也不是那么多，到了1910年左右，电影在中国的各大城市均开始放映，影响面也开始扩大，连集的外国侦探影片开始放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尽管社会上有限制某些影片放映的呼声，但没有具体实行起来。1927年，在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已经有地方性的电影法规出现，那时还是“令不出都门”。
国民政府颁布《电检法》主要是三方面原因：其一，是电影发展到一定阶段确实需要管制，如果不管制的话电影有可能走入歧途；其二，是国民政府号召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希望把电影等文化事业统一到“三民主义”的体制之下；其三，因为当时影坛正盛行武侠神怪片，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反对声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