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感觉他是内地来的。王菲似乎完全没有兴趣，连剧本都没看，现在想一想当时她应该正在生小孩。后来突然想起张曼玉，才觉得完全把她忘记了。观众喜欢她，我们也是好朋友。张曼玉是个很好的演员，真正用演技把这个人物给演活了，开始的时候设计李翘是从上海来到香港的女孩子，讲普通话，但是张曼玉的国语实在太烂，拍了四天我们只好停下来，把李翘改成广州人，这样就有了假香港人的感觉，效果反而更好了。
当时我从来没考虑过找内地演员，其实就是现在，周迅在香港也没人会认。冯小刚问我为什么他的戏在香港不行，我告诉他不是因为冯小刚，而是因为只要是内地片，香港的观众就会认为跟他无关。
邓丽君契合电影“飘”的主题
这部影片开始不是叫《甜蜜蜜》，编剧岸西取的名字叫《大城小爱》，我很不喜欢这个名字，感觉像是一部文艺小说，不像电影。不过黎明很喜欢，很多年后他就重新找回王菲，拍了一部《大城小事》。
在我们的剧本写到一半的时候，邓丽君去世了，我们突然想到邓丽君其实很契合这部电影的主题。《甜蜜蜜》讲的是中国人的“飘”，这和我的身世有关——在香港出生长大，后来去了泰国，也回过内地，又去美国念书，再回到香港，整个人的状态都是在“飘”着的，永远搞不清自己是哪里的人。这种状态恰好邓丽君表现得出来，她是第一个“两岸三地”的人，是中国人的约翰·列侬。于是岸西提议用邓丽君的歌，《甜蜜蜜》第一个被提出来，大家一拍即合。
我一直想拍个移民题材的故事来反映香港人“无根的状态”。一个人那么爱一片土地，是因为他不在这片土地，拍《甜蜜蜜》的时候是1996年，也是香港人最彷徨的时候，他们都理解这部影片“飘”的含义。1987年香港股票大跌，1995年邓丽君骤逝，观众看电影时会想到那一天的感觉是什么，和戏里人物产生一种共鸣，即使不用思考也能明白。
我心里在重拍《卡萨布兰卡》
很多人问我《如果·爱》和《甜蜜蜜》有些什么关系，我想他们的关联在于意念上。这两部电影都是我心里在重拍我喜欢的一部好莱坞经典《卡萨布兰卡》，黎明和金城武就是亨弗莱·鲍嘉，张曼玉和周迅就是英格丽·褒曼，而我最喜欢的是曾志伟和张学友那个角色保罗·亨里德——他们都是把身边的女人放开，我觉得放才是最爱的。还有一个巧合，每部戏我都要讲十年，因为没有十年就不够唏嘘。《甜蜜蜜》讲的是1985年到1995年，是我觉得香港最美的十年，而《如果·爱》恰好讲的是1996年到2005年，刚刚好延续下去。
《甜蜜蜜》这部电影让我得到最多，内地观众认识我也是因为它。上片后一个月我就去美国拍《情书》，直到两年后回来才知道这部影片的影响，我非常激动。因为我很怕拍得不像，后来我客观地看，《甜蜜蜜》算是自己作品中犯错误最少的一部。其实香港电影好看就在于它的神来之笔，即使是被奉为经典的影片同样有很多细节不值得推敲，而《甜蜜蜜》从架构到细节都比较工整，在今天看来也没有让观众失笑的地方。——口述者：陈可辛（《金枝玉叶》、《金鸡》、《如果·爱》导演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杜琪峰创立“银河映像”
在个人风格与票房间走钢丝
1996年，在香港影坛出现了一家名为“银河映像”的电影制作公司，虽说在全港200余家影视公司中，“银河映像”不论资历背景还是钱财物方面都不算出色，但杜琪峰、韦家辉、游达志等人开创的编、导、制一体全方位合作的模式，却制造出《一个字头的诞生》、《非常突然》、《暗花》、《暗战》、《枪火》等好片，为香港票房熊市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银河映像”：香港影坛另类厂牌
“银河”灵魂杜琪峰
“银河映像”是最典型的伙伴公司，在“银河”之前主要成员多已是在片场摸爬滚打经验丰富的干将，因志同道合而“桃园结义”。其中，杜琪峰是对外的“金字招牌”，也是内部的灵魂人物。
1972年，27岁的杜琪峰进入香港无线电视台，当年的无线电视台素有“香港电影少林寺”美称，“新浪潮”的领军人物许鞍华、徐克、严浩等人都是从此发家。虽然杜琪峰进“无线”比他们都早，但当时只是信差打杂而已，因出于对戏剧的痴迷，转入艺员培训班。毕业后从编导做到监制，作品包括当年风靡内地的《雪山飞狐》、《射雕英雄传》、《鹿鼎记》等经典剧集。
1983年，杜琪峰为凤凰公司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武侠片《碧水寒山夺命金》，已经显示了自己的个人风格。在整个80年代的创作中，他几乎拍遍了各种类型的电影，培养了自己对类型电影的掌控力和叙事技巧。1988年，他拍摄的贺岁电影《八星报喜》成为当年票房冠军，1989年《阿郎的故事》使杜琪峰第一次尝到了金像奖最佳导演奖提名的滋味，也是他突破既有模式的成熟之作。
继杜琪峰在90年代《天若有情》、《东方三侠》和《审死官》等片的成功之后，1995年香港电影开始走入低迷，大器晚成的杜琪峰得以逆流而上，拍摄了他电影生涯转折点的影片《无味神探》，刘青云的出色演绎也使其成为杜琪峰影片的御用演员。
“金牌搭档”韦家辉
韦家辉同样出身于电视台编导，1995年的电影处女作《和平饭店》的失利却把他推到了电影生涯的交叉路口。1997年韦家辉加入“银河映像”后执导了《一个字头的诞生》，电影突破常规，同时展示了这两种可能。与杜琪峰的合作使得韦家辉的另类风格能够在“银河”的电影中延续，两人成了香港电影界的黄金组合。
很难判断从执著的英雄情结到反英雄，从类型到反类型的转变，在二人之间到底谁受谁的影响更大。二人在“银河”鼎盛之时无间合作推出了《暗花》、《暗战》、《非常突然》、《枪火》等一系列口碑很好的影片。
“银河双游”：游达志、游乃海
被称为“银河双游”的游达志和游乃海被看作是杜琪峰的“左膀右臂”。游达志甘愿隐身于杜琪峰的光环后，按照杜琪峰的意愿默默操控电影，他担任导演或执行导演的《暗花》、《两个只能活一个》、《非常突然》都成为最有“银河”特色的寓言之作。他与杜琪峰的分道扬镳，造成了“银河映像”开创以来最惨重的损失。游乃海则是“银河”最重要的编剧，他从1993年开始从电视台出来就一直跟随杜琪峰，十余年默默蛰伏只为“银河”写剧本，几乎“银河”的所有经典影片均出自他手，以古龙为师的他被称作香港最“妖异”的编剧。
“银河”上市向商业靠拢
2000年，杜琪峰突然来了一次近乎180度的转变，暂时放弃了阴冷的反类型片路线，拍摄了一部温馨爱情电影《孤男寡女》，以三天狂收650万的票房威风进一步巩固杜琪峰在香港影坛和观众中的口碑和地位，也宣告了一个新的“银河时代”的到来。
2000年，杜琪峰携“银河映像”入主向华强旗下的“中国星”担任营运总监，负责影片制作和发行。与之前的影片相比，杜琪峰、韦家辉于2000年、2001年联合导演的《辣手回春》、《钟无艳》、《瘦身男女》等片更倾向商业性。2002年“银河映像”上市。2003年杜、韦两人合作的《大只佬》、《向左走，向右走》及《PTU》被称作是当年香港影坛的“救市”之作，其中讲述宿命哲理的《大只佬》、沉稳阴郁的《PTU》被认为是向“银河映像”早期风格的回归。
2004年8月，韦家辉宣布离开“银河映像”，他解释：“如今的香港电影非常不乐观，我想我们都需要一些变化。”2005年，杜琪峰的黑帮史诗片《黑社会》成为戛纳电影节正式参赛片。“银河映像”在西方影坛登堂入室。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贾樟柯执导《小武》
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
1997年，《小武》诞生，人们发现了一位叫贾樟柯的电影作者。当年法国《电影手册》评价他的首部长片《小武》摆脱了中国电影的常规，是标志着中国电影复兴与活力的影片。德国电影史学家格雷格尔看过《小武》后则认为：“法国电影中失落的精神在中国电影里得以重拾，他是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
从贾樟柯还在电影学院上学时的录像作品《小山回家》（1996年）开始，他的电影已经呈现出一种中国电影中稀缺的质地，用一种客观的冷静传达作者对现实的态度。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他之后的《站台》、《任逍遥》，甚至《世界》的创作中。
贾樟柯：我不诗化这个世界
《黄土地》让我走上电影路
我中学的成绩特别差，在县城里面像我这样的孩子，出路只有三条：当兵，回来分配一个工作；顶替父母的班；还有就是考大学。我喜欢文学，从中学开始就一直写诗，后来去画画。有一天我真的实在没事干了，赶上放电影《黄土地》，那是1991年，进去看，根本不知道《黄土地》是什么，导演是什么，几毛钱一张的票。
电影看完之后，我就改变了，我要拍电影，我要当导演。因为我没想到电影还能这样拍，在此之前，我看到的所谓新电影就是《红高粱》，但是《红高粱》没有给我这样的改变。
1993年我考入电影学院学习电影理论，1995年和朋友一起组成了第一个独立制片小组——青年实验电影小组（主要成员：贾樟柯、王宏伟、顾峥），我导演了三部录像短片《那一天，在北京》、《小山回家》、《嘟嘟》。《小山回家》拍完后，批评的意见特别多，批评最后完全到了对我们这一代人攻击的程度，但我觉得，我只是在讲述自己的经验。
拍《小武》因为自己有种不满
三部短片的实践使我有机会在1997年获得投资拍摄第一个故事长篇、用胶片拍摄的电影《小武》。我在拍电影的过程中，越来越认识到我是一个有农业背景的人。我越来越坦然，不仅是我个人，对整个中国艺术来说，也应该承认农业背景，不承认这一点，可能做出来的东西就会和土地失去联系。
家乡是我生活的背景。像汾阳这地方，它就是封闭，就是落后，比哪儿都慢一两拍，人际关系有很多麻烦事。但那里有我自己的经历，有温暖我的东西，亲情、友情以及跟自然的亲近。
我有很多朋友，不上学也没法就业，很多当小偷，当流氓，“严打”的时候，一批批地进去。有一次回老家，走在街上，遇到刚判死刑的人游街，一看，就是我的同学。我一直觉得，他看见我了，我不能肯定，但是心里面感觉他在冲我笑，他后来被枪毙了。我不愿意作一个道德上的判断，只是觉得让我能感觉到命运，这些经验对我都是很珍贵的。应该说《小武》还是延续了《小山回家》，比如说汾阳这个县城，在影片中很实在，但实际上它又是很恍惚的，这种现实和迷幻交织的东西是我非常喜欢的。
《小武》之后，评论铺天盖地，但是评论永远不可能引导我的创作，比如，看《小武》的故事，他们可能会觉得，小偷、三陪小姐，这都是元素啊，他们看不到渗透在叙事里的情感，渗透在方法当中的情感。我觉得那个时候的银幕真的不关心这样的人。我去拍《小武》也是因为觉得自己有种不满，非常多的人的生活状况被遮蔽掉了。
从《站台》走入工业体制
《站台》这个剧本大概是1995年或者1996年开始写的，那时刚刚开始拍短片，实际上《站台》应该是我的处女作。
《站台》有意思的一点是它使我真的在一个工业体制里去工作，以前拍《小武》的时候都是好朋友，15个人，睡起来就拍，拍累了就睡，什么压力也没有，运转非常灵活的一个摄制组。拍《站台》最多时组里有100多人，突然多了很多部门，人多了事情也多，怎样来保证精力集中在创作上，怎样信赖你的制片？这些事情对我都是第一次，都是一个挑战。
以前我是很恐惧工业的，我觉得工业对人的改变，他们的审美，包括他们对电影的认同，我对这些都有一种恐惧。经过《站台》的拍摄，使我明白，只要你相信你自己的电影，那么工业里头的人，自有他们的好处。因为你不可能永远在一个业余的状态里工作，一个有能力的导演应该学会这些，而不是惧怕它、躲避它。
《站台》这首歌是80年代中期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它描写一个人在站台上等待爱人的到来，是一种期待的情绪。对我来说，它是开启我80年代记忆的钥匙，“站台”是出发的地方，也是回来的地方，它与旅途有关，有一种疲倦而哀伤的生命感觉。
贾樟柯
1970年出生，籍贯山西汾阳，199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从1995年起开始电影编导工作。主要作品有《那一天，在北京》、《小山回家》、《嘟嘟》（以上为短片）、《小武》、《站台》、《任逍遥》、《世界》。曾凭《小武》等片获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大奖等奖项。——整理自：程青松、黄鸥著《我的摄影机不撒谎》、郝建著《硬作狂欢》。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陈果执导《香港制造》
废弃胶片写就“草根情怀”
陈果并非香港电影界的新人，其实早在《香港制造》之前，他已在香港电影圈做了10年的副导演。1997年，陈果用50万港元和一些废弃胶片完成了他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香港制造》。这部引人注目的电影，获得过11项国际影展的奖项，并成就了“草根导演”陈果，他在香港这个商业片为主流的电影界树起了自己的旗帜，并在随后的《去年烟花特别多》（1998年）、《细路祥》（1999年）中延续他的思考和表达，这三部影片被称作“香港三部曲”。
受到两个“新浪潮”影响
陈果2002年用DV拍摄的一部小成本影片《人民公厕》，因为“离真实太近了一点”在威尼斯电影节遭到“冷遇”，陈果苦笑着表示：“你们看到了吧，Digital（数码）就是没力量！”陈果曾表示：“我不喜欢DV，它很像电视，与胶片质感不一样，不舒服，因为我成长在胶片电影的年代。”
对于陈果来说，两个胶片电影时代对他的电影选择至关重要，“应该说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导演对我有很大的影响，那时候我还小，像大岛渚、黑泽明等日本新浪潮的代表，他们的电影成本很低，反映很多的社会现象，我可以说有点像他们的选择。而80年代的香港影坛，因为‘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原因，有内涵而且纯粹的艺术电影比较多，这些导演他们本身受到的电影教育和他们身上的社会感、责任感决定了他们的电影观，可是90年代以后，这种现象就越来越少，因为从客观或主观条件方面考虑，为了生活，没有人拍摄太多有内涵的电影了。我其实也是在这种环境之下感觉到应该有人出来做一些对社会有责任的东西，所以就拍了《香港制造》”。
个性里有革命性的东西
1997年，陈果拿出已写了好几年的剧本《香港制造》，募集来他所能找到的全部资金：五十万港元！因为之前有过合作关系，陈果从刘德华的“天幕”电影制作公司那里搜罗了一些废弃的胶片，并从滑板运动场找到了之前没有任何表演经验的新人李灿森，陈果回忆：“为了这个角色，我们在街头找了好久，想找一个比较瘦的，有爆发力的形象，然后就碰到了他。最初他不肯演，因为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我认定是他，就放弃找别人，尽量说服要他来演。”几乎盲打误撞进入电影圈的李灿森不仅一口气拍了陈果的“香港三部曲”，还因《古惑仔》、《特警新人类2》等片为观众所熟知。
在谈到当初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艰苦条件下完成影片并“刺痛”了当时充斥着打斗和搞笑的香港电影圈时，陈果表示：“我的个性里有革命性的东西，要对抗整个工业。香港虽然是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城市，其实那里有很多人还是生活在困苦的环境里。香港很多导演喜欢拍中产阶层的东西。主流电影给人们看到的往往是好的一面，却看不到贫困边缘的大众。以前我也出生在这样贫苦的环境里，所以一旦我有机会拍电影，主题就想围绕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物故事。”
很多故事在一部电影里讲不完
伴随着《香港制造》在当年金马奖、金像奖上折桂的无限风光，媒体用闪光灯和成篇的报道惊喜地宣告了一个导演的诞生。在以票房论英雄的香港电影界，陈果几乎没有拍过一部赚钱的电影，但即便如此，香港电影界将陈果看作“香港电影的新希望”。
1998年他带来的电影是《去年烟花特别多》，延续《香港制造》原班人马。一年之后，陈果执导的《细路祥》折服了更多的人，仍然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卑微人物，在经历《香港制造》的青春冲动和《去年烟花特别多》的中年困惑后，《细路祥》将镜头对准了送外卖的少年。“低姿态”的成长故事被陈果解释为“自己想拍的东西”，他说：“我拍的电影主要是在讲成长，我自觉不自觉地在说人的成长，香港三部曲涉及的面比较广，我有我的思考，不是一般观众喜欢的那种。我每做一个主题时，就会发现有很多故事，它在一部电影里讲不完。但我的电影不八股，因为人是不需要教育的，而是自觉的感悟，我没有去教育观众做什么，你有感受就感受，没有感受就算了。”
在香港拍独立电影是理想主义
拍摄过多部小成本的独立电影之后，陈果于2004年接受陈可辛的邀请，合作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商业电影《三更2》之《饺子》。他在谈到与主流合作时表示：“在香港拍独立电影是件绝对理想主义的事，因为你前后左右的人都在告诉你怎么赚快钱，电影只是一件商品，别太认真。在香港几乎没有这种机会，很多新导演参加拍摄，只是要你作为一个工具而已，那里像一个战场，生和死是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