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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的东西可以拍，一个是《死水微澜》，一个是《春桃》，一个是《边城》，后来这三个经典老先生还真一口气拍下来了，他就真让我跟着他拍《边城》，让我做副导演。我那时候心想，自己肯定也该做副导演了。
正帮着找演员，到了广西，“发配”到那儿的张军钊、张艺谋、肖风、何群他们正在弄《一个和八个》，为剧本绞尽脑汁正发愁呢，我们几个就商量，我和何群负责每天三顿买菜、做饭，让他们哥儿几个好好讨论，晚上我们一块儿撒开了聊，那段时间过得确实挺有意思的。
回北京以后，严婷婷找我说写了个本子叫《九月》，问我能不能帮着拍，我就问凌子风导演说有个片子想让我拍能不能去，他老人家挺开明，就说“去吧！”正好那时他有两个副导演，后来我就去了。
《猎场札撒》是最初的冲动
很多事就像连环一样，给凌子风导演做编剧的姚云又认识江浩，我看到江浩的很多东西，非常喜欢，就约江浩一起过来改剧本，改了个剧本就是《猎场札撒》。当时拿着这个本子到北影厂，人家没太当回事。后来又开始改张锐的《盗马贼》，那个时候也从没想过要去找钱，剧本就是改完了就完了。
那时候正好有个国际电影回顾展，请来了不少国际著名导演，记得有马丁·斯科塞斯，我就特别想去看他们的电影，后来谢飞老师帮我挤进去了，我就在电影院特着迷地看，看着看着江浩来一个电话说：“内蒙厂可以拍《猎场札撒》了！”记得当时挺惊喜的。跑到内蒙厂和他们谈，他们不懂我们要干什么，就给我们几本胶片、一些演员，我们在草原上晃荡了一个月，摄影是侯咏、吕乐。其实本来这个剧本和后来通过的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想拍就拍了。《盗马贼》也是类似的情况，后来西影投拍了，吴天明非常信任我们。
发现对电影刻骨铭心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好像戏可多了，只要想拍都能拍成，挺好的一个环境。拍完《盗马贼》后就觉得没意思，到处让我们改，我也不太愿意。后来一琢磨，算了吧，谁能出钱就拍什么，什么都不在乎，没追求了，有活干就干，没活干就打麻将。这么混了几年觉得没劲，还是得拍自己喜欢的片子，于是就拍了《蓝风筝》，从那儿开始知道自己真正是想拍什么了，那时大概40岁。
可能随着年龄变化，慢慢开始梳理自己，才发现自己对电影的感情还是挺刻骨铭心的。开始拍《猎场札撒》、《盗马贼》的时候特别想坚持自己的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挺强烈的。一方面是电影形态上的，另一方面是态度上的、内心的情绪。那时候主要想表达关于人的本体、信仰、生死的东西，其实都有点“借题发挥”。最好的事情是认识了伊文思，他给予我很多精神上的引导。
后来觉得电影这东西不是一个人就能拍，就能改变什么的。但是你可以不拍，可以不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这点是能够做到的，所以就挺“事儿”的，挺偏执的。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78班”之吴子牛
《喋血黑谷》成为1984年票房冠军
吴子牛，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中的一员骁将，因用全新视角和手法拍摄战争题材影片而具有独树一帜的风格。代表作基本都是属于战争题材的作品，偏爱战争、流放、历险，探索人在生与死、血与火、绝望和磨难的困境中灵魂的挣扎。
吴子牛：当年一度想退学
吴子牛的代表作基本都是属于战争题材的作品，偏爱战争、流放、历险，探索人在生与死、血与火、绝望和磨难的困境中灵魂的挣扎，所以吴子牛又有“嗜血导演”之称，被评论为“醉心和迷恋苦难与暴力”。近年来吴子牛也开始介入电视剧的拍摄，《天下粮仓》就出自这位饱承忧患的导演之手。
2004年底，以“战争与和平”为主题的吴子牛个人影展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联邦广场举行，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导演在澳大利亚举办个人影展。这次影展放映了吴子牛导演的5部作品，《晚钟》、《英雄郑成功》、《南京大屠杀》、《国歌》和《火狐》，尽管这几部作品都讲述的是战争与和平的主题，但所选择的事件、人物和视角却截然不同。
那时代几乎所有电影我全看
粉碎“四人帮”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历了一次文艺复兴。从1971年到1977年，文艺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萧条，反而很热。那时有很多人都学绘画、小提琴。我在地方话剧团工作了一段时间，排演了几个戏，回城后自然就想考中戏、电影学院。我那时交往的朋友也大多如此，他们大多喜欢音乐，有很多上了音乐学院。我是从四川到西安考区参加的电影学院招生考试，初试是编小品，或给一个东西结构一个故事，比如一把手枪、一张白纸。复试是放一部电影，然后两个小时写个评论。考的主要是基本素质，我很顺利就考取了。
在进入电影学院之前，对电影没有很深的了解，但和许多同学一样看了很多电影。我住的旁边就是一个影剧院，可以免费看电影。我总坐在银幕的背面，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电影我全看了很多遍，对里面的台词都能倒背如流。
上了两个月的课想退学
电影学院当时使用的还是莫斯科电影大学的教材，以苏式课程为主。当时，最大的收获是能看到不少外面根本见不到的教学参考片，比如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片子，包括费里尼、伯格曼、安东尼奥尼、特吕弗等。这些片子对我们的冲击最大。
只上了两个月的课，我就觉得很失望，甚至一度萌生了退学的念头。后来我把自己关在宿舍里，仔细想了两天，我从四川来到北京是为了什么？后来我还是决定留下来了。主要是觉得这是一个四年的完整时间，这是最宝贵的。至于如何利用、能否利用得好，那是自己的问题。而且，电影学院最大的优点是相当自由。由于我们这一届有很多年龄很大的学生，思想比较定型了，非常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就派出代表与学校交涉，改变教学方法。哲学课就是在大家的要求下改革的。还有，这四年，我一直没上过体育课，因为我身体非常好，体育课时，我就上图书馆看书，抄《圣经》。我之所以抄《圣经》是因为感觉西方的文化都是以之作为起点的。另外，我们与大多数老师之间的关系也都很融洽，其实在电影学院的这四年，是老师与我们共同学习的四年。
当时，我们大多抵触好莱坞，崇尚欧洲电影。我当时觉得好莱坞从技术上是一流的，但是没有任何思想和灵魂。而且，拍这样的电影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可能。而欧洲电影则比较接近我们那时的精神状态。其实，对我而言，这一点至今也没变。
大三时我参加北青和峨眉联合拍摄的一部片子，这是一部伤痕电影，主演是张纪中。
第一批受西方现代思潮影响的中国导演
毕业时，很多人都想留北京，我则直接要求去外地。当时潇湘缺人，我就去了那里。同时分去的有18个人，最终去了13个。当时，厂里急着要上戏，我很快写了个剧本，给厂领导读了四个小时。领导觉得不错，就叫我自己当导演拍摄。这就是《候补队员》。我于是成了我们这一届里第一个当上导演的人。我找张黎当摄影，谭盾配乐。1983年，我到北京，田壮壮告诉我《候补队员》得了“金鸡奖”特别奖。我告诉厂里，他们不相信，还说不要扩散。后来，得奖消息传下来，我们还赌气不想去领奖。最后，领完奖就迅速离开，拍第二个戏去了。
其实，进入制片厂后，大家很迅速就走上了正轨，按照老体制去拍片。但是，这之中观念的碰撞是很剧烈的。找同学合作一方面是关系好，相互了解，最主要的是因为观念比较接近。比如，毕业不久我拍了一个北京的纪录片，当时很多人看了都很吃惊。因为这既是北京，但又和他们看到的北京不同。我没有拍任何名胜，拍的是四合院、胡同这些最平常的场景。
我们是第一批受西方现代思潮影响的中国导演。这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我那时一直坚持不使用专业演员。在《鸽子树》中，我便开始使用非专业演员，但是因为题材原因，这部电影没有公映，后来的《喋血黑谷》我依然没有使用专业演员。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78班”之张军钊
第五代发轫之作《一个和八个》
张军钊这个名字在“78班”中与两件事情密切挂钩，经常被大家惦记。一件事是他从新疆来到北京，四年后去了没人愿意去的广西，没半年就拍出了《一个和八个》，成为当代电影史中被浓墨重彩描绘的一笔。另一件事更值得称道，1980年夏天导演系同学到大连某部队深入生活，疗养院播音室的一位女战士和张军钊“私订终身”，这位女战士后来成为张军钊的夫人，也是78班同学们的伙伴。“好男儿志在四方”的魄力与天造地设的好姻缘就是这样不期然地相遇。
张军钊：电影学院给了我自由
报考时考官错喊“张军剑”
1977年恢复高考，电影学院并没有招生，所以当时也不知道能报电影学院，报的是普通的文科大学。电影是在很早就开始热爱的，但是原来是没有这么一个专门学电影的地方供你选择。后来就在我准备报考文科大学的时候，特偶然的机会看到《人民日报》上登的一则消息：“北京电影学院招生”，一看，立马决定要报电影学院。
在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曲折，不知道要考什么内容，也不知道有什么专业，我就写给电影学院老师一封信，向他们咨询像我这样的情况适合报什么系。我那时参军复员以后是在当地的影剧院工作，大量时间看电影和戏剧，有点像自学。但是具体是搞导演，还是编剧，还是演员，什么也不懂，但特别坚定的一个信念就是要搞电影。
后来接到电影学院老师的回信，表示我其实适合考电影文学系，可是当时电影学院还没有设文学系，说让我在自己的实践中创作，其实就是把我否定了，后来连招生简章都没有给我寄来。很有戏剧性的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比我小，是应届毕业生，他开玩笑似的到电影学院要简章，结果要到了，但是他又不想去，结果就让给我。当时如果没有朋友的这个报考表格，也许我就不会和电影学院有什么后文了。想起来真是有意思，冥冥之中帮助了我。
电影学院最大的好处是自由
原来自己看电影喜欢总结一些东西，没有老师指点也没有系统地学习过，后来到了学校后就可以印证自己总结的东西到底对不对。另外，我觉得电影学院区别于别的学校最好的一点是无比自由的氛围。老师对我们更多的是启发，而不是像戏剧学院那样正规，所以当时说“电影学院出导演，戏剧学院出表演”。西方电影一下子进入后，老师和我们几乎是同时开始接受这种新的电影观念，“教学相长”。可能正是这种自由驰骋的感觉给了我们反传统、革新的勇气，所以后来《一个和八个》的出现与学校培养出来的东西是分不开的，像长在身上一样。
我原来和电影毫无关系，到电影学院以后如饥似渴地需要借鉴大量的东西，特别是和壮壮、凯歌他们这些电影世家的孩子比起来，我的电影基础就比较薄弱。那时我看东西比较杂，哪怕这个片子有一丁点值得学习的我都记下来。我实际借鉴的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各种片子的影响都有，具体到哪一部影片倒是很难说清楚了。
毕业“捆绑”去了广西厂
当时比较普遍的情况是各个系的人配置到一块儿分别组成几个拍摄小组拍短片。我当时觉得五六个导演在一起弄一个片子特别容易混乱，也很难统一意见，所以积极性不是很高。就在这时候司徒兆敦老师跟我说，电视剧制作中心那边有一个电视剧可以拍，不是胶片是电视短片，问我是否愿意去，我就没跟他们在一块儿，一个人去拍了。这个片子叫《路》，剪完后一个小时多一点儿，主演是周里京。
记得“第五代”刚出来的时候，大家好像把我们几个人老弄混，当时经常出现吴子牛的照片，文字上说的是我。可能大家觉得这帮人的模样都挺像的。我的胡子是一毕业就留的，也不是特意留的，就是因为人比较懒，每天刮胡子是很麻烦的事情。后来我发现我们班的好几个人，比如田壮壮、凯歌、吴子牛当时都胡子拉碴的，不修边幅的样子。可能做这个行当对生活本质的东西看的比较重，相反不太注意外在的东西。
毕业分配的情况很严峻。谁不想留北京？但是当时的情况是北京的学生都不一定能留在北京，外地学生就更别想了。我是从新疆考过来的，但是新疆天山电影制片厂当时没有指标，我不会回去，到哪儿都一样。我当时比较想去潇湘厂，老师找我谈话希望我去广西厂，我虽然心里有看法最终还是服从分配去了。当时已经确定的有摄影系张艺谋、肖风，美术系何群，他们找到我说已经定下来我们几个要去广西了，一定让我去，说否则就没有一个导演，整个组不完整，意思是我们几个今后就绑一块儿了，今后互相照顾干点事情出来。结果“绑一块儿”的这几个人拍出了《一个和八个》，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李少红的影视剧被冠以唯美主义的称号，她的作品都有精美的画面、考究的服装和诗化的语言，而这些影视剧的主人公清一色的都是女人。在那个曾经“中性化”的年代里，李少红在懵懂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女时代，然而内心并不安分的她却一直在寻找“出走”的机会，电影最终成了她出入梦想的途径。
“78班”之李少红
探索女性情感和精神世界
李少红的影视剧被冠以唯美主义的称号，她的作品都有精美的画面、考究的服装和诗化的语言，而这些影视剧的主人公清一色的都是女人。在那个曾经“中性化”的年代里，李少红在懵懂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女时代，然而内心并不安分的她却一直在寻找“出走”的机会，电影最终成了她出入梦想的途径。
从电影学院毕业到结婚育女，在78班同学纷纷拿出彪炳史册的好作品时，李少红直到1988年才独立执导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银蛇谋杀案》，她饶有兴致地塑造了一个孤独怪癖的杀手。当那些敏感的成长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李少红也逐渐形成了以主观而局限的女性视觉来感受历史的独特的电影风格，她鲜明而执著地去探索女性个体的情感和精神世界。
李少红：目标很坚定，就要做导演
一首长诗打动老师
恢复高考时是想报考医学院的，因为当时我在南京军区基层部队医疗队当护士。我母亲在北影厂，但她当时不太赞成我学电影，因为她自己切身体会搞电影实在太辛苦了。
后来决定去考电影学院，是因为喜欢。从14岁到17岁，我在四川当过4年电影放映员，放过很多电影。小学读到六年级，后来基本靠自学，记得当时把县城图书馆的文学书、历史书一本本借来读，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都是那时候读的。对人的描摹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愿望，或许这与电影有关。
考试时我朗诵了一首长诗《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根据考试规定，一个考生只能朗诵5分钟，人家跟我说你朗诵这首诗没人敢打断你，结果我朗诵了整整15分钟，果然监考老师没一个人喊停。
读书看片谈恋爱
在电影学院最大的收获是大量的阅读。这种阅读既包括阅读电影更包括读书。我当时对历史特别感兴趣，看了很多历史书籍，尤其是世界史部分。看书第二多的就是现代文学，我现在还留有当初买到的那套很早翻译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名著，可真是宝贝一样珍藏着。
当时特别厌恶一切艺术中的虚假，厌恶得很，而最贴近生活反映真实的片子我们就很喜欢。比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后来还有法国新浪潮。黑泽明的影片给我很大震动，《罗生门》让我思考个人化心理电影的拍摄方法，还有特吕弗的《枪击钢琴师》、《四百击》等，记得当时我们做很详细的读片笔记，这些影片对我们后来的创作也的确影响很大。
曾念平当时在电影学院比我们都高一届，但比壮壮、凯歌他们都小一些，比我大一岁。那时他已毕业留校任教了，我们这班人拍毕业作品时，曾念平是摄影指导教师。到了大学最后一年我们好起来的，那时候特别单纯，就是想嫁给他，我们既可以是事业上的伙伴，又可以是生活里的伙伴。
好像一下子就懂了导演是怎么回事
到了开始小组拍毕业作品时，田壮壮带了一大帮人拍《小院》，潘渊亮他们拍的是《我们的田野》，夏刚他们组是《我们还年轻》……当时是整个78班各个系弄散了组合成摄制小组。还有另外一批同学是到电影制片厂跟着正在拍摄的片子做导演助理，凯歌当时跟儿影王君正导演拍《应声阿哥》，我、彭小莲参加青年电影制片厂韩小磊导演的影片《见习律师》，韩小磊导演也是我当时考电影学院时的考官之一，我印象特别深。拍作业有拍作业的好处，跟剧组也有跟剧组的好处。
毕业分配也有很多波折，因为我进校之前是军人嘛，算是南京军区的兵，退伍转业复员到北京，我的户口所在地是北京。这就比较麻烦，如果是军人应该是要分到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但因为已复员就不知道该去哪了，后来档案就转到高校，重新分配后，到了北影厂。
记得当时还有一插曲，广西厂当时来电影学院要人时，导演系没有人，摄影那边张艺谋、肖风，美术系何群已确定要去，他们要找导演系的同学，否则组不成一个摄制组，他们还鼓动过我。我当时热血沸腾都想去了，最后没有去，结果导演系去的是老大哥张军钊。
1982年的时候，我和夏刚给老前辈谢铁骊导演的《包氏父子》做副导演，记得当时做字幕的时候上面不让上我们的名字，因为当时刚刚毕业，好像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