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像“可可西里”在青海话里是“美丽的青山、美丽的姑娘”的意思一样，“金花”在云南一定也有一个美好的传说，而且一定是美丽善良的姑娘才敢担当这个名字。副会长金花与白族青年阿鹏在“三月三”盛会上一见钟情，蝴蝶泉边约定一年之后如不变心就再次相见。“蝴蝶飞来山茶开，去年约会今年来”，于是阿鹏高唱着来寻自己的心上人金花姑娘了。一路上遇到了积肥模范金花，牧畜场的金花，炼铁厂的金花和拖拉机能手金花，甚至还遇见了找金花的采药爷爷。救人，出力，帮活，却始终与心上人擦身而过。两个人终于在“蝴蝶花开”的歌声中怦然相遇了。
这是少数民族人们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表达对爱情信仰的方式，他们有着水晶一般清澈的心，用这美好的结局来希冀更美好的生活。先天的禀赋过于卓越，也就不再驯服于电影理论的刑锁去框定它了，它是在创造一种自己举手投足的方式，人在歌唱的时候，心也在歌唱，人在舞蹈的时候，心也在舞蹈。电影此刻不得不站在一旁了，也就是说它的存在并不能对这样生活有任何程度的扰乱，相反，它是被影响的那个。
许多少数民族的电影像《刘三姐》，《阿诗玛》都流传下来经典对唱，有一点点音乐片的影子，少数民族的爱情故事加上风情对唱，遍地的飞花！也许只有他们的结合才能从祖辈那里继承些许润滑，让爱情更清澈，曲子更悠久传唱。现在看来，《五朵金花》确实算是一部比较前卫的电影，从中听不到任何杂音。它给了我们一个梦想，在那个遥远的地方还有这样的一种爱情，不痛苦，不悱恻，仅仅是充满美好和信仰。电影也因为沾染了它的气息而有些光辉四射了。
口述影像；银幕上的美神，现实中的悲剧
2000年7月21日，杨丽坤因脑梗塞引起的并发症在上海的家中去世，享年58岁。2001年1月15日，杨丽坤的一半骨灰被送回云南安葬在昆明金宝山艺术园林，阔别故乡20余年的“阿诗玛”重新踏上了云南这片热土。当天，云南各界群众万人泣别“阿诗玛”，场面相当感人。这个一生中只主演过《阿诗玛》和《五朵金花》两部电影的姑娘，却在中国亿万观众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两部电影给杨丽坤带来了莫大的荣誉，却也造成了她一生的悲剧。
素心芳菲一芭兰
1954年，省文工团领导发现昆明市新村小学里有个女孩子舞跳得很好，就派一名演员去仔细看看。左打听右打听，才找到女孩子的姐姐，经过多次动员，终于与这个佩带红领巾的女孩——杨丽坤会面了。检查了一下身材，做了几个舞蹈动作，感到有从事舞蹈的良好条件，就满意地收下了她。在很短时间里，她就迅速地成长起来了。不久，她便成为独舞演员，她表演的《春江花月夜》，受到观众们的喜爱和赞赏。她在强烈的聚光灯下，单凭一人身影，控制了空旷的舞台。举止松弛自若，舞姿优美舒展。人们赞她：“好像一枝冰清玉洁、素心芳菲的芭兰。”这时，她仅仅12岁。
五朵金花一枝独秀
1959年初，《五朵金花》定为建国十周年的献礼的影片。导演王家乙来到省歌舞团找女主演，听团里说有一位姑娘舞跳得好，气质也很出色。王家乙就说去看看，正好碰上杨丽坤在擦玻璃窗，导演一看认为太合适了，试镜头后就拍板用她了。那年，杨丽坤只有17岁。
影片上映后，受到全国人民一致好评。周总理称赞它反映了美好的生活、美好的人。1960年2月在开罗举行的第二届亚非电影节上，《五朵金花》获得了“最佳电影奖”，杨丽坤获得“最佳女演员奖”，埃及总统点名邀请她前往埃及领奖。该片曾先后在56个国家上映过，打破了我国电影在国外发行的纪录。
受尽磨难的“阿诗玛”
1964年，杨丽坤又主演了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阿诗玛》，这部“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音乐歌舞片”从一开始拍摄就屡遭磨难，杨丽坤被指责是“资产阶级小姐作风”，宣扬“资产阶级恋爱观”，她不得不一边在镜头前演着阿诗玛，一边受到工作组的“帮助”。更可怜的是，杨丽坤在心智健全的情况下竟然没有看到过自己主演的这部电影，在《阿诗玛》剧组拍完最后一个镜头时，杨丽坤接到通知马上赶回单位，从此就陷入一连串的批斗中。几年前她曾因爱情受人阻挠一度精神失常，但经过住院治疗已经基本痊愈。这次，惊涛骇浪般的政治斗争使她的精神再次受到严重刺激，那段时间她每晚都噩梦缠身。
在恣意摧残下，她出现幻觉幻听，因得不到治疗，杨丽坤的病越来越重。后来周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后，杨丽坤被医院确诊为“心因性精神忧郁症”，才解除管制送到精神病医院。
受尽磨难的“阿诗玛”杨丽坤
她在哪里？就在我们身边
1978年10月25日，我们在上海一个精神病院里，找到了杨丽坤。昔日身材苗条，神态娴静、可爱的姑娘，已被摧残得判若两人了。当我告诉她，江青等四人帮已被打倒了，她默默不作声，摇摇头。加之恐怖幻听的缠绕，她更是不相信这些话是真的。她的幻听很严重，当我每次给她讲解党的新政策时，她脑中同时出现另一个人讲话的声音：“你不要相信，他们讲的话全是骗你的！”我们只有当她神智清醒的时候，给她宣读了文化局的平反决定。杨丽坤的不幸遭遇，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特别是陈荒煤的《阿诗玛在哪里？》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引起了全国舆论的关注。接着，上海《文汇报》发表了《阿诗玛就在我们身边》。杨丽坤冤案轰动全上海，丽坤被平反并调往上海电影制片厂。从此一直到她去世前，她再也没有回过生她养她成就她又让她痛苦万分的家乡。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难忘的1959”之《林家铺子》
屹立峰顶的艺术精品
“1959国庆十周年献礼”中最巅峰之作莫过于由茅盾原作改编，夏衍编剧，水华导演，谢添等人出演的《林家铺子》。这部彩色影片堪称是一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的代表作，也是新中国五十年电影史以至整个中国电影百年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影片之一。
电影大历史：一台永不谢幕的大戏
《林家铺子》是“难忘的1959”的顶峰之作。1983年获葡萄牙第十二届菲格拉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评委奖；1986年在香港由《电影双周刊》与香港艺术中心合办的“世界经典电影展”上，成为唯一一部入选的中国影片；1995年在纪念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时，被评选为十部优秀影片之一。它的出现代表着新中国电影进入第一个十年的最高成就。
然而，当我们以崇敬的心情回眸这部影片的时候，怅然发现成就这部经典力作的几位功勋都已长眠。诸位大师在人生的旅途上躬身谢幕，却为中国电影留下一台永不谢幕的大戏，在电影胶片和放映机器的摩擦声中，一遍遍地上演，也一遍遍地接受着喝彩。
原著：茅盾（1896—1981年）
代表作成功搬上银幕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1896年７月４日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这个太湖南部的鱼米之乡，是近代以来中国农业最为发达之区，紧邻现代化的上海，又是人文荟萃之地，这造就了茅盾勇于面向世界的开放的文化心态，以及精致入微的笔风。
1927年到1929年间，是茅盾创作的第一个丰收时期。自武汉流亡上海、日本，开始写作《幻灭》、《动摇》、《追求》和《虹》，这段上层政治斗争的经历铸成他的时代概括力和文学的全社会视野。“左联”期间，茅盾与鲁迅结成亲密的战友，共同战斗在30年代的左翼文坛上。《子夜》是那段时期的代表作，茅盾还写了几篇农村集镇生活题材的作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林家铺子》、《春蚕》都曾在不同时期被搬上银幕并成为同时期电影作品的翘楚之作。
编剧：夏衍（1900—1995年）
中国电影史上举足轻重的名字
“夏衍”的名字，在中国现代文化史册上，是不可或缺的；在中国电影的史册上，更是举足轻重的。作为中国电影事业带头人的夏衍，在长达半个多世纪时间跨度里，多是以其杰出的组织与管理才能，推进着中国电影前行。
夏衍本名沈月熙，字端轩。1929年秋参与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29年翻译了高尔基的名著《母亲》。1932年进入明星电影公司担任编剧顾问。1933年党的电影小组成立后被任命为组长。他的电影创作从《狂流》、《春蚕》、《上海二十四小时》、《脂粉市场》、《女儿经》，到《自由神》、《压岁钱》，再到40年代《恋爱之道》，50年代《祝福》（与桑弧合作）、《林家铺子》（与水华合作），作为社会派电影的代表，联系着时代、政治与现实。解放以后，夏衍任上海文联主席、后调任为文化部副部长。“文革”中度过八年零七个月的“监护”生活，留下了无法治愈的残疾。粉碎四人帮后当选为全国影协主席、文联副主席。
导演：水华（1916—1995年）
匠心独运塑经典
水华导演是真正属于新中国的电影导演，他与崔嵬、成荫、凌子风并称为“北影四大帅”。他在电影上的成就与其早期的丰富戏剧活动的锻炼是分不开的。
水华原名张毓番，原籍湖北，17岁时考取了上海复旦大学法学院，而他却以主要精力从事左翼戏剧运动。他曾到抗日前线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后又在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里当戏剧教员。1940年水华到了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担任导演。
1949年，水华调入“东影”任电影导演，1950年就与王滨一起合导了《白毛女》。1959年的《林家铺子》，充分显示了水华在导演艺术上的成熟和功力。茅盾、夏衍是两位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他们的创作都具有高度精炼、严谨、深沉、含蓄的特点，这正是水华一心探求的导演艺术风格。原著——改编——导演的和谐默契，相近的生活积累和美学观点，是电影《林家铺子》取得显著成就的基石。人们常常称道水华在导演风格上的简洁，又赞扬他的精细，而这两者恰恰是水乳交融般地结合在一起的。粉碎“四人帮”后，水华重又回到电影导演岗位上，并于1981年拍摄完成了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伤逝》，这是他导演生涯的又一力作。
主演：谢添（1914—2003年）
屹立影坛的千面人
应该说《林家铺子》的成功与谢添的出色表演是分不开的。他的表演不温不火，分寸得当，准确揭示了林老板的复杂性格。他的得意、苦笑、沉思、焦虑，他的愕然无语、强作镇定，都具有丰富而充实的心理内容。他创造的林老板，既叫人可憎又令人可怜，为新中国银幕画廊增添了一个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艺术典型。
谢添原名谢洪坤，祖籍广东番禺，1914年出生于天津。家庭良好的文学艺术的熏陶，对谢添最后走上电影道路有很大影响。谢添早在解放前就出演过很多角色，更重要的是在40年代，他走上话剧舞台并主演了《圣城记》、《追》、《郎才女貌》等片，且获得很高的声誉。新中国成立，谢添进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开始了电影艺术创作的新时期。
在《新儿女英雄传》中饰演刁滑凶顽的汉奸张金龙，在《六号门》中饰演蛮横无理的封建把头马金龙，在第一部中外合拍的儿童故事片《风筝》中饰演了一位慈祥幽默的老古玩店商人，并与桑夫合作导演了影片《探亲记》。1959年，谢添在著名影片《林家铺子》中成功地完成了林老板形象的塑造。自1962年以来，谢添主要从事编导工作，三部儿童片：《花儿朵朵》、《小铃铛》和《三朵小红花》都出自他手，还有喜剧片《锦上添花》、《甜蜜的事业》等。1982年，老舍先生的名著《茶馆》由谢添成功地搬上了银幕，于1983年获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和文化部1982年优秀影片特别奖。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祝希娟获得首届“百花奖”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1960年 “吴琼花”使祝希娟获得首届“百花奖”
《红色娘子军》的光荣和遭遇
琼崖纵队红色娘子军创立距今已70多年，而电影《红色娘子军》的诞生距今也有40多年了。《红色娘子军》戏里戏外、台前幕后的种种，虽然难以囊括全部“红色经典”的复杂性，但这部影片以及影片的衍生物却伴随一代人走过了他们在创伤岁月中的青春韶华。
电影大历史：梦不再是柔弱无力的
科班出身又运气极佳的陆川追溯起中国电影的叙述传统时说：“这种传统是来源于苏联和好莱坞的，在那个阶段，它曾经是非常非常好的。”“叙事”当然是比较高级的词汇，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讲故事”，再考虑到好莱坞和俄国，则更可以翻译成“造梦”了。好莱坞够惊憟，俄国够诗意，反正忽悠得都不错。
上个世纪50年代到50年代初的时候比较特殊。满带着47年代上海繁华旧梦的一批“老人”和接受了“新式”科班教育的“红旗下的蛋”们会聚一堂，一起造梦。还是在那一次采访当中，陆川推崇的是《冰山上的来客》。其实还有一出大梦，就是《红色娘子军》。
《红色娘子军》的导演谢晋，是三四十年代在圈子里摸爬滚打又进科班回炉锻造出来的；女主角祝希娟则是带着儿时旧上海繁华舞台的梦幻记忆又接受了新中国的戏剧教育的。反正都谈得上是科班出身，而且，和上海又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浙江人，一个江西人，最后都成了上海人。昔日传奇和新的理想主义走到了一起。
这梦境从挑选演员到外景地的选择就已经开始。故事发生地是海南，够阳光灿烂，够色彩绚丽。好莱坞就经常选择这样的外景地拍几场风花雪月的好戏，不论悲情还是温馨，景儿够好，也够远离一地鸡毛的现实生活。
挑选祝希娟作女主角的原因，当然离不开她科班出身的背景，但是制片方看上的除了性格方面的因素之外，据说就是她“颀长”的身材、大大的眼。这和他们心目中的“南方姑娘”很接近。天地良心，说句实话，谈到海南广东福建这些地方，出现的总是钱钟书先生《围成》开头对“暹罗人”那句不太恭敬的形象勾勒，反正就是和“颀长”这二字联系不上。不过话也说回来，连祝希娟都认为自己不是靠卖相出道的，长得实属一般。这也可以看成是50年代到60年代吾国吾民对于“美”字理解的变化。花旦们渐渐为健康朴实古铜色脸蛋的姑娘所替代。梦不再是柔弱无力的。
与苏联的那部《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不同，《红色娘子军》拐弯抹角的象征意味绝没有俄国人那么拗口。姑娘成长为战士，就是那么斗志昂扬那么阳光灿烂。作为男性的指导员死掉了，另一个大坏蛋的恶霸男性被打倒了。《红色娘子军》讲的确确实实是一个女性独立的故事。
有一种从反面理解的历史考证法，基本思路是一个历史时期如果出现一种文化现象一种口号，那么很可能就是因为现实情况恰恰不是这样，所以才会出现这种自觉的文化现象和口号。照着这种思路想下去的话，《红色娘子军》企不成了女性被锅碗瓢盆束缚的反讽？中国古代不就流传下无数河东狮吼恨男不成钢的八卦传奇么。如今的生活中有多少女性强过男人没有统计，有多少铁姑娘和女CEO也不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红色娘子军》的女主角祝希娟是梦境成真了，南下深圳创办深圳电视台，出国生活学习，老公英语不济，一样还得她的帮助指点。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音乐风光片《刘三姐》剧照
1960年 音乐风光片《刘三姐》
一程山水一程歌
电影《刘三姐》融合音乐片、风光片等多种样式，被归入歌剧片之列，被称为我国第一部音乐风光片，也是迄今为止新中国电影史上最有影响的音乐风光片。该片后来在港、澳及东南亚放映时，被誉为“山歌片王”。影片中美丽的山歌、美丽的山水和美丽的刘三姐，迄今为止还让观众记忆犹新。影片中抛绣球的场景阳朔大榕树早已成为桂林的一个著名景点，而刘三姐的扮演者黄婉秋在影片中的银幕形象深入人心。
电影大历史：无主之地
美国立国不过两百多年，历史算不得悠久，生拉硬拽地算上原住民印第安人的历史又实在生硬得很，所以老美对待上了百年的东西就宝贝得不得了。换到我们这里，两百年以下的东西简直都不能称为古物。1960年的电影《刘三姐》，算胶片本身的年头就不短，再算上刘三姐的传说本身，都可以称得上刘三奶奶、刘三老祖了。然而地大物博，相对而言古老的也就不再古老了。
因为资源丰富，所以我们对待古物的态度始终都很实际，尽管《刘三姐》在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中捧回了三个大奖，可是导演苏里还是认为那只是他在艺术上的一种探索：“我更喜欢现实题材的东西，《刘三姐》毕竟距离我们的生活远些。”毕竟是敌后武工队的出身，武戏的功底确实要比文戏来得扎实。《刘三姐》地理环境一流，金嗓子姑娘对歌猥琐秀才的文斗场面也够雅致，即使算上仰慕者阿牛哥潜入恶霸地主家救出三姐的那段戏，也还是绵软有余劲道不足。
另外两位淘得金银归的人，就得说是编剧乔羽和作曲雷振邦了。这二位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坚持自己“不为积习所蔽，不为时尚所惑”的做事风格，后者从小感受京城的戏曲氛围一辈子无论时局如何变化似乎都没有影响到他的音乐生活，俨然一出京都遗事。二位都是以研究音乐为生的人，为生计为生趣。每一桩活儿倒更像是服务于他们的音乐而不是相反。也许这也是习惯使然吧。当年《上甘岭》里《我的祖国》这首歌，就是剧组拍完外景受着4000块钱一天的停工待料费用从乔先生手上等来的。也不是人家派头大，出活细致而已，决不因于外物。
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