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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我，我中有你”。鲜为人知的是电影剧本的改编是由多人“接力”完成的，当时阳翰笙完成了第一稿，第二稿是由陈白尘完成的，最后定稿由我的师兄李天济完成，将漫画原来的正剧改为了最后呈现出来的喜剧。我觉得非常可贵的是当时的电影工作者争名夺利的很少，大家团结协作，后来陈白尘和李天济都没有署自己的名字。
在中国电影一百年的历史中，应该说《三毛流浪记》还创造了一个“空前”，那就是中国电影史上唯一一次“众星捧月”的盛况。三毛只是一个小孩，却召集来上海几乎所有的电影明星：赵丹和黄宗英，朱琳和刁光潭等“七对夫妻”明星，他们都帮忙来跑龙套。我爸爸也来了，他不仅给电影作了曲，还在片中饰演了一位钢琴师。我因为几个月下来和流浪儿们在一起成为了亲密的朋友，也好像和三毛合为一体了。
历尽艰辛终成经典
因为影片有很鲜明的反蒋倾向，在拍摄的过程中主创人员就多次收到恐吓信，国民党当局扬言要毁了这部影片，昆仑公司的电影艺术家们就把拷贝藏了起来。1949年，上海解放，夏衍说要把这部影片拿出来，还补拍了一个欢庆解放的场面作为影片结尾，加上一个光明的尾巴。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影片就红遍了全国，大家被三毛这个流浪小孩的故事迷住了。1958年和1980年，全国两次重新印刷拷贝发行。1981年《三毛流浪记》在巴黎的6家影院连映两个多月，场场爆满。1997年底，这部片子获得了葡萄牙国际电影大奖。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乌鸦与麻雀》剧照
1949年 郑君里首次独立执导
《乌鸦与麻雀》：跨越两个时代
这部影片生动地纪录下了国民党政权统治的最后一页，社会的混乱，物价的暴涨，市民的幻想与痛苦无不真实地再现于银幕之上。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昆仑影业中留守在上海坚持创作的艺术家，在一夜之间完成了这部出色的讽喻作品的剧本，而拥有丰富表演艺术实践的郑君里则首次独立执导本片，从而当之无愧地进入中国第一流导演艺术家之列。
电影大历史：童谣的杀伤力
20世纪40年代流传至今的经典影片基本都有个共同点，那就是贴近生活，现实感异常强烈。这些相隔半个多世纪的影片中的人物，他们的呼吸、语言和动作，甚至远比今天的银幕上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英雄要亲近得多。乱世求家常，和平唤英雄，这大抵是艺术作品感应时代潮流应运而生最直接的规律。一些最表面的现象之下，往往蕴藏着不可逆转的或可称为命运的玄机。
《乌鸦与麻雀》正是一幅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的统治大厦的浮世绘。开场没有多久，一群孩子在二楼阳台上天真烂漫地唱着一首童谣：“猴子猴，有来头，当汉奸，住二楼，住了二楼翻筋斗，翻筋斗，又接收，做大官，不发愁，汽车老婆都有喽。”民众对当局的讽刺和愤怒都借着这么几句话明白流露，由此不仅能看到片中国民党军官侯义伯之后的命运，整个国民党政府的去向也已经一清二楚。
中国人对时局有一种天生的观察和表达能力，这是几千年整个社会氛围耳濡目染熏陶所致。民间对政治和天数的敏感常会以民谣和童谣的方式来表现，传唱粗浅直白，听者无不知其意，但又具有隐晦曲折的特点，绝不在当权者手中落下把柄，这是对付文字狱而间接产生的民间智慧。《三国演义》里写到过一首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上，不得生。”正是将董卓的名字拆开，来预言他自眉坞被骗去入朝必死，然而董卓一路听来却不解其意。中国人自古好说夜观天象，追寻天机来解释世事，其实说到底“天意”二字根本逃不脱“民心”所在，所谓四面楚歌溃散了楚霸王项羽的军心，也唯有此解。
和《乌鸦与麻雀》同时期的作品如《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天堂春梦》等，大都以浓烈的生活氛围表露出强烈的政治倾向，其中尤以《乌鸦与麻雀》将整个时局浓缩于一幢楼房里的隐喻来得最为巧妙。如果说片中的童谣意味着影片的政治取向，那么影片恰恰代表着那个时代的“童谣”，不同阶层民众面对的共同生活困境和他们最终团结在一起抗争到底的行为，意味着一个时代必然将在民众的迫切心情中结束。40年代战后的优秀影片，无一不流淌着豪情滚滚的时代洪流，无论是批判也好、抗争也好、控诉也好，还是反思也好，所有对战后时局的反映，无不意志坚定地指向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这是那个时代的电影至今仍然鲜热滚滚的原因，它能令当事者看清自我，令后来者看到当时，而反观今时今日之中国电影，又令当时当代的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口述影像：“看那个时代有理想的一群”
因为“文革”的浩劫，父亲58岁就去世了，父亲那时候很可悲，即使导演了《林则徐》、《聂耳》、《宋景诗》等人物史诗片，但仍难掩没有创作自由的失落。父亲最怀念年轻时电影圈非常好的创作氛围，大家不管不顾地一心扑在电影上，那段时光的那些人是“很有理想的一群”。
陶醉于舞台之上
父亲出生于1911年，虽然祖籍和阮玲玉一样是广东中山，但他出生在上海，自小也在上海长大。我们家很穷，爷爷在虹口区天通庵路摆水果摊，那里是广东人的聚居地，爷爷就以微薄收入贴补家用。父亲是家里唯一的男孩，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有时家里来讨债而还不上时就让他代替全家跪在堂屋让债主缓债，父亲那时候感觉很受侮辱，下定决心要干出大事业，所以思想也比较激进，初二就辍学考入南国艺术学院。从1929年到1932年他都陶醉在舞台之上，出演的是左翼革命进步话剧，从“南国社”到“左翼戏剧家联盟”他都是积极分子。
“电影候补皇帝”
1932年，党的电影小组成立，文艺工作者进入电影界，父亲进入“联华”公司，在那里直到1937年抗战开始。当时很有名的就是出演了《大路》、《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影片，父亲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被戏称为“电影候补皇帝”。父亲总说自己很笨，但是要笨鸟先飞，他非常勤奋，最好的见证就是翻译整理“斯坦尼体系”的经历。
父亲因为很早就辍学，英语基本靠自学，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著作都是俄文。父亲就找来一本英俄互译的字典，通过英文来译俄语，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像他这样在战火中搞电影学术方面的研究真是不同凡响，在同行里都很罕见，这为他后来在导演艺术上的卓越建树铺平了道路。父亲是最早介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译者之一，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介绍苏联的这一戏剧学派理论，不仅需要学识，更需要胆量与勇气，1937年他翻译的《演员自我修养》第一、二章在《大公报》上发表。
战后影坛一鸣惊人
演员是“精神作者”，而并不是单纯的写书，有实践的冲动，所以生理和心理调和起来就很困难。但父亲做得很好，他在当时的影坛是一位“非常干净”的演员，这一点在当时的电影界是公认的。
1947年，与蔡楚生共同导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创下了中国电影连映的最高记录。因为影片拍摄时，蔡楚生正患肺病，父亲就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父亲负责导演了所有的现场拍摄，因为蔡楚生导演方面很有经验，所以负责把关。父亲在拍这部影片时锻炼很大，也为后面独自执导影片做好了准备。
《乌鸦与麻雀》的剧本是一夜之间完成的，当时赵丹、陈鲤庭、陈白尘、沈浮、父亲等几个人一起吃饭开始聊一些事情，结果就说出了一个剧本，主要由陈白尘执笔，父亲来导演。这部影片的创作也最终跨越了两个时代。当时剧本写出后搞了一个比较晦涩的本子交上去送审，一边立即开拍，结果还是被审查当局发觉，下令要将拍过的胶片全部销毁。他们暂时停拍，但布景没有拆除，利用停拍的时间修改剧本。公司用一些报废的底片及删改的剧本送当局敷衍，而真正的手稿则藏在摄影棚上的旧麻袋包里。这是现在根本无法想象的创作环境，但是这些勇敢的人们创造了奇迹。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49年 “东影”初探新中国电影体制
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诞生
1949年，新中国成立。电影企业作为新兴艺术生产力的载体，也被纳入国营体制之中，电影的生产机制及文化形态也随之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变，电影开始更多的被作为意识形态的教育工具，这一阶段的“十七年电影”以全新面貌登上新中国的历史舞台，对中国电影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电影大历史：“东影”：一个阶段性的历史名词
处于血与火的战争条件下的“东影”电影运动，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色，它的影片创作与摄制，不止纪录片，包括其他片种与题材的创作，在当时都离不开政治与战争，深深地被溶浸在时代生活里面，承载着热情。
接收“满映”，艰难中的起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满映”内部乱成一团，理事长甘粕正彦的服毒自杀宣告了“满映”的结束，而厂内的职员则人心惶惶，但是仍有很多进步的职员意识到要把机器设备保护好。当时考虑到“满映”拥有的大量电影设备对建立新中国电影业的重要性，厂内的进步分子组成了“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10月1日成立了东北电影公司，由张辛实任总经理。
也是在抗战胜利后，延安电影团决定派出钱筱璋等四人为先遣人员，先行入关。在此之前，随鲁艺来东北的田方和许珂已经于11月间进入厂内，了解了有关情况。不久，袁牧之从苏联回国，他与钱筱璋、田方、许珂在抚顺会合，研究接管计划，成为东北人民电影事业的开拓者。
十天时间，奇迹般的转移
1946年4月14日，人民解放军接管长春。4月18日，东北局派原“鲁艺”文学系的主任舒群正式接管“满映”一切资产，并担任东北电影公司总经理，张辛实任副总经理，袁牧之为顾问。当时国民党军队正向北大举进攻，长春无法久留，于是东影准备下撤后方。那时候全厂大部分职工愿意撤走，其中还包括近百名日本、朝鲜籍的职员。结果从5月13日到23日，历经10天时间，大部分人员撤出长春，25个车皮的物资运往后方。6月1日，到达了黑龙江兴山，也就是今天的鹤岗市。
兴山靠近中苏边境，是一个煤矿城市。东影公司大批人马到达后，自力更生盖厂房，改建一座摄影棚，加上抢运出的大批设备，有了比延安时代更雄厚的物质基础了。到了8月，陈波儿到达兴山，月底吴印咸带领40多延安电影团的人也赶到兴山。在1946年初，东北电影制片厂就正式成立了。当时全厂职工278人，其中日籍职工81人，袁牧之任厂长，吴印咸、张辛实任副厂长，田方任秘书长，陈波儿任艺术处处长，许珂任秘书室主任，钱筱璋任新闻片组组长，这个领导班子一直工作到1949年初。
建厂伊始，各种勇敢的尝试
“东影”建厂后拍片的重点是纪录片，这是为了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建厂伊始，就派出3个摄影队去前线拍片，直到1949年初，“东影”已经有32个新闻摄影队了。“东影”纪录片最重要的出品是《民主东北》，从1947年5月1日正式出品一直到1949年，共完成了17辑。为了拍下珍贵的镜头，摄影师背着机器冒着枪林弹雨跋涉，其中还有不少摄影师在前线拍摄时牺牲。
后来，“东影”也开始尝试拍摄其他片种。1947年11月，陈波儿编导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1948年，袁乃晨编导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同年，朱丹编剧、方明导演了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1949年5月，袁乃晨导演完成了第一部翻译片《普通一兵》。与此同时，“东影”也开始筹备拍摄故事片。1948年2月，完成了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1949年4月，人民电影的第一部长故事片《桥》在“东影”诞生。
1948年10月长春解放，田方接管了国民党的“长制”。1949年4月东北电影制片厂迁回长春。1955年2月，由文化部决定，正式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将近10年的阶段性名词——“东影”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秦怡在《无名氏》中饰演国英黄宗英在《乌鸦与麻雀》中饰演小老婆
张瑞芳在《松花江上》饰演农村女性上官云珠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饰演风情万种的何文艳
1946—1949年 女星战后大放光彩
让半个世纪前的追星梦发扬光大
从上世纪20年代第一代女星张织云，到30年代的阮玲玉，再到白杨、秦怡、上官云珠等，中国影坛的女明星已是经历数十年风云，几易红牌了。大众对女星的审美从最初的温婉柔弱、眼神哀怨，渐渐转变为一种更为积极健康的明朗形象，这也正是现代女性踏着时代的脉搏不断表现出真正自我的反映。
明星素描：看她们，和她们的光辉
战前的中国影坛，曾经涌现出一大批光彩夺目的男女明星，他们中的许多人战后依然活跃于影坛，像赵丹、白杨、舒绣文等人主演了他们表演生涯中的代表作品。而那些在战后影坛成名的明星们，无论是来自大后方还是来自上海，共同特点是抗战期间都在话剧舞台上十分活跃，他们具有比战前走上影坛的演员具有更优越的条件。中国电影表演至此已基本摆脱了早期稚嫩而夸张的表演程式，走向真正的成熟。
秦怡（1922年…）
上海人，原名秦德和，刚刚16岁时就离开上海去武汉参加抗日活动。1941年，参加中华剧艺社，演出《大地回春》，引起强烈反响。此后在大后方演出过《茶花女》、《天国春秋》、《桃花扇》等名剧，塑造的多为善良贤淑的妇女形象，成为后方话剧舞台的“四大名旦”之一。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以《遥远的爱》一片奠定了在影坛的地位。
黄宗英（1925年…）
生于北京，同胞兄弟黄宗江、黄宗洛都是日后的著名演员。爱好文艺，一个偶然机会在曹禺的《蜕变》中开始了表演生涯。在喜剧《甜姐儿》中，以明丽的容貌，洒脱的表演征服了观众。战后主演了《幸福狂想曲》、《乌鸦与麻雀》等影片，大多扮演心地善良的知识女性或被侮辱的下层女性形象。在《幸福狂想曲》中，与男主角赵丹上演了一出真正的幸福喜剧，由此相识、相恋而成婚。
张瑞芳（1918年…）
出生于河北保定。抗战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战演出队，1938年至重庆，后在怒吼剧社、中华剧艺社任演员，被称为“四大名旦”之一。1946年任长春电影制片厂特约演员，主演了大获成功的影片《松花江上》，该片的导演金山当时就是她的丈夫。
舒绣文（1915—1969年）
原籍安徽安庆，幼年迁居北京。由于国语出色，先进入“天一”公司教授国语，并为中国第一部蜡盘有声片《歌女红牡丹》配音。抗战期间，在“中制”主演了《保卫我们的土地》等抗战片；演出过多出名剧，“四大名旦”之一。战后作品有《一江春水向东流》、《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恋爱之道》等。
上官云珠（1920—1968年）
原名韦君荦，自幼生活在苏州。在抗战的炮火中背井离乡，后回到上海。1941年在艺华公司的《玫瑰飘零》中初上银幕，导演卜万苍为她起了上官云珠这个艺名。1947年《天堂春梦》、《太太万岁》和《一江春水向东流》三部影片，使她名震影坛内外，一时间似乎成为专门演姨太太的人选。然而在接下来的三部影片《万家灯火》、《丽人行》和《希望在人间》中，她出演了三位善良正派的女性形象，演技令人刮目相看。上官云珠有天赋的艺术感觉，也有后天的刻苦努力，表演自成一家。曾经与她合作过的桑弧与沈浮都对她的艺术才能赞叹不已。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刘琼蓝马
陶金韩非
1946—1949年 男星战后各展其长
男性魅力全面张扬
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大众不仅对女星的审美品味在转变，同时涌现出的一批各具实力与风格的男星如陶金、刘琼、石挥等等，他们在银幕上所表现的男性魅力，也已经明显与30年代红极一时的“偶像一代男”金焰截然不同，这或许是因为电影的魅力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识修养出众、思想进步人士加入它的阵营，同时也意味着电影明星逐渐获得时代的认同，终于即将挣脱出旧社会地位低下的底层艺人的命运。
影星素描：看他们，和他们的风采
与上世纪30年代的情况有所不同，战后电影界男明星层出不穷，而且每个人都有其独特之处，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成为中国影坛不可多得的杰出性格演员，并在解放后继续活跃在银幕上。
石挥（1915—1957年）
原名石毓涛，生于天津，自幼随家人迁居北京。1940年来到上海开始演出话剧，是若干剧团的台柱之一，人称“话剧皇帝”。战后石挥加入了文华，主演《假凤虚凰》、《太太万岁》、《哀乐中年》等影片，在银幕上绽放出耀眼的光彩。石挥戏路宽广，表现力极强，各种角色都能驾驭自如，表演得个性分明。所演的每个人物都有新亮点，绝不雷同。
蓝马（1915—1976年）
原名董世雄，生于北京。1942年，他随新中国剧社去南洋巡回演出，被誉为“重庆的石挥”，两位好友东西辉映，为中国话剧史写下动人的一页。1947年，蓝马参加昆仑公司，接连主演了三部重要影片《万家灯火》、《丽人行》、《希望在人间》，也由此确定了他在影坛不可动摇的地位。蓝马的外形并不那么英俊，甚至有点其貌不扬，但是一到舞台上，气质就给人焕然一新之感，神采飞扬。蓝马的表演特点，其一是非常生活化，二是带有即兴表演的成分，如赵丹所说：“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