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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实回答说：“我曾把这些法律文件翻开给她看，她当时很恼火的样子，把手一推说：‘我还需要你来教哇’，我不敢得罪于她，只好回去后又写了报告，抄录了法律条文和劳动部文件的内容给她。”
郭庭长埋怨说：“这不要死呀，魏群办了错案，现在拿到我们这里来了，搞得我们几难办啦。”
接着，郭跟吴商量怎么办，最后商定还是先暂时不要跟民事庭讲，等调出了魏群所办的案卷，看看再说。
吴法官则责备我说：“你当时为什么不去跟院长说，院长知道了不就开了庭，为什么还要交到中院去？现在这种得罪人的事，叫我们怎样去做？你这个人真不晓得办事。”
我解释说：“当时魏群说是上面讲的，我想这总可能是院长的意见咯，我找得还有什么用？只好向中院申请再审。”
郭庭长说：“你可能总是在中院找了哪个关系，要不然中院怎么会帮你？”
我坦然地说：“我这是按照法律程序向上级法院提出再审申请的，开始是找到中院的告申庭，他们也都认为那份裁定是错误的，是侵害公民合法诉权的行为，是他们叫我找书记官处的。”
郭庭长有些不耐烦，说：“那中院为什么不直接在他们那里再审，现在怎拿到我们经济庭来了，这得罪人的事叫我们怎样做嘛？我们同样也可以找其他理由不开庭。”
接下来，我忍受着其各种抱怨和责怪，耐心地回答了针对裁定书以外在程序上的多方询问，如我告的是江西拖拉机厂还是清算组？中院书记官处怎么会管这件案子？既在西湖区法院起诉，为什么会转到东湖区法院来？为什么要等拿到了江拖的反馈材料才起诉这件案子？作为一级组织提供的材料能会有假？起诉书提供了哪些证据？等等。
在作笔录时，那位姓吴的法官离开了，这位女庭长连有的很普通的字都不会写，弄得我一边回答她的问话，还要一边把字写给她看。
完后，郭庭长留下了我提供的《公民劳动关系法律手册》，叫我下个星期五再来。
这次的质证，给我的感觉似乎是总想找出理由维持不开庭，而且吴法官还说江拖的人跟他很熟悉，甚至连腔调都会跟刘焕宇如出一辙，我意识到情况很不对头。
我回来后，思想负担很重。 。。
详细报告求开庭 再提材料无人应
二○○○年十二月一日。为了慎重，也为了法官有利于依法办案，我连夜写了一份约有四千多字的《有关询问情况详细说明的报告》。
对于我在西湖区法院起诉，案件怎会转到东湖区法院来？
我在今年五月十日，向西湖区法院起诉，得以立案，该院即把诉状和通知书送达江拖。江拖刘唤宇等也来了法院，但久久未予提供答辩状。我多次找了法院经办法官裎琳，要求开庭。裎法官总说好忙，人手不够。到九月初，裎法官告诉我说，最高法院有个文件下来，凡是经过了劳动仲裁委员会仲裁的劳动争议案件，都要到所在区的法院审理，已经把我的起诉的案件，移交给了东湖区人民法院。我本人从未提过这样的要求。
对于“你为什么今年五月才到法院起诉？”
1。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当我仍在要求江拖组织部解决工作时，刘焕宇才告诉我已被除名，几经曲折，才于数天后拿到了一份文件的复印件，但没有公章，厂办印发的时间又是一九九五年七月，对我多次提出盖章和注明收到复印件日期的请求断然拒绝。
2。在我向江拖提出申诉未被理睬的情况下，走访了西湖区法院、市人事局、市人事仲裁委筹备处、均表示该决定无公章，不能作为立案的有效证据，只好多级信访，请求能予行政协调的办法解决。
3。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南昌市委和市政府信访办，联合下发了《洪信访字（1999）23号文件》，将我的情况列为重点排查解决的对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江拖才于二○○○年元月，写出了《关于秦付根同志上访件调查情况的反馈》，上报给了市机械局。尽管“反馈”材料为推卸责任而任意歪曲、遮掩和编造事实，但已有江拖纪委的印章，市机械局又特意为我注明了给我“反馈”材料的日期，加盖了局信访办公室的公章，“反馈”材料便成了有效证据。这样，被人为设置的起诉障碍，总算得以排除，在得到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定后，即向西湖区人民法院依法起诉。
对于江拖“作为一级组织提供的材料能会有假？”，
作为一级组织向上级提供调查材料不应有假，江拖厂的纪检和组织部是一套人马、两个名称，“反馈材料”的内容，显然是为了顾及该厂的一些方方面面。作为复查，本应找我个人谈话，况且我还主动去厂表示要求能与面谈，留下了电话和传呼号码，愿随叫随到，可厂组织部没有这样做。
在“反馈”材料中，协议离岗却变成了擅离岗位，在组织部声称我的调出早已作废，我即要求返岗或把编制挂往省、市人才交流中心，却变成了是厂里要求我回来上班或把编制挂人才交流中心。我近二十来天守在学校被拒绝上班，却变成了我置若罔闻，一直未回厂上班，材料还讲出于对我的关心让我去对方上班，谎言便不攻自破，对颠倒是非的无章决定不敢认定，避而不谈，却又硬撑着强词夺理。
这样的材料真的了吗？
如果作为一级组织，都能实事求是，劳动者何需要《劳动法》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对“你能提供那些书证？”
我已提供的书证，主要有江拖在二○○○年一月的“反馈材料”，江拖一九九五年厂字（64号）无印章、无落款的“除名决定”，南昌市人事局干部调出函，以及盖有好几个人事调动部门大印的干部调动表，能证明自己工作表现的有江拖曾报市总工会表彰的“简况”、获奖证书、中国科协地理学会证件、出席市以上学术会议的照片、发表的多篇学术论文等。
有些关键的书证，如离岗协议在原校长夏振川手里；如写有被江拖组织部声称调出的盖章作废、拒绝我上班或挂编人才中心、逼我要巨额买路钱内容的被迫“辞职书”（盖有学校的公章），因在江拖组织部刘唤宇手里。这些我均无法拿到，而当事人违法事实，其本人也不可能会写给我，知情人作证有被打击报复的顾虑。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有些证据还希望得到法院的帮助。
对于“怎样才能证明起诉书中所举的事实？”
江拖的“反馈”材料已经不自觉地暴露了当事人滥用职权、侵害我劳动就业权利的事实。
如有些证据和事实得到了认定，叙述了我的离岗待调是经过了双方协商同意了的，这个书证的真实内容，且不说当事人夏振川现在不敢拿出来，就算其没有保管好，也是他自己的责任。
又如有些内容明显不能自圆其说，“反馈”材料既讲我是通过与校方协商，被同意离岗以待调令，又说我是擅离岗位、没有办理任何手续，若书面协议不能作为手续，夏振川与我协商同意离岗，他应该负什么责任？如果真是旷工。何需要等五年之久，创下江拖厂的纪录，这种说法如何解释得过去？
特别是面对我给江拖、给市政府转到江拖的材料所提到的重要事实，江拖的“反馈”材料不敢正视，更不敢提及解释，回避了刘焕宇称我的调出过了三个月就已经作废了的话，隐去了我连续“赖”在学校近二十天被拒绝上班的现实存在，对除名决定不盖公章、不通知本人、又不肯出具证明，不敢亮出来加以解释，……等等这些不可抹杀的事实，在面对面的法庭辩论中，当事人如何回避得了。况且他们在“反馈”材料里这样做的表现，在证据学上其本身就是一种默认。
作为全权接管江拖的破产清算组，应该要求该厂的刘焕宇、以及已退休的夏振川到庭。即使这两人心虚不敢到庭，清算组也能认定无公章的“除名决定”无效，驻清算组的中院邹法官和焦法官就曾表示该决定无公章，是无效文件，可以恢复编制、续办社会养老保险等等。
报告在最后仍然寄希望于东湖区法院，指望能够尽快给予开庭，作了特别强调：
延误开庭，只有责任当事人所企望，只有他们才会竭力加以阻挠，损害的是法律的尊严，当然，本人也不会停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十二月四日，我没有找到郭岚。
十二月五日找到郭岚后，把《有关询问情况详细说明的报告》交给了她。问她说：“星期五（八日）是不是再来？”
“不用来了，有事会通知你。”郭岚淡淡地说。
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任何消息，既不好去询问，也有些不大愿意去碰钉子。人家不愿意跟你办的事，去了又有什么用呢？估计现在又是跟我打时间的消磨战，最后贻误不办，这种可能性很大，特别是碰到我这样的案件，她会去得罪本院的同事吗？江拖会坐等东湖区法院来开这个庭吗？清算组的政府官员会真愿意坐在被告席上让她来开庭吗？
又是一个星期过去了，法院还是没有任何动静，找这位女庭长又很是难找，找到了又还是那句话：“有事会通知你”。
一位热心的同学对我说：“到法院打官司，实际上就是打钱，而且是要现的，我认识郭岚，可以把她请出来吃餐饭，你可以好好跟她谈谈看。”
我难置可否。一是没有钱来做这种事，就是有钱，哪拼得过一个单位？二是这件事本身就是自己有理的事，这样做岂不反而违法了？况且人民法院的法官并不会全像他所说的那样，法院毕竟是人民的法院，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法院。
本来准备用几个月时间解决这个官司，想不到会弄成这个样子，而且法律上确实有应该开庭的规定。既然想依靠法律维权，我又不得不去面对。
算起来，这件案子由市中院转回东湖法院也已经差不多一个月了，郭岚实际上早就表示了魏群负责的那份裁定书是错误的，中院发回东湖区法院再审复查，本来也应该是对案件在程序上的审理错误，要求他们进行复查，而且在质证时，他们就已经认定，哪里要得了这么长的时间？
情况是越来越复杂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痛斥法官不作为 延误开庭急如焚
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本人焦急万分，郭岚却把法律书还给我，叫我去找吴卫兵说去。
我找到吴卫兵法官，向他苦苦请求，不管是什么意见，请尽快按要求上报中院，江拖一月份即会解决完遗留问题，清算组也将撤消。
吴法官爱理不理地说：“你的案子没有办法审理，你是一个知识分子，搞得成现在这个样子，只能表示同情，你这里什么证据都没有，我跟你办不成。”
“怎可讲没有证据呢？江拖的‘反馈材料’就是证据，同时，这份材料又可以为那张无印章的决定佐证。”
“那算什么证据，若以‘反馈材料’为证，那就更可以除你的名。”
我很愤怒，前车可鉴，对于这样的法官不能再忍让了，便很不客气地说：“你讲可以除我的名，也要有法律依据，否则我同样可以起诉你。”
“人家江拖在九五年就除了你的名，厂里就已经发了文件。”
“那份文件没有公章，是不能生效的决定。”
“那总是厂里的文件啥，一样可以除你的名。”
“凡是看了那份文件的人，除了江拖的当事人，还没有谁说过是有效文件。你说这样的文件可以除名，那就是说这是一份有效文件？”
“我可没有说那份文件有效呵，我没有讲呵，真是心脏病都要被你急得吓出来。”吴法官慌忙分辩说。
“这是讲那份文件是有效还是无效的问题，在省政府办公厅、市政府信访办、市检察院，都讲是无效文件，市中院在清算组的法官、中院的书记官处都讲可以开庭，……”
“我不管哪个办公厅，你说清算组的法官讲可以开庭，我们现在可以打电话去问。”吴打断我的话说。
说着，他按响了桌上电话机的免提，发出了“……嘟……嘟……”的声响。
我一愣，干干脆脆地说：“好！我们可以问问中院在清算组的焦宜松法官。”说着，我拿出了通讯录，找出了江拖的电话号码，连按了几个键号，再连声追问吴法官说：“这电话要不要打啦？是真的要打还是不要打啦？”
吴法官进退两难，不敢吱声，愕住了一会，又说：“中院的书记官是书记官，不是法官，法官是法官，书记官是书记官，是有区别的，中院的法官个人也不能代表中院。”
“不管怎样，你总不能就这样拖下去吧，也不管你对这件案子是怎样的看法，怎样的处理意见，总要帮我快点处理一下吧？等到江西拖拉机厂连这个单位都没有了，我还需要你审什么？”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也管不了许多。
“好嘛，你要我办啥？我马上就可以办，就说是证据不足，我就要你跟我拿出无章决定无法诉讼的证据来，你有这些证据，我现在就可以跟你开庭，包括跟你补发工资。你找过法律部门的人，你叫他到我这里来作证。”
我知道他这是跟我在出难题，也实实在在地说：“在法律部门，我是找过西湖区法院行政庭的一位法官，已经好几年了，人家怎可能为我作证，这不是为难我吗？”
“你看，这是属于民事案件，怎到行政庭去了呢？你当时只是去咨询？”
“是呀，当时是以为属于行政案件，你若硬是要我找他来作证，恐怕他不大会来，要不我可以同你一起去，我没有办法叫人家到这里来为我作证，你什么时候会有时间？这两天行不行？”
“不行，我这些天都好忙，法院每天下午都要为元旦唱歌排练，桌上还有这一大堆的事情要做。”
“我怎样跟你联系？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说着，请他给我一张纸。他不肯拿，说这里都是办案用纸，也不说号码。
我即拿过他的笔，准备往手上记，一再问他，他才勉强说了。我找笔筒来给合上，他一把抢了过去，一副气呼呼的样子。
该案被延误审理的可能已经日趋明显，并逐渐趋于事实，第二次终结诉讼的裁定将真正的摆在面前，到哪时，我还能说裁定有误吗？
我无法按捺，于当天中午向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写了情况的反映报告：
本人十一月十五日请求贵院对东湖区法院《东民初字（2000）1198号裁定书》提起再审的申请，感谢贵院很快发回东湖区法院复查再审，十一月二十八日到该院得知在经济二庭，当时就找了负责此案的郭岚庭长。
十二月一日，郭岚与一位姓吴的法官跟我一见面就责怪为什么不在中院再审，又说裁定书确系错误，当时就应该找院长，现在弄得他们难办，他们同样也可以找其他理由不开庭。
我忍受着其各种抱怨和责怪，耐心地回答了针对裁定书以外的有关程序方面的多方询问。在作了笔录后，为有利于审理，我于十二月五日又交了《有关询问情况的详细说明》，再三陈述时间已经不多了，请尽快给予审理。
可是拖到今天，无任何动静，江拖的破产清算在下月即有可能处理完遗留问题，这样延误下去，不又成了裁定书上的终结，我何需请求提起这个再审。
今天，十分焦急的我找到郭庭长，郭叫我去跟吴法官说。吴很不耐烦，说这件案子没办法审理，又说院里现正在为元旦唱歌排练，没有时间办案，最后又节外生枝、强人所难，要我找人来证明我以前找过有关法律部门咨询，并说江拖盖有印章的“反馈材料”，不能作为起诉证据。
联系起该案在九月份转至东湖区法院以来，对有关办案人员的做法实在令人费解，不得不产生多方面的疑虑。案件在他们手上，对开庭审理几乎失去了信心，我早知如此，何必债台高筑、疲于奔命去认这个死理呢？
在此，我仍抱一线希望，恳求中院能直接再审。
这样的材料好不好交，交得交不得呢？
我拿着材料，脑海里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一度放弃。因为那样就意味着与东湖法院经办法官彻底崩裂，即使开了庭也不会有好果子吃。但不向上反映，则坐等延误，确实没有退路，只能一搏。
下午，我来到了市中院，在大门口见有很多人在此报到，原来是江拖破产清算组准备开债权人大会，地点是设在市郊区政府里面。
我把材料交给了书记官处的王书记官。
王书记官看后十分气愤，拍着桌子吼道：“妈的，他们是怎么搞的？！我们的发文是盖了中院院章的，他们怎能不赶快执行呢，哪个法院发回重审的的工作不是这样做的，都要考虑到关系就不要做工作啦！？”
他收下了报告，再向我了解郭岚和吴卫兵两人的情况。
这时的我也很情绪化，激动的说不出话来，哽咽地回答：“我真不好说，……也不想说。”
说着，委屈的泪水都要涌出来了。
王书记官表示，他会以中院组织的名义去催东湖区法院尽快审理。
得到了王书记官的支持，我出了一口恶气，而且情况确实大有好转，这时的情绪，自我感觉是好得多了。
为了慎重起见，二十九日去了一下西湖区法院，在法官展示栏上，确定了那位是曾咨询过的行政庭法官后，便到六楼找到了那位法官。
毕竟已过了多年，又仅见过一面，我经过仔细回忆和辨认，觉得有些把握后，便上前向他说明了来意。
他开始都还可以，对《东民初字（2000）1198号裁定书》也表示是错误的，不能终结诉讼，即使江拖已经注销，也只能够是暂时中止，待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后，再恢复诉讼。这一点和我查到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三）项是一致的。
后来听说我想请他为以前所作的咨询作证，他便说这件事不大记得。我想，难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