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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社会养老保险，又会有哪个单位肯收留我？我的下半辈子该怎样生活？何况本人的人事关系调到人才交流中心以后，虽然自己也会去努力谋生，但毕竟已经四十五岁，仍然有很大的可能找不到工作，到时每月的养老保险费和人事挂编费，仍需要自己去竭力缴纳。当然，既有希望自己也会振作，在此，恳切希望局领导最后能拉一把，以度过这个难关。
第二天，我来到局里，准备把报告交给局长。局长不在，张萍书记也还没回来，想想交给王科长也可以，便又来到了劳资科。
王科长看了报告说：“我以前也是搞写作的，这里的字句是否可以斟酌些，其中张书记与你谈的两点现在还没有定下来，如果这件事传到新丰管理处去，他们要讲，既然局里已经定了，还要找他们协调干什么？再一个是张书记交给劳资科具体办理，让人以为是已定下来了交给我们办的。”
“这些我都写得很清楚，那两点也只是说谈到，何况这本身就是给局领导的报告，至于讲已交给劳资科办理，是那天张书记对我这样讲的。”
“这个我知道，以前我也看过你写的一些材料，有些话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意思也不一样，如我们局骆主任说市政府信访办实际上是个收发站，我看他当时的意思是指信访办所起的是信息的作用。”
我想，局里对这点可能耿耿于怀，便表示说：“对于这些，我在措辞上会尽量斟酌。”
但是心里又想：这些都是真实的情况，在向上面反映情况时，如果不把这些写出来，如何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呢？
王科长又安慰我：“你不要着急嘛，现在局里不是还没有定下来吗。”
我仍不放心地说：“情况是这个样子，我能不着急？一家子的生活全指望我，等张书记回来了，我还要找她好好谈谈。”
王科长想把报告还给我，我不肯，要他给局领导看看，他也只好收下来了。
十二月六日，我又来到局里，王科长叫我先看看下张书记和徐主任在不在办公室。我过去后见两人都在，回来告诉王科长，王马上同我一起过去。
王科长边走边说：“我们已经到社保局查到了你应补交的准确数字，是一万五千，还不包括滞纳金等。现在这个情况，我们还不知道怎样办才好。”
到了局办公室，王科长又叫了徐主任一起去见张书记，让我先回避一下。
我只有在局办公室等着，也有心注意隔壁办公室的动静。
过了不久，我隐约听到张书记在放声发话说：“…不能说他们就一点错误也没有，他们也有错，…”
许久，王科长出来对我说：“你的这件事还要等一等，不是说就一定有望头，毕竟是丰收集团（原江拖曾为丰收集团公司的龙头企业）的事，丰收集团也总要过问一下，我和徐主任会再去一趟新丰管理处，现在下面正在搞改制，工作都很忙，我在十几号又要到外地去开会，要么你到月底再来一趟。”
我听后，心情有些沉重。
检察官诉案难审 澄清事实斥伪证
二○○一年十二月十八日上午，市人民检察院万检察官打来电话，请我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在控申处办公室里，万检察官仔细询问了有关情况，特别关于西湖区法院立案后约四个月未予审理、又转到东湖法院的原因。了解了原江拖组织部长刘焕宇在诉讼前后的表现，市中院在清算组的法官，对是否应该开庭所持的态度；核实了本人对魏群所负责的《东民初字（2000）1198号裁定书》认为是枉法裁定的依据；征求了本人对魏群、郭岚、吴卫兵延误办案应承担什么责任的意见。万检察官一一作了详细的笔录，并让我签了字，按了指印。。
万检察官告诉我说：“这些天我与李检察官进行了艰苦的调查取证工作，院里有车就开车，没有车就乘公共汽车，确实查到了很多问题，对有关涉案法官也进行了批评，我对他们说：‘你们的做法也太不应该了，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们倒是每个月国家有工资发给你们，人家因劳动争议的纠纷失业在家，没有了生活来源，国家有法律规定应该开庭，你们不去跟人家开庭主持公道，现在倒好，延误了办案，这对人家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你们也应该想一想。’这几个人被我讲的无话可说。”
我深为感动，对市检察院的检察官不辞辛苦、秉公执法、认真办案的态度，由衷地表示了感谢。
万检察官又给我看了市中院两次发文的复印件，前一份是二○○○年九月十七日发给各基层法院的通知，文件为《洪经初字（2000）114一4号》，所依据的是最高法院《企业破产法实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二条第二、三项，说是因江拖于九月十五日被宣告破产清算，终结江拖债权债务方面与经济有关的民事活动；后一份是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发的，是为我提出再审申请后，发给东湖区人民法院，要求加紧复查再审并将结果上报中院的指示。
对于前一份文件，我是第一次见到，就其内容来看，并不能说明其终结范围也包括我起诉的劳动争议案，如果说是包括了的话，参照《企业破产法》、《民事诉讼法》和劳动部与最高法院一九九六年八月协商一致的文件规定，无疑是个失误。
谈到二○○○年十月十八日中院驻清算组法官的表示，万检察官说：“我们已找到了当时在场的焦宜松，另一个姓邹的法官已经调到上海工作去了。焦宜松现在说的请况，跟你讲的不一样，讲是他们叫东湖区法院不要开庭的。”
我感到非常意外，再复述了当时去江拖找到这两位法官的情况。万检察官说：“现在这件事最好是你去当面跟他讲，要他写个证明来。”
我回家后，越想越感到不对劲，作为一个堂堂的中院法官，怎能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呢？他既然会这样做，以我这样的身份去找他，他会能够理睬我吗？就又打了个电话给万检察官，问他是否能请他一起去找焦宜松。
万检察官表示不大好同去，说：“实际上让你一个人单独去找他也不妥当，我也晓得这些人说话不负责任，一会说东，一会儿又说西。”
“那能不能在你们再去找焦宜松时告诉我一下，好让我当面跟他对质。”我提出建议。
“那样也不好，除非以后开庭质证，那时倒是可以的，现在我们已经要求焦宜讼写个证明材料来，等他交来了再说，我们也会设法与现在已在上海工作的邹梦取得联系。”
提到我请市检察院依法追究有什么要求时，万检察官说：“是不是请东湖区法院赔偿一下给你造成的损害，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由于焦宜松所作的证言，要依法追究有关法官的渎职罪，恐怕有些困难。”
“我原来倒不是一定要追究他们的罪，问题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承认有错的态度，即使就像两辆骑着的自行车在路上不慎相撞，如果有过错的一方能对被损害的一方说声对不起，也许这件事就完了，何况这是法官知法犯法，拿老百姓太不当一回事了。再说东湖区法院纪检监察室，对本法院的这起违法违纪案件，根本就不愿去追查，甚至连已经触犯了国家《刑法》也无所知，我是迫不得已才向检察院提出来的。”
由于市中院焦宜松法官的证言，直接影响到了该案的深入追查，我陷入了苦苦的沉思。官官相护是自己早已想到了的，逆来顺受惯了的老百姓，并没有多少会拿鸡蛋望石头上去砸的，像我这样认真，是不是自讨没趣？然而，人们的知法又有多大的意义？
在这已经进入了两千年的法治社会，若法官的违法违纪行为得不到追究，那法官在人们心目中会是怎样的形象，若司法不能得到公正，那我们老百姓还要法院干什么？那法院还能不能叫人民法院？
通过对国家法律条文的反复研究，我对案件作了仔细的回顾和深层的思考，写了一份《中院驻清算组表态的经过和东湖法院魏群触犯刑律的事实》，材料中说：
二○○○年十月中旬，本人到东湖区法院询问开庭一事，魏又说不会开庭，我心急如焚，十月十六日写了材料向市中院信访室反映，尔后又向中院民事庭作了咨询，他们均认为：根据劳动部与最高法院协商一致的文件，应该开庭，中院已派人到江拖破产清算组具体负责，你可去找他们一下。民事庭有关法官还给清算组的负责法官打了电话。
十月十八日上午，我在江拖丰收楼一楼办公室找到了邹法官和焦法官，向他们说明了情况，出示了《企业破产法》、《民事诉讼法》和《劳动部对〈关于破产企业能否成为被诉人的请示〉的复函》。
邹法官说：“魏群跟我通过电话，但没有把情况说清楚，也没有提到这份劳动部文件，我当时不了解情况，本来想把这个案件终结掉的。”
邹法官和焦法官都表示：法律条文和劳动部文件已讲得很清楚，劳动争议案与债权债务案件也不相同，应该开庭，叫我赶快去东湖区法院，把被告名称补更为清算组，并转告东湖区法院及时开庭。
此时，焦法官还提到江拖那份没有公章的除名文件，说是否有效，邹法官说无效，并对我说：“当初江拖不肯跟你在文件上盖章，那时你就可以坐到厂长那里去，要他安排你上班，发你的工资。”邹和焦两人又都表示，他们可以帮我解决编制和养老保险等。
在该办公室，我还看到了江拖所收到的东湖法院关于诉讼的通知，以及钉在墙上的江拖破产清算组工作安排表，表上标明在二○○一年一月份解决完遗留问题。最后，邹法官还收下了我的起诉书等材料。
而今焦法官对此的说法，据说不一样，本人感到十分意外。二○○○年中院的《洪经初字（2000）114一4号文件》是九月十七日发的，而我与焦法官和邹法官的接触是十月十八日，东湖法院《东民初字（2000）1198号裁定书》是十一月二日，会不会是在不同的时间所表示的不同态度？而我与他们至今也只是会过一面，那次的情况应该不会很难回忆。当初他与邹法官的表示应该是对的，现在为何犯得着反为变故？确实令人费解。当然，本人要把当时每一个字的原话都叙述得很准确也是件难事。何况在该年九月份，本人已向魏*了一份要求法院请江拖清算组参加开庭的报告，为了表示听从邹和焦的交待，还再向魏群递交了一份《关于补更被诉人名称的报告》和已补改名称的起诉书。
对于魏群的行为及其负责的那份裁定，是否够得上罪？本人补充一点看法。
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二款：“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的”构成渎职罪。据多方查证，魏群在那份裁定中根据所谓的“有关法律”，纯属子虚乌有，其自己也无法拿出，所谓的有“有关法律”即不是事实。江拖并没有被注销，魏群明知国家法律有明确规定，劳动部对此有专门文件，反而胡乱以“有关法律”四个字随意蒙混原告当事人，作出了违背法律的枉法裁定，终结劳动争议案的诉讼，给本人的损害苦不堪言，符合刑律追究的条件。
此后，据说魏群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裁定，又推说是受了市中院《洪经字（2000）114一4号文件》的影响。本人认为这是牵强附会，是对执意枉法裁定的开脱。该文件是中院经济庭作的，本身就是指债权债务方面的经济案件，否则劳动争议案何不由经济庭来管，那我不是也可以直接去清算组登记债权？再说劳动争议案中的补偿，是由劳动法规决定的，不是债权债务的经济关系。对于明知的国家法律规定的条文，魏群又为什么不向上说清楚，对本人又不敢出示她“有关法律”的依据，这就是严重的渎职。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提议市检找梁洪 新丰偶辩张鑫平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将报告及抄录的诸多涉及该案件的法律法规条文交给了万检察官，希望能起参考作用。
万检察官此时情绪十分低落，向我诉说：“我们催中院的焦宜松出具书面证明材料，他到现在也没有写来，找又好难找得到他，打电话给他也又老是不接。”
说着，他又连续几次拨打焦宜松的电话，对方果然没有人接听。
“可能是他办公室里没有人吧？”我觉得奇怪。
“不是。”万检察官肯定地说。
“那边哪里会知道是你打的电话呢？难道那边有来电显示？”我愈加犯疑。
“他们是知道。”万检察官又接着说：“我们给现已在上海工作的邹梦也去了长途，要他给写个证明材料来，到现在他也没有写来。”
说着，万检察官显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看来，万检察官和李检察官在市中院的调查受到了冷遇。
我见万检察官精神状态很差，向他提出建议：“是不是能找找中院纪检监察室的梁洪主任配合，梁主任这人比较正直，是个对工作认真负责的人”。
听了我的建议，万检察官为之一振，如获至宝，便详细地向我了解一下梁主任的情况。
我把以前与梁主任的接触说了一遍，并告诉他，梁主任正在着手由人大转下来的那件行政赔偿案的确认工作，你们何不可以交流一下，估计他在中院要面对那样一大片的关系网，办这件案子也不容易。
万检察官来了情绪，说这两天就去找他。
万检察官又问了一下市机械局对我的事现在解决得怎样。
我说：“已经确定了恢复编制，但是不能安排工作；也答应了考虑补办社保，但又因江西拖拉机厂不存在了，一直在与新丰管理处协调，现在还未得到落实。”
万检察官感叹地说：“那不是成了一张空头支票？”
下午，我又去了一趟市机械局，王科长让我把徐主任请来，然后我们三人在劳资科开始了谈话。
王科长说：“局里已经开了党委会，会上确定了丰收集团的问题要新丰管理处自己解决，张书记已经跟唐方明打了电话，现在你再去新丰管理处一趟，把这些情况跟唐书记说一下，情况怎样，你回来告诉我们。”
徐主任也说：“你去了以后，看看情况如何，需要我们出面的，我们会再做工作。”
我自信跟唐书记还是谈得来的，马上顶着寒风，来到了新丰管理处。这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
唐书记不在，一位办事人员叫我到会议室坐坐，这里已经有好几个人在聊天。一会，一个带眼镜的中年人也进来了，看上去有些熟悉，记起是上次在唐书记办公室见到的那位，因对此人比较反感，也就有意不去理他。
办事员向这位中年人介绍我是找唐书记的，又跟我说，有什么事可以跟他说，他是唐书记的得力助手，全权代表。
可他完全认得我，说我是秦付根，还把我又给介绍了一番。
然后他对我说：“其实你找这里根本就没有用，反正这里也是听局里的。”
我回避他说：“局里是叫我找一下唐书记。”
意思是不大愿意搭理他。
这位眼镜子还是找我说话：“你的那件事是根本不可能解决的，江拖像你这种情况的人少说也有五、六百人，好多人天天在这里吵得要命，我们天天在这里跟他们打交道，尽是做些这样的事，今天天气冷，来得少。”
我忍不住说：“你怎就知道解决不了，现在编制就已经答应解决了，上次局里的王科长，还有徐主任等也来了这里。”
眼镜子说：“我怎会不晓得哩？上次他们来，是我同几个人接待的，他们又不是为了你一个人的事来的。对于你的编制，我们是这样表态的，如果你认为还有用的话，可以给你恢复后转出去，如果要翻老帐的话，那就免谈。我们认为原来江拖对你的处理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当然，现在局里有什么新的决定，我就不晓得了。”
这时已经四点多了，唐书记还没有来，都说已不会来了，到明天上午八点半钟可以找得到他。我起身准备回去，眼镜子也起了身。
我觉得对这个眼镜子有些费解，打量了一下问：“你贵姓？”
“姓张。”
“原来在厂里是搞什么的，”
“在劳资处。”
“不好意思，没有打过交道，好像上次在唐书记办公室见过。”
“在以前还见过，是你没有注意。”
可我想不起来。
他又对我说：“像你这样的情况，在江拖确实很多，好难解决得了。”
“他们又是怎样的情况呢？有没有像我这样，因为搞调动搞得除名的？”
“有各种各样的情况，还有的说是在家里养病，被除了名还不知道，搞调动搞的好像是没有。”
这时，有个人插话说有，还举了例。
这位姓张的接着说：“你通过各种渠道发下来的材料，我都看过，包括给省委领导的信，我们也写了材料给省委回复。”
“我的离岗是学校跟我有协议的，连你们给市政府的材料都承认了这一点。”
“有协议是前两年，以后学校说找不到你，还说叫了你回来上班，你自己不来。”
“哪里会可能找不到我，我倒不只是找了学校多次，找厂部都不知是要求了多少次，都遭到了拒绝，只是有一次组织部和学校说是说让我回来上班，可是我在学校将近二十天被夏振川推诿拒绝，最后还是没能安排我的工作。”
“你说的这些又拿不出证据。”
“这些情况学校的老师谁不知道？刘焕宇在组织部也最清楚。”
“学校里出的材料，包括新的领导写的材料都是和原来的一样，都是讲叫了你回来上班，你不肯来，学校说那些材料有原始纪录。”
“这样的材料你要看是谁写的，如果说是还有什么原始纪录，那肯定是编造的，说让了我回来上班，那完全是胡说八道，难道厂里对这些情况还真的会不了解？何况现在学校的书记还是原来的书记，校长也是原校长夏振川的舅子。
“其实我也搞不清楚谁对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