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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不敢！”郭逵慌忙回道，鼻子上都沁出汗来。
“你不敢？”赵顼哼了一声，“你觉得石越在帮吕惠卿——石越素来与你交厚，这番却不肯成全你，反去帮吕惠卿，你牢骚多着吧？”
“臣死罪！臣死罪！”郭逵连连叩头，不停地谢罪。
“朕不让你去西南带兵，你有点怨言，亦是人之常情，朕也不来怪你——你到底是忠君为国！”赵顼冷冷地望着郭逵，道：“不过，你身为朝廷大臣，须知分寸。酒楼里你也敢乱议军国大事？这种事情若传扬出去，岂非沦为诸夷笑柄？你的薪俸，不够你在家里喝酒么？”
“臣万死！臣万死！”
“朕不要你万死。你怎么想吕惠卿，怎么想石越，朕也不来管你。不过，你是朕的兵部侍郎，你要管好自己的嘴巴。你若有何不满，可以到朝廷上说，可以和朕说，但不能去酒楼说！难不成，是朝中有人阻塞言路了么？是朕不肯纳谏了么？”
赵顼的质问越来越严厉，郭逵叩头如捣蒜一般，早已羞愧欲死。所幸皇帝还给他留着面子，这崇政殿中，空荡荡的只有君臣二人。
“朕这便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造膝直陈。究竟王厚、慕容谦，做不做得益州经略？朕要听你的真话！”说罢，赵顼又注视着郭逵，重重地重复了一遍：“你听仔细了，朕要听你的真话！”
“臣死罪，臣遵旨！”郭逵好一会，才回过神来，回道：“臣自知罪在不恕……”
“谁说你罪在不恕了？”赵顼打断了他的话，道：“你要罪在不恕，今日朕便不和你说这些。你只管说，朕要你说真话，王厚、慕容谦，你以为究竟如何？”
皇帝的态度，让郭逵感到一阵迷糊。他一时也摸不准皇帝的心意，稳了稳神，方道：“是。回陛下，臣不敢欺君，臣以为，以王厚、慕容谦经略益州，不过是大材小用。”
“哦？”
郭逵连忙又说道：“臣虽行为不检，有失大臣体。然这等军国大事，绝不敢因私废公。伐夏之役不论，这数年间，李宪半在京师，王厚主持兰州军务，其西拒夏国，南和青唐，内抚西蕃，观其所为，绝非一勇之夫。朝廷在平夏移民屯田，总不免与当地羌人有些冲突，这几年间，唯独慕容谦的辖区蕃汉相安无事，这等能耐，亦非等闲将领可比。陛下对臣恩信有加，臣却不知检点，臣惭愧无言，实不敢再自辩，无论朝廷如何处分，臣不敢有半句怨言。然臣之所以口出怨言，亦是因为王厚、慕容谦之荐，臣也说不出什么不是来。否则，臣又何必有牢骚，若是所荐非人，臣只管上表反对便是……”
赵顼看着郭逵，默默点了点头。半晌，忽然说道：“你用不着上谢罪的折子，以后自己知道检点便好。明日你交卸了兵部的差遣，旨意已经下了，孙固任兵部尚书，兵部侍郎也另有任命。你去枢府，除同知枢密院事。”
“陛下？！”郭逵吃惊地望着皇帝，讶异得说不出话来。皇帝刚才那严厉的责问，他都已经做了出外做知州的心理准备，但是皇帝不仅没有加罪责罚，反而升了他的官——虽然不是兵部尚书，但谁都知道孙固的年纪，在兵部呆不了几年，他这个“同知枢密院事”，很可能只是一种过渡。郭逵一时之间，竟怎么样也想不明白其中的玄机。只觉得皇帝对自己的恩德宠信，实在无以复加，虽粉身碎骨，亦不能报答。
“国之大事，在戎在祀。韩维没带过兵，枢府的事，卿要多费点心，只要是忠心为国的，便不要顾忌，好好替朕做好这差遣。”
郭逵忙不迭地叩头谢恩，他暗暗咀嚼皇帝的话，更是不着头脑。韩维要熟悉枢府的事务，的确需要一点时间，但是枢府有文彦博在，哪里又用得着他“多费点心”？
第十五节
唐康这是头一次进御史台。但仅此一次，便足以让他终身难忘。
御史台在新官制之前，是兼管司法的。御史台狱曾经让多少公卿闻风而丧胆，新官制后，石越等人苦心设计，剥夺了御史台的司法权，只保留了司法监督权。但是，古往今来，人类的任何一个文明，其政治与制度，习惯的力量都是无比强大的。制定所谓“完美的制度”是容易的，但是即使是在一个有普遍尊重制度传统的时代，制度亦常常会被种种因素有意无意地被破坏。虽然许多人幻想能依靠完美无瑕的制度解决一切问题，但他们却不可避免地要陷入一个悖论——他们在建立他们所谓的“完美的制度”之时，必然会破坏掉旧有的制度。一群破坏固有制度的人，却妄想自己设立的制度可以永远不被破坏，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即使在童话中都显得有些荒谬。幻想有一套能自己完美运行，具备超强纠错能力的制度体系，与期待一个完美无瑕的统治者永远统治着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其实并无本质的区别。这永远都只能是普通民众的一种懒惰与依赖。抱着这种想法的人，他们并不明白，好的制度与好的婚姻一样，都必须要持续不断的去付出巨大的努力甚至牺牲去维护，稍有懈怠，便可能前功尽弃。
然而，不幸的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并不多。
任何权力机构，都有扩张自己权力的本能。更何况石越煞费苦心剥夺的，是御史台保有一百年的司法权。权力机构的自我扩张欲望，还有那看不见摸不着，但影响却无处不在的历史惯性，让本来应当是秩序维护者的御史台，有意无意地想要恢复自己的权力。许多御史称得上是正直无私，但他们却常常习惯性的会想用到曾经拥有的司法权，而不仅仅满足于司法监督权。皇帝、甚至是朝中的大臣们也一样，他们会习惯性地想起“御史台狱”。于是，尽管皇帝已经极力克制，但是“诏狱”仍然时不时的会复苏。
习惯的力量不时地冲击着新制度。御史台狱始终存在便是一个证据，这次唐康案的审理则是一个最新的证据。唐康一回京，就被关进御史台狱；皇帝想当然地让御史台、枢府、卫尉寺共同审理此案，而真正拥有司法权的大理寺、刑部、开封府，却都被遗忘了。甚至连制度的主要设计者石越，都没有意识到这其中的不妥。这可以视为朝野依旧默认着御史台对官员的司法权，也可以视为御史台在不知不觉中，又收复了被剥夺的司法权中的一部分。
不过，在御史台狱中的唐康，暂时还没有闲情逸致去思考这些不着边际的问题。他被带进御史台的第一天，就不由得从心里发出与周勃同样的感叹：“如今方知狱吏之贵！”
他还记得他回到汴京的当天，便有两个自称是台院“承差人”的小吏拿着牓文在城门口等着，二人让他验过文书，便有一人从怀中取出一份椟书，用例行公事的语气说道：“台院奉圣旨推勘公事一项，要戎州知州唐康一名，前来照鉴。”知会完毕，二人便客客气气领着他前往御史台。到御史台时，天已经渐黑，二人到了门前，便招呼守门的阍吏，将牓文又给阍吏看了，说了声：“我等已勾人至。”便将唐康交给阍吏离开。此时御史台的大门已然半掩，门前用栅栏拦住。御史台连抓人都官僚气十足，没有人给他开门，唐康只得自己攀着栅栏翻进御史台中，这般过了两道门，有承差吏告诉他向东往台院而行。此时天已昏黑，御史台中阴沉沉的，显得格外的阴森。一路之上，也没有人引路，只听四处不断传来隐隐约约的哀号苦叫之声。唐康进了一小门楼，引人注目的便是门楼数盏灯，没有置于楣梁之间，反而置于廊间。他就着昏暗的灯光沿走廊而行，只见一路经过的房间内的犯人，不是穿着紫袍，便是穿着绿袍，都是朝廷命官，其形容憔悴，让人不忍多看。又走了好一阵，唐康才终于听到庭下有人唱了声诺，到了这个地步，饶是他再有傲气，也不得不连忙还礼——对方却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承行吏。这承行吏引着他盘绕曲折而行，不知道绕了多少路，方到一个土库旁，只有一个小洞门，高不过五宋尺，那承行吏要取掉幞头，弯着腰方能进去。唐康虽心中不忿，却也只得依样进去。进去之后，才知道里面便是牢房了。牢房中床被俱全，还有一个狱卒“恐其岑寂，奉命陪伴”——连在这等狭小的空间内，其一举一动，都有人寸步不离地监视着。
从此，唐康便算是在这御史台狱中“安家”了。唐康算是彻底明白了“井底之蛙”的含义，每日里，他除了能听到旁边监狱中犯官们的痛苦呻吟之声，便只能抬头看看四方的天空。至于他的案情，他原以为会有御史押他过堂审问，不料关进御史台狱后，竟连一个御史也没见过。凡要问案，便有一个狱卒拿着一张纸来问他，他回答之后，狱卒便记下了回去禀报。到了后来，竟是连问都没有人问起了，倒仿佛他被人遗忘了一般。只有在金兰奉旨来看他之时，他方才出过一次牢房，感觉到一丝人间的气息。然而其间两个狱卒寸步不离地跟着，他纵有再多的话，也只能憋在心里。
在这种完全与外界隔绝，完全失去人身自由，每日里只能听到痛苦哀号的地方，连唐康这种意志坚强的人，也不免会时时泛起绝望的感觉。命运全不由自己掌握，生死仿佛撰在他人手中，唐康有好几次，都不禁会想自己究竟还能不能生出这御史台？每一次，都是对于石越的信任，将唐康从崩溃的边缘给拉回来。
人长时期被关在这种如同地狱一般的地方，是很难还保持着清醒与理智的。许多犯事的官员，就是这样被生生逼得精神崩溃的。在御史台狱的每一天，唐康都只想着一件事——快点定案，哪怕是被发配到凌牙门也好！
但是，他却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的案情清楚，并无疑问，甚至都没有必要过堂。案件的关键，只是如何定罪。而这中间，既有对法令的理解不同导致的争议——他入狱之初，狱卒拿着纸片前来问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尔处死数千叛军，依得祖宗是何条法？！”唐康当时坦然回答说：“祖宗即无此条制。”从此之后，便无人再问他任何问题；而另一方面，也必然会夹杂着复杂的政治斗争与利益交换。
所以，在神智清明的时候，唐康亦只能默默替田烈武与李浑祈祷，希望他们不要因为自己把性命给搭上——他已经从狱吏口中打听到，奉旨主审的官员是侍御史马默——仅仅是马默此人，便足以让唐康陷入希望与绝望并存的混乱之中了。唐康对马默一点也不陌生，这位以“刚严疾恶”着称的熙宁名臣，是石越的“父亲”石介的得意门生，当年石介在徂徕授徒讲学，家境贫穷的马默从单州步行到徂徕，拜入石介门下，成为石介最得意的弟子，他学成之日，石介率领数百弟子亲自送到山下，并且预言：“马君他日必为名臣。”马默后来果然成为名臣，他到一地为官，当地行为不检的官吏甚至会望风而逃。但尽管马默与石越有如此深的渊源，唐康亦不敢寄望他会徇私。在马默身上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某岛流放的犯人，朝廷限额三百人，因为人数太多，该岛的砦主便将多余的犯人丢到海中淹死，两年内竟杀了七百人，此事被得罪执政而遭贬官为当地知州的马默知道，马默召来那砦主责骂，并预备深究此案，那砦主竟然吓得自缢而死。
唐康自认自己的行为，不太可能赢得马默的赞赏。
“老奴叩见官家。”郭逵告退后，赵顼方回到睿思殿小憩，便见石得一低眉顺目地走了近来。赵顼“嗯”了一声。石得一叉手侍立一旁，细声禀道：“官家，唐康、田烈武的案子，已经定谳了。”
赵顼又“唔”了一声，石得一连忙继续禀道：“这桩案子案情原极简单，三司会审，只不过是将犯官过堂按问确认而已。几名犯官与人证，口供一致，既无争议，亦无疑点。难以定案，实是主审的大人们对怎样定罪，各执己见……”他停了一下，偷眼看皇帝脸色没什么变化，方继续说道：“最后定谳，主犯唐康，虽有平叛之功，然擅发禁军、擅杀叛卒，当降职编管；主犯田烈武，未受令而擅发禁军，以违军令，绞。主犯李浑，擅发禁军，附唐康擅杀叛卒，身为军法官，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斩。从犯高遵惠，劾贬官……”
他一面说着，赵顼的眉头不知不觉便皱了起来。宋朝制度，皇帝拥有最高司法权，对于案件的审判若有疑点，或以为定罪不当，皇帝有权发回重审，若有争议，竟可干脆交两制以上大臣与台谏杂议。按新官制，一般的案件，即使是大理寺、开封府定谳后，刑部可以复核，御史台可以置疑要求重审；军事案件，卫尉寺定谳后，枢府也可以复核。但唐康、田烈武的案子，却已经属于“诏狱”。两府与台谏虽然也可以讨论定罪得当与否，但在某种意义上，它直接体现的是皇帝的意志。赵顼原以为这件案子在论刑的时候一定会争议，他就可以顺势交两制以上大臣与台谏杂议，然后以朝论公义的名义，给三人脱罪。他万万料不到，三司会审，竟然会最终达成统一的意见，直接定谳论罪了，而且罪名还定得这么重。
石得一是极会察言观色的，看见皇帝神色，连忙又解释道：“原本以祖宗条制，唐康、田烈武诸人虽擅发禁军，然毕竟是事急从权，说起来竟是有功无过的。但马处厚引了太祖朝的一则故事……”
“什么故事？”赵顼听说竟然是马默主张重判，心里更是哭笑不得。他以马默主审，原也是想着马默与石越的那点渊源，不料这马默竟然全不认账。
“当年忠正军节度使王审琦与太祖皇帝有旧，为殿前都指挥使。禁中大火，审琦不待召领兵入救，台谏官劾之，太祖皇帝对王审琦言：‘汝不待召以兵入卫，忠也；台谏有言，不可不行。’竟罢归寿州本镇。祖宗家法如此。”
赵顼听到马默竟然抬出太祖皇帝来，不由得作声不得。
石得一又道：“唐康、田烈武率兵平叛，确是忠臣。然其又擅杀叛卒，军法：贼军弃杖来降而辄杀者斩。虽渭南叛卒，是不是军法所谓‘贼军’，诸位大人颇有争议。然马处厚以为：纵其不是军法所谓‘贼军’，据祖宗故事——凡岁饥时，强民相率持杖劫人仓廪，论法应弃市，然每具狱上闻，辄贷其死。真宗时，蔡州民三百一十八人有罪，皆当死。知州张荣、推官江嗣宗议取为首者杖脊，余悉论杖罪。真宗皇帝下诏褒之。祖宗以人命至重，若非情理深害者，悉皆免死，此为祖宗立法之深意。渭南叛卒可比此例，其虽有罪，一则有司未定其罪；二则即使论罪，法虽论死，其实止当刺配。纵使擅杀刺配囚徒，其罪非浅，况唐康、李浑所为。唯念唐康素有功绩，且其擅发禁军平叛，所为者社稷；擅杀叛卒，亦属事出有因，故从轻议处，乞发落某州编管。田烈武虽未涉擅杀之事，然其罪亦非止擅发兵而已，其奉军令赴益州平叛，非寻常驻军可比。田烈武军令在身，而中道擅违节度，论法当斩。唯其所为皆出公心，且未酿大祸，平叛渭南，于社稷亦不得谓无功，以法则处绞罚。然恩自上出，亦乞陛下宽宥之。惟李浑之罪最重，且身为军法官，更当罪加一等。其罪在不赦，定斩刑。只高遵惠之罪轻……”
石得一转述马默定刑的理由，竟让赵顼半晌说不出话来。宋朝制度，法官论刑不当，是要受到惩罚的。马默主审这么大的案子，又是在朝野中极具争议，若是没有充足的理由，他怎么敢轻易定谳？
“依奴才看，此案朝廷必定还会有争论的……”石得一揣测皇帝的心意，小心翼翼地说道，“朝野的议论，还是以为唐康、田烈武有功无罪的居多。不过，三司会审的定罪，亦有其道理，朝廷大力整肃军纪，若以为事后有功便可以抵罪，会大开侥幸之门。”
“朕以为还是重了些。”赵顼沉吟了一会，终于摇了摇头，道：“马默自己也说，叛卒多半也只是刺配之罪。这些人无父无君，犯上作乱，朝廷还要念上天有好生之德，留其一条生路。田、李之辈，忠君为国，反要论死，朕要让天下人怎么想？”
“陛下英明。”
“朕以为定罪不当，明日马默的折子递进来后，便下两府、台谏、翰林学士、知制诰杂议。”
第五章 东风未肯入东门
第十六节
唐康、田烈武案审结，皇帝下两府台谏学士院杂议，渭南兵变案也随之正式公告天下，坊间流传的谣言得到官方的证实，顿时天下震动。报纸在传播信息方面，发挥了难以想象的作用——渭南兵变的整个过程被详细地报道给大宋各大城市的市民们，结果引发了赵顼完全预想不到的波澜——尽管宋廷已经下诏免除渭南五年的赋税，命令陕西路妥善安葬死难军民，又召集了三百多名高僧前往渭南念经超度冤魂，但宋廷君臣依然低估了此事对普通士大夫与市民的冲击。禁军与武人的形象，原本经由石越苦心经营，再加上伐夏的巨大胜利，已经大为改观，可以说自唐末以来从未有这么好过。然经此一事，却不免再次受到严重的损害。朝野清议对雄武二军的鞭挞，不可避免地殃及池鱼，对武人固有的成见与疑忌重新抬头，铺天盖地的严厉批评，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将枢府、兵部、卫尉寺给淹没了。文彦博尽管身为三朝元老，亦免不了饱受质疑；连新上任的兵部尚书孙固，都难逃指责；而为了应付朝野巨大的压力，两府不得不逼迫卫尉寺卿“主动”请辞，从而开始了一个噩梦般的历史——自此以后，大宋竟无一人能自“卫尉寺卿”这一职位上全身而退。但更直接的压力则是让三衙与禁军的官兵们承受着，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出门时都不敢穿军袍……雄武二军的兵变，不仅是大宋军队之耻，更给了军制改革以来一意整肃军队纪律、重塑武人形象的改革派当头一棒。最糟糕的是，宋军内部的派系之争，亦由此事而公开化——无论是殿前司诸军，还是西军、河东军、东南军，没人愿意替河朔禁军背黑锅，《秦报》首先公开替西军分辩，将矛头指向河朔禁军，从五代时期的老账开始翻起，措辞严厉的指责河朔禁军纪律不整，战斗力低下，称其“卫国无能，祸民有术”，呼吁朝廷应当重用西军将领，整肃河朔禁军纪律。这样的指责并不能让人服气，河朔禁军中并非人人都是大老粗，马上就有将领上书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