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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侍卫忙擦拭眼泪，将血布收入怀中，退到一边。
四面的脚步与吆喝声越来越清晰可闻。这数百人的大队人马，离被发现也没有多久了。果然，没多久，街道的两面都出现了军队。
“皇上在此！叫梁乙逋前来迎驾！”李清的呵斥，将街口的军队都吓住了，他们既不敢前进，也不敢离开。只得派人去通知上官。没过多久，这条街几乎被梁乙逋的军队包围了里外三层。进来拜见秉常的官员也越来越多，但是秉常一直不予理会。
秉常与李清以及几百幸存的东厢侍卫，都静静地等待着。
终于，一个得意的声音在街中响起：“臣梁乙逋救驾来迟！请陛下恕罪。”
秉常冷冷地望着拜倒在地梁乙逋，但是梁乙逋却没有等待秉常的旨意，自己站起身来，他假装不去看脸涨成猪肝色的秉常，只是高声命令道：“迎皇上回宫，将叛贼李清拿下！”
“慢！”李清大喝一声，他正了正衣冠，朝秉常拜了两拜。站起身，环视众人，目光落到梁乙逋身上。李清猛地拔出剑来，轻蔑地骂道：“大丈夫岂能受小人之辱？！”说罢反手挥剑割颈，自刎而死。
梁乙逋看了一眼死在面前的李清，咬牙咒骂得：“贼汉儿！休道死了皆休，我必诛你满门！”
又看了脸色苍白的秉常一眼，喝道：“迎主上回宫！”
“迎主上回宫！”
“迎主上回宫……”
兴庆府的风雪，越下越大了。
第九章 贺兰悲歌
第八十节
陕西的三月，草木已经发出新芽，但空气中依然还有着丝丝寒意。
这是熙宁十三年的三月四日的傍晚。距离西夏己丑政变，已过去了一个月。因为文焕与仁多保忠成功逃过梁乙逋的追杀，在十余日后到达静塞军司的控制区，于是正月己丑日兴庆府发生政变、夏主被幽禁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仁多瀚立即向西夏十二监军司派出使者通报此事，但是这位西夏国地方诸侯中的强者，却非常的谨慎，并没有立即站在与梁氏势不两立的位置上。这一点，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仅仅在仁多瀚得知政变部分事实的两天后，大宋陕西路安抚使石越的公案上，就摆上了一份有关西夏政变详情的情报，这份情报同时以金字牌递发枢密院乃至御前，以宋朝的驿传体系，可以保证最多四五日之后，这份情报能够摆在大宋皇帝的御案之上。因为熙宁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是己丑日，所以宋朝的这份情报称当日西夏发生的政变为“己丑之变”。到了二月底，京兆府的《秦报》不知道通过何种渠道得知西夏政变的消息，卫棠亲笔撰文，头版头条冠以“己丑政变”之名，各大报纷纷转载，袭用此名，从此无论宋辽夏，不分官民，都称西夏之政变为“己丑政变”。
当然，怎么样称呼西夏发生的事情，只是无关紧要的小花絮。
宋朝的两个敌国都不安稳，但是一个让汴京的君臣们高兴，一个却让汴京的君臣们担忧。在西夏，汴京看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在辽国，耶律濬却势如破竹——这位大辽的皇帝是如此得到民众与兵士的拥戴，他大军所到之处，百姓杀掉守吏，士兵杀掉将领，纷纷投降反戈，即使得到宋朝民间的“走私者”相助，杨遵勖也毫无作为可言，只是被吓得躲在大同府的高城之下，苟延残喘。耶律濬将大同围了里外三匝，杨遵勖的倾覆，指日可待。
辽主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刚刚办完曹太后丧礼的赵顼与他的臣子们的神经。
一辆简陋的牛拉三厢四轮车，在夕阳余晖的照耀下，停在宜君县驿馆之前。
“各位官人，宜君驿到了。”一个老迈的厢兵车夫朝车厢唱了个无礼喏，大声招呼道。车帘掀起，七八个旅人弯着腰陆续走下驿车。
“咦？有怪物！”突然，驿馆前一个小孩子大声叫喊起来，几个驿吏、铺兵慌忙抄起身边的诸葛弩跑了出来，四下张望着，一面大声问道：“在哪里？在哪里？”他们虽然只是不教阅厢军出身，但毕竟是吃过兵粮的，胆气比旁人壮上几分。
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从一辆骡拉驿车后露出半个头来，指了指刚刚从驿车下来的一个人，怯生生地说道：“在那里……长毛怪……”
众人循他手指望去，原来却是个蕃商，不由都松了口气。一个驿吏笑骂着走到小孩身后，轻轻踢了他屁股一脚，啐道：“什么长毛怪，胡人都不识得？让你来帮忙挣点小钱，可不是让给俺惹祸。还不去做事？”
那孩子见着众人表情，已知必不是怪物，但心中却依然害怕，不敢去看那个蕃商，转身一溜儿就跑了。那个驿吏朝着小孩的背影又啐了一口，走到刚刚下车的旅人跟前，躬身笑道：“乡下人少见多怪，各位官人莫要见怪才是。”又特意走到蕃商跟前，用半生不熟地官话问道：“不敢请问这位客官如何称呼？”
“敝人阿卡尔多。”阿卡尔多现在已能说得出一口地道的汴京话。他这是第一次到大宋内地游玩，因为丝路断了很久，内地宋人极少见到泰西人种，进入陕西境内后，他就经常被人误认为怪物，这等尴尬，他早就习以为常，倒也并不介意。
“原来是阿……阿官人。”驿吏终于没有弄明白阿卡尔多的名字，打了个含糊过去了，又笑着向阿卡尔多道了个歉：“小孩子无知，方才多有得罪，还请不要怪罪。”
“不知者无罪。”
蕃商口中冒出一句文绉绉的话，驿吏反而吓了一跳。不过，在宜君县，他这样的驿吏也算是见多识广之辈，当下又寒暄几句，便热情地招呼着这些客人进驿馆休息。从驿车上下来的旅人，多半却各自散了，只有三四人，随着驿吏走进驿馆。
宜君县的驿馆从外观上看，如同一座大院子，空间宽阔，内里陈设十分精致。宜君县原本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县，最初隶属于坊州，熙宁间司马光主持合并州县之后，坊州撤罢并于鄜州，从此宜君县成为鄜延地区最南的县城，处在连接延州与京兆府长安之间的官道之上，也是陕西路驿政网中重要的一个城市。它距南面的同官县九十里，距北面的中部县（原坊州城）六十里。水运上远远不如中部县发达，甚至也不如同官县，但是依靠通过宜君县的官道，却也使得商旅渐渐增多，连带着商业也繁荣了许多。宜君县的驿馆与同官、中部两县的驿馆每天拂晓时分，都有一趟驿车分别驶往对方的城市，到傍晚时就可以返程回到各自的城市。此外宜君县还有一趟驿车连接县内有着矾矿场的升平镇。
随着军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在石越的力主之下，借着军事上的大胜带来的边境压力减轻，宋朝彻底改变了以往分兵防守处处虚弱的痼疾，进一步完善了边防体系。以前的“军事路”虽然被废除，但是却在陕西与西夏的边境，又设置了延绥、环庆、秦凤、熙河四个“行营”（“行营”比“军事路”更加完善，它完全与民政等方面脱离了关系，只是一个纯粹的军区机构），由长安为四大行营的总后方——这样的设置，实际上是石越与枢密院博弈的结果，四大行营依然归安抚使司节制，但是行营都总管与行营监军都虞候分别由枢府、卫尉寺指派，这样既保证石越在陕西的权威，又减少了宋朝对于藩镇割据的担心。
而与此同时，一支支整编完毕的禁军开始进驻各大行营。至熙宁十三年西夏国己丑政变之时，节制延州、绥德、鄜州、保安军的延绥行营，除了振武军第三军、种古的云翼军以外，又有新完成整编的振武军第二军、神锐军第三军进驻，于是在延绥行营，禁军步军达到四万二千众，骑军达到一万零八百骑。此外还有两个神卫营，以及屯田的沿边弓箭手、部分教阅厢军、番兵。因为对横山的攻略，许多横山部落内附，种古与刘舜卿上书奏请依嵬名山之旧例，将这些部落中的一部分，迁到绥州境内沿河的空旷地区居住，半耕半牧，朝廷再加以恩信抚之，使之成为大宋之助力——宋军可以随时从中征召超过一万人的番兵，这些番兵，平时不需要朝廷花一分钱，打仗之时，只要付给他们厢兵的薪俸就足够，虽然不足为以万世法，作为一时之权宜，却是非常划算的。于是在绥德城附近，大理河、无定河、淮宁河，与嵬名山部落相参，新迁移的部落布满河岸，新开垦的农田阡陌相连，放牧的牛羊漫山遍野，石越下令在大理河与无定河、准宁河畔，又兴建了三座没有城墙的小城，小城里除了横山蕃人信仰的佛寺之外，还有专门设立的学校，派驻的医生，以及用于蕃汉贸易的集市。
超过五万的正规军、数以万计的蕃人部落新附，哪怕是冒着即将打仗的危险，这中间的商机，也足以吸引远在杭州、成都、泉州的商人前来贸易。
而对于宜君县而言，因为是延绥地区的南大门，来来往往的客商许多都会在此歇脚，顺便也购买大量的明矾卖到汴京甚至是杭州——宋朝的士大夫们在暑月宴客之时，喜欢将明矾堆在盘中，放在席间，看起来好似冰雪一般，称之为“矾山”。而军器监与各兵器作坊对宜君县也非常有兴趣，用明矾水来书写不只是职方馆的专利，很多部门都对此感兴趣；而宜君县还出产一些制造弓弦的材料，也被官方与民间的作坊大量收购。
这个原本并不起眼，甚至因为没有通畅的水利运输而被认为没什么前途的内陆县，因缘际会，在短短的时间，竟然变得繁荣起来。虽然驿车依然是略显老旧的牛拉四轮车——这是驿政改革之时为了节省成本所致，但是，驿馆里面的布置，却早就越来越精致用心。
阿卡尔多对这一切却所知有限，自从进陕西路境内后，一路所见所闻，都大异于他在其他地方所见，每每让他惊叹不已。恪于他的见闻，他此时的印象，竟误以为陕西路是大宋朝内陆的富庶中心之地。他随驿吏办了入住的手续，随便清洗一下，便出来找那两位与他有同车之谊的年轻人。
阿卡尔多对那两位年轻人印象极好。从路上的交谈中，他已经知道，这两个年轻人，一个是朱仙镇讲武学堂的高材生，阿卡尔多猜测，他是奉命前往延绥行营报到。这位年轻的大宋武官，有着让阿卡尔多着迷的军人气质，虽然不过二十岁出头的年纪，但是举止沉稳，行事机敏而果断，寡言少语却言必有中，听说这个叫“种建中”（种建中是北宋名将种师道的本名。）的年轻人出自大宋帝国一个姓“种”的武将世家，是这个世家中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
另一个年轻人，比之种建中，其出身则更加尊贵。那个叫“柴远”的年轻人，其祖上曾经是中国的皇帝，直至今日，他的远房堂兄还被尊为“国宾”，享受尊荣。虽然依中华的习惯，他是旁支庶出，在许多代以前，便已无半点爵位与特权，但在阿卡尔多看来，他血统中的尊贵与荣耀，绝不会因此而减弱多少。况且，柴远同时还是一个资本雄厚的商人，这令阿卡尔多更加喜爱他。
阿卡尔多走近驿馆的前厅之时，天色已经开始泛黑。厅中点了几盏油灯——比起奢华的汴京人来说，陕西人更加朴素与节俭，所以，明亮的蜡烛除了在京兆府外，很少有地方能看到。就着昏暗的灯光，驿馆的客人们或单独、或三三两两凑在一起，吃着晚饭。阿卡尔多瞧见种建中与柴远坐在一起正交谈着什么，连忙快步走过去，笑道：“种公子、柴公子。”
“原来是阿兄，一起坐吧。”柴远和大部分宋人一样，对阿卡尔多的姓名分不太清楚。种建中也向阿卡尔多友好的笑了笑。
阿卡尔多道着谢坐下，正欲说话，忽听到有人大声骂道：“你这厮是睁眼瞎？还是反了天了，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朝廷的驿券！我家主人，是新任的甘泉县主簿，你们不来服侍，连着这驿券，也敢不认？”
这一番叫骂，将众人目光都吸引了过去。原来是有衣着体面的主仆二人，嫌驿吏怠慢，又不肯付钱，而驿吏却不肯收驿券，那仆人便出言不逊。阿卡尔多与柴远倒也罢了，种建中却是剑眉紧锁，鄙夷之情现于言表。
那驿吏听说是个真正的官人，心中便怯了几分，但陕西一路是明颁诏旨，驿政不同他处，他亦不能自己吃亏，替人垫钱，当下便想着要措辞解释。
不料他没有说话，有人先替他说了。
“甘泉县主簿便了不得么？你这个刁仆，在陕西路放肆，当心连累你家主人将前程给丢了。十年寒窗，苦读不易。”一个儒生语带讥讽地打抱起这个不平来。
“你是何人？便敢管这闲事？”那主仆都拿眼打量眼前之人，一时摸不着对方底细。
那人笑了笑，道：“我是何人不打紧。朝廷明颁诏书，陕西路行新驿政法，凡过往陕西官员，依官品里程计算花费，至陕西路转运使司支取。不能亲至者，可请在薪俸中补发。一切驿券，陕西一路废止使用。除非事涉军情，有金、银诸字牌者，可以先开销后报账，便是朝廷的天使，到了陕西路，亦须得掏钱住驿馆。区区一个甘泉主簿，又算什么？同州、耀州、陕州，都有知县因扰乱驿政被参革职，难道你不曾听过么？但凡进了陕西，我劝你主仆便将作威作福之心收拾了，你们一路而来，这宜君驿又不是第一家，为何一路都安分了，此时偏忍耐不得？”
有宋一代，驿政之腐败，是“三冗”的“冗费”一项中数得着的弊政。石越的驿政改革，建立驿政网络，只是其一，改良役法，只是其二，而要革除这个驿政之弊，才是他极用心之处。宋朝的官员出差，本来各有驿券，至驿馆可以凭驿券消费，但是那些官员作威作福惯了，到了驿馆，便驱使驿吏无所不用其极，因为带着大量随从，他们在驿馆的花费，也远远超过规定允许。一旦供给不如意，驿吏往往还被这些官员虐打。而他们多花的钱，官府不肯认账，只能驿吏自己贴补，实在贴补不了，地方官员不敢得罪当官的同僚，就从附近百姓身上强行摊派，因此驿政实是宋朝之一大弊政。朝廷花费巨大开销维持这个网络，而百姓同时还要受涂毒。但是因为驿政同时还与军事有关，一直以来都投鼠忌器，纵有改良，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很快就故态复萌，甚至变本加厉。
但石越的新驿政法却很好的解决了这些问题。皇帝与两府在权衡之后，也终于首肯，并明颁诏令，在陕西一路先行实施。
在石越的新驿政法中，将陕西一路的驿政网分为干线与支线，连接军事重镇与主要城市直至汴京的网络，称为干线，干线全部是官营。而其余州县之间的网络，则是支线，这些或官营，或民营，不一而足。而无论是干线还是支线，都废止了驿券，官员可以根据品阶与里程领取固定的差费，想多花自己出钱，少花了也不用退还。而且，为了减少情弊，这笔钱直接到陕西路转运司去结算，与地方驿馆、地方官府都不发生关系。而另有一套方法，由转运司与各驿馆来进行结算。从此，官员进驿馆便与住客栈一样现钱交易，驿馆再也不是各级官员作威作福的地方。当然，以宋朝的条件，不可能花巨资另建一套军方的驿传系统，因此，驿政网的干线，同时也是军方的驿传系统，并且要优先保证战争的需要。所以枢密院另外颁布了通报军情的方法，即所谓的金字牌递发、银字牌递发等，各驿馆必须优先保证军方的用马与信使的一切用度。除此之外，如普通武官的出差，也与文官一样，并无特权可言。
石越的新驿政法触动了一大批人的利益。在汴京，找出种种借口来反对新驿政的官员，头一次比支持的还多。因为此事一旦陕西成功，肯定要推行全国，注定是要损害到所有官员的利益的。自从陕西推行新驿政法后，官员上任带一大堆人的事情，马上就消失了——若是自己出钱，即便是宋朝官员薪水优厚，许多人出行，也是一笔可观的开销。而且，更让一些人无法接受的是，在新驿政法推行后，地方上专门用来招待过往官员及使者的“公使钱”，也被大幅压缩了——新驿政法规定，三品以下官员过往不得动用公使钱；三品以上官员过境，可以动用的公使钱也有限额，不再是随地方官员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在新驿政法的限制下，不再存在官员们迎来送往的空间。这让许多人认为缺少人情味，实则不过是减少了官员用公费进行逢迎上司、建立良好关系网的机会，自然使人觉得深恶痛绝。于是，石越与刘庠将陕西路的公使钱“挪用”去兴修水利，竟然也成为这些官员攻击的借口。
石越这是头一次向天下展示他“狰狞”的一面。以往，尽管石越不动声色的做过许多实事，但他的形象始终是温和的，似乎是一个擅长调和与妥协的官员。但是现在，天下开始看到石越勇于任事的一面。自从石越抚陕之后，这种形象便越来越鲜明，到新驿政法推行之后，更是达到了一个顶点。石越的强硬之处，一点也不逊于他温和、妥协的一面。
安抚陕西后接连取得对夏战争的胜利同时也给石越赢得了巨大的威信。加上他自熙宁三年以来积累的政治资本也颇为雄厚，在朝中又得到了司马光、冯京、韩维甚至是吕惠卿等一大帮人的支持。这些政策推出之后，庆历老臣们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公开支持；而三大报更是异口同声的赞扬，白水潭出身的进士，怀着年轻人的热情，也公开提倡“单骑赴任”，以示支持；从朝廷到地方，更有许许多多与石越利益相连、或者理念相合的官员替他辩护，为之声援。于是，陕西路的新驿政法，虽然非议、污蔑、攻击的声音从未停止过，但却终于被坚持下来了。但凡敢在陕西路破坏新驿政法的官员，无一例外，都被石越与刘庠参劾得罢官革职。陕西的驿政网络，也终于一日比一日健全成熟。
只是，陕西也是无法自外于全国的。由外地入陕的官员，难免会有几分不适应。
宜君县驿馆的事情，不过是这种不适应症的一个小例子罢了。主簿大人若是往他路就任，虽然职位卑微，但是因为是进士出身，一路之上，莫说驿馆要殷勤招待，过境的地方官员，免不了也要召集歌妓大兴宴会迎送，许多诗词便在这样的宴会上诞生。这既满足了他们文人身份都需要的风雅，又满足了他们官员身份所需要的逢迎。当然，这一切都要由大宋的财政来买单。但是，在陕西路，除非三品以上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