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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小姐，请把这酒拿回，来一瓶法国红酒。招待客人嘛！怎么能喝剩下的呢？”
小姐脸一红，马上回去拿了一瓶红酒：“这，可以吗？”
“谢了！”白教授又唱道。引得大家笑了起来。李可凡十分感动，又说了一句：“白教 授，说好了，由我请的。”她总是觉得应该替刘兴桐还白教授一份情。
“你是我的女儿辈，哪有女儿请父亲的，就听爸爸的。不过，刘兴桐倒是欠我一席拜师酒呢。”白教授倒是话中有话，“哦，对，这与你无关，无关。”
白夫人便嗔道：“老头又乱说话。”
李可凡听出白教授其实对刘兴桐是很有看法的，只是现在退休了，他也懒得多管闲事。她对刘兴桐已不存有什么希望，事实上，她和刘兴桐的关系也不是不能处好的。一个女人，嫁鸡随鸡这种观念，在她这个年纪的人中，还是很普遍的，根深蒂固难以自拔。可是，自从发觉刘兴桐的那个秘密之后，她对他就再也没有任何兴趣。
她也不明白为什么对一个人的看法会那么深刻直接影响到情欲，她曾经很依赖刘兴桐健旺的身体，可是，那种依赖突然间就没了而且反变成一种恶心。她是一个有些洁癖的女人，这种洁癖有时往往是在道德方面。她曾经下决心与他一起去隐藏，其实只要是忘却就可以了，毋需什么力气，也没有什么现实压力。忘却是不费力气的事。可是不行，忘却是世上最痛苦的，这是李可凡这些年来的切肤之痛。
白教授见李可凡老是魂不守舍的样子，在人前走神，有些神情恍惚。他有点担心。白夫人举起酒杯：“李老师，小饮一口吧！”
李可凡如梦初醒，连忙拿起酒杯，和两位老人碰了一下。她害怕自己是否患了抑郁症。她苦笑了一下，分别给老人夹菜，缓解刚才的窘迫。
这时，一位女工模样的大姐，也就40多岁，托着几个盒饭走过，见白教授，便走过来打招呼：“白教授，我这儿有辣椒，来一点？”
白教授连连道谢，也不客气，从打开的饭盒里就挖了一大块。“再来点！”“够了，”白教授说着，端起一盘烧肉，对女工说，“来，来点！”女工也不推辞。白夫人干脆把女工的饭盒拿过来，把整盘烧肉倒进去：“那边人多，大家都尝点儿。”女工连连道谢，走了。
白教授看着女工的背影：“不容易呀，用生命在唱歌呢。”他见李可凡不太明白，又说，“她家在芳村，天天走路来。来了就唱歌，很用心唱，唱完就又走路回去，把钱都省出来买门票了，我也没怎么注意她，不是唱得太好，但最投入。前几天，看了《羊城新闻周刊》，才知道她早就下岗了。”白教授说着，从包里掏出一份前几日的报纸，“你看看，李老师，我们在大学里，不知人间苦辛啊！要不是记者采访的文章，我都还以为大家来唱歌，是吃饱了撑的，跟我一样的有闲阶级呢！”老人说得激动，眼珠子都要蹦出来了。李可凡接过报纸，上面刊着大幅大幅记者拍摄唱歌场面的照片，还有好几组文章。她很细心地阅读着，其中有一篇文章正是写的这位女工：《何以解忧，唯有唱歌》，作者是赵他和刘文俊。
十四
个案三
区女士，46岁。
原某商店出纳，单位被人承包后离职。
“来白云山上唱歌，或许能让我多活几年。”46岁的区文静女士（化名）如是说。她承认白云山上的歌唱最终改变了她的生活——至少是在精神和身体层面。如果你不能马上就给生活一个希望，最起码不要给它一个失望。
清晨7点多钟，区文静坐在略显清寂的“舞台”上，眼神有些茫然地打量着四周。因为草木葳蕤地势显高，白云山上的早晨先已有了三分秋意。
区女士把随身带着的一块塑料布摊开，铺在冰凉的水泥条凳上，“这样子，寒气就上不来了。报纸就不行，报纸透气。”区文静身体单薄留着娃娃头，她身体不好。区文静来白云山唱歌已快两年，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自己的生活，歌友们对她的印象也仅限于“那是一个瘦弱的女人，不爱说话。”来了就唱，唱完了就走，是大多数歌友的最优选择。“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问她干嘛？来唱歌本来就是为了开心，问起来就不开心了。”歌会的发起人之一许汉波事后这样解释。
区文静承认，她的生活过得并不理想，甚至颇有几分艰辛。她的家在火车站那一片，19 74年高中毕业的时候，哥哥姐姐都下乡了，自己留在城里，因为身体不好，没能分到大厂，而被安插在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工业用品商店当出纳，1987年生完孩子后，因为产后虚弱，多请了几个月假，到年底回去上班时，才发现一切都已改变，不但单位已经承包给私人经营，她的工作档案连同她的十几年时光，就这样永远地给蒸发掉了。事后，经过多次打听才知道，由于单位效益不好，根本就没有给工人买过养老保险。
区的丈夫也是干服务行业的，在一家旅馆工程部当工人，每个月有1000多元的收入，但是由于没有什么生意做，老板已经放风，要减工资，“很快的，不用很久了。”
在此期间，为了帮补家用，区曾经帮一个个体户卖过几个月服装，“个体户没有休息的”，结果累得大病一场，从那以后，丈夫和女儿就给区定下了一个最最底限的生活目标：少生病尽量不生病。区告诉记者，她的心脏不好，情绪不能过于激动，闷在家里不是办法，就上山来唱歌喽。问到家里的具体情况，她突然激动起来，彩电冰箱都是结婚时（1986年）买的，除了一台VCD机，这个家已经整整15年没添过“大件”了，而它的面积只有18平方米！“我和女儿，每晚都住阁楼的”，说到这里，这位心灵原本脆弱的女人再没忍住，一滴清泪悄悄滑下脸颊。
歌友们陆续进场，清寂的舞台上，响起了它清晨的喧闹。交谈、拍打凳子上的灰尘、小提琴的琴弓划过琴弦……随着指挥的一声吆喝，歌声轰然而起，《松花江上》、《长城谣》、《义勇军进行曲》、《保卫黄河》、《工农兵联合起来》……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消灭敌人，我们勇敢我们战斗……”区文静坐在第二排，前后坐立者，有100余人。她唱得非常投入，仿佛完全忘记了生活中的烦恼，身体随着音乐的节奏轻轻摇摆。”“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京剧《红灯记》里的一段唱，100多人都把“家”唱成了“假”……歌声嘎然而止，全场响起了哄笑声，记者发现，区文静笑起来，其实很好看，身体俯仰一脸灿烂，像个孩子，像附近山坡上正在盛开的一朵黄花。
记者顺着台阶悄悄走下“舞台”，手心攥着的那张百元钞票已被汗水浸湿。区文静拒绝了记者为她“买几张门票”的心意（但愿这没有伤害到她的自尊），两年的歌唱生活，已使她学会了平复内心，习惯了“别人买贵的，我买便宜的（生活消费品）。不正常也要正常”，但实际上，她买的门票并不容易，由于没有老人证或者退休证，她每个月都要比别人多付出14元，对她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李可凡读完这篇文章，不能不说没有被感动。这才是真实的生活，与这位女工相比，自己的生活是否太不真实了？不真实皆因自己把自己丢失了。于是，生存得晃晃悠悠，无所适从。
白教授一直在观察李可凡，一边喝酒一边啜着田螺，等待着李可凡的反应。
李可凡无力地放下报纸，说：“是写得很好，我真的很羡慕她们，羡慕这位叫区文静的女工。”
白教授似懂非懂，他大约多少读出了李可凡的心思，但是，这是真的吗？李可凡已经到了如此悲观的地步了吗？
“如果你不能马上就给生活一个希望，最起码不要给它一个失望。说得真好！可是，有谁能真正做得到呢？白教授，你做得到吗？”李可凡并不看白教授，她把眼光投向远处白云山雨中的山峦，山里一定有许多经霜染红的黄栌，但山中却没有半点红色，一点儿红色都看不见，黄栌红叶全让浓厚的雨雾给遮住了。生活也是这样，不要给它一个失望，做得到吗？她在心中反复地问自己。
“她也很可能很羡慕你呢！她只要有你哪怕是十分之一的很保险很实在的待遇，她也许就很满足，也许就不会天天跑上好几公里，来这里唱歌了。”白教授显然很理解很体恤这些唱歌的歌友们。
“我也知道这与钱与别的无关，这是一种生活态度。”李可凡说。她心中的郁结始终未能开解。她知道眼下谁也无法说服自己。
白夫人在一旁看他们又是读报，又是讨论如此深刻的问题，觉得有些扫兴，她一边给白先生剔田螺，白教授喜欢吃田螺，却总是啜不出来，剔也不会剔，弄得满手满桌子脏乱。酒杯上沾满各种酱料。白夫人觉得很不雅观，便勒令他别自己摆弄田螺，由她负责剔好，把螺肉放在他口中就好了。白先生自然不乐意，说吃别人尝过的馍有什么意思，“知道是谁说的吗？”白教授认真地问。
“谁说的都不重要。”白夫人笑说。
“毛主席说的也不重要？哈哈！”白教授很得意。白夫人无话可说，于是专心致志地剔田螺。白教授很受用。
李可凡看着他们俩口子，心中更充满忧伤。
那天，她一个人在白云山的林中空地坐到很晚。直到月亮升起来，她还在山上。
十五
《关系》第3章
大玛丽夜总会·黄牛党主席·血染的风采·穿长衫的杜林教授·回到五四·退出闹剧·分明公报私仇·现在的女孩怎么都这样
大玛丽夜总会今晚来了3位非同寻常的客人，两位穿迷彩服戴鸭舌帽的青年，搀扶着一位双腿截肢的壮汉。壮汉衣冠楚楚，戴着墨镜，剃了个时髦的光头，铁青的头皮上有滴滴汗珠。壮汉牛高马大，把两个搀扶他的小青年累得气喘吁吁。
他们三人出现在大玛丽的大堂，在大堂里略站了一下，这一停留，把几位美轮美奂的小姐吓了一跳，以为是黑社会大佬要来收数，连忙报告领班。
领班是一位四川女子，年龄在30岁左右，打扮得既妖冶又庄重，风情万种的样子，她一出现，气氛就完全不同，她轻盈地靠了上来：“老板里面请！”
他们三人便跟着领班往里面走。
这三人正是鬼马李、老四川和许楠生。许楠生一手导演的话剧，就这样开台了。
许楠生是见过世面的，夜总会虽未正式进来过，但他对发廊那一套十分熟悉，电视剧里也有不少夜总会的场面，他都熟记在心。他交代过鬼马李和老四川，让他俩千万别吭声，一切都由他来应付。在夜总会里，有钱能使鬼推磨，他不信邪。
为了这一次行动，许楠生在火车站旁白马商场的服装批发行，足足逛了几个小时，最后花百把元给自己和鬼马李各买了一套迷彩服，外送2顶迷彩鸭舌帽，他认为这样才够酷。老板的保镖嘛，够酷够型的。给老四川买了一套西装，花75元，送了一条领带。反正是在夜里，也辨别不出质地，再廉价的东西，在这些地方批发零卖，全是名牌。又花2元钱，给老四川买了一副墨镜。老四川本来就留着平头，许楠生让他全给剃光了，香港的黑社会头目，大多是光头。为了行动顺利，许楠生下午还给大玛丽打了个电话，订了一个包厢。
小姐极为殷勤，领着他们穿过一个大厅，进入一条走廊。从堂皇富丽、灯光明亮的大堂走进一片黑暗之中。鬼马李有些紧张，老四川却一副悠然，反正没有腿走路，让他们俩抬着，便也没有什么感觉。许楠生报了包厢的号码，小姐一路絮絮叨叨，问是不是第一次来，有没有熟悉的小姐，老板在哪里发财，许楠生懒得回答。只是哼哼哈哈，他也无法回答。小姐无话，套近乎。许楠生便脱口而出：“黄牛党，知道吗？”
“知道知道，大哥真会开玩笑！”小姐媚声媚气。
“怕不怕黄牛党？”许楠生变本加厉。
正说着，对面走过来一位身着西装的客人，像是准备结帐走人。擦肩而过时，许楠生发觉那男人盯了他一眼，这男人有些眼熟，但他想不起是谁，在哪见过。很奇怪，见到这个人，许楠生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小姐说，到了，把他们让进一间包厢。
墙上挂着几张欧洲古典裸女油画，一看就知道是胡乱临摹的东西，但依然令鬼马李倍感新奇。他从贵州乡下来广州不到半年，从未来过这样的地方。他俩一进包厢，迫不及待地把老四川扔进沙发里，俩人已出了一身臭汗。领班小姐还在絮叨。许楠生想，得好好计划一下，便让领班小姐先出去。他把门关上。包厢里冷气很足。老四川蜷在沙发里，冷得发抖。鬼马李却贪婪地呼吸着冷气，把迷彩服整个儿翻到后背去，露出瘦古嶙峋的脊骨。
男DJ进来调试音响，把两个调试好的麦克风摆在茶几上。服务小姐进来问：“要啤酒还是红酒？”许楠生很气派地说：“当然是啤酒，喜乐。”小姐搬来两打喜乐啤酒，外带一个果盘。
老四川在许楠生调教下，已经正襟危坐，一副大老板的模样，但他心里还有些虚。他问许楠生：“等会儿小姐来，有什么规矩么？”
许楠生笑说：“有什么规矩？你自己搞掂就行了，反正到时每人发100元小费，其他的你自己跟小姐谈，我可不管。”
杜林从图书馆出来，怀里抱着几本书，他站在台阶上，迎风独立，倒有几分五四时期大知识分子的味道。他终日穿着青竹布做成的长衫，齐耳的茂密的长发有些花白，整整齐齐地梳在脑后，他的脸瘦长，骨棱棱的，下巴有点翘，有些像普希金，一把山羊胡子，也有些灰白，长长的飘逸着。除了上课，他不常出来走动。一旦他在校道上行走，上过他课的同学，全蜂拥而上，围着他谈各种问题。不认识他的同学，会远远的窃窃私语。熟悉的老师，会客气地笑问：“杜林先生，好久不见，又到哪儿云游了？”他也客客气气地笑答：“在9楼上打坐发呆呢！”他至今独身，28岁之前，在海南岛兵团当知青，为了回城，不敢结婚，恋爱倒是谈过几场，但终未成功，不是女方的问题，就是他的问题。他是一心一意要回城，或做工人，或读书，或失业，总之是要回城。广州对他太重要了。他不隐瞒他这种理想，哪怕去城里扫地，也非回城不可。所以，在兵团，他自然也就被当做落后分子，他自己也不求上进。父母都是中学教师，没什么背景。在兵团10年，但没什么进步，去时还是个伐木工人，到后来竟沦落为连队的种菜工，终日掏大粪。他都认命了。伐了五六年木头，睡窝棚睡出一身关节炎，身 子老弱病残，从山上撤下来只有掏大粪合适他，也还算是连队领导关照他了。
他对做什么工种都不以为然。在他已经彻底绝望时。四人帮垮台，恢复高考。这回他活转来。他是最后一个知道高考消息的。他所在的种菜班，在离连部还有几公里的峡谷河滩上，他是偶尔回连队厕所掏大粪，从粪坑里捞出一张报纸，是一个半月前的报纸，报纸头版头条就刊载着恢复高考的消息。他来不急冲洗那张报纸，便像捧着一尊神明一般，把报纸摊在一块石板上，逐字逐句地阅读起来，又耐心地等太阳把那报纸晒干，小心地收起。他如今仍保存着那张救他一命、改变他前途的报纸。那张报纸就压在他箱底，如今还隐约有着当年山中粪坑的气味，可在杜林看来，那气味是世上最可爱可亲可敬的气味。他反而感激起把他从山上调下来的连队领导，否则，连从粪坑里看到报纸的幸运也没有。山上是几个月没有山下消息，更何况是报纸。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他也是两个月后才知道的。
十六
1977年是开卷考试，他并没有费多大劲就考上了。那年，他已经28岁了。他是在红卫轮上认识刘兴桐的，那条船上几乎全是从海南到大陆上学的人。巧得不能再巧，他和刘兴桐录取的是同一所大学——正中大学，而且同一个系。他所在的兵团农场和刘兴桐的生产队，同在一个镇的辖区里。在红卫轮上，他们同在五等仓的散位。散位被安排在船舷的过道上。更巧的是，他们同龄，都是1966年读高一，只不过杜林读的是华师附中，刘兴桐是县中学。
虽然有许多共同的惊喜，但是沉郁的杜林并没有给对未来充满憧憬和设想的刘兴桐有太多的好感，只不过，当时的刘兴桐，对来自广州的兵团知青有一种钦羡与敬畏。从广州来的，就意味着另一种身份。
他28岁才进大学，大学毕业已经32岁，一切要从头开始。大学毕业留校马上要给师弟师妹们上课，他到助教进修班去速成进修了半年，就上了讲台。杜林没有生生死死的恋人。杜林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没有心情没有对象去谈恋爱考虑结婚。于是高不成低不就，一年一年就这么过去了。不知不觉，毕业将近20年，他依旧孑然一身，也就死了这条心。前几年，他干脆穿起长衫，蓄起长须，留起长发。并非预谋，倒是一种心理变化，他不想费心机去解释自己这种选择。只有心知道。当朋友同行与他笑谈这身五四式行头时，他便自惭形秽地打趣：“回到五四嘛，这是当代文学的精神追求嘛，算是复古吧！”
他这身不合时尚的行头，确实吓怕了诸多想望走近他的女性，在她们看来，谁也受不了这样一个古怪的老头。其实他并不很老，刚刚50岁，可他看起来确实有些老了。比他年龄大半岁的刘兴桐反而像个小弟弟。光光鲜鲜的，年轻勃发。
以刘兴桐的话说，杜林这是自甘堕落，他对杜林这种做派，还有一个更深刻的说辞，他要在必要时才发表看法。这种讳莫如深的态度，杜林很不以为然。一个伪孔乙己！这就是刘兴桐公开的结论，重要的是，杜林对一切非议和不屑不以为然，更有说他是故意在炒作自己，他一概不加分辩。
杜林是十年不飞，十年不鸣，1982年毕业，教了5年写作课，1987年开始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又是5年过去，1992年他便一发不可收，一下子拿出两部专著，一部作家论，一部流派史。没有听过杜林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