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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固然是作品的父母，然而作品一旦问世，就像孩子成年一样拥有他自己的人生，他将从此独立在世间行走，令最护犊子的父母也无从置喙。
后来，有个不识相的批评家指责说该剧的前几幕情节不够突出，歌德是这样回答的：“嗨，席勒写戏根本就不需要情节！”
１８０４年３月１７日，席勒的《威廉·退尔》在魏玛首演，演出取得巨大成功，《威廉·退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一面鲜艳的红旗，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曾在中国的各大城市演出，并赢得广泛赞誉。托马斯·曼曾盛赞席勒说：“他自创了一套个人的戏剧语言，从独一无二的语调、表情和旋律中立刻可以判断出是他的作品——这是在全德国、也许在全世界所创造出来的最辉煌、最富有诗意的语言。”
综观席勒的戏剧作品，可以看出他的作品以整个欧洲为诉求对象，他追求的是整个欧洲的自由。《唐·卡洛斯》写的是西班牙，《奥尔良姑娘》写的是法国，《华伦斯坦》写的是中欧，《玛丽亚·斯图亚特》写的是英国，《墨西拿新娘》写的意大利，《威廉·退尔》写的是瑞士，未完成剧本《德墨特里乌斯》则写的是俄罗斯，此外，他还改写过中国题材的意大利作品《阿依达》。席勒的作品不仅超越阶级、种族和等级，而且也超越了民族和国界。他不仅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个欧洲主义者，他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世界公民。德国著名诗人亨利希·海涅说：“席勒为革命的伟大思想而写。他打碎了思想上的巴士底狱，他建造了自由的神庙，而这个伟大的神庙将会让所有的民族结为兄弟。他是世界主义者。”
歌德一世生活富足地位崇高，他对自由的看法与一生困蹇的席勒大相径庭，例如他对拿破仑就五体投地。席勒死后，他曾对爱克曼说：“贯穿席勒毕生作品的主线就是自由……在青年时期他追求的是肉体的自由，在其后的生命中他追求的是理想化的自由。”歌德认为“其实我们用不着太多的自由……只要能健康生活和干自己愿干的事，一个人的自由就足够用了。而我们要获得这样的自由并不难。只要不逾越出生时上帝为他划定的界限，公民就与贵族享有同样的自由”。
这个当然是屁话（愿歌德在天之灵原谅我的粗鲁）。在血海中沉没的法国大革命虽然以残暴黯然收场，但１７８９年８月２６日法国制宪会议通过的《人权宣言》，却奠定了此后世界历史的惟一正确走向，而“自由”，是《人权宣言》的核心价值之一。受尽暴君欺凌迫害的席勒，一生始终怒发冲冠地为自由鼓与呼，他的喜欢办报、当出版商和编辑，而且经常同时身兼三职，原因概在于此。论到为自由而战，永远自动与被压迫者站在一边的他，远比歌德来得高明。他的那声断喝：“不，暴君的权力不是无限的！”直到今天听来还像二百多年之前一样振聋发聩，绕梁三日而不绝。
１８０４年４月２６日至５月２１日，乘去莱比锡办事的机会，席勒应当年曼海姆剧院时期他的主要对手、著名演员伊夫兰（Ｉｆｆｌａｎｄ）之邀偕全家造访柏林。柏林当时是普鲁士帝国的首都。１７９９年夏天，普鲁士国王夫妇曾专门到魏玛看过席勒的名剧《华伦斯坦》，王后当时就惊叹于席勒的天才，很想把他延揽到柏林。伊夫兰像达贝格一样，早已臣服于二十二年来席勒的辉煌成功，从不服气的对手变成了最热情的拥趸。他非常努力地想把王后的想法付诸实施。
席勒全家到达柏林，欢迎仪式盛况空前。柏林人为席勒提供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丰厚的年薪，促使席勒一度决定举家迁移柏林。不过，这时的席勒已经比当年星夜出逃斯图加特时老了二十多岁。人老的明显标志就是不愿接受陌生事物。两周之后他回到魏玛，马上开始生病。生病的席勒更觉得自己离不开魏玛的朋友。而且，歌德还说服大公将席勒的年薪翻了一倍，并保证今后逐年提升。
最重要的是，冷莎露不喜欢柏林。魏玛因为夏露笛而得到了歌德，柏林却因为冷莎露而失去了席勒。
杰出的女人这样影响历史。
为了留住席勒，魏玛大公在歌德的劝说下特许他每年可以带薪去柏林住一段时间。在当时说来，这是异乎寻常的优厚待遇。席勒终生未能享受这个待遇。
虽然薪水翻了一倍，但席勒却开始担忧自己身后四个子女的生活。因为，他已经听到了死神在遥远的地平线传来的沉重的脚步声。最后一次与冷佳琳在公园里散步时他曾说：“如果我能给孩子们留下足够他们独立生活的费用就好了。一想到我的孩子仰人鼻息，我就觉得无法忍受。”一生始终没有丰厚收入的他，太明白仰人鼻息的可怜和悲伤。
然而，他的身体却等不及他为孩子们做出妥善安排。当冷佳琳最后一次陪他去看戏时，席勒告诉她自己身体很不好，多年以来总是疼痛的左胸现在却一点儿都不疼了！他去看过医生，医生说他的左肺叶完全空洞化了。
随着健康的每况愈下，席勒开始避见陌生人。只有与冷家姊妹独处，他的心情才能明亮。
１８０５年４月２９日，席勒最后一次踏出房门看戏。戏到一半，他开始发高烧。他的生命由此进入倒计时。
五月头几天他还支撑着接待朋友，但病情很快就恶化了。５月７日晚冷佳琳去看他，他跟她讨论悲剧怎样才能激起人类内心的崇高。因为不想让席勒过于激动，冷佳琳的回答比较平淡。敏感的席勒觉得了，于是说：“嗯，如果没人明白我的话，而且我也不再明白自己的时候，我还不如沉默。”过后不久，他就进入昏睡，在梦中却不停地说话。“这就是你们的地狱吗？这就是你们的天堂吗？”他在谵妄中叫道，同时面带笑容地向上看去，好像空中有他的朋友。晚上他稍微清醒了一点，冷佳琳喂他喝了些汤。当她离开时，席勒对她说：“我想，如果上帝保佑，我今晚能睡个好觉。”
５月８日早上有人把他的小女儿带到他床前，他满怀愉快和怜爱地看着她，却没对她说什么。晚上，席勒已经不太能说话，时常昏睡，可当冷佳琳来到床前问候时，他却紧握着冷佳琳的手说：“越来越好了，生机勃勃。”这显然是愿望而非实际情况。这也是他对冷佳琳说的最后几句有意义的话。然后他要求打开窗帘，想看看太阳。席勒满怀欣喜地看着夕阳西下，大自然在一片金碧辉煌中默不作声地接受了他的默默道别。弥留之际，席勒没有要求见孩子，也许他并不相信自己会离开他们。
一直守在席勒病榻边的老仆人说，当晚席勒在神智不清时说了很多话，多数是他未完成剧本《德米特乌斯》中的台词。有一次他向上帝祈祷不要让他死亡的过程太漫长。
上帝显然听到了他的话。
５月９日，席勒绝大部分时候都昏迷，时断时续的谵语都是拉丁语。这时守在席勒床前的只有冷家姊妹和医生。医生让冷家姊妹给席勒洗个澡，席勒虽然极不愿意，但还是勉强接受了。医生没有告诉他，这是净体的最后机会。然后，医生让他喝了杯香槟，目的是让他不断下降的体温升高一点。这不仅是席勒慨别人世的辞行酒，而且也是他一生中接受的最后一些液体。后世误传席勒写作时一定要喝香槟，也许来源于此。
生命中最令人不堪回首的时刻终于来临。席勒胸口的憋闷让冷家姊妹不得不在他的身下塞进几个枕头。席勒靠在枕头上茫然四顾，好像已经到达基督教中信誓旦旦的那个彼岸：他连冷家姊妹也认不出来了。
冷家姊妹与席勒共同度过的时光实在太美好了，现在她们不得不为这样的超级美好付出代价：她们必须眼睁睁看着席勒誓言的那条连结自己与亲密爱人的“生命中永不撕裂的纽带”在生命中寸寸断裂，而曾经辉映流星雨光芒的眼睛变得迷茫陌生。眼看如此智慧锐利的大脑慢慢坠入万劫不复的混沌黑洞而无法施以援手，冷家姊妹终于明白与天才相爱终究无法逃避撕心裂肺、心智两失的暗淡时光。
将近三点，席勒开始全面衰竭，呼吸也变得时断时续。冷家姊妹忙忙碌碌地做着一些小事，试图借此抵挡铺天盖地而来的巨大悲伤：冷莎露跪在床头握着席勒的手（后来她告诉姐姐，虽然席勒既听不见也看不见，可还是最后一次握了握她的手）；冷佳琳和医生站在床脚，不停地把烤热的枕头放到席勒脚下，希望能捂热他冰冷的双脚。
突然，像有一股潮水涌过席勒的面庞，他的头向后仰去，寂静像涟漪样一层层漫过他的脸，席勒的面容看上去好像进入了永恒的梦乡。
他终于未能信守自己的承诺，与冷家姊妹共同走完世间的旅程。他如此快速地离开了她们，以至于我这个后来人都产生了强烈的背信弃义的感觉，虽然，席勒并不能对自己的离开负责。
医生赫尔德尔是席勒家的老朋友，他参加了对席勒遗体的解剖。他告诉冷佳琳：“里面全烂了，这个人十年前就应当死了……即使席勒能从这次高烧中恢复过来，按肺部的情形，他也会随时危在旦夕，生命超不过半年。”
半年？也许有了这半年，席勒就可以完成他的悲剧《德米特乌斯》。席勒逝世之后，沃威封在他书桌上发现了《德米特乌斯》中人物马尔法（Ｍａｒｆａ）的一段独白。这也是席勒——这个写作了一生的人——留给世界的最后的文字。
席勒之死，倾城魏玛。歌德后来在给柏林朋友蔡家福（Ｋａｒ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Ｚｅｌｔｅｒ）的信中说：“我觉得我失去的是自己。我失去了一个朋友，而他是我生命的一半呵！”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得到歌德哪怕是相近的评语。当天晚上，魏玛剧院全体演员拒绝登台，演出被迫取消。５月１１日深夜，装着席勒遗体的棺材被十二个贵族男青年稳步肩出，下葬在雅可布墓园（Ｊａｋｏｂｓ－Ｆｒｉｅｄｈｏｆ）。
那是个美丽的五月之夜，婉啭的夜莺呖呖歌唱，伴随着席勒入土为安。
２００５年５月９日，正是席勒去世２００周年。
这一年是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席勒年”。也是世界的“席勒年”。
席勒的棺材首先安葬在一个地下墓室。虽然当时有很多人争相向冷莎露提供墓园，但冷莎露都未同意。因为友人贝克尔（Ｂｅｃｋｅｒ）和伯爵本策·施德瑙（Ｂｅｎｚｅｌ－Ｓｔｅｒｎａｕ）曾许愿买一块地送她，让席勒今后能跟家人合葬。冷佳琳连名字都取好了，就叫“席勒林苑”（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ｈａｉｎ）。但德法战争破坏了这个计划。当魏玛一个新的墓园竣工时，冷莎露又想买一对相邻的墓穴，以便今后自己能与席勒合葬。这时的魏玛市长施瓦伯（Ｓｃｈｗａｂｅ）——他是当年为席勒扛棺的十二青年之一——以市政府的名义准备在魏玛的一面山坡上腾出一块儿地来营造一个小型的“席勒林苑”。
计划进行过程中打开了席勒的棺材。因为保存棺材的墓室非常潮湿，席勒的遗体损坏严重。不过，经医生与解剖学家们的艰苦劳动，终于将席勒的遗骨基本还原。
魏玛大公曾想将托护了席勒天才大脑的头盖骨保存在大公图书馆，但这个想法遭到了席勒家人，包括冷家姊妹的强烈反对，当时的巴伐利亚国王也力劝魏玛大公，所以头盖骨最后还是与其它遗骨保存在一起。
与席勒同时重病的歌德却痊愈了，并比小他１０岁的席勒整整多活了２４年。他当时曾计划写一首长诗《席勒葬礼》，但没写成。直到席勒去世２２年后，他才写成了这首诗。１８２７年９月１６日，席勒骨殖被移入魏玛大公家族的地下陵墓，移骨期间歌德曾将席勒的头盖骨放在自己的案头单独相对数日，并写下长诗《席勒头盖骨观照》。
两年后，歌德追随席勒而去。他与席勒共同停柩于魏玛大公家族的地下陵墓。这两个铁哥们儿，至今依然并肩傲立天堂，指点宇宙，激扬文字，当初在地上追随他们的妻子亦不能侧身其间。歌德的妻子伍碧丝下葬在魏玛的雅可布墓园，而席勒的妻子冷莎露与他们的儿子恩斯特（Ｅｒｎｓｔ）一起葬于波恩莱茵河畔的老墓园（Ａｌｔｅｒ Ｆｒｉｅｄｈｏｆ）。
世界文学史公认，席勒的文学成就略比歌德少了几个百分点，所以无论在什么文学史上，他都被视为“歌德之后德国文学最伟大的作家”。但是，席勒至少有两个地方胜过歌德：他的老婆比歌德多百分之百。他的孩子比歌德多百分之四百。
席勒死前十分担心自己的妻儿受苦，而结果证明他的担心是没有理由的。魏玛大公夫人答应负责失怙孩子们的学业，并且慷慨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达贝格则每年为遗孀和孩子们提供不薄的年金。
席勒其实早该明白，从他遇见冷家姊妹开始，“席勒”这两个字就是她们最好的人寿保险。
我们的世界充满偶然。格林兄弟（Ｇｅｂｒｕｅｄｅｒ Ｇｒｉｍｍ）说：“偶然就是游离于我们理智和愿望之外的不可预知的事件”（Ｚｕｆａｌｌ ｉｓｔ ｄａｓ ｕｎｂｅｒｅｃｈｅｎｂａｒｅ Ｇｅｓｃｈｅｈｅｎ， ｄａｓ ｓｉｃｈ ｕｎｓｅｒｅｒ Ｖｅｒｎｕｎｆｔ ｕｎｄ Ａｂｓｉｃｈｔ ｅｎｔｚｉｅｈｔ，语见《明镜》周刊２００４年第３３期１０６页）。
席勒去世１５７周年后的５月９日这一天凌晨，我偶然出生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国，四川成都，罗家碾。
那时我不懂德语。
几天之前，我刚满４３岁。
（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７日七稿于北京卧藏居）
人间惟有杜司勋
李国文
李国文新时期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短篇小说集《危楼纪事》、《没意思的故事》等。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杜司勋，即杜牧，晚唐诗人之翘楚。李商隐有一首七绝，这样写他：
高楼风雨感斯文，
短翼差池不及群。
刻意伤春复伤别，
人间惟有杜司勋。
（《杜司勋》）
唐代诗歌，经过了初唐的勃兴，盛唐的辉煌，中唐的赓续，到了晚期，已呈神疲力薄之势。若无杜牧、李商隐那令人眼目一新的格局，恐怕是很难画上圆满句号的。晚唐的这两位诗人，都很短命，可怜得很。
杜牧，公元８０３年生，８５２年死，活了４９岁；李商隐更惨一点，公元８１２年生，８５８年死，活了４６岁。他们都处于郁闷困顿中，愁病而逝。中国文人的命途多舛，生不逢时，这可算一对典型。
可在如此短促的生命周期里，他们却能给诗歌，给文学史，留下来长久不衰的精彩，实在是了不起的。在中国，凡读过点古文，念过点旧诗的知识分子，几乎不假思索，即能脱口而出这两人的诗句。为什么他们的作品，能够拥有千秋万代、持续相继的读者，道理很简单，因为，从他们心底流出来的诗，永远洋溢着鲜活的新意。惟其新，诗人也就伴随着读者长存下来。
作诗也许不难，创新为文学的生命，却是一件相当不易的事。鲁迅曾经感叹，他的旧体诗所以未能多作的原因，就在于前人已经把诗写尽了。一个“尽”字，道出创新者难以为继的苦衷。创新，遂成了文人的致命伤，困惑着一代又一代想写出点好东西，想写出点新东西的作家和诗人。
自唐以降，一千多年，诗人何啻千万，所写的诗、词、歌、赋，数以亿计，还有什么没想到的？还有什么没写到的？还有什么未开垦的处女地，留给文学的后来者耕耘呢？鲁迅尽量不写，这就是智者的抉择了，与其露丑，不若藏拙。而不幸的是，时下很有一些自命风雅的同行，附庸风雅的官员，弄上两首顺口溜，打油诗，快板书，混充五言七律，绝句汉俳，这纯粹是有了把子年纪以后，还要穿开裆裤上街，露出不雅的臀部，存心不怕丢人的洋相百出了。
这就是中国人多，中国文人跟着也多的后遗症了。林子大，便什么鸟儿都会有了。一般来说，树林虽大，鸟儿颇多，大致也就以下这四类。自古以来，凡耍笔杆的，都逃不脱这样的区分：
一，把文学当成生命的；
二，把文学看成饭碗的；
三，拿文学当玩艺儿的；
四，专门以折磨文人为己任的。
第一类人，通常活得很苦，尤其想创新者，更苦；第二类人，大半活得很爽，只要拿起敲门砖，几乎都有成为阿里巴巴的可能，自然，脸皮要有一定的厚度，手臂要有一定的长度；第三类人，不管别人如何，总是能够自得其乐；而第四类人，别人开心他不开心，别人不开心他倒开心了，一副“天丧予”的面孔，最好是躲得远些为佳。
这就是既相生相克，也相辅相成的文学生物链。
但最奇怪，无论以上第二类文人搞的功利文学，第三类文人搞的挠痒文学，第四类文人搞的整人文学，统统都要标榜自己为百分百的正宗文学。惟恐人家不认账，不买账，便借助于权力，借助于金钱，偏要挤进文学史，偏要大家向他鞠躬如仪。这大概就是鲁迅所讽刺过的，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行径了。
近年来，我竭力龟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免得碰见这班人时，点头不是，不点头也不是的尴尬。
当然，各式各样的文人，自然也就有形形色色的文学，本是文坛的客观存在，大可不必讳言。拍马文学未必低，清高文学未必高，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你得了鱼，就不要再指望熊掌，你吃到熊掌，就不要再染指鱼。但文人是种很欲望的动物，鱼也想得，熊掌也想得者，大有人在。于是，就不停地写，拼命地写。但别忘了，声名的诱惑，功利的追求，从政的驱使，经营的用力，一个劲地投身于这种非文学的活动之中，就难免要有才智退化、想象干涸、情思衰竭、感觉迟钝的可能。提起笔来，也就只有蹈袭陈规、依样葫芦、驾轻就熟、因循守旧这条路可走。
于是，出现了当下文坛上的近二十年来目睹之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