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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不坑人死不休
赵忠祥大叔的大书——《岁月随想》，在祖国各地的书肆地摊上已经随想了颇有些个岁月，这本来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蒸蒸日上的表现之一，说明不管什么文化层次的劳动人民都可以写书出书，我们的扫盲事业已经从《夫妻识字》那种粉笔加黑板的苦难岁月，进化到“告别铅与火”的电子排版时代了。怪不得春节晚会上宋丹丹大婶激动地表示，要学习倪萍的《日子》，写它一本《月子》。这时导演给了赵忠祥和倪萍一个特写，看他们笑得多甜蜜，让人禁不住想唱：“黑咕隆咚天上，出呀么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
可是，偏偏有好事者吹毛求疵，愣给《岁月随想》一书罗织了一大堆语法和印刷错误（详见《北京青年报》1999年4月16日第9版以及其他报刊其他版）。按照这些好事者的逻辑，凡国家正式出版物，尤其是印数达到一定规模，足可给出版者和作者带来可观的经济利润的出版物，就必须表达清楚，没有语病，否则就属于假冒伪劣，坑害读者，可以到“消协”去揭发控诉。这种逻辑应该说是很危险的，很容易被打成极左思潮，说你是破坏民主，反对自由，干扰市场经济。特别是，咱赵忠祥大叔是“全国第一脸”，把这张脸打肿了，全国人民都得跟着一齐充胖子。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赵大叔的大书写得还应该算是不丢人的，完全能够代表中央电视台的整体文化素质。我们不应该用学术著作的标准或者文学创作的标准去横挑鼻子竖挑眼。退一步说，学术著作和文学创作的文字质量又如何？内部人都清楚，那也是读着读着就要吃个沙子吞个小虫的。许多大书都以勘误表做陪嫁，结果勘误表还需要“再勘误”。我的一位朋友的博士论文，书中所有的“情感”一词全部印成了“性感”，什么“文学的审美性感”、“军民的鱼水性感”以及“居委会大妈的纯朴性感”一大堆，这能怪博士的语文水平差么？我以为责任主要在出版社。出版社的所谓“责编”，在我看来有许多属于“贼编”。他们很少有校对三遍以上的，最恶劣的一遍也不校，还经常把书稿的校对推给作者，不懂得作者自己是最不适宜做校对者的起码道理。校勘学上把校对比做仇人相对，校对者不但要具备鸡蛋里挑骨头的狭隘心胸，甚至要怀着搞一把文字狱的阴暗心理，才能把好质量关。自己的文章自己校，当然怎么看怎么水灵，这也就难怪赵大叔拍案而起，宣布《岁月随想》洁白无瑕了。我也想帮赵大叔说一句：“就算俺的书里有点小麻子大疤瘌，你们想咋的！出水才看两腿泥哩！”
事实告诉我们，语文水平下降，出版质量下降，是当前全社会的普遍问题。在一个连工具书都敢胡编乱造，连二十四史都敢随便雇几个大学生胡乱翻译的时代，咱们好意思单单欺负赵大叔这么个实在人么？如果说书籍一定要错误率小于万分之一或十万分之一才准出版的话，那现在的出版社可以全部查封，出版物可以全部烧毁。党中央的宣传部门三令五申要注重社会效益，但下面的出版部门就是惟利是图，只顾利用名人赚钱，而不替名人把好祸从口出的大门，结果是流毒甚广，不把读者坑害得火冒三丈不罢休。中国的大部分读者，是比赵大叔的文化水平还要低许多的，他们以为一个人天天上电视，年年闹晚会，比中央领导还要出风头，那肯定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金口玉牙，说啥是啥的。不但赵大叔书中的人生道理他们会牢记，以后见到动物时，他们也会模仿《动物世界》的语调憋着伤风的鼻子说：“春回大地，小袋熊发情的季节又到了……”所以说，读者无罪，名人也无罪，而利用名人效应去赚读者的人民那个币而又不认真把好名人的文字关的那些人才有罪。《岁月随想》等书的编辑质量问题，不应该成为名人出书的拦路虎，而应该成为名人们继续出版高质量著作的铺路石。谁规定非得博士硕士才能出书？有一句电影台词说：“解放才九年，要那么高的文化上大学，等于是把工农子女置之门外。什么是上大学的资格？这手上的老茧，就是资格！”赵忠祥大叔等名人，也算是我们国家日夜战斗在第一线的辛勤劳动者，他们脸上和舌头上的老茧，就是他们出书的资格。不让他们出书，岂不是要把贫下中农的肺都气炸了？宋丹丹大婶就第一个不答应。所以，我理直气壮地支持赵大叔宋大婶们多快好省地猛出书，并把本文的标题郑重地赠与他们，只是这个标题要断开来读：第一，语不坑人，第二，死不休。要是理解错了，休怪小生，那一定是这篇文章又遇到“贼编”了。
平原下有海
读陈平原的著作，想写书评，难写书评。想写是因为有感慨，难写是因为感慨太多，如面对满汉全席，不知从何处下箸。
《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一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版），是陈平原“七八年间关于文学史与学术史部分文章的结集”（小引）。所收文章一方面基本代表了陈平原目前的学术格局和学术“野心”，另一方面也基本代表了陈平原的学风和文风，因此这本论文集倒似乎比其他专著更“陈平原”一些。或许就是这个内在原因，使作者在后记中写下：“惟一聊以自慰的是，思路还算连贯。”
陈平原素以博闻强记，融会贯通著称于学界。若从这个角度来评价该书，自然也是当之无愧。不过我想这一点既是公论，就无须我再来多吹一竽。我想说说这本书所集中体现出的一点陈平原的“思想矛盾”。
陈平原姓陈，所以他是“陈述大师”。他不抒情，少描绘，又吝于议论，他以“陈述”作为看家本领。然而他的陈述却好象并不“老实”，字缝里总闪烁着一些抒情议论的影子，仿佛是一套陈家洛的“百花错拳”，里面融合了许多门派的东西，令人一当真就会出错。他爱用“坐实”一词，常常在陈述一通之后，又告诉读者“不可坐实”。可如果你真的不去坐实，则可能恰恰中了他的计，他本来是希望读者坐实的。例如书中的力作《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以厚重的“陈述”向读者昭示了鲁迅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和才华，但在涉及鲁迅的学术与文学的关系时，则陈述得相当“复杂”。开头借蔡元培和周作人的文字说“鲁迅的学术成就起码不比其文学创作逊色”，之所以学问家的鲁迅不彰，一是因为中国人重文学而轻学术，二是“鲁迅的研究计划没能真正完成”，他不如王国维等人对学术“忠诚”。中间说鲁迅在学术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靠的正是这重考据而又不囿于考据，或者说承清学而又不囿于清学。”结尾从鲁迅的晚年生活环境，对“名人学者”的傲慢不恭，以及更看重“战斗的文章”，得出鲁迅的思路“近杂感而远学术，重现实而轻历史。这种心态，其实不大适合从事文学史著述。”最后又云“君子求仁得仁，后人无权妄加评说；只是少了一部很有特色的《中国文学史》，总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回想全文，你说陈平原对此事到底是什么态度？可以说，是一种矛盾的态度。然而陈平原似乎棘手于这种矛盾，他竭力企图把矛盾“统一”起来。陈平原文章所特有的那股“涩味”，恐怕相当程度上来自于这种努力。
以这种努力写出的大量文章，使陈平原以“学者形象”面世。然而陈平原一有机会，就要对“学者问题”加以陈述，这提醒人们注意，陈平原是不是真的喜欢做一个“学者”。陈平原提到章太炎把文人分为通人、学者和文士三类，显然，陈平原是企望做一个通人的，即“有专业但不为专业所限，能文辞但不以文辞为高，甚至兼及古今之变家国兴亡”。以这本《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为例，有关文学史、小说史的专业文章是书中的重头戏，但陈平原“不为专业所限”，他要谈考古学，教育学，文化学，处处显露着一种大家气象。实际上那些文章与所谓“专业文章”同样精彩，但陈平原每到此处，便要发挥他的陈述功夫，左一个不敢确定，右一个不能坐实，好象特别害怕谁似的。他怕什么？他怕的就是学术界那股嫉贤妒能，自己做不了通人，也决不相信、决不允许别人去做通人的歪风瘟气。颇有一些在四人帮时代人不人鬼不鬼地混过来的学者，会做几只小板凳，就决不容许别人会做组合柜，他们不承认世上有通人，而是说你“没学问”，“不扎实”，人家十年才做了三只小板凳，你一年就做了六套组合柜，这不充分证明人家的刻苦扎实忠诚和你的肤浅马虎浮躁吗？面对这股强大的妖风，博学如陈平原辈，也只好竭力举出两只小板凳，“看，我是学者，不是通人。”读着陈平原这样的陈述：“除非不穷根究源，否则无法不跨越原有的的学科边界；可一旦越界追击，并非通人的我辈，往往捉襟见肘。”就可见出陈平原有多么艰难。原来会做组合柜之后，不但意味着比做小板凳低了一个层次，而且还失去了做小板凳的权利，那叫做“越界”。
通人做不成，还包含着被贬为“文士”的危险。文士指“能文辞，且兼及古今兴亡家国之变”。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文士成了倍受讥讽蔑视的人，文章必须写得枯燥乃至不通，才算是有学问，面对人民疾苦世风国运必须脸不变色心不跳才算是有修养有道德。陈平原的文辞功夫属于上佳，而且经常有“人间情怀”，即他自己所说的：“有历史的感慨，也有现实的忧思”。于是，他就必须时时小心学者们把他由通人的楼头推下文士的地牢。所以，他一直声称自己是“两副笔墨”，一副是“正经规范的学术文章”，这证明他不是通人，是老实的学者；另一副是“学者散文”，他叫做“学者的人间情怀”，这证明他不是文士，但可以做文士的朋友。陈平原如此自定的学者立场显然与那些“学者们”是不同的。人家那些学者，从来不用这么费事地解释自己，只需要不说话，说废话，然后说某某和某某没学问即可。
这本《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若非刻苦读书三十年以上而又才学识兼备的开放性学者，是写不出来的，它属于陈平原所讲的比专著更值得咀嚼的“厚积薄发的论文集”，但陈平原却特意标明——“可惜本书不在此列”。他左遮右挡，弄得上下都很平坦，绝对不给人“木秀于林，堆土于岸”之感，所以他名叫平原。当今官场有几句护身口诀：“上面要趟平，下面要踩平，左右要摆平，自己要端平。”然而我想说一句：“可惜陈平原不在此列。”因为他书中的每篇文章都让人读后意绪难平，他谈中古研究的魅力，他考察科普读物中的飞车，他论人文景观与大学精神，都透露着许多意在言外的神采，甚至有时令人觉得，那些神采是他的真正鹄的，而苦心陈述的材料，借前人之口代言，不过是一种“平原策略”。所以我称他是“名士其外，侠士其内”。张岱《陶庵梦忆》云：“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陈平原本是怀有深情和真气之人，但他看见东边高了，就在西边隆起一下，南边陡了，就在北边拉扯一下，这种造山运动恰恰给人又一个意在言外的坐实：平原不平，平原下有海。
老钱的灯
当着导师的面，自然是叫钱老师。但背后，还是觉得叫“老钱”过瘾。
老钱在世上混了五十个年头了，还没有混到一块法定的私人居住空间。“惨象，已使我目不忍睹”。可他还是一天到晚弥勒佛似的教导我们如何做学问。我有时便不免暗发一点鲁智深式的腹诽：今日也要做学问，明日也要做学问，冷了弟兄们的心。
当我们10来个弟兄“保甲连坐”般拥挤在他那间斗大的宿舍里时，一片黑乎乎的身影在墙上漫涌着。常常是这边正谈着天底下最高雅清玄的问题，那边突然杯翻壶仰，刹那间造就了几位诗（湿）人。于是老钱笑得更加开心，青黄的灯光在他秃得未免过早的头顶上波动着。我常常首先倡议解散，因为我知道人走茶凉之后，那支灯说不定要亮到寅时卯刻。
我常常从那支灯下经过。二十一楼的西半边，冲南，二层中间的那个窗口。我披星戴月从三教回来，耳朵里落进一串老钱粗犷的笑——大概又在接见什么文学青年吧。我深更半夜从校外回来，那窗口像一只炯炯发光的眼睛注视着我。不知不觉，我竟养成了一种毛病，只要晚上出门，来回总要绕到那窗下。看一眼那灯，似乎心里就多了一份舒坦。每当我冲着书缝打呵欠时，不禁就想到：老钱大概还在干着吧？我再忍会儿。
有一次送女朋友，我说：“从那边儿绕一下，看看老钱的灯。”她勃然小怒：“又是老钱，老钱！老钱的灯有什么好看？简直是变态！”我勃然大怒，顺手给了她一记红焖肉，酿成了一场大祸。
所以我有时觉得，老钱的灯恐怕不是什么好东西。老钱的满头黑发，不就是被它弄没的么？只要它亮着，老钱就像着了魔似的翻呀，写呀。写鲁迅，写周作人。可是人家那哥俩儿有他这样的“贵府”，有他这样的青灯么？“自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也许他很欣赏陆游的这联名句吧？
一件事念叨三遍以上，就再也说不清了——我的经验。
所以还是盲目崇拜一点什么为好，一种主义，一个人，一盏灯……
当我面对书本“读欲”不振时，当我独望窗外无所事事时，当我觉得白天之重和黑夜之轻都压得自己难以承受时，我就想：去看看老钱的灯吧，顺便吃个煎饼果子。
站在那窗下，仿佛能听见那灯嗡嗡地喘息着，好像一盘时间的磁带在转动。有时真想喊一声：“嘿，老钱，悠着点儿！”
灯嗡嗡地喘息着。
老钱是个普通人。
但他的灯，亮在我心上。
（本文自以为写得幼稚，却流传甚广，被编入多种语文辅导书并列有习题）
我看钱理群
现在就要企图全面地臧否一下钱理群，似乎为时过早。因为他不是那种从南坡爬上山顶就从北坡坐缆车下去的人，他是上了山顶就不打算下去，要在山顶搭台唱戏的人。尽管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即他最好的戏已经在登顶的过程中唱过了，但在山顶上将要演出的戏绝对不会令人失望，则是基本没人怀疑的。
钱理群是一个具体的人，但又具体得很“抽象”。“钱理群”三个字对于认识他的人来说，已经成为精神内涵比较丰富的某种意象。我读过的评论钱理群的文章如王得后、汪晖、陈思和、薛毅等人之作，普遍对那种意象有所触及。我自己写的关于钱理群的文章，也试图把握那个意象，但却总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看来意象是不好强行把握的，还是循规蹈矩地有啥说啥为好。
对于我们这一代成长于80年代的青年学生来说，钱理群首先是一个青年导师。陈平原老师曾戏言钱理群是“好为人师”，我觉得这不但抓住了钱理群的最大特点，而且说到了钱理群最根本的生存意义上。钱理群可以不当学者、不当教授，但绝不能不当老师。不当老师的钱理群不是钱理群。我认为毛泽东骨子里也是“好为人师”，他也是什么都可以不当，但一定要当老师。毛泽东说过“四个伟大”的赞颂里他只同意“伟大的导师”一条。钱理群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批判研究迟迟难以展开，我觉得有一个内在原因：钱理群和毛泽东的性情是有很多相通的，他们都是启蒙家。就对于启蒙的热情来讲，恐怕鲁迅也要逊于毛泽东。只是毛泽东的启蒙越到后来，越借助了思想之外的力量──进而直接将启蒙变成了“改造”
。而鲁迅和钱理群这一类人，由于基本没有思想之外的力量可以借助，所以一方面保持了启蒙的纯洁，另一方面则使本人乃至包括启蒙本身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不过即便如此，学生们也反对让钱理群去当官，他们喜欢只有思想的钱理群。学生们宁可自己去当官去赚钱，也要保护钱理群这个纯粹的“人师”形象。
我第一次见到钱理群，他40岁出头，貌似一个年富力强的恶僧，风风火火地走来走去。我以为这是一位很勤勉的进修教师──若干年后，我也曾被误认作进修教师，然而是不勤勉的。及至慕名去听钱理群的课，发现原来就是那个恶僧，不禁心中一动。他一张口，我就被吸引住了——我欣赏的老师甚多，但能这样吸引我，使我在课堂上基本不做其他事情的老师，仅此一位。他汹涌的激情，在挤满了几百人的大教室里奔突着，回荡着。他深刻的见解，时而引起一阵急雨般的掌声，时而把学生牢牢钉在座位上，全场鸦雀无声。即使在冬天，他也满头大汗，黑板擦就在眼前，他却东找西抓寻不见，经常用手在黑板上乱涂着他那奔突又奔突不开，卷曲又卷曲不顺的字体。听他的课，我不坐第一排，即便坐第一排，也坐在边上。这样才能抵御他思想的巨大裹胁力。保持一份自我的思索和对他的静观。我发现自己越是上喜欢的老师的课，越爱给老师起外号或者挑语病，大概就是出于这种潜意识。
钱理群的思想，通过北大和其他学校的课堂，辐射出去，影响了整个80年代的中国青年界。他的专著出版很晚，但他的鲁迅观，他的周作人观，他的中国知识分子观，他的现代文学史观，早已成为一代学子共同的精神财富。如果将来有人以钱理群为研究课题的话，我先提醒一句，他的书是第二位的，他的课才是第一位的。“课堂”研究有朝一日应该成为我们的学术话题。无论从投入的热情与精力，内容的精彩与饱满，得到的反响和愉悦，钱理群的课都比他的书更重要。听过他课的人再拿到他的书，不是有一种急于打开的冲动，而是有一种再三推迟打开的眷恋。中国80年代不乏比钱理群声望更高的思想家和启蒙者，但他们留给青年的只是一些概念和判断，而钱理群给予青年的是一团熊熊燃烧的活的启蒙精神。他的启蒙不是“最高指示”
，也不是大鸣大放大批判，而是用自己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