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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薄６蚁裥础洞嬖谟胧奔洹罚⊿ein und Zeit）的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一样，他相信只有死亡，才能以其最终的征服确定一个人生明白无误的特性（即确实性）。他在1963年写道：“正是在死亡中，一个人才能逃避各种单调乏味的生活，不再承受它们把一切人拉平的影响，从而与他自己融为一体。”随着死亡缓慢的、半隐半现但已清晰可见的临近，愚钝庸俗的生命终于变成一种个性；一条黑边隔离了它，并把自己的真实性风格赋予了它。
大概正是铭记着这一类讨论，吉尔·德勒兹（福柯哲学上的知己、一位可能比任何其他人都更能理解他的思想家）言简意赅地指出：“福柯是用一种和他的死亡观相应的方式死去的，这一点很少有人能做到。”德勒兹甚至提出了一种用心很深的推测：“或许他选择了，就像鲁赛尔一样……”
但是，福柯究竟是怎样死的呢？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他自己生命周围的那条黑边一直隐藏在神秘气氛中，恰如他个人的“抒情内核”。这种可怕的神秘气氛缘何而来？它最后又是如何消散的？回答这些总是需要讲一个情节缠结的故事。但如果福柯是对的——就是说，如果正像他所说，“这种可怕”确实“能使人敏锐地感觉到生命赖以在死亡中发现自己迥异形象的方法”，那么有关他的死亡的一些事实，以及这些事实是怎样为人们所知晓的，反而应当构成一个恰当的出发点，有关他生活的独特“风格”的任何严肃的考察，都应当由此开始：仿佛透过揭示一位死者的“可视的奥秘”，我们或许还可以说明一个仍旧生机勃勃的心灵——一个属于在别的情况下“不可视的真实”的心灵。
1984年6月27日，《世界报》重印了他的医生们发表的医疗公报（该公报得到了他的家属的认可）。公报称：“米歇尔·福柯于1984年6月9日住进硝石库医院神经科门诊部，接受进一步检查，因为他的神经病症状由于败血症并发已复杂化。检查结果发现颅内有数块脓肿。经采用抗生治疗，初期效果很好，病情有所缓和，使米歇尔·福柯得以在最后一个星期看到人们对他的新书的初步反应。”这本“新书”指的就是那部他没能写完的《性史》的第二、三卷，即《快感的利用》（Lusage des plaisirs）和《自我的关怀》（Le souci de soi）。“此后病情迅速恶化，医治无效，病人于6月25日下午1时15分去世。”
6月26日，《解放报》（该报纸同福柯及其最亲近的同仁们的关系比《世界报》密切得多）上出现了一种稍稍有些不同的说法，随之还出现了一段极其古怪的评论：“他死后谣诼蜂起。人们盛传福柯可能死于艾滋病。似乎一位卓越的知识分子，就因为他同时也是同性恋者（慎重地说，这是真的），就应该成为这种时髦疾病理想的打击对象。”按照《解放报》的说法，由于福柯的病症与艾滋病风马牛不相及，“这种谣传的恶意令人震惊，仿佛福柯这人只能可耻地死去”。
此后一连数日，这家左翼日报都受到读者来信的围攻。许多来信质问：一家名曰“解放”的报纸何以竟不分青红皂白地说艾滋病这样的疾病“可耻”。福柯的一位法国传记作者告诉人们，写这段消息的记者是哲学家的一个朋友，其用意是想制止任何毁损他声誉的运动。
这位记者的努力如果说明不了什么别的，却反映了由艾滋病引起的恐慌。这种病两年前（1982年）才被命名，也只是在这一年的两年前（1982年）才报道了它的第一批病例。正如一位专家所言，“这种医学理论几乎不曾预见过的病症的发现，令人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惊讶。”而更糟的还在后面。“关于这种病与性、血液和毒品有关这一事实的披露，引起了大众的歇斯底里。人们感到这种病不仅‘奇怪’（因为它的临床症状和流行病理症状都很奇特），而且是‘外来的’，来自‘陌生人’。它好像是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闯到人类这个清洁世界里来的，它的故乡贫困落后，居住着各种道德败坏的边缘人。正如一本论述艾滋病的早期著作的书名所明示的那样，它的起因只能是‘［一种］来自外界的奇怪病毒’。”
在发达国家分析的第一批病例全都来自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的男同性恋社区，结果有人推测艾滋病可能是一种“男同性恋癌”。该推测实为谬误。后来又出现了一些病例，先是来自血友病病号，继而发现在用静脉注射器吸毒的人中也有患者，人们这才开始明白：人的体液，无论是精液还是血液，必须在能够进入血流的情况下由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才能构成艾滋病的传染媒介。到1984年春，人们已鉴定出一种新的病毒，而在1986年，一个管理病毒学专门用语的国际委员会正式为之命名，从此它将被称作HIV，即人体免疫缺损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所以这不是“男同性恋癌”。它毋宁是一种返归病毒（Retrovirus），其携带者是在吸毒者中互相传递的注射针头上的血液，是医院和血库里的输血瓶和血液制品，是妇女的阴道黏液和男人的精液。传播的渠道变得越来越清楚。例如肛交使病毒得以进入血液。静脉注射针头、外科手术器械、性玩具——所有能刺穿皮肤的东西，都能携带含有这种病毒的小血滴。当然，接触此病毒的次数愈多，则受感染的可能性愈大。
但尽管如此，在1984年6月，有待完成的科研工作还很多。大众传媒中关于艾滋病规模的报导常常不确切，尤其在法国。在此后数年间，大众心态中还一直维持着关于该病的一些粗糙的最初印象（即把它看作落在罪人身上的一种生物学的天罚），一直对这种“外来病毒”忧心忡忡。事实和科学幻想怪诞地交织在一起，迫使太多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方面同一个现代医学尚未制服的不治之症作斗争，一方面还要对付一种关于病因的先验的道德非难。在许多保守派看来，（甚至那位《解放报》记者也显然这样认为），艾滋病如果不是神对各种反自然罪的报应的话，也算得上是一种罪过的标志。即使如一位批评家所言，“这个神非常奇怪，他只惩罚男同性恋者，而不惩罚女同性恋者，只迁怒于使用静脉注射法的吸毒者，而不迁怒于使用鼻嗅法的吸毒者。”
由于这些情况，在罗克·赫德森（Rock Hudson）罗克·赫德森，美国著名电影演员和制片人。——译者注于1984年8月（福柯逝世两个月后）公开承认自己患有这一绝症之前，一直没有一位著名人物敢于这样做，这就不难理解了。这个问题仍然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公开谈论福柯的死亡方式可能会产生一些不良后果。一些人迷信作为一种隐喻的艾滋病的道义化力量，又自以为掌握着善恶的标准，会由此完全否定福柯的毕生事业。还有一些人，愤懑于同样的道义化力量，又自以为掌握着文化战场的指挥权，会由此反对就这些问题作任何深入的讨论，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讲座是一种虚构的“病理学化论述”，它将强化一种最坏的社会陋习。
第一章 作者之死作者之死（4）
政治活动家们的疑惧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确实存在一些现实的危险。但正如福柯自己在逝世前不久前所强调的那样，试图说出真话是值得的——即使这样做有危险。
无论如何，福柯的死亡仍不完全清楚。据一份材料透露，死亡证书原件判定死因是艾滋病。据说，这一消息对福柯的母亲、兄弟姊妹以及哲学家的长期生活伴侣达尼埃尔·德费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照这份材料的说法，这家人要求将死因抹去，生怕某个爱刺探消息的传记作家了解这一真相。
医生们的诊断究竟是何时做出的，无人知晓。福柯是在这场时疫的早期死去的，当时检查对付艾滋病病毒的抗体情况的验血方法尚未得到广泛应用。福柯感觉不好已有一段时间了：一些资料表明，在1983年秋天（如果不是更早一些）以前，他就开始担心患上艾滋病了。不过，最后的诊断似乎还是在很晚的时候作出的，大概在1983年底到1984年初。他就在那时被送进了医院，住院后对抗生治疗反应甚好，这使他得以在法兰西学院讲完他最后一套课程。
他的医生是否向病人透露结果，也不得而知。法国医生不爱透露病人病情的习惯是有名的。而且有证据表明，福柯自己也像许多罹患绝症的病人一样，并不特别想知道所有的事实。有一份材料说，他曾赶走了一位前来和他谈诊断结果的医生，只问了一句：“还有多久？”
福柯的死使达尼埃尔·德费尔处境艰难。他和福柯在一起生活了差不多四分之一个世纪。在最后的日子里，他还分担了福柯死亡的痛苦。但是现在他明白了：无论是医生，还是福柯（如果他知情），谁都没有对他讲过实话。
据他的一位朋友吐露，德费尔私下里感到很愤怒。毕竟，他的长期爱侣也许欺骗过他。使他感到恼怒的还有：福柯没有把他死于艾滋病这件事变成一个公共的、政治的问题。德费尔这位老练的政治活动家一定已意识到：一个教育公众的难得的机会被白白丢掉了。
福柯去世不久，德费尔便着手筹建法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艾滋病组织——Association AIDES（艾滋病协会）。［这个名称是一个双语种的双关语：法文中“aide”的意思是“帮助”，同英文的缩写词“AIDS”结合在一起，一词双关。在法国，艾滋病通称SIDA——即Syndrome dImmunoDéficience Acquise（后天性免疫缺乏综合症）］。这是一个值得称道的贡献。艾滋病协会在法国，在动员受艾滋病威胁的人们抵御病毒蔓延方面，在向艾滋病患者提供物质和精神支持方面，都发挥了首要作用。但它的存在却无法驳倒关于福柯之死的各种谣传。这些谣传，由于事实依旧没得到承认等诸方面的原因，这时已表现出它们特有的那种可怕的生命力。
对于福柯之死的冷嘲热讽开始增多。首先，他死在硝石库医院，而这正是他在《疯癫与文明》中研究过的那所医院，那地方在17世纪和18世纪事实上是一个关押乞丐、妓女、罪犯和狂人的监狱，大革命后又被人道主义改革者们变成了一所疯人院。于是，他刚一去世，就陷入了一个圈套，而套住他的，不是他倾其毕生精力所研究的“真实游戏”之一，而毋宁是一个骗局。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在知识分子的闲聊中，福柯这位昔日“芸芸众生”的研究者，被悄悄说成自己就是这种“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尤其糟糕的是，他实际上死于一种现代瘟疫，这种瘟疫酝酿着现代的麻风病人，并引起了一种反应，这种反应同他十年前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所讥讽的那种“瘟疫心理”完全类似。福柯称那是“一整套测试、监控和矫正变态人的技术和制度”，旨在隔离那些被推断为“罪犯”的人，驱除那种想像中的威胁，那种“‘传染病患者’的……叛乱者、罪犯、流浪者、被遗弃者这一类在混乱中来去无定、自生自灭的人们的”威胁。
在福柯逝世两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德费尔及其在艾滋病协会的一个道友让·勒比杜（Jean Le Bitoux）认为，该澄清事实以正视听了。他们有一个代理人，这人是一位年轻的美国研究生兼新闻记者，他正计划向美国的男同性恋者周刊《倡导者》（The Advocate）发一份题为“巴黎来信”的专稿。该周刊是在加利福尼亚出版的，这个地点非常适宜，因为那正是福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经常光顾的地方。
在这篇文章的中间部分（那位记者有意地把消息埋藏在这里，以减弱其影响），勒比杜在得到了德费尔同意的情况下，第一次公开披露了事实。文章说：“艾滋病协会……是福柯的朋友们创立的。勒比杜说，‘这些朋友怀念他，立志同这种折磨过他的疾病作斗争。’福柯的死因被公布为‘神经错乱’，但勒比杜坦率地声称：‘他死的方式是一个令人惊恐的信号，是一个最后的启示。它表明福柯是以极大的勇气和镇定面对死亡的，同时它还令［男同性恋社区］想起某种我们已经推动的东西，即一种关心我们自己的事务和我们自己的健康的意识。’”
这一宣布为时已晚。福柯在此之前就已名声扫地。尤其是在一些男同性恋活动家的心目中。一年后，一位名叫让―保罗·阿隆（JeanPaul Aron）的法国历史学家（他曾一度是福柯的朋友，后来又变成了他的仇敌）公开宣布他的确死于艾滋病，并趁机污蔑这位死者的人格。在承认他攻击福柯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单纯的嫉妒之后，阿隆指责福柯对自己的同性恋行为感到“羞惭”，“虽然他的同性恋生活有时过得很疯狂”。这位哲学家拒绝公开承认他有艾滋病，这是“可耻的缄默，而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缄默”。
德费尔在《解放报》上著文反击。他忠实地捍卫福柯的遗芳：“我和福柯共同生活了23年，其间我们在道德方面的看法是共同的。倘若我们是阿隆所说的那种自惭形秽的同性恋者，我就不会创立艾滋病协会了。在他的书里，米歇尔·福柯已把坦白的做法指为权力提问法的内容之一。但他从不看重坦白本身，他总是揭示在其中运作的统治过程。至于其他，我作为AIDES主席，就无需对一个因论敌患了艾滋病，就利用坦白和某种羞愧感来攻击他的人作什么评判了。”
在这种暴躁的争执中，处境危险的正是福柯在20年前预见过的那些东西，即该哲学家的“看不见的真实和看得见的秘密”。而且正如他所预言（或担心）的那样，他正在义无反顾地透过他自己的死这一特殊情形，去获得“一张不可变换的面孔”，而且这张面孔，正是他很久以来一直在透过他那迷宫般的写作风格力图予以回避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拒绝以一个同性恋者的面貌出现，”让·勒比杜回忆道，“这对他来说很难。但他解释说，如果他被贴上‘同性恋知识分子’的标签，他就不会拥有这里和美国的那些听众了。”就为这些原因，福柯在“走出来”问题上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但他最终还是“走出来”了，但是以一种用心良苦的独特方式：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就男同性恋者的性生活和男同性恋者争取权利的斗争问题频繁接受报刊记者的专访，并像勒比杜所指出的那样，“在艰难的诉讼过程中”平心静气地为“所有的男同性恋者和少年恋者”进行辩护。
但福柯的缄默，或许还有一个更为深刻而且晦暗得多的原因。这个原因与同性恋行为无涉（因为他最终毕竟公开讨论过这个问题），而与艾滋病有关。
1983年夏天刚过，哲学家便有了一种经常发出刺耳的干咳的毛病。这无疑使他产生了染上此疾的担心。“当时美国人人都在谈论艾滋病，”达尼埃尔·德费尔回忆道，“而且我们的一些常来这里的美国朋友也都谈到这一话题，所以即使他对自己的情况还不太清楚，他心里一定思虑着‘艾滋病’这个事实。”德费尔的确认为福柯在这几个月里很可能已经知道“大限将至”。
虽然人们对艾滋病病毒还缺乏透彻的认识，但社会上对于它显见的危险性的了解却在迅速普及。这种情况在北美男同性恋社区中表现尤甚，那里的底层民众已在设法改变性行为的方式。在先前的几个月里，福柯的一些密友：其中有医生、情人、同性恋者朋友等，已着手实施所谓“安全性爱”，并敦促他多多照料自己，注意自己的做法。但福柯没有理睬他们的劝告。接受某种规则的羁縻（尤其是在他旅居旧金山期间），这绝非他的风格。
第一章 作者之死作者之死（5）
他于1975年首次造访海湾区（Bay Area），从此就被那里盛行的同性恋社区给迷住了。他来西海岸，本是去柏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的，但他的同性恋同事们很快就把他拉到了海湾大桥那一边的旧金山，拉到了卡斯特罗街和佛索姆区一带。这些地方有着不计其数的俱乐部、酒吧和公共浴室，专门用于迎合许许多多不同的性趣味，支持着大批形形色色的同性恋亚文化，这些亚文化既具有肆无忌惮的公开性，又具有异常积极的试验性，令人叹为观止。这是60年代末兴起的同性恋者解放运动的一个后果。旧金山使福柯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自由自在，因为在这里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去满足他对于“各种受禁的快感”的持久兴趣。
他在1979年、1980年和1983年春重返海湾区，一般都是白天在柏克利活动，晚上去旧金山过夜。而且甚至在他巴黎的朋友为他变糟的健康状况担忧的时候，他还在计划于1983年秋去西海岸作另一次旅行。“这不过是肺部受了点感染，”他安慰一个朋友说，“到了加利福尼亚我就会好点的。”
这时，旧金山的同性恋社区对于福柯来说，已成了某种不可思议的“异位”（heterotopia），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放纵场所，能使他感到无法形容的快乐。这座城市的无数公共浴室向人们提供了一种令人愉快的“无身份过渡状态”；在这里，福柯可以尽情地同他对“势不可当、难以名状、令人毛骨悚然、推动知觉、欣喜若狂的”感觉的终身迷恋进行搏斗，采用“一种纯粹的暴力，一种默默无语的姿态”。在他晚年接受同性恋刊物专访的时候，他直言不讳地谈到了他对“S/M”的特殊兴趣。所谓“S/M”，指的是一种经过双方同意的施虐―受虐淫性行为，它在旧金山的一些公共浴室里甚为流行。“我不认为这种性活动热潮是我们深层无意识中S/M倾向的泄漏或揭露，”他在1982年说道，“我认为S/M比这要丰富得多；它能切实地创造出快感的各种新的可能性，人们以前对此竟一无所知。”
同年，在另一次谈话中，福柯还解释道：“我想，那种在我看来是真实的快感，是极为痛切、极为强烈、极为势不可当的，它能要了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