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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伊藤博文考虑到日军冬季登陆不便以及西方列强干涉等因素并不赞同山县有朋的冒进主张，还有冬季如果战线拉得太长，补给势必也会困难，不如趁机攻击山东威海卫的北洋水师军港以及南下攻击台湾为上策。最终大本营采用了伊藤的建议，否决了山县的冒进主张，命令山县有朋第一军冬季全军待命以待chūn季再发动攻势。但是山县悍然独断专行，违抗大本营指示sī自下令桂太郎师团进攻海城，遭到海城清军奋勇抵抗而陷入泥潭，而日本国内无足够的兵力再去支援海城。所以大本营决定罢免山县第一军司令官的职务，但是川上cào六等人担心如果公开罢职山县势必会为了保存武人颜面而剖腹自裁，于是建议伊藤首相面见明治天皇以“回国养病”名义召回山县。于是明治天皇亲自写了召回诏书，山县虽然声称病已痊愈但是天子命令已下无可奈何，只得乘坐轮船回国。
不过虽然他在这一次的斗争中失败了，但是在之后不长的时间里面又再次起来了，在他的影响下，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山县强烈反对军事干预政治及政治干预军事。他做到了后者，却自己践踏了前者。为了防止政治干预军事，山县于1887年建立了参谋本部。这个机构与以前太政官管辖下的参谋局所不同之处在于，只有作为辅佐天皇处理军务的最高机关首脑—陆军卿才可以担任本部长，而且独立于政fǔ（太政官）之外。山县有朋亲自担任了首任参谋本部长。旧日本帝国宪法第11条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政fǔ、甚至议会都无权干预，从而确立了军令权的独立地位。
陆军中分成以山县有朋、大山严、桂太郎、川上cào六等人的主流派和曾我佑准、三浦梧楼、堀江芳介、鸟尾小弥太等人的反主流派。主流派推崇普鲁士式二元主义军事理论，在军事教育、军队制度方面排除原来的法国模式，引入普鲁士模式。反主流派与之对抗，坚持法国模式。此前，陆军中将鸟尾、三浦、谷干城和少将曾我四位将军在1881年提出建议书，对政fǔ提出批评，要求重新审议北海道出售官有产业事件。他们的作法触犯了军人不得干预政治的训诫。同年底，政fǔ废除了陆海军刑律，代之以陆军刑法和海军刑法，根据新法中对“军人干预政治、上书议政、讲演或以文书形式作宣传者”的处罚规定，他们被处以禁闭。此外，长冈外史等人以研究军事为名于1881年组织成立“月曜会”，反对陆军进行普鲁士式改革，成为与陆军当局对立的集团。结果该会核心人物鸟尾、三浦、曾我、崛江等人在1888年被编入预备役。1889年“月曜会”被解散。
陆军中的反主流派被严厉禁止过问政治，但提出这一主张的主要人物山县有朋又是如何做的呢？山县在1882年担任参事院议长，占据行政要职。1883年担任内务卿，1885年担任内相，1889年担任首相，1892年担任法相，1893年担任枢密院议长，1898年再次担任首相，1905年担任枢密院议长，历任政界及行政上的要职，晚年作为元老仍对政治掌握强大权力。在此期间，他还作为现役军人占据军部要职。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西乡、大久保、木户、伊藤等活跃在明治维新期间、创立了明治国家的元勋们大多是行伍出身，但明治初期尚未对文官与武官的职权作严格区分，因此伊藤也对军事进行了相当的干预。他们造就了一个封闭的精英社会，用极端的话讲，他们享有特权，可以为所yù为。山县以军人身份占据文官要职的作法被桂太郎继承，从此军人政治家层出不穷。
后来日本军国主义的兴盛和他不无关系，所以斋藤实说完这一席话之后，山县有朋就对斋藤实产生了意见，在他看来陆军是军队之本，只要陆军强大了那么他们照样子能够控制中国，而且还可以用既定事实bī迫其他的国家放弃中国支那。所以他并不同意斋藤实的话，所以这谈话并没有用多久就结束了。
其实山县有朋是所以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因为山县有朋是“大陆政策”的制定者，这是日本前辈丰田秀吉提出来的，山县有朋进一步发展并完善了丰臣秀吉等人提出的‘大陆政策‘。山县有朋青年时代参加过长州藩的军事改革和讨幕布维新战争，明治政fǔ成立后，他曾考察过英、法、德等国的军事制度和武器装备，回国后，就任兵部少辅，次年升任兵部大辅，后任内阁总理大臣。自此，他一直处于日本军事权力的核心圈内。山县有朋把‘强兵‘看作是‘富国之本‘。因此，他极力一味采取扩军措施，不断增加军费，迅速推进日本军队的近代化，还提出了进攻亚洲大陆的‘大陆政策‘的‘理论根据‘：即把日本国疆域称为‘主权线‘，把朝鲜、中国等邻国的疆土视为日本的‘利益线‘。1882年8月15日，山县有朋在《军备意见书》中提出了以中国为‘假想敌国‘的设想，他认为：‘欧洲各国与我国相互隔离，痛痒之感并不急迫。作为日本的假想敌国，并与日本相对抗的是中国。因此，日本要针对中国充实军备‘。1890年3月，他在《外交政略论》里提出日本要与俄国争夺朝鲜、中国地盘问题。他说，‘西伯利亚铁路已修至中亚细亚，不出数年即可竣工，发自俄都，十余日便可饮马黑龙江。吾人须知，西伯利亚铁路完工之日，即是朝鲜多事之时，即是东洋发生一大变化之机，而朝鲜独立之维持，有何保障？这岂非正是对我国利益线最有jī烈冲击之感者乎‘。12月，山县有朋就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他在第一届帝国议会众议院上发表施政演说，提出要‘发展国力，伸张国势‘。他说，在列强争雄的时代，‘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朝鲜、中国。‘山县有朋把朝鲜、中国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以防止对抗沙俄侵占朝鲜、中国。可见，日本对外侵略的‘大陆政策‘，实际上就是以侵略中国为主的政策。
所以山县才会对斋藤实的话那么敏感，因为海军的大规模的扩张很可能会打断他制定的“大陆政策”，所以他不同意缩减日本的陆军军费。
从首相府里面出来，斋藤实就直接去了日本海军大将伊集院五郎，伊集院五郎出生于萨摩藩，1877年的西南战争参战。他在日本海军中是一个很特别的另类，他进过海兵的前身海军兵学寮的幼年学舍，但没有海兵学历，却是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的正式毕业生，博学多识。甲午战争前后军令部参谋，日俄战争是军令部少将次长。为了使之发挥下濑雅允海军工程师开发了的下濑火药的威力，开发了伊集院信管。在黄海海战和蔚山海战中，伊集院信管极为敏感，掉到水面上都会炸，不会穿过装甲进入军舰内部再爆炸。因此两次海战中被击沉的俄国舰艇只有一艘。日本海大海战做了些小改进，就算没有直接击中船体，但在船体边上的水面上爆炸产生的3000度高温照样能破坏船体装甲。其实采用这种伊集院信管的真正理由是当时的日本还没有掌握穿甲弹制造技术，日本的穿甲弹制造技术是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从德国引进的。这个导火线是1905年的对马海战中，与下濑火药一起发挥威力，联合舰队击破俄罗斯的bō罗的海舰队的大的主要原因。为此伊集院被认为是「日本海海战胜利的幕后功臣」。日俄战争后历任了第二舰队司令长官，第一舰队司令长官。第一舰队司令长官，负责舰队训练，有名的“月月火水木金金”就是他的发明。日语里从星期日到星期六的一星期的叫法是“日曜日，月曜日，火曜日，水曜日，木曜日，金曜日，土曜日”，确实是一个星座周期。
由于伊集院五郎是海军元老，所以面对陆军的元老山县有朋，海军派只能够依靠伊集院五郎，毕竟从资历和职务上，他都是海军的领头人物。日本的陆海军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这要从明治维新初期开始说。第一明治维新的主力军是萨摩藩和长洲藩，比如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都是出自萨摩藩和长洲藩。明治政fǔ出现两大派系。第二日本维新开始后建立新军队的基础是从萨摩和长洲召集的，萨摩成为海军，长洲成为陆军。而明治维新初期日本没有议会，没有宪法，完全是藩阀政治。萨摩藩和长洲藩各自拥兵自重，左右日本政局。陆军和海军成为各个派系的工具。第三日本海军学习英国，日本陆军先学习法国，普法战争后改学德国。从这时开始日本海军和陆军就开始了各自不同的发展路线。第四发展海军和陆军都要耗费资源，而海军和陆军有分别代表了不同藩阀的利益，所以在争夺发展资源，比如钢铁，煤炭上的矛盾很多。
最重要的是陆海军在军费发展和军事攻略上面的有着很大的差异，由于日本的军费在军界和政界的讨论之后，形成了一步一步增加的定数，所以日本海军和日本陆军之间争夺军费的事情日益严重了，由此刺jī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另外在国家的发展方向，日本陆军想的是要实行大陆政策，不断的向中国进军，从而整个控制中国，然后再向全世界进军，日本海军的思想却是先建立强大的海军，然后利用海军将其他列强的部队赶走，然后就像是吃小菜一样，将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给吃掉。这其实也是这两种兵种为了让自己变的更加重要而进行的主张。
不过他们并不知道在中国的西南角，也有一个人在野心勃勃的等着吃掉他们陆海军这两个兵种呢，如果陆裕光的战略意图能够成功，那么以后日本陆海军之间的矛盾就是一个笑话。
………【第三十三章大借款】………
第三十三章大借款
“大总统，我们陆军军费现在越来越少，如果这样下去，那么我们的士兵说不准就会闹兵变。”在袁世凯的书房，一身戎装的段祺瑞向袁世凯禀告道，他已经从湖北回来了，准确的说是袁世凯将他从湖北给调了回来，一方面是为了不过分刺jī西南的陆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限制段祺瑞的权利。
依靠军队起家的袁世凯可是比谁都重视军队，因为军队是他的统治之本，如果军队不稳，那么自己的统治力量也就不行了，当然在这情况下西南的事情最为明显。
自从袁克定回来之后，陕西的张云山就开始闹了起来，张云山对于陆建章进入陕西的行为很不满，但是之前他的实力弱小，所以也只能够吃哑巴亏，但是现在他竟然敢直接反对自己，这说明他背后有势力支持，能够支持张云山的无非就是两种势力，第一就是国民党，虽然国民党败了，但是国民党在全国的势力还是很强大的，第二就是西南陆家，西南陆家自从南北战争之后实力就急剧膨胀，自己现在只是稳住了他，但是说不准什么时候他们就冒了出来。
“我现在也没有办法，现在财政部也没有什么钱，你也是知道的我们的底子本来就薄，再加上每年还要给清室的钱，我们现在处于经济困顿期呀。”袁世凯说道，他现在是真的缺钱，前一次借款因为国民党的原因并没有成功，但是现在的事情是不借不行了。
“大总统，我听说西南建设银行现在很有钱，而且还在我们北京、上海、青岛、南京、广州等地都建立了分行，我们是不是让他们向中央解缴一部分税银呀？”段祺瑞问道，其实他的意思就是想要问问袁世凯是不是从陆家那里拿点钱，毕竟现在国库空虚。更重要的是段祺瑞想要西南和袁世凯因为这个问题交恶，这样袁世凯就必须更加依靠自己这群北洋元老了，对于这一段时间袁世凯的疏远，段祺瑞可是知道的一清二楚，所以他才会这样说。
“不行，这样会把西南bī急的，看来我们还是要大借款了，上一次进行的善后大借款并没有成功，但是这一次我们必须要借钱了，看来还是要和列强的银行团进行合作呀。”袁世凯感叹道。
这个大借款可是又来已久了，当初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fǔ时，曾向日本方面接洽借款，经过英国向日本交涉，这笔借款就被打消了。当然，列强也没有借钱给清政fǔ，南方和北方大家都没有钱，也就别打仗了，和平妥协也就顺理成章。
南北和谈成功后，清帝退位，但民国政fǔ仍然没有钱。由于不仅需要给付满清旧室钱，成立新政fǔ也需要钱，所以就必须向银行团接洽借款。
前清的时候，英、法、德、美四国组有四国银行团，以垄断对华贷款。列强为了在华的共同利益，四国正在和俄、日两国接洽，组成六国银行团。俄国外交当局认为，为了国家利益，俄国的银行不应该为了银行的利益损害国家利益，不赞成俄国银行与四国银行团竞争对华借款。英国外交当局认为，要运用金融手段帮助中国克服“无政fǔ”状态，而对中国局势施加影响的方法，就是控制中国的国库。中国还欠着列强一大笔钱，先别说借不借钱给中国，要不要中国还债，主动权也在列强手里。中国政fǔ只有借钱，才能还债。
这是当时中国财政的破产状况。列强正在商量组成六国银行团，把对华贷款的决定权控制在六国公使手里。贷款的性质完全是政治性的。以英国为首的列强，一方面希望中国政局趋于平稳，一方面又不愿意看到中国强大起来。因此，借款的动机只是帮助袁世凯稳定政局，决不让中国政fǔ借钱来发展经济，俄国人更不愿意看到中国政fǔ把借来的钱用在对付俄国在外门g的扩张活动。
最早负责借款事宜的唐绍仪在革命意识高涨的形势下，力图贯彻与前清不同的政策，谋求国家的富强。新政权总该有新意识、新气象。他在和西方银行家接洽时，就按照国际惯例，利用外国银行之间的竞争，来争取条件优惠的借款，谁的条件优惠，我就向谁借钱，希望打破四国银行团对华借款的垄断地位。他一方面与华比银行谈判1000万英镑借款，一方面又与四国银行团秘密商谈。清政fǔ向四国银行团借有一笔1000万英镑的币制实业借款，革命后停止支付，他希望银行团继续支付。但考虑到1000万英镑难以满足中国方面财政善后的需要，因此，希望有一笔巨额的60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这笔借款数量很大，折成银元大约是6亿元，如以今天的1银元约合人民币70元计算，就是420亿。当时中国是个贫困的农业国，前清中央政fǔ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到2亿银元，一笔借款就相当于三四年的财政收入。
原来，在唐绍仪的计划中，这笔借款不仅用于还清以前的借款和政fǔ财政需要，而且还要包括新政fǔ经济建设的费用。毕竟民国才刚刚成立，南京和北京双方都信任自己，所以自己要做点令人振奋的事情。但是，大借款谈判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中国政fǔ的财政需要迫在眉睫。于是，银行团同意在阳历3月份内先提供700万两银子的垫款，主要是供给南京临时政fǔ遣散军队和偿还债务之用。但垫款是袁世凯接洽的，由袁世凯于2月27日通知南京临时政fǔ财政总长在上海向四国银行提用。第二天就交付了200万两。北京发生兵变后，银行团借口局势不稳，没有继续支付，同时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要袁世凯保证除了银行团以外，不接洽任何重要借款。唐绍仪本来就对四国银行团的垄断深感厌恶，现在又背信不继续付款，就向银行团声明：“中国此后借款，皆自有选择之权。”
西方国家在彼此之间有一套市场经济规则，但对付中国却是搞垄断和政治控制。当然陆裕光的借款并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他是通过地方武装或者说个人的名义向德国政fǔ借的钱，而不是从银行借的钱，当然即使是从德国银行借的钱，那么别人也没有办法，因为西南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区。不过袁世凯为了获得经费，于3月9日以信函方式，接受了银行团的要求，信中说：“鉴于四国银行团在目前紧急关头所给予中国的援助，及其在外国市场上支持中国信用的贡献，中国政fǔ向四国银行团保证，如条件与其他方面的条件同样有利，银行团有承办大规模的善后借款的选择权。”当天，银行团向北京政fǔ交付了110万两。尽管有此函约，中国政fǔ仍然与华比银行于3月14日达成一笔100万英镑的借款合同，这笔借款经南北两总统核准，南京参议院通过。但是这个情况也引来了更大的麻烦。
华比银行借款的成立，打破了四国银行团的垄断，影响到列强对华政策。3月25日，四国公使晋见袁世凯，对华比借款提出抗议。袁世凯把责任推到了唐绍仪身上，扮演起调停人的角sè。列强向唐绍仪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迫使负责借款的唐绍仪回京后向四国公使道歉，并且被迫取消了续后的华比借款。四国公使一方面口头上同意向中国政fǔ贷款，一方面提出了监督中国财政的无理要求。在革命后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唐绍仪在和银行团谈判时断然拒绝了监督中国财政的无理要求，谈判陷入僵局。
唐绍仪和袁世凯的借款方针发生了分歧，同时，银行团也扬言如果不换唐绍仪，就不向中国政fǔ贷款。这时候财政总长熊希龄于5月3日到达北京上任，为了打破僵局，北洋政fǔ向银行团声明，以后谈判不再通过借款特使，而是由财政总长负责。5月7日起，熊希龄就接手与银行团谈判。
在北洋政fǔ与美、英、德、法四国银行团商议善后大借款后，四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