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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我心头一热，“阿健，我答应你，以后回屋里再喝。”
“为什么非喝不可？”阿健凝眉看我，“你真是不象个喝酒的人。”
“可以吃饭了吗？”我茬开他。
“——，”小健知趣地不说话了。
屋里静下来，我和小健埋头吃饭。
我心下愧疚，却又不知如何重开话题。正踌躇间，传来敲门声，我感激地去开门。
“绮真！”门口站着的女孩让我呆住了，“怎么是你？”
“李同，真的是你！”绮真看起来很开心，“昨天我和人来跳舞，看见好象是你在吧台那儿坐着。”
我有些尴尬，绮真一定看到那荒唐一幕所以才没有过来打招呼。
我侧身让她进来，她穿了镂空的藕色开司米披肩，罩着浅蓝色的丝质旗袍，站在屋里，惊讶的打量着极其简陋的房间。她阔小姐的气势让阿健有些手足无措，绮真大方地跟他打招呼。我让她在床头坐下。
“你怎么在上海？”我们俩几乎同时问，问完都笑起来。
“我们全家都已经搬到上海来了。走之前，我去找过你，伯母都告诉我了。”
“喔。”
“伯母看起来很伤心。”
“你们为什么来上海？”阿健在这里，我也不想谈北平。
“你知道，北方不安宁，日本人都驻在北平城外了。上海有租界，纺纱生意也好作。”
“嗯。”
“这儿是家里的地址，一定要来。”绮真突然微笑着改用英语：“I get to tell you something about your brother。”
说罢她起身告辞，我等不及便借口送她，随绮真一起下楼。
正是冬季，披着大衣，我和绮真走在上海灰扑扑的里弄里。
“延安开始整风运动，前些日子有人来我家，说是核实我哥的背景。”
“为什么？”
“好象是团职以上的共党都要有档案，要历史清白。”绮真停下，转身看着我，“他们还询问了肖南的事，我妈只说是我哥在圣心中学的同学，没有提你们李家的名字。”
“为什么？这有什么关系，只要他是个革命者，即便是委员长的儿子又有什么关系！”我愤愤不平。
绮真温柔地看着我，“李同，还是小心为妙。”
***
回到宿舍，阿健正有一百个问题等着我。
“李同，你怎么会认识这么有钱的小姐？她是谁？你们很熟的样子！你也会说英语吗？在那里学的？”
我把他硬是推出门去。“我的馄炖！，”他拍着门大叫，“嘿，我不问了，李同，让我吃饭！我还没吃完呢！”
我躺在床上，心乱如麻。
长乐门的醉生梦死日复一日，就在我以为自己会醉死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地方的时候，我就在人群中看到了父亲。
（七）
我重新回到了北平。
在这个充满了回忆的地方，没有平静的空间。
共党正在延安休整，国民政府决定先安内而后攘外，双方都不断在痛骂对方无耻匪类。新一轮围剿即将开始的时候，我决定去陕北找肖南。无论是妈妈的哀求，还是爸爸的怒气，都不能让我打消念头。十八岁的我，冷酷而执著。
在去太原的火车上认识了两个革命青年，我们结伴同行。走走停停，半个月后，才到陕北。他们在延安皆有旧识，所以没有经过太多盘查，就有人给我分配了任务。因为音乐特长，我被编进了野战军文工团。这正合我意，文工团不参加战斗，配备少量武器，不属于固定编制，轮流为各个驻防部队演出。
或许在演出中，肖南会看到我。
我喜欢我的新工作。开始的时候，文工团黄团长不以为意地打量我的萨克斯管，我于是吹奏了一曲《兰花花》，那支在黄土高原上人尽皆知的信天游。萨克斯收敛的忧伤音色折服了大家，陕北出身的女团员杏子跟着哼唱起来。杏子的声音婉转高亢，我用乐声衬着她，让她的歌声如同被清风稳稳托住的羽毛，自由自在地在黄土高坡上回响。
接下来，这个曲子被定为团里的固定曲目。
我不敢明目张胆地打听周文远（肖南的化名），只好被动地等着。一个多月过去了，我还是一无所获。
不久，我们来到了十二师三团的驻地叶集镇。叶集是个小镇，离枣园不过五里之遥，刚刚闹过土地革命，所以街上走来走去的农民大多看着喜气洋洋，但偶然也有个别满脸晦暗惊慌不安的老头，同志指给我看，说那就是被镇压的地主。我同情地看着，突然想起来肖南的爷爷，一个在沈阳郊外的大地主。爸爸曾经告诉我，在得知肖冠东死讯的时候，那个老人痛不欲生。
表演地点在小学校里，战士们兴致勃勃席地坐了黑压压一片，团领导坐在前排。当我和杏子表演完的时候，响起了如雷的掌声。接下来是短剧《举起你的鞭子》，我和杏子鞠躬下台。
走到后台，杏子喜气洋洋地递给我一杯水，我笑着接过来，边走边喝。突然间，两个战士迎面而来，表情严肃地挡住了我的去路：
“你就是李同吗？”
“是的，”我心中暗自打鼓，是肖南的人吗？
“跟我们来一趟。”他们突然抓住我的胳膊，向后拧去，搪瓷缸子掉在地上，水撒了一地。我惊讶地忘记了挣扎。
“为什么？我做错什么了？”
“我们怀疑你是奸细。”他们已经利落地把我双手反绑了起来。毛绳嵌进我的手腕，辣辣得疼。
他们架着我，不顾周围惊讶的眼睛，把我推进了小学校后院一间破败的空屋。
我错愕地望着坐在桌前的两个人。一个是团政委，另一个长着国字脸，我似曾相识。
他们让我坐在屋子中间的椅子上。
团政委用指节敲着桌子，眼神犀利地看我。气氛压抑得折磨人。
“你就是李同？”
“是的。”我尽量让声音显得平静。
“参加革命多久了？”
“一个半月。”
“你为什么参加红军？”
“我从小就向往革命。”
“是吗？”团政委脸上没有表情。
“你认得这位同志吗？黄中非同志，曾经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我仔细看看国字脸，摇摇头。
“那，你熟悉长乐门吗？”
我心中猛跳一下，荒唐的日子总会留下痕迹。在记忆中搜索，国字脸似乎曾经出现在舞池里。
“是的，我曾经在那里当乐手。”
“那你认识国民党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政吗？”
我心底一阵凉意。
“我跟他已经断绝了父子关系。”对不起，爸爸。
“是吗？”国字脸开口，声音铿锵如金属撞击，刺我的耳。
“可是，就在三个月前，我亲眼看到在霞飞路上，贵少爷和李政坐着汽车，是去火车站？”
“——”
“你是说，你是个进步青年？“
“是的。”
“那你告诉我，你曾经参加过什么进步活动？”
“我，”我犹疑了片刻，确定不会连累到肖南：“我认识北京大学的张文华。当过《赤月》杂志的联络员。”
政委和国字脸低声商量。
“你是说北大原共产主义小组的张文华？你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1932年的夏天。他在吗？他会认得我的。”
政委的眼神有些阴冷：“张文华同志已经牺牲了。就在1932年的夏天。你怎么会不知道？”
“那以后，我被我父亲软禁了。”
“是吗？可是你难道都没有打听一下同志的下落？”
我不说话了。
“在长乐门那一年里，我可从没想过你会是一个进步青年。”国字脸盯着我说，“酗酒和各种人厮混也算你革命的一部分吧。”
“——”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你好好想想吧，想好了叫我。”
政委和国字脸离开了，留我在这个四面透风的小屋里。门口有荷枪的战士晃来晃去。我垂头丧气地坐在角落里，脑子里乱成一团。最后，打定主意，不到最后关头不说出周文远的名字，他们总不能因为我是李政的儿子就把我枪毙。
（八）
没有人再理会我，大家似乎忘了我，外面走来走去的喧闹声音渐渐平静下来，门口的岗哨也换了。屋里光线越来越暗，桔红色变成了暗红色，到后来，天完全黑了。
麻绳深深地嵌进了肉里，双臂也麻木地失去了知觉。早春三月，月色淡而又淡，漫漫长夜寒风彻骨。我安静地靠在角落里，想家，想肖南。
他应该还活着吧。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的身子开始有些不舒服。
除了政治上的污点，长乐门还给我留下了另一个要命的后遗症——胃病。当疼痛开始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已经一天一夜没吃饭了。抽搐和揪疼不在腹部，却在心口的位置，先是隐隐地，后来突然强烈起来，一阵紧似一阵，渐渐没有了喘息的时候。我头上开始冒出冷汗，尽量蜷起身子缩成一团。好容易挨到了天色大亮的时候，屋门上的锁响了。
进来了一个身材粗壮的红军战士，象其他生长在陕北高原上的汉子一样，他黑黑的脸膛晒得两颊发红。
他走过来，闷声不响放在地上一个玉米面的窝窝和一疙瘩咸菜，转身就走。
“同志！能不能给我一碗热水！”我嘶哑地叫住他。
他站住了，停了停才转过身来，眼神并不友好。我心里凉下来，怕他转身再走，急急忙忙退而求其次。
“同志，可不可以……把绳子解开，我没办法吃饭。”
他从鼻子里重重哼了一声，气鼓鼓地走过来，抄着浓重的陕北口音，声音不大，却透着仇恨。
“你这个得（特）务，你这个……资产阶级的臭公子哥儿，”他别别扭扭地说着那些话，朴素的脸上青筋暴露，“他们说你大是二十五师的师长，对不对？厄（我）兄弟就是跟他们在河北打仗的时候断了一条腿。你个王八蛋归（国）民党”他扭头看了看门口，然后突然飞起一脚，踹在我肋骨上。我闷闷叫了一声扑在地上。
他打了我，似乎有些害怕，背着抢急急忙忙地走了。我重新蜷缩起来，脸紧紧贴在冰凉的黄土地上。
肖南，我还能见到你吗？
到了中午的时候，我已经疼得神志有些迷糊了，脑子里乱哄哄的，甚至没有听到开锁的声音，直到有人大声地叫我的名字。
“李同，你想清楚了吗？”
我抬起头来，是团政委，我张开龟裂的嘴唇，低声道：“求求你，给我一杯热水！我……胃疼。”
政委一愣，很不高兴，严厉地说：“李同，你不要装死狗，想要蒙混过关是不可能的。”
两个红军战士走过来，抓住我的胳膊，想要把我从地上拉起来。我勉强站起来，却紧接着一阵眩晕，晃了晃就往后摔，“砰”，脊背狠狠地撞在土墙上，又向地上滑下去。
这时候，我听见有人大声叫：“副师长！”
我身边的战士也挺身敬礼，我只顾着难受，伏在地上，咽口唾沫闭上了眼睛。
“报告师长，还没有问出来！”是政委的声音。
“有证据说他是奸细吗？”一个声音问。
我打了个哆嗦，抬起眼睛看去。
说话的是肖南。他高高的身子站在门口，旁边是团政委和两个荷枪的战士。
“他出身反革命家庭，说自己是进步青……”，政委在说话，脑子里乱哄哄的，我已经听不清了。尽力抬起上身，我张嘴叫师长，声音却小得连自己都听不见。
突然，肖南扭过脸来。目光扫过士兵，他看见了我。
他骤然眯起了细长深邃的眼睛，放下手里的审讯纪录，向我走过来。肖南穿着灰色的半旧军装，戴着帽子，打着绑腿，紧紧系着的腰带上挂着一个牛皮的枪套。他走到我身边，慢慢蹲下了身子。我满脸冷汗，忘了疼痛，呆呆看着那张让我魂牵梦萦的脸。
“李同？”他震惊地看着我，声音一如当年，让我沉醉。
“师长，”我有气无力地靠在墙上，但心里还清醒，没有忘记要小心谨慎。
我的脸色一定很可怕，肖南抬手来摸我的额头，心疼的样子让我幸福。
“师长，您认识他？”政委过来了。
肖南的脸色立刻收敛了一些。他直起身来，语气僵硬。
“是的，我认识他。李同同志确实是进步青年，他曾经作过《赤月》的联络员，这一点我和刘义勉同志都可以作证。”
“是吗？那太好了。”看肖南脸色不好，政委显然有些不知所措，只是连声说：“事情搞清楚了就好，没有冤枉了好同志。”
肖南凉凉地说：“好了，你们都回去吧。这儿我来处理。”
人呼啦啦走个精光，屋里霎时安静下来。肖南蹲下身子给我松绑，因为我的挣扎，绳子紧紧的勒着，不容易解开。好容易解开了，却又疼得我大汗淋漓，原来胳膊拧在身后早就麻木地抽筋了，每动一下就痛彻心扉。
可是我顾不得胳膊了，靠着墙急急低声对肖南说：“快，给我一杯……热水！我……胃疼。”
“小刘！快去拿一杯热水！！”肖南扭头冲门外大叫。
“为什么会胃疼？你什么时候有了这个毛病？疼了有多会儿了？”
“从早晨开始的。”我闭上眼睛，老老实实回答。一切象是回到了北平那个安静的四合院，今天圣心中学没有课，阿南跑来我的房间里来找我。
肖南的警卫员端了一个热气腾腾的搪瓷缸子进来，打断了我的白日梦，我抬手去接，却又因为肩肘上的一阵剧痛放弃了。肖南挥手让小刘出去，把我半抱起来搂在怀里，端了缸子来喂我。水有些烫，就着肖南的手，我迫不及待地咕咚咕咚往下喝。
热热的水顺着喉咙灌下去，让我有了一丝暖意。一缸子水很快见了底，我松下身子，长长舒了口气，抬头却看到肖南眼睛里盈盈有了泪光。
我忍不住笑了，轻轻叫道：“哥！”
肖南拿手背擦了擦眼睛，粗声粗气地问：“你怎么来了？！”
“我来找你，”见他眉头皱起来，我连忙补充，“妈很担心你。”
他不再说话，让我靠在墙上，修长有力的手指揉着我的肩肘活血化瘀。
我贪婪地看着他的脸。他紧紧抿着嘴角，依然英俊的脸上多了几分风霜的颜色，严肃的表情使他看上去竟然比我更象爸爸。肖南，肖南，我又坐在了你的身边。
他似乎知道我在看他，手下突然加重了力气。我吃疼，便往回缩，“哥！”
“不要叫我哥，叫我周文远，或者师长。”他停下手，锐利的眼睛看着我，这样的肖南好陌生。
“我知道，”我垂下头，心里酸酸地，不知不觉地撅起了嘴巴，“我不会忘的。”
肖南却微微笑了，伸手磨蹭了一下我的头发，他温言哄我，“阿同，现在能走路吗？要不要我扛着你？”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讨厌的肖南。他坏坏地咧嘴，两手插在我的腋下把我慢慢扶了起来。
***
师部就在小学校的后面，一排窑洞里，肖南占了最东面的一孔。阳光暖暖地照进来，进门一张桌子，想来是他办公的地方，墙上挂了一个黄色的地图，看精细度，应该是从爸爸那边儿缴获来的。屋子里面一张大炕，上面整整齐齐地叠着一床灰布被褥，为了防止落土，炕里面的墙上糊着一层干净的黄裱纸。窑洞看起来宽敞明亮，朴素整洁，就象肖南的人一样。
肖南扶我在炕上躺好，拉开被子给我盖上，炕里面大概灰烬未去，还温温的。我躺在那里，不错眼珠地看着肖南忙忙碌碌地在窑洞门口起灶煮粥。柴有点湿，浓烟把肖南呛得咳起来，警卫员小刘跑来问他要不要帮忙，他说不用，小刘听话走掉了。
我不是那种在乎天长地久的人，我活的是一份记忆，只要记忆里有过幸福，我就总是幸福。而今天，是我那么多幸福日子里，最幸福的一天。
（九）
肖南喂我吃了小米粥，我叫嚣的胃渐渐平复下来。肖南收拾了碗筷，关上了窑洞的门，走过来坐在炕边。他撸起我的袖子，看我胳膊和手腕上的绑痕。虽然已经不那么疼了，深红色的印子在白色的皮肤上依然显得触目惊心。
他脸色沉沉地，一边用干燥温暖的手指轻柔有力地揉着瘀血的地方，一边低声询问我家里的情况。他沉稳的声音让我备感心安，只要他在这里，什么事都不用我管了吧。虽然想这样一直看着他，躺在暖暖的炕上，精疲力尽的我还是渐渐地睡着了。
醒来时，天已经完全黑了，灯光如豆，肖南却不在。
我掀开被子下床，胳膊还疼，胃倒是好了。我不敢出去，在窑洞里东晃西晃，看来看去。可能是因为居无定所，常年行军的原因，肖南的东西很少。我坐在他的桌子前翻看，几本苏区的宣传土地革命的小册子，再有就是一个大本子，看起来象是用来描红的写字簿。我翻开来，里面是肖南秀挺的笔迹，记录了一些琐事，不过是哪天开会，何处集训。我无聊，便一页一页地看下去。
翻到几近最后的一页，纸上出现了一幅用铅笔手绘的草稿，仔细看，是陕西中部的地图，上面俨然用红笔标出了一些我似熟非熟的地点和驻军番号。我一个一个看下去，心里突地一跳。“二十五师”四个字针一样刺进了我的眼睛，我定定神，仔细分辨，没错，红笔是国名党军队，铅笔是红军部署。国民党二十五师距离这里很近，不过两个县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