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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承认嫉妒,是因为嫉妒把让我们害怕的情愫再次暴露出来,那些我们渴望的却得不到的,我们梦想却够不着的,那些离我们距离越来越遥远的东西,那些近在咫尺却突然消失的东西,那些现实,那些失落。
有人嫉妒70年代,他们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他们的理想主义澎湃得漫出来。
有人嫉妒大都会,大都会里有四通八达的地铁,有二十四小时的便利店,有霓虹灯般的梦想。于是念大学,找工作,纷纷跻身于这里,却也纷纷撞得头破血流。最后忘记爬过的桑树,忘记台球房里打过的群架,忘记捉秘藏时躲过的乱坟堆,忘记自己的家乡,忘记曾经熟练使用过的家乡话。
有人嫉妒奥斯丁和张爱玲,即使不能拥有像她们那样花团锦簇的少女时代,至少可以坐在葡萄架下喝杯温婉的下午茶,做做女红,说说闲话。
有人嫉妒萨冈小说里穿比基尼的夏天,嫉妒外国电影里的青春期,而自己却在漫长无聊苍白的青春期中,不知不觉地就成人。所以现在纷纷躲在KIDAULT的名称下,纵情挥霍,以这样的方式过完青春苟延残喘的尾巴。
我们把嫉妒心藏在潘多拉宝盒里,那里面同时还藏着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梦想,我们不敢触及却也无法丢失的东西,层层交错。当盒子被再次打开的时候,每个人都会看到不一样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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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不能,让青春连着陆地(1)
也只有他们,还一厢情愿地相信黑色眼睛是上天的馈赠,用以寻找光明。
我已不能,让青春连着陆地
文/张悦然
父亲曾在一所大学里做过88级中文系的辅导员,以及此后几届的老师。暑假他拿回学生的毕业纪念册的那天,整个下午我都趴在床上翻看,对于它们的浓郁兴致,是父亲无法理解的。每个人的照片背面,是一段寄语。女生们多是抱着一颗柳树侧腰倾泻长发,或是坐在草坪上环抱双膝,男生们则都在山顶眺望远方或是身后一条大河,他们看起来满腹壮志,身上没有电脑游戏和网络聊天带来恍惚和疲倦。那些寄语,是很有趣的,里面不约而同地用了“风景”,“远方”,“飞翔”和“梦想”等词汇,激情万丈。小时候我写作文的时候倒是常常用到它们,却不知道风景远方都在哪里,非常空洞。原来这些词是属于他们的,离我还太远了。
我以为只要自己快快长大,就可以拥有这些词,却不知道我在走,时代也在走。七十年代人的青春,在新旧世纪板块的交迭碰撞中,迸裂出去,像一个孤岛远远地漂走了。那些词,也被带走了。
但我至今仍旧记得他们的青春是什么样子,那么鲜明的轮廓。在最好的年龄,世界在他们的眼前打开,都是新的,都是未知的。他们可以运用无穷的想象力去靠近和迎接。
郑钧的《回到拉萨》唱出了许多人的梦想,西藏是圣洁和神秘的,去一次西藏仿佛就能成为英雄。他们想要去远方,但不是去旅行,“看到”对于他们而言,实在太轻了,他们要的是“抓住”。所以他们到处漂泊,一定要闯荡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这种笃信,可能是青春里最大的福气。他们伴随着中国的摇滚乐一起成长,最初的一声嘶吼让他们难忘,金庸的小说把古代的侠气带给了他们,从他们的视野里,可以看到一片江湖。海子和顾城是他们的偶像,所以即便置身于高楼大厦中间,他们也还怀着春暖花开,面朝大海的田园梦想,也只有他们,还一厢情愿地相信黑色眼睛是上天的馈赠,用以寻找光明。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那一年大街小巷的书摊上用记号笔写着:新到:路遥《平凡的世界》(图书界还没有开始流行贴海报,广告语也根本不需要)。他们手抄席慕容和汪国真的诗,在300字一张的方块格稿纸里给同学写信。物质和精神,他们的选择都不多,视野也还有局限,因为如此,他们可以那么专注。可是所有的这些,都深植于他们对这块土地,这个时代的热爱。
前几日,我特意让父亲把那几本多年前的毕业纪念册寄来。在上面又看到了姜丰。她是父亲的学生,十二岁的时候,我读她寄来的刚出版的新书,《温柔尘缘》。那时候她与现在的我差不多大,书中写得大都是大学生活,同学之间的情谊。结伴爬一座山,去一次海边。暑假的时候坐着火车去找从前的同学。代表复旦大学参加“国际大专辩论会”,在训练中与队友和老师产生的深厚感情,那种强烈的集体归属感与责任感,为荣誉而战的扬扬斗志,真是令人羡慕。她讲起那些事情,一件件,脉络清晰,细节质朴但有呼吸。尘缘应该就是如此,细微琐屑但经久流深的情谊。
十二岁的我,想要将来可以和她一样。十几年后,我出版了自己的书,却没有长成和她一样的人。我好像无法像她一样,饶有兴趣地记录成长的轨迹以及那些重要的人。当没有理想,没有集体的归属时,所有的记忆都是零落的。我试图将它们拾捡起来,梳理并且排列,这时才发现,整个青春期的感知都是非常虚妄和空泛的。
80一代,初懂事时看到的世界,满目都是新鲜的东西,琳琅满目,应接不暇。他们天性好奇,如果占星学不是空穴来风的话,82…年到88年出生的人,天王星在射手,对新生事物充满兴趣,随时可能因为受人影响或者任何奇怪的理由而狂热地喜欢上某种东西,那种感情甚或带有宗教一般的庄重感,可是不会长久,他们很快就会移情。
在日本漫画和香港电视剧里度过了孤独的童年,西方流行乐像单车一样伴随他们上学放学,肯德基和麦当劳是最好的犒赏。一时间,所有东西都是进口的,进口的代表一种品质保证,更重要的是,它也许代表一种时髦,是一种发誓要与父辈陈旧落伍的生活划清界限的决心。“舶来”,真是一个形象的词,海那边运来的东西一定是好的,所以80后念书的时候,连一块橡皮也希望是舶来的。舶来的精神,舶来的物质,80后生活在港口边,每天接下舶来的东西,拆开一只只带来惊喜的礼物盒,用它们装点自己,充满自己。80一代,是“媚”的一代。“媚”可以使他们日新月异,“媚”却也使他们从来没有一块自己耕耘和浇灌的土地。 。 想看书来
我已不能,让青春连着陆地(2)
少女时代的记忆令人羞耻:我曾多么嫉妒同班的鹿鹿,因为她的爸爸在日本,每次回来总能带给她带回来洋娃娃和连衣裙。我甚至嫉妒她的父母离婚,印象里离婚也是个带有舶来色彩的词语。九十年代初,离婚还是一件时髦的事。我还嫉妒我的表姐,因为她有一个从火车上认识的丹麦笔友,他们用英文通信长达十年。丹麦。我可能把她的这位笔友和安徒生童话里的人物混为了一谈。多年前我曾在一篇随笔中表达了对父亲浓烈的爱,说他很开化,甚至骄傲地说,他是一个在八十年代末期就会自制蛋黄酱做沙拉的人,还会煮香浓好喝的咖啡。难道这些,就是我依恋父亲的原因吗?沙拉和咖啡真是收买人心。而我对那位小学老师的喜欢,可能是因为他给我们讲了《麦琪的礼物》,故事中的圣诞节交换礼物的情景让我迷恋。在我最初的小说中,开篇写道:“我的中学对面是一座教堂……”,是的,这是真的,那时候我每天都会注视它,幻想里面住着一位像《巴黎圣母院》中那样的丑陋而善良的敲钟人。哥特式的建筑吸引着我,那时候习画,背着画板去教堂后面的草坪上写生,故作忧伤的少女,这样的画面可能比绘画本神更吸引我。可是我为什么从来没有注意到中学后面的菜市场以及萧条的国营商店呢?
我养过几只染成彩色的小鸡,绿色的叫格林(green),白色的叫怀特(white),灰色的叫布朗(brown),只有绿色的活了下来,小鸡格林陪了我很长一段时光,还好没有陪到读村上春树的时代,不然也许它要改名叫绿子了。我们以听打口碟读杜拉斯为骄傲,标榜品味,这简直是我们的爱好,80后的最初的文学创作中,充斥着各种外国品牌,乐队以及电影。仿佛当我们说出卓尔不群的品味时,就已经是一种创造。是的,整个青春期,鉴赏力代替了创造力,制造出繁盛的幻觉。
现在,我已经走出了对舶来事物艳羡的时期,试图摆脱多年被它们牵制带来的疲倦。这时才发现,内心最嫉妒的,也许是70年代人的青春。他们的青春里,充满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色彩,试图通过自己的力量,改变世界。他们的目光落在自己和自己脚下的路上,而不是那些遥远而繁华的地方。但我们经历了“媚”的许多年,它没有带给我们任何力量,而是使我们变得更虚弱和自卑。改变世界?这样的话题太浩渺了,眼下我们只是担心不要被世界远远地抛下。
念初中的时候,住在大学的家属院,临街的楼,隔一道墙,外面有许多饭馆和小食摊,晚上九十点钟,生意最好,四月一到尤其热闹,当年要毕业的大学生,已经开始为了告别而聚会。小桌低矮而颤颤巍巍,大学生围坐一圈。唱歌,高喊,把啤酒瓶摔得粉碎。带着几分醉意,他们拥抱或者扭打起来。有人说出了埋藏的爱,有人泯去了心中的仇。他们唱着诸如《水手》,《一场游戏一场梦》,《大约在冬季》那样的歌,唱着唱着总会哭了起来,哭得撕心裂肺,好像要经历的是生离死别。也许他们已经有了某种预感,这个质朴而单纯的时代正在渐渐远离,他们和他们的理想终将分道扬镳。
我看到过这一幕吗?没有,从来没有。作为一个对前途在意,对自己负责的好孩子,那时候我已经躺在床上,被毛绒白兔和长颈鹿簇拥着,沉入乏善可陈的梦境。可是在梦里,他们的哭声一定惊动了我。我或许是被拣选的见证者,所以有关这些,我都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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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会的语言,我从未抵达(1)
大都会的语言,我从未抵达
文/小饭
在十八岁之前,我一直生活在上海的近郊,我见过羊站在马路上拉屎,我奶奶在屋子后院里养着几只老母鸡,我们那儿的人结婚,要搭上大棚,摆上酒,喝上整整两天,我是在田地间跟那群伙伴奔跑着长大的。
尽管我们也会以“上海人”来自诩,但是春游或者秋游的时候,老师们却会站在讲台上说:“我们要去上海,去大世界里照哈哈镜,去少年宫走勇敢者的道路,去西郊公园里看大熊猫……”,当时能够去一次上海确实会让我们这些乡村的孩子感到满足,而国庆节的时候如果能够被爸爸领着去外滩看一次灯更是了不得的事情,买回来的风车能够摆在床头摆好几个月。
小学时,邻居的小伙伴转学到了上海,下一个暑假他回来的时候继续跟我们一起打弹子,但是他满口的“上海话”让我们觉得很古怪,这是我们这一群孩子第一次知道原来“上海”和“我们这儿”真的是有区别的。我们挑衅地质问他:“你的发音软绵绵的,就像个娘娘腔!”他抓抓脑袋没有理睬我们,于是我们继续问他到底大城市是什么样子的。“房间小,人特别多,他们走路都很快……没有拖拉机……”他想了半天以后告诉我们这些答案。
我对他心怀嫉妒,那时我对上海的感觉,大约就像现在我对东京纽约巴黎的感觉是一样的,南京路上潮水般的人流,通宵不灭的霓虹灯,外滩的钟声,坐在黄浦江边喝咖啡谈恋爱的人,就像广告里说的“电视上常看到,但我从未抵达”。我知道我以后是要去上海的,为此我原谅了这个小伙伴满口软绵绵的陌生的上海话,我也原谅了高中时班主任的过分严厉,同学们的过分冷漠,我原谅他们,是因为我知道只要熬过这段黎明前的黑暗时期,我就能够离开我生活了十八年的乡下。我依旧怀念院子里的桑树,怀念过年时奶奶炖的老母鸡汤,怀念静谧的长满杂草的街道,以及拥挤吵闹的小网吧,但是我一直知道,我是要去上海的,虽然我并不知道上海吸引我的是什么,上海能够带给我的是什么。
高考结束后,我考进了一所上海的重点大学。叔本华说生活就像是钟摆,从一头的无聊来到另一头的痛苦。我没有想到这个大城市提醒着的是我的自卑,不是我的面貌如何粗鄙,而是我有一颗柔软而敏感的心。
先是地铁,我始终记得第一次坐地铁,是跟一个上海同学在一起。我紧紧地跟在他的后面,学着他的样子去买票窗口买票,我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唯恐被他看出来我从未坐过地铁。但是在检票口的时候他突然就过去了,我没有看清楚他的动作,于是我被卡在了那里,眼睁睁地看着两边的人如潮水一般地没过我,而我的这个同学扭过头来,疑惑地望着我,这无动于衷的目光顿时让我感到无地自容。
然后是寝室里同学们刚刚相熟起来的时候,有一天他们讨论起高中时代学农的事情。而“学农”对我来说是多么奇异的一个词语,我本身就是一个在乡下长大的小孩,当城里的孩子看到种在田里的棉花大惊小怪的时候,我怎么跟他们形容,我的童年就是在拖拉机开过的田埂间长大的。而一个同学说起他学农的那个农场,不就是我小时候天天上学时都要经过的么,他们千里迢迢地跑到我家隔壁的农场里来学农,满是兴奋地闻着傍晚焚烧树叶的气味,这是属于我童年记忆的秋天气味,我却不知道为什么,很难启齿跟他们说起这些,直到有人问我:“喂,你们是在哪里学农的?”我就假装拿着一个脸盆去水房里洗内裤了。
但这一切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我的口音,一天我向街边一位中年妇女询问一辆我要乘坐的公交车站在哪儿时,我习惯性用本地话(上海郊区话)去表达我的诉求,询问了好几次,得到的反应却是那个妇女不耐烦地背过身,仿佛在说:一个乡下小孩!当时我非但口音很乡下,整个人的打扮也很乡下,布鞋,运动裤,小平头。 我可以变换自己的发型,我可以去淮海路的专卖店里买跟他们一样的衣服,我可以听他们听的音乐,看他们看的电影,却没有办法改掉自己的口音。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大都会的语言,我从未抵达(2)
说真的此前我一直以为我说的话是地道的上海话呢,这里面有一个误解,那就是我能听懂上海话,于是我就自然以为我说的也是上海话。有一次我还天真地教授一个江西同学如何说上海话,我记得我教他的是“龙虾”的发音,我们家那儿的本地发音“虾”是闭口音,我刚刚教了一句,就有一个同学突然跳出来反对说:“别误人子弟!”那个人跳到我跟我的“学生”中间说:“龙虾的虾,是这么念的,huo,嘴巴保持o字型。”就是这位纯正的上海同学纠正并阻止了我向那个江西同学的教导。天知道,他因此与我结下了梁子,我跟他在大学四年里都对着干,抢女朋友,争当寝室长,明里暗里都说过对方坏话,有几次还差点动手。难道这一切的一切,仅仅是因为他在最初纠正了我的上海话?有时候我也这么怀疑自己。
还有一次在朋友家里打牌,她家里刚刚装修完毕,而装修工人恰恰是我的同乡。当我们热切地讨论牌局时,她忽然转而向我描述装修工人是怎么说“我”这个字的,“浮浮浮”,她用牙齿咬住自己的下唇拼命模仿我说“我”的时候的样子,然后告诉我:“他们说话的腔调就跟你一样!”我相信现在她一定已经把这件事情忘了,在场的所有人大概都忘了,唯独我记得。很难说清楚当时的感受,笼统地说就是,难受。毕竟装修工人不是一个值得骄傲的群体,哪怕他们身上有值得骄傲的品质。
现在我已经放弃了,我只能承认自己在语言方面毫无天赋。有时候我听到那些外地或者乡下背景的人勉强说出洋泾浜的上海话,经常为他们觉得可惜,但这就是他们艰辛的蜕变。一次我遇见了一个从小在江苏长大的女孩,奇怪她的上海话说得那么好,她就回答我说:“你要敢说。”是啊,但我不敢说,我害怕,我太要面子,自尊,太敏感。反过来说,在人与人交往中,一些人需要赢得友善,一些人需要赢得尊敬,但我并不认为在一个以上海人为核心的群体内,一个并不熟练掌握上海话的人却必须用上海话交流,以图赢得友善或者尊敬两者之一,这种“献媚”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其实有时候,我还是可以分辨出他们或者她们的影子来,哪怕在淮海路的人流中,在繁忙交错的地铁线路中,在街边的星巴克里面,我还是可以分辨出那些人的影子。他们或许也有一个乡村式的童年,他们家的后院里也养着老母鸡,他们操着各种口音从各种开着拖拉机的田埂间奔跑出来,然而现在他们把自己纷纷藏匿起来了,怀揣着大都市的梦想,把自己藏匿在大都市里,唯恐被发现,自己与那些城里的孩子有不一样的地方,不愿意张口说话,唯恐被戳穿,唯恐被人问起:“嘿,你是在哪里学农的?”他们没有学过农,他们从小就知道棉花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他们跟我一样,被莫名其妙地往那些繁华的都市里吸引,繁华,更繁华。我能够从人群中分辨出他们的影子,我与他们惺惺相惜。
如今,为了获得心灵的平静,为了不再自我怀疑,为了没有心理上的厌恶,我始终拒绝说上海话,而让我觉得最坦然的一个群体,就是“新城市人”的群体,他们与我一样,在念大学的时候来到城市,在念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坐上地铁,接着就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们说普通话,这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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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模特儿,我是香奈儿(1)
我喜欢华丽的昂贵的衣服,我喜欢摄影棚里面的闪光灯,我喜欢涂抹在模特脸上和身体上的闪粉,为了这些,一切都可以忍耐。
你是模特儿,我是香奈儿
文/茉莉
每次服装发布会结束以后,我总要坐在镜子前面花很长的时间卸厚厚的睫毛膏,卸妆水把眼泪弄出来,扯假睫毛的时候又会把真的睫毛也扯下来几根。刚才的我足够光鲜么,桃红色的miumiu皮鞋把脚后跟磨出了水泡,但是依然要死撑下去,这是攒了半年的钱买下来的,刚才我看到她们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最后停在了鞋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