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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是另有中原的歌舞。中国本来江南江北皆有灯市与扮台阁，而清末民初则因更有西洋的刺激在内，所以灯也越发晶莹，人也越发俊俏了。其后稍稍衰歇过。 现在又因抗战而活泼，且出来了新声，在江南的便翻出绍兴戏，而在黄河流域的则被采用为行军乐，因其有锣有鼓，街上陌上一路可以歌舞，而这亦就是后来“解放军”的秧歌舞的来源。
还有是西北边徼的民谣与土风舞，有从高原吹来的爽朗的风，普遍流行到了重庆的学校里。 这西北高原的歌舞有著汉民族早先的健康，不落中原与江南的繁文褥节，且与西洋的较为相通，而如此乃出来了戴爱莲的新歌新舞。抗战时的这一切，都使人觉得有一股朝气，好像是在辛亥起义刚刚不久的民国初年。
清末民初到底开了一代的新气运，现在抗战期的歌舞如花枝怒放，蓓蕾则还是彼时的。彼时的歌舞是京戏为主，以元气健旺的秦腔代替了形式美过于成熟的昆曲，且从缙绅的典雅解放，而从平民的活泼与直谅生出来清华贵气，这一点是不但京戏，亦是往昔的元曲与其后的绍兴戏之所以能兴起。民国初年还有山西河南山东的梆子大鼓亦更变得亮烈，这都是中华民族将有大事的行动美。彼时且又江南到处唱孟姜女，还有无锡景。孟姜女使人想像民国世界如同西汉当年，尚有哭长城的遗声在耳，新的天下的开创原来是为匹夫匹妇复仇。而无锡景则非常之谦逊，只是“小小无锡景呀，唱拨啦诸公听”。其实却有对于新时代新城市的得意，与汉赋洛阳，唐咏秦川，有相同处。
可是有了民间之乐，亦还要有雅乐。一代的歌舞当然是生在民间的，但非至出现雅乐则算不得成定，这和中国历来的治术在民间而上面仍另有朝廷，是一样的道理。例如诗经里，即是有国风又有雅乐的。民国初年的国歌，一只是“卿云烂兮”，一只是“中国雄立宇宙间”，都是华夏的正声，此外李叔同编的几只歌，亦皆沿承古乐，而采用西洋的新声，开了制作新的雅乐的风气。可惜北伐之后道丧乐失，惟有一只国民党的党歌，学校里唱的歌变得只是西洋的，舞亦是交际舞，雅乐还没有成功就中断了。此时民间自唱国产电影片的流行歌，倒是亲切新鲜，而且在民歌与雅乐之间，但总是瑟缩。 及至抗战，不但民国初年的民间歌舞好像夜来的花枝被晓风吹动，变得都是今朝的，且亦重拾起了民国初年雅乐的坠绪，而有新的发展，这就是后来中共的有些歌之所以居然能是很好的。有这样的江山无限，那抗战的八载光阴，真的迢迢如同千年。
而及至胜利，又真的好比是天亮了。重庆的人分批回来，飞机飞过的声音都变了是好听的。刚胜利时上海生意清淡，许多机关等待被接收，许多事情还要等一等，可是中华民国到底江山有主了。马路上是成群结队看热闹的行人，如同开戏游春。公司橱窗里的货色存底很贫薄了，可是有一份慷慨的新意，秋阳照在游人的衣裳，照在外面的天下世界，外面的天下世界也像这样贫薄寥落而有慷慨的新意。到得晚上，灯火管制解除了，小店铺里的电灯也晶滢耀眼，条条街上有霓虹灯写出V 字，大红的，翠绿的，浅蓝的。沿街播音机的歌唱也是新的，店里的伙计，街上的行人，都好比今天是除夕。
连各处小城镇上也响彻炮竹，打锣击鼓，小城镇原来是亦有小城镇的热闹的。乃至乡下，小学生的庆祝游行队伍在田畈里走过，锣鼓之声渐远渐稀，那清疏亦像迎神赛会。街坊邻舍有重庆的人回来了，那家里就好像办喜事，虽然经过八年战争种种不周全，但总之是份新人家了，那寥落贫薄亦不过是像新造房子未完工，才装置的门灯有一盏给油漆匠碰坏了，刚糊好的窗纸洁白如雪，也给小孩戳破了一处，但丝毫没有破坏的感觉。 而重庆回来的人亦这样胆壮气旺，可以慷慨的吃喝自己家里与亲邻为他办的酒席，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好日子刚刚在起头。
解放军兴废记
抗战时期的好天气好情怀，是比形势还大的东西，一直到了胜利后一年间它都在于国民政府这边，可惜好笋茁在篱芭外，变成了解放军，这要怪国民政府的篱芭太迫窄。
时代的气象的话似乎空洞，要曾经身当其境的人才会晓得。日本军初降伏时，沦陷区曾有豪杰之士早看到了重庆的人回来将会怎样，他心有不服，要在武汉起兵延阻接收，渐退保湘鄂赣边境三角地带，以待天下之变，可是见了那时真有天亮了的那种空气，清冷如新年，一个浩荡的世界正在开始，不可以人力智谋去干涉它，他也只得罢了。那时是连中共亦被慑住，毛泽东才不得不应邀去到了重庆，因为马克思主义那样的东西只可以深夜里在丛祠傍篝火狐鸣，而那时则是青天白日。
可是国民政府胜利回来第一就办汉奸罪，中华民国的新气象在于重庆来人成了只是骄傲气焰，程度至于连沦陷区的人民都被征服，被看作应当抱愧带罪的伪民，他们刚才遍地放炮竹打锣击鼓庆祝是白欢喜一场。从来得天下在能受降。前此湘军即能受降太平军，后此解放军亦能受降国府军，惟独这次国民政府对汪政府的人犯了杀降不祥的大错。 其实抗战之所以胜利，岂单单是大后方的功劳？
胜利后的国民政府如此不乐，连灯市会市都怕引惹路人观看，影响治安，像温州城里三月三栏街福，五月五击鼓划龙船，行政专员公署都下令禁止。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真不知堂堂国民政府何以要自居于向隅之戚，且要民间也陪他不乐。而后来解放军打锣击鼓渡长江，便好像是端午节的划龙船，国之利器不可以授人，何况礼乐的乐是一代的气运所在，怎么可以这样的授给了共产党！但是国民政府失落了什么东西他亦自己不知道。从来失江山，都是先失了山川佳气。
中国史上的好朝代皆是兴于乐、立于礼，礼是制度之节合于乐之和，故对制度而言，是成于乐，而礼乐并言，则亦可说是成于礼，如武王作乐，但至周公制礼而后乃成定。国民政府胜利了后失了乐，他亦就无可以之提高制度使之成为礼，而且他连单单建设新制度亦不能，这就被人看得他是没有作为的了。
中华民国的新制度原在抗战时期已有出现，胜利后亦惟须依顺这自然的现象与趋势而成定之，便是一代的典章文物了。可是国民政府都不做，亦惟在惩办汉奸与防共反共。例如减租减息，战时已是既成事实，胜利之后若要像北魏时的制定均田或分田，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但国民政府对于这样的事连态度办法都一点不表示、所以农民去投了解放军的。
又如劳资关系的平等亲善，及扶持中小企业的活泼健康，皆在战时已有这样的事实，胜利后只要顺以立制，可以比美国给日本败战后行的革新更好更自然的，但是国民政府亦不做，而惟欲恢复战前造作的银行资本独裁及运销统制。胜利后法币连续暴跌，成了国民政府败北的主因之一，虽然不无物资短缺之故，其实还是由于民间产业在战时的活泼又被这些统制政策阻塞隔绝了。
其他如中央地方、朝廷与士，亦皆战时己出现了新关系的，可是胜利后国民政府又惟知恢复战前造作的中央集权，因缩军整编的不公平，而有傅作义的以华北降兵，及在武汉桂系军的不合作。战时的参政会，不管其制度如何，它到底是有“天下事与天下士共之”的意思，且性格近于历朝开国英主的幕府，但胜利后参政会成了国共的调停者，这就失却它的幕僚性格，又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来代替参政会，都是太落实于民主的做法。说幕僚似乎对士不敬，但这不是家臣而是王佐。只要有王者兴，即起兵时士在幕府，开国时士在朝廷，至于幕府的形式，则为孙中山先生时的国民党部或大元帅府，或抗战时的总司令部与参政会，皆无所不可，朝廷的形式，亦为国民政府或其他，皆无所不可。又幕府与朝廷采用民主制度或否，亦随时势与事理之所宜而无所不可。但以士为调停人，则已是上无王者，士遂无所归了。无王者亦无朝廷，国代选举亦虽有民主，而政府惟是朝廷的代用品，又如何能为天下贞观呢？
清末民国以来，中国的传统文明与现代西洋接触，民间已能极自然的把来融和，使外来的东西亦渐渐成为自己的了，又经过辛亥起义及对日本抗战这几桩大事，民间亦生出了新的行动美，胜利之后，定一代的情意仪节，且使之生动繁华，这不是士的事更是谁的？但当时的文化人的惟知闹民主，这是因为他们的情意散失无归。 惟这仍是国民政府要负更大的责任，士本来只能是王佐而不能是王者，时无王者，所以他们才破落而为民主同盟的。
胜利后国民政府是根本不知治道与治术，而惟欲恢复战前造作的统治权，以致政府与民间亦不能相安相信。抗战时政府与民间的关系很疏朗的，胜利后却又变得防民如防贼，强调保甲组织，加严思想管制，而且与民争利。防奸防谍，抗战时是因光天化日之下，倒反可以不怎么严，而胜利后竟防谍变成了防民。保甲是兵制之一，现在却用来代替地方政治。思想管制更是徒招愆尤而无丝毫效验，因为国民政府的做法是不顾民意而顾舆论，办汉奸罪，办日本战犯，开协商协议，皆是为要顾到左翼的舆论。
立国有大信，国民政府却总被人疑。他的对美外交路线大体并不错，但国人总觉得中华民国的身份不明。他对于知识分子要算得厚待，因为统制得没有标准，言论其实倒是很自由的，而且学生免费与救济物资的配给很多，可是他们亦从不感激。而一般民间是亦不听知识分子的批评，亦不理国民政府的说明，单觉得总之是不对，这才是人心真的离去了。而如此乃起来解放军。
解放军之与中共，是犹如太平军之于天父天兄教。中共从在江西瑞金时造作无产阶级的红军、逃到延安时只剩下一万多人，抗战时避红军之名不用，改称八路军新四军，才亦随国府军而开展，胜利后又改称解放军，才与中国历朝民间起兵的传统相接，它原来不靠主义，而是民间的大志荡荡莫能名，遂挟遍地的秧歌舞而来了。
解放军最是它还在当游击队的时候有光辉。 江南雁荡山，山头红霞落日，暝色青森，外面天下世界正在发生大事。解放军约三五支队从白溪而来，个个是年青小伙子，脸红红的好血色，两个步哨走在前头，过见畈上肩犁赶牛回家去的农人，溪边洗衣洗菜的女子，都含笑问候，夜饭吃过吗？答说吃过了，或说还在煮呢。而村人亦就在桥边观看后面的队伍走过，数数是一百三十余人。
队伍分散到了村人家里，他们只寒喧家常事，帮同挑水做饭，比自家子弟还规矩听话，有亲情礼意。他们是村里人家的宾客。他们并不宣传主义，连时局亦不分析，而只说旧朝代要没，新朝代要起了，乡下人听了虽或有不懂之处，亦皆点头称是，此乃主客之礼远比意见要尊，而且他们亦真的都懂得了。民间只晓得民国世界要大乱，而眼前这班年青客人是这样的好人，这就是天意民心向了他们。原来要得民心也像得爱人的心，你尽管让她口头上游移，只要她心里肯了就好的，而亦要是这样的才美，若必定拉住她硬要她说“爱”，宣誓信奉你的党与主义，她一脱开手又要笑说“不”的，而你若再闹，她就真的要生气了。
那三五支队伍因是生在民间的这份私情里，便好像盘妇索夫这出戏，连近在咫尺的国府军怎么亦搜索不到他们，他们竟然堂堂来去，何尝是靠的什么军事秘密。中国民间就有这样刁，而三五支队亦因得其掩护，所以能与国府军斗智捉迷藏，兴头得那样儿。
北来的解放军才渡过长江，这里三五支队就解放温州，早一个月他们已叫了裁缝在乡下做好蓝色中山装，这天便穿起新衣裳进城，因为这天真是个好日子。于是瓯江边击鼓划龙船，街上陌上遍地秧歌舞，学校工厂商店都展开学习。说要依靠群众，像佛法僧三宝，佛即是法，法即是众，大家同是龙华会上的人了。说要向现实学习，而这样生于现前的人事风景里的亦真乃福慧双修。
因为是这样的好日子，不可有悲哀。有的女子填写解放军发给她们的自白书，从幼年写起，她们想到一生做人不出头，多少委屈无人知，如今才像见了亲人，而且知道了自己是好的，便都哭泣起来，“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难得在知音”，她们就这样收了涕泪去参军了。
初期解放军的好作风，连中共的中下级党员亦个个都是人才，都清洁英爽，有一代人的照胆照心。这并非共产党的东西，过去如太平军初起时即亦有这种好的。而其为王师或贼兵则还要看后头。 初期解放军的依然是抗战时中华民国的好天气好情怀，他们说共产、道民主，是像海涅诗里莱茵河畔的女子、“她们以虚伪的词句，歌唱她们真实的感情”，中国历朝的民间起兵皆是这样的道字不正娇唱歌。
中共的胜利是利用民间起兵，并非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他得了军事胜利后才来造作的。这都有事实证明，一、初期解放军的纪律非俄国革命时红军所能及，便因解放军不是阶级的，所以亲民，而红军则是阶级的，有隔膜与仇恨。至于东欧卫星国及北韩，他们更没有过解放军初期的那一段辉煌。解放军的民间起兵，与所谓军事共产主义是性格根本不同的。
西洋革命亦不能有秧歌舞。本来汤武革命自是中国的，用来翻译西洋的Revolution并不对。Revolution是黑夜里的火把只照见凄惨决裂的脸，如马赛曲：“呜呼，法人甘为奴隶死，岂曰侥幸事可为，忍无可忍乃出此！”又如国际歌：“起来，全世界的奴隶！起来，全世界的罪人！”都不像秧歌舞的活泼阳气喜乐，秧歌舞不是阶级社会所能有，而惟生在中国有灯市台阁的广大民间。 二、西洋阶级社会从来亦没有过民间起兵，中国历朝民间起兵皆是州郡并动，这次解放军亦几于有征无战，国府军纷纷闻风响应，而俄国当年则沙皇的兵会响应革命，但将领无一起义者。阶级的革命又如西班牙内战，资本家与地主站在弗朗哥这边必斗，而中国的资本家与地主则一斗亦不斗，反与众人兴兴头头的谈论还在遥远地方的解放军。还有西洋的革命，小资产阶级总是意见纷歧，只倒向优势的一边，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则当解放军远比国府军势弱时就已普遍寄与同情，他们何尝是什么小资产阶级？而上海及各地的工人，亦没有比资本家地主或知识分子更热烈，他们竟没有过一次为声援解放军的罢工。彼时国人普遍对解放军有好感、西洋革命史上便无此例，这因西洋人的感情与真理是阶级的，中国的则是平人之情、平人之理，心之所同然可以通于天下。
三、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明白说是要无产阶级革命，中共则从江西逃到延安后宣称放弃阶级斗争，去了苏维埃之名，改称红军为解放军，不再说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国有，而说劳资两利，减租减息分地，这原是欺骗，可是人民就很欢喜，连解放军与中共的中下级党员亦皆信以为真，这何尝是什么阶级意识？俄国革命时共产党要节制工农的斗争，以免破坏过重，中共则解放到一处，要由党部去发动工农的斗志，而工农仍时时想要与资本家及地主私下里讲和。
要等解放之后，中共才来发动斗地主恶霸，以及三反五反的斗争，此皆为俄国革命所无，即因解放军的原本不是阶级革命，中共却硬要把它转变成阶级革命。苏俄当年亦没有像中共的要儿女杀父母，妻子告发丈夫，因为惟独中国有伦常是与阶级斗争不两立的。中共的所谓洗脑，其惨酷程度亦为苏俄或其东欧卫星国或北韩所还不及，凡此皆因中国有西洋阶级社会所无的文明最是共产党大敌。
大陆解放之后半年，解放军即已堕落为中共军，大陆亦由解放变成了是沦陷，所以国民政府才在台湾又能站住，及至参加韩战，惟靠组织与武器，中共军与北韩军简直没有两样了。但解放军初期曾经有过的好天气，则将来◎◎时在我们身上仍要再现，可比太平军所曾有过的好空气移转到了湘军身上。
中国文明今正受著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试验。希腊神话里仇恨的化身米迪亚赠给新娘一件袍子，染有半马人的血的，起初于阴暗处看在身上也高贵华丽，叫人的心都动了，但过得一会儿出去见了日光，它就发火，缠住身体烧起来，虽父子夫妻亦救不得，共产主义便像这样的缠绕在斯拉夫民族身上焚烧，于今将近四十年，老一辈人渐渐死尽，新一辈人被完全从历史切断。但是在中国，不及十年必可解脱它。
伐共建国
伐共要等第三次世界大战，还有数年。
上次大战后，苏俄利用掠获物来建设，美国亦利用新地位来再造西欧及亚洲的秩序，各在半个世界经营。 但至一九四九年，路就走尽了，苏俄生产力的增加率低落，美国的景气后退。遂有中国大陆的沦亡于共产党，及封锁柏林，而且发动韩战。美国不知苏俄野心的底止，且怕军扩经济不能长此下去，马歇尔计划终结，北大西洋防卫计划及建设欧洲军计划亦难推进，所以杜鲁门几次发令都很冒险，艾契逊的言谈亦老是暴躁不安。而史大林亦怕美国这种举动可能一旦触发大战，双方耽耽相视，全身竖起毛来，非常紧张，彼时没有闯成大祸实在是侥幸。
艾森豪政府上台的头半年里，大战的危机曾到了顶点，美国强硬到一步亦不让，且要废弃秘密协定，逼苏退回到上次大战以前的界线。可是现在这危机已过去了，因为美国与苏俄又皆有了新安排。
美国的景气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