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园伞！闭馊梦疑羁痰馗惺艿搅似肼炒蟮厣铣ご蟮娜说哪侵执酒佑牒竦赖谋旧：罄次页Ｏ耄椅裁雌伊艘桓鼋憾腥俗骼瞎隙ㄊ呛Ｑ嗟脑颉�
在我对大学生活的记忆中，最难忘的是在一个天寒地冻的日子。那天，别人都去被暖气烘得暖暖的教室上课了，我与海燕不知道是哪根神经出了点毛病，竟然决定逃课去圆明园。那天在呼啸的寒风中，我们俩骑着车，在京城的西郊奔走着，也许是因为天气太冷，一路上人影稀少，只有风吹着零星的落叶到处飘着，显得异常的凄凉。那个年纪的我们心中，西部就意味着浪漫传奇、无拘无束。
来到圆明园，我们在冰冻的福海中迎风奔跑着，还大声地念着当时颇为流行的西部诗人杨牧的作品。此时此刻，荒凉而旷大的圆明园只有呼啸的风声和我们两个疯丫头的喊声和笑声。这时我们觉得自己非常浪漫而且伟大。
然而回来后，我们却为我们的浪漫行为付出了代价，我们都得了感冒，我还发了烧。祸不单行，那天的古代文学课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测验，据说要占这学期1/4的成绩，我们一听就立刻跳起来。好不值啊，以后我们考得再好，也只有75分的成绩了。为此我和海燕很长一段时间都无精打采。
海燕还有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她的那位姓黄，温和、宽厚和仁慈，但不知怎么的被我们宿舍的人戏称为“黄埔江”。“黄埔江”浙江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北海舰队，是海燕父亲的下属。有一次放暑假，海燕到舰上看父亲认识了“黄埔江”而一见钟情。每次“黄埔江”到我们宿舍看海燕，海燕总是乐得嘴咧到耳根，两个眼睛笑眯眯地成了一条缝，这时我们总是没大没小地拿他们俩开玩笑。不过即使我们玩笑开得过分，海燕仍然是没脾气，总是乐呵呵的，一副幸福得不得了的样子。
大学毕业后海燕跟着“黄埔江”去了浙江杭州，她经常写信告诉我西湖有多美丽，那里还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那时候，我对北京我们的首都一天到晚总是人来人往的热闹很不习惯，非常想逃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我便向海燕说，我尽量争取到杭州来。然而命运的阴差阳错，使我到了更为热闹的广州。
在广州的日子里，我总是想念我们的718，718真像是我们的摇篮，我们成天在里面迷迷糊糊地睡啊睡。大一时，720宿舍总是热热闹闹的，她们非常欢迎男生去作客。然而我们不行，我们都怕吵，热情的男生来了，经常被我们三下五除二地打发走。何况男生来718从不敢多呆，因为我们几个人都有关蚊帐的嗜好，男生们以为我们在睡觉。那时的男生比现在的男孩子脸面要薄，少有能在受了冷遇后坐着不走的。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蚊帐里并没有睡觉，有时是听音乐，有时开着若明若暗的台灯在看书。躲在蚊帐里看书，尤其是雨天，绝对是人生一大享受。然而正是这种享受搞得718有好几个人神经兮兮的。比如阿萌吧，她附庸风雅地读了不少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东西，弄得自己也稀里糊涂，颠三倒四地把家里那只猫叫黑格尔，那条哈巴狗叫费尔巴哈。又比如阿洁吧，晚上灭灯了还点蜡烛看书，不料睡着了，蜡烛倒了，蚊帐燃起来，要不是对面床上阿卉惊醒，我们可爱的睡在上铺的“睡狮”海燕该在“烈火中永生”了，阿洁自己也会成为“火凤凰”了。
我们718从来就没有布娃娃，没有明星照，从来是素面朝天。而720则是另一道风景线，她们的宿舍永远是花红柳绿。她们还极会生活，五六个电炉做饭，经常搞得楼道里香气四溢，引诱得我们趁她们不注意，飞快地偷点什么来吃。
我们班的男生评价说，718的女生不适合做老婆，没有一点女人味，又不会生活，哪里像人家720的，天生都那么温柔，那么善解人意，那么会生活。说得我们一个个怒目圆睁，我们会冲着他们说，别自作多情了，谁说要给你们做老婆，我们还想要老公侍候哩。我们这个宿舍的大多数人都有一个无可救药的毛病，那就是懒。我觉得我可能是最懒的，因为懒，我永远赶不上第一节课上课的铃声；因为懒，我永远吃不上热热的玉米糊，还常买不到最爱吃的鱼香肉丝。看着别人吃得津津有味，我曾发誓以后下课再也不磨磨蹭蹭，然而一下课看见别人拿着饭盒不要命地冲锋陷阵，我就对自己说，得了吧，鱼香肉丝我也不吃了。我的这种没有一点竞争精神的毛病，也许懒就是根源。
大学女生（2）
二
大一、大二时，我们718没有电炉，不是因为我们守纪律是因为我们懒。不过我们有加热器，我们因睡觉看书耽误了吃饭就用加热器煮面条。因此我们成箱成箱地买方便面。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以为学校里肯定有不少像我们这样的懒虫，于是给她们建议是否该去批发点方便面来卖，为718创收。然而她们都异口同声地讨伐我说你那么懒还想赚钱，于是我只好闭上了嘴。现在我的同学给我来信时，提起这件事还忘不了要挖苦我一番，她说难怪这么有文化的京城留不住你，非要跑到那个铜臭十足的广州去。其实上学时你就在琢磨做生意了，你是一个十足的财迷。他们一口咬定我是想钱想疯了才跑到广州的。
我说冤枉呀，我都不知道是怎么稀里糊涂地到了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在这里我一直是清清白白地以文字为生，即使是在商品经济如此发达的地方我也从来没有动过心思去赚点钱。
等到大二了，我们看720的人个个带着男朋友花枝乱颤地出入于舞会及各种交际场所，我们才反思是不是我们的生活太单调了，尤其是有两个年龄较大的劝说我们不要成天这么稀里糊涂地把“终身大事”耽误了。虽然我们718的人不乏追求者，然而那时我们都认为幸福要靠自己去寻找。于是有人建议去跳舞，但立即被我和阿萌否定了，我们掷地有声的理由是：舞会是别有用心的男人与心怀鬼胎的女人厮混的场所，是堕落的根源。
其实我们真是太天真了，太“文艺”了，以为那种自然而然来的爱情才是纯洁的。直到大学毕业了我们宿舍的人才痛心疾首地认识到舞会能充分展示女性的魅力。你想想本来是平平淡淡的五官，经过那么精心的左描右绘，在五彩缤纷的灯光下怎能不放出灿烂的光芒？本来已算苗条的身材，穿上了飘飘的衣裙，再随音乐翩翩而舞，还不把人迷死。
后来高年级女生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舞会不过是寻求爱情的一种手段，我们也忙点头称是。确实在大学“象牙塔”里的舞会还是比较单纯的，在那里产生纯洁的爱情不奇怪。在我的记忆深处，在大学校园里有一对形影不离且十分相配的情侣——法律系的“小红脸”与我们系的“小细腰”。听“小细腰”班上的人说，他俩就是在舞会上相识的。那时我们宿舍的人听了哼哼说，舞会上成的，别看现在多好，一毕业准散。“小细腰”是上海人，早一年回去了，我们以为他们的故事就到此为止，因为“小红脸”是出生于吉林农村的村姑。除了一张红红的脸蛋外，没什么自持的了，大上海的“小细腰”还会要她吗？后来让我们大跌眼镜的是，第二年她与我们一起毕业时，“小细腰”从上海来接她，据说她分在了上海公安局。于是我们才感叹参加舞会的也有好人。
不过也许是观念问题，现在我对舞会依然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依然觉得在昏暗的灯光下，两个不认识的男女搂在一起多不好意思。这也许是我们在那个新旧交替的年代所留下的后遗症。
后来我们的生活又增加了新的内容，让我们把什么狗屁舞会抛在脑后。发生了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是由我们的阿米引出的。有一天，阿米，一个品味很高的北京女孩异常兴奋地告诉我们，她发现了一个特棒的男人，那就是我们的外国文学老师，我们立即为她的发现而欢呼。那老师在当时的我们看来就像著名的哈姆雷特。他是我校全国著名学者的儿子，刚从英国读完博士回来。该同志气质绝佳，上完课不像其他男老师有话没话找女生聊。他总是非常忧郁而孤独地在吸烟。
他的忧郁让我们总是想入非非。他是不是有一个很不幸的爱情故事，是不是被没心没肺的恋人抛弃了，才找了一个平庸的女人结婚。这个女人最好是像北京随处可见的被人称为“胡同串子”的女人，品味低下，而长相丑陋，这样我们班的女生就会有戏了。我们也猜，他爹是个老古董，很可能他还在肚子里就被指腹为婚，于是在英国学了外国文学的浪漫的他感觉这种姑娘一点也不浪漫，便感到万分痛苦。反正我们都凭着我们中文系女生的想象而随意想象他的不幸的爱情故事。
因为这位老师，一上外国文学课，我们中不少人改掉了无可救药的毛病——迟到。我们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占据了最好的位置，装模作样、目不转睛地听课，下课后又找些鸡毛蒜皮的问题去问那位老师。后来在黑夜灭灯后的“卧谈会”上我们又热烈地讨论，谁有实力去把这位老师勾到手。我们都知道，他眼神忧郁、不幸福，肯定和那个没文化不漂亮的老婆有关。有一天晚上，阿米激动地说，如果我得到了他，一定要让他每天都精神抖擞地来上课，喜笑颜开地回家。
然而阿卉带来的不幸消息给了718以致命的打击，她说，那位老师的老婆是电视台一位出色的节目主持人。心急的阿米，立即跑到男生宿舍，不管那些正在看足球的男生反映如何，噼里啪拉地把电视频道乱换一通，终于见着了我们想象中的“黄脸婆”，惊叹她竟是个大美人。最后沮丧地回来说：完了，没戏。于是这件事在718宿舍再也没人提了。只是许多年以后，留校的阿米，又沿着那位老师当年求学的足迹去英国念文学去了。不知道心中是否还存着当年的情结。
不过，我们的718也有很可恶的事情。一次，在蚊帐中睡觉的我已醒来，但明子她们以为我不在便很刻毒地谈论我，说班上有两位男生因我而从好友变成怨友，说我是祸水，说得唾沫乱飞。其实这完全是道听途说，无中生有。其中的一个男生，我觉得他还挺像孩子，一说话就脸红，我想他要是来追我的话，肯定怕我把他给吃了。当时我可能气极了，立即从蚊帐里蹦出，破口大骂，把他们都骂傻了。等我痛快淋漓地骂完，大笑一声出门而去，很是解气。
三
大三时，我们718团结的阵营，由于几个异性的闯入而宣告解体。毕业时我们还对那几个男生恨得咬牙切齿。他们不仅破坏了团结友爱的小团体，而且搞得我们的718再不能像一个幽静的摇篮一般，让我沉睡其中。对这一点我们既愤怒，又无可奈何。女大不中留嘛。
春去秋来，大学四年竟然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我们有些遗憾我们在一起还没有玩够，我们还有许多宏伟的计划没有实现，我们还有那么多的地方没有去，还有那么多的架没有吵。
然而毕业时，我们718女生欢天喜地地唱着平时我们最爱唱的歌：“到了毕业的时候，都要说再会，海阔天空任鸟飞，何必再伤悲……”718就是718，不会像其他宿舍女生那样哭哭啼啼，我们是乐观而悲壮的。因为我们知道，前面路正长，夜正长，我们还有再见的时候……
灯光
临离去之前，我从残破的窗纸漏孔中向老师的小屋里望了望——迎着我的视线，昂然站在案头的，是那盏油灯。
我曾在深山间和陋巷里夜行。夜色中，有时候连星光也不见。无论是山怀深处，还是小巷尽头，只要能瞥见一豆灯光，哪怕它是昏黄的，微弱的，也都会立时给我以光明，温暖，振奋。
如果说人生也如远行，那么，在我蒙味的和困惑的时日里让我最难忘的就是我的一位师长的窗内的灯光。
记得那是抗战胜利，美国“救济物资”满天飞的时候。有人得了件美制花衬衫，就套在身上，招摇过市。这种物资也被弄到了我当时就读的北平市虎坊桥小学里来。我曾在我的国语老师崔书府先生宿舍里，看见旧茶几底板上，放着一听加利弗尼亚产的牛奶粉。当时我望望形容消瘦的崔老师，不觉想到，他还真的需要一点滋补呢……
有一次，我写了一篇作文，里面抄下来了冰心先生《往事》里面的好几个句子。作文本发下来，得了个漂亮的好成绩。我虽很得意，却又有点儿不安。偷眼看看那几处抄来的地方，竟无一处不加了一串串长长的红圈！得意，从我心里跳光了，剩下的只有不安。直到回家吃罢晚饭，一直觉得坐卧难稳。我穿过后园，从角门溜到街上，衣袋里自然揣着那点像“赃物”的作文薄。一路小跑，来到校门前一推，“咿呀”了一声，还好，门没有上闩。我侧身进了校门，悄悄踏过满院里古槐树上洒落的浓重的阴影，曲曲折折地终于来到了一座小小的院落里。那就是在住校老师们的宿舍了。
透过浓黑的树影，我看到了那样一点亮光——昏黄，微弱，从一扇小小的窗棂内浸了出来。我知道，崔老师就在那窗内的一盏油灯前做着他的事情。当时，停电是常事，油灯自然不能少。我迎着那点灯光，半自疑又半自勉地，登上那门前的青石台阶，终于举手敲了敲那扇雨淋日晒以至裂了缝的房门——
笃、笃、笃……
“进来。”老师的声音，低而弱。
等我肃立在老师那张旧的三屉桌旁，又忙不迭深深鞠了一躬之后，我觉得出老师是边打量我，边放下手里的笔，随之缓缓地问道：
“这么晚了，不在家里复习功课，跑到学校里做什么来了？”
我低着头，没敢吭声，只从衣袋里掏出那本作文薄，双手送到了老师的案头。
两束温和而又严肃的目光落到了我的脸上。我的头低得更深了。只好嗫嗫嚅嚅地说：
“这、这篇作文、里头有我抄袭人家的话，您还给画了红圈儿，我骗、骗……”
老师没等我说完，一笑，轻轻撑着木椅的扶手，慢慢起身，由靠后墙那架线装的和铅印的书丛中，随手一抽，取出一本封面微微泛黄的小书。等老师把书拿到灯下，我不禁侧目看了一眼——那竟是一本冰心的《往事》！
还能说什么呢！老师都知道了，可为什么……
“怎么，你是不是想：抄了名家的句子，是之谓‘抄袭’、‘剽窃’，为什么还给打红圈圈？”
我仿佛觉出，老师憔悴的面容上流露出几分微妙的笑意；心里略松快了些，只是点了点头。
老师真的轻轻笑出了声，好像并不急于了却那桩作文薄上的公案，却抽出一支“哈德门”牌香烟，默默地点燃了，吸着；直到第一口淡淡的烟，消溶在淡淡的灯影里的时候，他才忽而意识到了什么，看看我，又看看他那铺垫单薄的独卧板铺，粲然一笑，训教里不无怜爱地说：
“总站着干什么？那边坐！”
我只得从命。两眼却不敢望到脚下那块方砖之外的地方去。
又一缕烟痕，大约已在灯影里消散了。老师才用他那低而弱的语声说：
“我问你，你自幼开口学话是跟谁学的？”
“跟……跟我的妈妈。”我怯生生的答道。
“妈妈？哦，奶母也是母亲。”老师手中的香烟只举着，烟袅袅上升，“孩子从母亲那里学说话，能算剽窃吗？”
“可，可我这是写作文呀！”
“可你也是孩子呀！”老师望着我，缓缓归了座，见我已略抬起头，就眯细了一双不免含着倦意的眼睛，看看我，又看看案头那本作文薄，接着说，“口头上学说话，要模仿；笔头上学文章，就不要模仿了么？一边吃奶，一边学说话，只要你日后不忘记母亲的恩情，也就算是个好孩子……”这时候不知我从哪里来了一股子勇气，竟抬眼直望着自己的老师，更斗胆抢过话头，问道：
“那，那我这篇作文呢？”
“学童习文，得人一字之教，必当终身奉为‘一字师’。你仿了谁的文章，自己心里老老实实地认人家做老师，不就很好了吗？模仿无罪。学生效仿老师，谈何‘剽窃’！”
我的心，着着实实地定了下来；却又着着实实地激动了起来。
也许是一股孩子气的执拗吧，我竟反诘起自己的老师：
“那您也别给我打红圈圈呀！”
老师却默然微笑，掐灭手中的香烟，向椅背微靠了靠，眼光由严肃转为温和，只望着那本作文薄，缓声轻语道：
“从你这通篇文章看，你那几处抄引，也还上下可以贯串下来，不生硬；就足见你并不是图省力硬搬的了。要知道，模仿既然无过错可言，那就聪明些的模仿，难道不该略加奖励么——我给你加的也只不过是单圈罢了……你看这里！”
老师说着，顺手翻开我的作文薄，指着结尾一段。那确实是我绞得脑筋生疼之后才落笔的，果然得到了老师给重重加上的双圈——当时，老师也有些激动了，苍白的脸颊，微漾起红晕，竟然轻声朗读起我那几行稚拙的文章来……读罢，老师微侧过脸，嘴角含着一丝狡黠的笑意说：
“这几句么，我看，就是你从自己心里掏出来的了。这样的文章，哪怕它还嫩气得很，也值得给它加上双圈！”
我双手接过作文薄，正要告辞，忽见一个人，不打招呼，推门而入。他好像是那位新调来的“训育员”：平时总是金丝眼镜，毛哔叽中山服，面色更是光鲜红润；现在，他披着件外衣，拖着双旧鞋，手里拿个搪瓷盖杯，对崔老师笑笑说：“开水，你这里……”
“有。”崔老师起身，从茶几上拿起暖水瓶给他斟了大半杯；又指了指茶几上的“加利弗尼亚”笑眯眯地看了来人一眼，“这个，还要么？”
“呃……那就麻烦你了。”
等老师把那位不速之客打发得含笑而去之后，我望着老师憔悴的面容，禁不住脱口问道：
“您为什么不留着自己喝？您看您……？”
老师默默地，没有就座：高高的身影印在身后那灰白的墙壁上，轮廓分明，凝然不动。只听他用低而弱的语气，缓缓地说道：“还是母亲的奶，最养人……”
我好像没有听懂，又好像不是完全不懂。仰望着灯影里的老师，仰望着他那苍白的脸色，憔悴的面容，又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