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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拉尔德有点火了。他走上前去，将安恩拽了起来，靠在墙上，一手按着她的左肩，一手拽着她的上衣领，“哗”的一声，衣服被撕开了。他回头对我说：“来，帮一把，把衣服给
她换上！”
我冷笑着，一动也不动地倚在墙边。
“妈的！迈克尔！迈克尔！”他冲着走廊大声地喊着。
迈克尔来了，他是个四十多岁的大胡子，长着一双猥琐的，眼睛。进门后，看着安恩说：“嘿，够味！”
“让她打扮美一点，她不干。来！”杰拉尔德说。
那迈克尔连拽带撕，三两下就把安恩剥得精光。他的手还
不住地在安恩身上乱摸着，不时地发出银荡的笑声。
不一会，他们把安恩打扮好了，要带着她走。
我堵在门口，对他们说：“告诉我，带她去哪儿？是谁？”
迈克尔拽着我的胳膊，把我拉到一边，骂骂咧咧地说：“滚开，你管的也太多了吧！你等着，会轮到你的。你不是放着警官不当，就想尝尝当妓女的滋味吗？等今晚上我给你弄五个壮汉，让你玩个够，哈哈！”
他们架着安恩走了。
给我送来的早饭是一盘子清汤和一块黑面包。我望着那能照出人脸的清汤在愣神。我真的什么也不想吃，胃里胀得难受。
有自由的时候，并不感到自由的可贵，失去自由后，方感到自由是那么美好。
我坐在这三面是墙一面是铁栅栏的斗室里，思维却在自由地驰骋着。
我向往在宽阔的大街上无拘无柬地漫步；我渴望携着爱人或朋友在公园的草坪上嬉戏，我愿意躺在海滨的沙滩上，享受着日光和湿润的空气的沐浴；我喜欢依着个人的意志去工作，去干活，而且作出成绩来……可是这些起码的自由，我都享受不到了。
我只是感到浑身上下象被什么无形的东西捆绑住了一样，连骨节都酸疼了，心里更是烦躁难耐。我站起身。在小屋里转着，转得有些头晕目眩。我拿起那盆清汤向便池扔去……
太阳升起来了。一束阳光从走廊的高窗上透过铁栅栏斜射进来，我两手握住铁栏杆，面对着阳光，闭着双眼陷入沉思之中。
记得我在以色列作私人侦探时，曾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一个周末的下午，我一个人躺在自家别墅的草坪上，享受着日光浴。
突然，我感到阳光没了，也许是被乌云遮住了？我睁开眼睛，才发现一个男人站在我的脚前，遮住了阳光。我倏地从地上跳了起来。因为我身上只有三角裤和凶兆，所以，我
赶忙：将睡袍披在肩上，扣上扣子，怒气冲冲地望着这位不速之客，真想对他这种无礼给点什么报复。
我眨了眨被阳光刺得难受的眼睛，仔细地打量着他。他个子不高，有四十岁左右，一头浓密的红头发，眼睛不大，但鼻子不小，脸上布满了雀斑。是他？他来干什么？
他在内务部做事，名字叫贝姆。
两周前，我接受他妻子的委托，调查他的私生活情况。因为他妻子一直怀疑他对她不贞，但又抓不住把柄，所以，就找到我的事务所求助来了。
不到一周时间，在助手的配合下，我就掌握了他和一个年轻妓女的**关系。他们每周二上午和周四的下午都在大都会旅馆的一四三号房间幽会。这一重要发现，将会得到他妻子的一大笔酬金。
他来找我干什么？难道他发现了我对他的监视？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眯着眼对他问；“有事？”
“嗯。”他并不看我，而是望着草地对我答应着。
不象是找我“算帐”的。
经过判断，我反倒对他不经允许私闯民宅的行为不满了。
于是，我气乎乎地说：“你要干什么？”
“我……”他仍然未敢直视我，吞吞吐吐地说。“我求您调查一下我妻子，我觉得她似乎不爱我。”
、“你妻子是谁？”我问道，心里又禁不住发笑。
“我妻子叫简？莎莉，是最高法院的书记员。我们家住在亨利大街四十三号。如果，如果搞清了，我加倍给酬金。说着，他从自己的西装里掏出一盒香烟，说：“对不起，请允许我吸一支烟。”
他点着烟，同我一起在院子里踱着，讲述着他对妻子的怀疑。并且再三地说：“女人了解女人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可是我却不行，就象个瞎子，什么也不知道。”
看我不吱声，他又强调说：“我并不是那种心胸狭窄的爱吃醋的男人，要知道，我的职务，我的家庭，甚至连我的社会影响都要求我，必须有个忠诚的妻子。”
说着，他把抽了半截的烟扔在了地上，用脚碾了一下，吐了口唾沫。
我一直在用心听他说，想从中品出个滋味来。
他也许已经得知了自已妻子不贞的蛛丝马迹，找我只不过想要个第三者的印证；他也可能对自己妻子的操守一无所知，真的想通过我，客观地认识一下她，当然，也不排除他在对我进行考验。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他的认真态度和诚挚的表现却是令我感动的。
我答应了他的要求，一方面没有把他与妓女的关系通报给他妻子，另一方面也暗暗地对他妻子的私生活作了探访。
果然象他想的那样，他妻子与内务部她的顶头上司有暧昧关系，而且证据确凿。
怎么办呢？
这的确是件棘手的事。丈夫欺骗妻子，妻子也在欺骗丈夫。我该对谁说实话呢？
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对他们两人采取一样的态度，都不说实话。
人如果胡里胡涂的生活，往往会感到自己很幸福、愉快，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在现今的社会里是很有必要的；否则，什么都弄明白了，什么都看得入木三分，那将尝遍苦辣酸甜。
要知道喜怒哀乐也会把人变衰老的，本着这一原则，我履行了与简。莎莉以及她丈夫的合同，决不桶破他们之间这层纸。这也是职业信用问题。
然而，我尽管希望所有的侦查活动都能有一个喜剧性的结局，可是现实生活却并不能都尽如人意啊！社会的堕落和畸型，价值观念的改变侵蚀着每一个家庭。夫妻、父子、母女、父女、母子、兄弟、兄妹等关系都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所以，我的私人侦探事务所始终门庭若市。顾主提出的侦查项目也五花八门：有的要求调查配偶在某段时间内的行踪；有的在婚前要求调查对方的行踪、职业、财产、自身状况、罗曼史，或家庭情况；有的要求对某个亲属进行定期侦查；也有人想调查自己子女的情况……
总不能都不说实话啊！说实话就要促成新悲剧的发生，不说实话又不符合职业信用。那就只好洗手不干了。
“奥．多萝西小姐，”是杰拉尔德站在铁栅栏前小声对我说，“多萝西，中午有人来，您一定要装着不认识，千万不要大喊大叫啊！”
看到杰拉尔德，我立即想到的是安恩，安恩现在在哪儿？她怎么样了？我问杰拉尔德。他有些烦躁地说：“您安分点不行吗？管那么多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安恩哪去了。据说是洛格尔警长把她送给了什么重要人物了……”
说完，他转身走了。临走时又说了一遍，“有人中午来，千万不要激动。啊！”
午饭后，我坐在铺上闭目养神，听到有人来了。是杰拉尔德和另外一个工人模样的人。杰拉尔德打开了门锁，对那个人说：“这间的便池下水道环了，你修吧！”
那人把遮在脸上的大沿帽掀起来，进了拘留室。
是爱德华。
我倏地一下站起来，但是想起杰拉尔德的忠告，我又慢慢地坐下了。
爱德华几乎没什么变化，只是显得十分疲倦。他穿着一套灰工作服，手里拿着捅下水道的长柄弹簧钻，弯着腰说：“我是看报纸才知道您的情况，您怎么干起这个行业了呢？”
他显然是指我当妓女的事。我没有向他解释的必要。尽管他说话的口气很平和，但我对他用这种语句的口气十分反感。他有什么理由这样说话呢？所以，久别重逢那种喜悦和激动，一肚子要问要说的话，都统统地没了。我倚着墙，仰脸闭着眼睛
说：“你有什么事吗？”
“我是来看您的。”
“我不需要别人看。”我的口气有点蛮横。
“我保释您出去。”
“出去和在这里没什么区别。”
“杰拉尔德说，他们要判您徒刑……”
“判吧！我巴不得他们养活我一辈子呢！”
爱德华没说什么，转身走了。
待杰拉尔德将铁门重新锁好，打着口哨离开了，我禁不住趴在床铺上啜泣起来。
我变得连我自己都不敢认识了。也许在爱德华看来，我是个无情无义的人，也许，我们本来就不该有这次会面，死去的就该让它死去，何必死灰复燃呢？生活、爱情、友谊、理想，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意象，也许它们永远不会属于我的了。
我只有一个打算，一个目的，完成《黑幕》的写作，让人们了解真正的美国警察。
我希望他们判我长刑，那样我会无忧无虑地安下心来。对我来说，监狱要比外面的花花世界好。
程华：
乘坐CA918航班从北京来到纽约，已是黄昏时分。这是我第一次坐夜班飞机来这里。
从舷窗往下俯瞰，赫德森河和东河在夜空中泛着两道青光，纽约城那数不尽的灿烂灯火，象五彩缤纷的银河系星云从天上飘落到这块美利坚的土地上。这人间的银河是多么迷人啊！
我曾多次从西六十六街到东四十二街的联合国大厦去参加记者招待会，穿行在曼哈顿的百老汇大街和闹市区。无尽的车流总也流不尽，坐在小车里给人既是急匆匆、又是慢吞吞的感觉，密集的高楼，从飞机上看．象儿童堆积的各式各样的建筑积木，可是，站在百老汇大街上仰望摩天楼，又仿佛有置身于深井下在窥视头上一方蓝天之感。五光十色的街道橱窗，眼花缭乱的高空广告，把人卷进了一片片人造峡谷和巨大的商品万花筒之中。
曼哈顿，它是纽约的精华所在，也被称之为“美国的象征”，没有曼哈顿，纽约就不成其为纽约。不到曼哈顿，也等于没有到过纽约。
下飞机后，出租车把我送到东四十二街七十八号。在我的门下，发现了一封信，信里写着：“程姐，我来纽约了，在百老汇124号住。”虽然没有落款和署名，但是我一眼就认出
来，是夏南的字迹。
她从精神病院出来了？她一个人来纽约了？
我心中突然出现了一连串的问号，伴随着一种莫名其妙的不祥之感。
我放下东西，立即操起电话拨百老汇124号，电话“嘟嘟”响，却没有人接。撂下电话，我匆忙弄了点吃的填饱了肚子，尔后换上一套男子猎装，戴上礼帽。这是来美后，纽约时报一位女记者教我买的一套对付强尖犯的伪装。
我决定去124号看望她。
124号距离帝国摩天大楼不远，是一家犹太人的餐馆。餐馆门面很讲究，全是黑大理石贴面，电镀金属镶边。正上方用霓虹灯书写着英文字：巴巴拉餐馆。巴巴拉是希腊语新来者的意思。不知为什么这家餐馆要起这么个名字。
我推门进去，一位穿着黑色燕尾服的男侍者彬彬有礼地向我问候。我沿着水磨石的宽长的台阶向上走着，走到第三十二阶时，一个宽畅而又五彩缤纷的大餐厅映入眼帘。站在台上
傲视餐厅，就象站在帝国大厦上鸟瞰曼哈顿夜色一样。大厅的天棚上没有明亮的灯光，只有稀稀疏疏的星光在闪亮。餐厅里没有壁灯，只有纵横交错的地灯一亮一灭地闪着。
大厅里轻轻地回荡着舒伯特自传式的歌曲《流浪者之歌》有几对男女，伴着音乐相互搂着，在大厅里慢慢地移动着步子。
看来，这儿是犹太人聚会的场所，也许夏南跟着爱德华真在这儿等我。向左，是旅馆服务台，向右是餐厅服务台。服务台边是两条铺着红地毯的回廊，给人一种古香古色的感觉。我沿着回廊向餐厅服务台走去。一位笑盈盈的姑娘起身接待我。
“小姐，用晚餐？”
“不，我找个人。”
“找什么人？”、
“一位中国姑娘，叫夏南。”
“噢……请您稍等。”．
她操起电话，压低声音，对着话筒说：“找夏南的一位中国姑娘来了。”
她谦恭地接受着电话里的指示，连声地说：“是，是。”
然后，她放下听筒说：“小姐，他们在大餐厅后面的休息室里等您，请跟我来。”
说着，她带我顺着铺着红地毯的回廊向大餐厅走去。这是一条下坡路，走起来并不舒服。我真奇怪，这些犹太人为什么搞了这样一种奇怪的设计呢？
餐厅里，一对对男女在昏暗的灯光下坐在小方桌旁，有的窃窃私语，有的相互搂着，有的酩酊大醉……。穿过餐厅，后面是一条长走廊，走廊两边象是一间间仓库。走廊头上，有两间亮着灯光的屋子开着门。
那姑娘站住了，她站在那儿，作出请我进屋的手势，我对她说了声“谢谢，就向屋内走去。
屋内灯光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站在门口，我眯着眼，适应了一会儿，才注意到，这似乎是间仓库或更夫的临时住所。
我的脑中立即划了个问号，她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昵？但是，已经晚了。一张木板床上仰躺着一个络腮胡子的入望着我哈哈地
笑起来。
我刚要回身退出这间屋，门”咣当”一声关上了。门口站着两个高大的男人，向我狞笑着。
“你们要干什么？”我向他们问道。
又是一阵狞笑。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闻记者。你们要干什么？”
我又一次向他们发出警告。并将自己的身体退向左边的墙边，以保护自己。
那躺着的络腮胡子男人坐了起来，大声喊道：“我们找的就是您，程华小姐。”
他说的是一日流利的英语。听他的话，我的内心不禁思索着：他们是什么人呢？是美国政府的人还是社会上的黑组织？绑架我是属于政治上的原因，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我不禁向他们问遒：“你们是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
那个象头儿的络腮胡子，对那两个大汉说。“给程小姐搬个凳子，倒杯水。”
、等我坐定后。络腮胡子声音温和地对我说：“你先不要管我们是什么人。我告诉你，我只有一个问题，你回答清楚，马上就送你回去，一根汗毛不动你。要不，那就对不起了。不过也没什么，在这儿由我们三个人陪你玩，也不会寂寞的。怎么样？你可以选择啊！”
这两种选择都惫味着耻辱和卑贱，所以，我什么话也不说。我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搞清楚他们的身份和想办法从这里逃出去。
看我不出声，那络腮胡子以为我在等待他交代需要回答的问题，所以，他对我说：“贵国政府准备怎么安置夏南？你这次回美国来准备如何行动？”
真卑鄙！他们肯定是受美国官方的驱使对我进行绑架的，黑组织决不会关心这些事情的所以，我对他们警告道：“告诉你们，你们这种所做所为，要引起外交纠纷的。再说，我什么也不会让你们得到的。”
“小姐，你错了。”那络缌胡子继续说道：“我们把你弄来，就不怕什么外交纠纷。是你自己找来的。再说，也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您被绑架了啊！你即使被弄死了，又有谁知道你是
死在我这里呢？”
他说得的确有理？我只好不吱声了。我靠着墙，闭着眼睛，但心里却忐忑不安，象提防饿狼一样，不时地睁开眼看着这三个犹太人。
络腮胡子对我这种漠然的态度有些沉不住气了。他用手指着我，对那两个大汉说：“先给她治病！”
其中一个红头发的推开门，对着走廊喊了一声：“朱迪！”
一位身穿自纱薄裙，头顶一块白纱三角巾的姑娘进来了。想不到在这种地方竟然有这样美丽、飘逸的女人。
她眨着蓝色的美丽的眼睛盯盯地从上至下打量着我。我也目不转睛地望着她。这样面熟，那小巧的鼻子和嘴，似乎在哪儿见过？
她端着一个长方形的搪瓷盘子，里面装着象药之类的瓶子和针管。一步步向我走来。走到我面前站住了，侧过脸对那络腮胡子说：“你们谁来？我今天头痛。”
说着，她把方盘子放在我身边一张小桌上，自己也搬了把椅子坐下了。
“真是他妈母驴上不去阵！”那络腮胡子骂了一句，挽了挽袖子向我走来，并对那两个大汉说：“来，按住她。”
我象只小鸡一样被两个大汉缚住了，那个红头发的家伙拽着我的胳膊，络腮胡子把一个粗大针管里的药水推进了我的左臂里。
我的头有些迷糊，面前就象有个投影器在转动一样，一些图像似曾相识的在我眼前闪耀而过。我恍惚知道，他们给我注射了记忆再现剂。
这是美国亚特兰大医学院博士纪尧姆的最新发明，它可以让人在几分钟内将一周内的往事清晰地在大脑中浮现，并通过自言自语的方式坦白出来。这比战争时期使用的忠诚探测仪要先进得多。因为在亚特兰大参观时，我见过这种实验，所以，我在努力控制自己，并咬着嘴唇，决不说什么话，也极力不去想什么。
关于夏南回国的问题，我找了中央的一位领导，他的见解十分开明而通情达理。他说：“人非草木，孰能无过？有了错误就踏上一只脚，让人家永世不得翻身或拒之于国门之外，不应该是我们**党的政策。对夏南的事也要进行具体分析，一是她年轻无知，二是我们工作也有缺陷。现在她转了一圈，经过对比之后，如果真要回来，我们要真心热烈地欢迎。应该说这是件好事，回来后请她讲讲感受。我想现在不少年轻人会信她而不信我们。他们听我们讲话，总认为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听她讲讲，他们会从中悟出点道理的。但是，至于如何回来，我对外交部说，一定按外交政策办，不要捅漏子……”
朱迪，朱迪是谁？噢，想起来了。她是玛丽夜总会的，记得我去找于雨时见过她。当时她给我的印象是那样文静，那样美丽。她是著名石油大王哈罗德。享特的女儿。听于雨说，
在萨克拉门托的密尔沃基农场度假时她奂踪了，原来她跑到纽约来了。可是怎么和这帮人混在一起了呢？
我是靠着墙躺着，还是躺在床上？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朱迪又端着一个方盘子进来了。这次不是药物，似乎是食物，还有一瓶酒。他们连吃带喝地调笑、胡闹着。我发现朱迪的眼睛不时地瞅着我。
我旁边似乎有一台录音机。我明白了，他们在等待我说什么。
上飞机前，我去西苑旅社看望了齐枫书记。他正在北京开中央全会，听说我要出国走了，他对我说：“告诉于雨和夏南，我们欢迎他们。**党讲话应该是算数的，决不会歧视犯了错误的人，当然，于雨还没什么错误。夏南即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