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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随便找工作吗？”我向她真心地请教着。因为我听说在美国，留学生如果没有合法的工作证，找活干是违法的，移民局一旦发现了，还有被递解出境的危险。
她听我一说，马上就笑了：“那是唬人的。在我这儿，年年都住留学生，很少有不做工的。也未听说哪个学生被递解出境了。”
据她讲，许多外国留学生都必须利用暑假的三四个月的时间拚命工作，一天工作十二至十三个小时。如果工作理想的话，三四个月可赚三四干块钱，除去学费，每月大概可有三
四百块钱来维持生活的。如果工作不理想，收入就远远低于以上的数字，那么开学后既要应付繁重的课程，又得继续工作，真是疲惫不堪。
由父亲假冯先生的手把我变成了“自费”留学生。如果父亲不下台．我会把冯先生这种“自费”用满四年的。这下子毁了，真的要自费了。
我要感激市委书记齐枫为我创造了自费留学的可能，我也要感激房东玛格丽特对我“自费”留学所进行的启蒙教育。
玛格丽特告诉我说：“咬咬牙，什么事儿都能挺过去；光图舒服，那哪还叫人呢！”
我在玛格丽特的介绍下，到离住所不远的一个餐馆去干了一周。我深深地感受到，苦恼并不是体力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我刚上工，老板就告诉我，因为我是留学生，没有移民局。
的许可，每小时只能给二元钱，而有移民局工作证的每小时可拿三元到四元。明摆着他是在我这留学生身上故意压低工资榨取利润。即使这样，我也忍气吞声地做。我在工作中，还是本着在国内对任何事情都“不耻下问”的精神勤打听，结果老板说我“既笨且慢”，嫌我英语说得太生硬，太罗嗦，就解雇了我。解雇就解雇，我正好不想在饭店里抛头露面侍候人，所
以，他解雇我的第二天，我就跑到旧金山去了。
最近，不知为什么，我特别惦记着夏南和曼莉华。也许这就叫着“设身处地”，这就是“身临其境”。每天，在饭馆打工回来，我躺在床上什么也不想干，连书都不想看，心里却在想，我一个男子汉干一天活都累成这样，何况夏南和曼莉华还是女人呢！她们的身心要经受多么大的苦痛和磨难啊！
有时，我趴在窗口，望着夜空的繁星在琢磨：夏南在做什么？曼莉华在做什么？’
中国有句古语，叫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流传之广和影响之大，不能不说和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存在有直接原因。自从中国**党掌握政权之后，他们的领导人，特别是毛
泽东主席，一直在寻求使人从“我”这个枷锁之中解脱出来，使社会变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公有化社会，学习雷锋，学习焦玉禄，学习向秀丽、安业民，学习欧阳海、刘英
俊，学习张海迪等等一系列活动，在抑制人们私有观念，培养人们道德情操的纯净上无疑是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在抑制私有观念中，必不可免地要影响一些人的个性，所以，也必然遭致人们有形和无形的对抗，这种对抗一旦遇到适当气候和时机，就有可能变得更加激烈和尖锐。
我爸爸可以说是个老资格的**党员，入党四十多年来一直还是按**党的章程办事，他的个性和私有观念一直在自我克制和压抑着，但是遇到对内搞活，对外开放这个大气候，他的个人主义膨胀了，他一直为自己作了职业革命家而未留过洋而遗憾，所以，他走马上任作了四年市长，出国三次，一次日本，一次西德，一次美国；分别还让我们哥俩都出国留学。可想而知，他在做这些事情时，要花费多大的精力啊！为了实现这一切，他又付出多大的代价啊！
人之所以可悲，就在于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自如地掌握自己。如果爸爸能象我这样剖析一下自己几十年作官为官之路，合理地平衡一下“为己”与“为人”的比例，也许他就不会象今天这样为人所唾弃。
由此，我不禁又想起我同夏南的关系来了。过去，她沦落于美国游乐场，而我是**党高级干部的公子，我们之间有了明显的差别，所以，我给她写过这样一封信：
“……我父亲也知道你当上了脱衣舞女，他让我恭喜您，祝您前程似锦、永远快乐。希望您能找个称心如意的伴侣。不要再给我来信或寄东西了。”
人和人之间差别究竟在哪里？财富差别？地位差别？道德与情操差别？思想认识的差别？容貌形象的差别？差别就是矛盾，没有差别就没有矛盾了，这也是**党的老祖宗的教诲。有矛盾就分裂，就“拜拜”，那人与人之间关系就没法维持了。其实，我和夏南的差别就是我主观上的毛病，是我头脑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观念在起作用。只有和她决裂，才会有我个人的一切。这是十分卑贱的。现在想来，还有些脸红。我对不起夏南，听曼莉华讲起夏南的遭遇，我真有些无地自容，好在她并不知道我与夏南的关系。
我决定暑假到旧金山去打工，一方面曼莉华能帮我，另一方面如果海伦医院门口见到的那位真是夏南，我一定向她忏悔。
我告别了善良的玛格丽特，到旧金山去了。
第十章月宫。。。
第十章、月宫秋冷桂团团
岁岁花开只自攀
——边贡《嫦娥》
斯特津：
我带着亲生女儿蓝冬迈进了哈罗德银行的大门。
这是一座十七层高的哥特式的古老的建筑。哈罗德银行除大宗货币交易外，还经营小额存、放款业务。一楼的门市部营业大厅，笼罩着一种紧张、繁忙的气氛，有的营业员，一个人同时接两个电话，一双手、两只耳朵一起使用，看到我，赶忙示意、问候。还有的营业人员，在忙着接待找上门的顾客，他们有的坐在靠墙的沙发上，有的站在大厅里，交谈着，到处呈现出一派忙碌、紧张的气氛。还有许多人或抱着肩，或叉着胳膊，或劈开双腿站在大厅里仰望着迎门墙上那张图表式的电子仪器。那上面随时显示着美国各地或外国首都如波恩、伦敦、东京等地外汇交易和牌价变动的新情况，所以，不少人或随时用笔记录着，或立即跑向靠墙边那一排电话亭里，把有关情报通知出去。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切都是我的，我是这里的主人。让蓝冬来，就是让她看一下作为父亲，我所拥有的权势，作为银行家，我所拥有的财富。看得出，这一切对她来说都是陌生
的，因而她的神色有些惶惑。
几天前，我让人给她在服饰上从内到外进行了更新。今天，她穿着从法国现购置的著名时装设计师毕埃尔。卡尔丹最新式中年妇女的朱迪式连衣裙，那墨绿色的紧身连衣裙，十分含蓄地显露出作为舞蹈演员出身的中年妇女那丰满而不臃肿、苗条而不纤细的健美身段，尽管她已经年过四十了，但依然迷人，刚进屋就引来许多注目的眼光。也许会有人认为她是我的晴富，这没关系。我偷偷地拽了拽她的袖子，小声对她说：“不要紧张，他们一一特别是那些小姐们，她们都羡慕你，嫉妒你……”
是的，我想好了，在适当的时候，我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我要当众宣布，蓝冬是我的女儿。如果我愿意，她也可以作我的财产继承人。
我是哈罗德银行总行的董事局主席。这所银行在美国各大城市都有经营机构，代表处遍布欧洲、拉丁美洲、亚洲和大洋洲。此外，还设有哈罗德商业公司、哈罗德投资人公司、哈罗德服务公司、哈罗德咨询公司、哈罗德世界情报公司，等等。我和蓝冬走进第十七层楼中间。那椭圆形的小会议室时，坐在椭圆形的桌边的二十多名董事们起来向我致意，欢迎我的到来。他们身后是全体股东和记者及参观者，约七、八十人。五年前，我们哈罗德银行总行董事会就立下一个协约，每逢年会或股东大会，都允许记者和参观者旁听。
我请管理人员将蓝冬安排在我座位对面的来宾席上，我深信，参加这样的会对于她熟悉和了解美国，特别是了解美国金融界是大有益处的。
来美国后，开始安排她住在红玫瑰酒店的豪华房间里，当她陪着夏南探望我以后，就搬进了我的别墅。那天，夏南和蓝冬到我别墅时，我正在接待总行驻北京办事处的代表，商谈向中国有关部门贷款的事宜。听说她们到来，我感到喜出望外，连忙告诉下人请她到我的客厅来，并向她们介绍了驻北京的代表杰克？杰佛里先生。
蓝冬满面春风，浑身上下萦绕着一种幸福感；夏南表情木然，加之大病初愈，给人一种冷漠、惨淡的印象。蓝冬一口一个父亲，叫得我心里暖暖的。因为杰克。杰佛里先生不谙内
情，我一五一十地又向他介绍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并请他将来在北京予以关照。
夏南只说了一句话：“谢谢斯特津先生的关照。”就再也没说一句话。
看得出，她是勉强来的，是不得已而为之。
这，我完全可以理解，也能谅解。我们那种尴尬的关系，能维持到坐在一起，这已经是十分不容易的了。说心里话，我要真心地感激她。所以，我让管理员把别墅的二楼所有的房间全打开，任她们姐俩挑着住，并通知下人，对她们两个人要象对我一样精心服侍。
她们在别墅住了一夜，第二天夏南又返回了海伦医院。
坐在董事和股东席上的有不少是美国或加利福尼亚州的名人、要人。
玛丽夜总会弗里德雷克、海伦医院马丁？巴德院长、驻北京代表杰克？杰佛里等人也参加了今天的会。
股东年会开始，由我宣读了一篇预先准备好的演说，主要概述了总行在上一年度的业务，并对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和美国国会涉及我们的一些政治、经济等问题作了尖锐的批评和圆满
的回答，我的演说激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看得出，蓝冬对我的演说及反应很满意，她怀着欣喜的表情，不停地环视着会场上每个人的脸，尽管她不懂英语，但她从表情上完全看得出人们对我的崇敬和支持。作为女儿，她当然是高兴的。
我讲完之后，只有两项议事日程，一是提出下届董事候选人名单，二是对上届董事会及股东们提出的决议草案进行讨论和表决。
在我看来，这两件事都不成其问题，因为这里实行的不是一人一票制，而是一股一票制，人们投票权大小，是按他们拥有股票数量决定的。
人们之间的平等，以钱袋的大小相等作为
条件，所以，一个人假如有十股，投一票等于十票，而我有十万股，投一票等于十万票。所以，对于任何决议案、提案勿须担心，最后投票肯定会使表决按我的意见办。
没有想到今天会议主席刚宣布由股东提决议草案，弗里德雷克就迫不及待地抢先发言，而且提出了两个非常棘手又令我难堪的提案。、
他面色苍白，那双三角眼斜睨着我，声音有些激动地说：“我提出的是哈罗德银行总行及董事局主席个人的政治捐款问题。决议草案的原文是这样的：兹决定：在本决议由股东们通过后的五天内，总行行政管理方面要在纽约、华盛顿、底特律、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达拉斯、休斯顿等市普遍发行的报纸上，发表一项本行和董事局主席个人直接或间接向政治竞选运动、向政党、向警察机构捐款及赠款的详细声明，具体说明每一项捐款的日期和数量及用途，如最近斯特津先生向警长洛格尔赠款的事例。
“本决议如通过，行政管理部门要说明共有多少钱用于政治目的。因为啥罗德银行的钱是股东的，股东有权知道这些钱是如何使用的。”
这个提案虽然将了我一军，但是很好对付，给洛格尔才一千美元，算什么！可以说是警察局对爱德华的罚款，由我个人支付嘛！至于政治捐款，更没有什么丑闻而言，在美国，哪一
个政治家不接受银行家、企业家的捐款？没有捐款他们如何竞选？不捐款，如何寻求他们上台后的“保护政策”？
我根本不想答复这个提案，只要最后通过投票实行否决权即可。
弗里德雷克宣布决议草案后？抓起饮料杯，大口地喝着。我以为他要坐下了，谁知他非但没坐下，反而从西装内胸兜里掏出一摞纸，向大伙鞠了一躬，笑容可掬地说：“女士们，先
生们，请允许我再宣读一个决议草案，我希望获得通过……”
这个魔鬼！他到底要干什么！
他用手指头揉了揉那大鼻子头，瞥了我一眼，又拉着长声，念了起来：
“兹决定：哈罗德银行的股东们责成董事会采取必要措施和步骤向股东们透露，本银行董事局主席伊夫林？斯特津是否涉足妓院花丛？据有人反映，她奸污迪克游乐场中国籍女演员夏娜，使其怀孕，她于华盛顿广场自杀时，斯特津又令其亲信将她抢走。斯特津的作为，关系到哈罗德银行在美国和全世界的声誉，如果这件丑闻存在的话，股东们有权建议取消他的下届董事会成员资格。”
他说了声“谢谢”，刚坐下，整个会场就混乱了。
实际上，这件事报上早有所闻，算不得什么新闻。但是由于美国各种报纸威信不高，加之各类信息多如牛毛，很少有人看到，而今天把这件事是作为提案正式向董事会提出，因此，人们轰动了，并把每双眼睛都对向了我。
坐在对面的蓝冬，尽管她不太懂英语，但是她也听出其中的要害了，她惊异地瞪大了眼睛望着我，然后担心地环视着会场。
在美国要想作成大事，要掌握权力、要发财，都要随时准备人们的攻击。自由世界，就要准备让人家自由议论，自由反对你。但是你也有反对、驳斥的自由，如果有权，也有反对你对手、整治他的自由。其实，这种自由也是有限度的。尽管弗里德雷克有攻击、揭发我的自由，但我也有否决他、整治他的自由。我还可以让他的玛丽夜总会破产，让他变成穷光蛋！这也是我的自由！
会场上气氛异常紧张，马上就要有一场尖锐的争论，我的支持者们都在为我捏把汗。但是我却异常地镇定。
执行主席用询问的目光望着我，似乎在说：您讲不讲？”
我从席位上站起来。本来用不着站，但是我习惯于站着讲话，因为只有站着才能运用手势，讲得有力量。
“主席先生，股东弗里德雷克先生这两个决议案都牵涉我，我有必要说几句。”
从我站起的一刹那起，会场异常静，人们都屏着呼吸在听我说。
我大声说道：“我认为应该否决这两个决议草案。这两个提案的内容，特别是笫二个决议案，完全是人身攻击，是捏造！”
我马上压低声音，用较诚恳的口吻向大家说：“本来，决议草案没通过前，我没必要说，也不准备解释。我只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夏娜是我的女儿，是我在中国大陆上妻子的女儿，她的姐姐今天也在座旁听……”
人们的目光“刷”地都转向了蓝冬，似乎要从她的脸上看出是我女儿的痕迹。蓝冬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对此，我心里很不安。
“一些无聊的黄色小报专以攻击人，诬陷人为能事，他们趁夏娜发神经病的时候进行采访，然后作为攻击我的材料，可是想不到我们有些正人君子却专喜欢浏览这类小报，并从中找寻攻击我的材料。不错，夏娜是我的部下抢走的，她因犯神经病自杀，我们有人出于人道主义目的把她送医院抢救还有错吗？就说这些！关于这两个决议案我想不会获通过，所以对于它的细节，我不再解释了。
会场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弗里德雷克一再起立发言，阐明要通过这两项决议的理由。还有几个人出来为他申辩。
会场内，只有执行主席和我的座席前设有扩音设备，其他人都没有。会场两侧站着一些手持小型扩音器的工作人员，当股东席上有人要站起来要求发言时，他们就一个箭步向前，把扩音器放到发言人的嘴边。这种小型扩音器老是出故障，有时打开开关发出一种杂乱的吱吱声，传不出演讲人的声音。一个扩音器失灵，另一个手持这种小型扩音器的人就得快步上前接替。当场内争论激烈时，只见这些手持扩音器的工作人员穿梭般地在会场东奔西跑，会议秩序陷入混乱。会议主席以发言时间限制为由，一再敲槌子，制止弗里德雷克的发言。这又引起了他的支持者反对制止发言的辩论。场内的紧张气氛又进一步上升。
不知是因为蓝冬听懂了会场的辩论内容，还是她从人们表情上意会了辩论的问题，她的表情显得很紧张，很惶惑。
近四十年未见面的父女，本来就显得十分陌生，能不能再出现新的裂痕？是的，当时我年过二十多，在曼谷体育馆遇到了她妈妈，想不到我们会结合得那么快，也许是我们相互年轻貌美的吸引，我们相爱了，结合了，回到中国长春桃花村租赁了一个灰白色的漂亮的小洋楼。在那儿我们度过了幸福的蜜月。尽管我们国籍不同、肤色不同，但我们是真诚相爱的，应该说，在桃花村的一个月，是我一生最幸福的黄金时节。
去年我去中国处理银行业务，专程去了一趟东北长春。那儿的变化简直是太大了。日本人没建成的协和大街，现在变成宽阔美丽的人民大街，街心正开放着金灿灿的黄玫瑰，似乎在欢迎我的到来。
股东年会中曾有人攻击我喜欢中国姑娘，其实他说得并不完全。我喜欢所有的中国人，他们的肤色不象我们这么白，但柔和；他们的气质柔中有刚但不奴颜卑膝；他们长得细腻纤
巧，有韵味。也许这就是我喜欢蓝爱兰的原因。
每天晚饭后，我总喜欢在桃花村寻找旧址，那儿盖起了一幢幢新楼，那灰白色的小洋楼没有了，也许是拆迁了，也许是淘汰了。可惜桃花盛开的季节已经过去，我徜徉在桃树丛中，已是落英遍地了，我的心境未免有些惆怅。
中国的外事旅游部门还是办实事的，当我在长春足足等了十二天，他们终于为我找到了她。可惜她住在鸭绿江边的小镇上，那儿是中国和朝鲜的边境，因为要签署边境通行证，我这个美国人是不能去的。
我们通了几次电话，想请她来长春宾馆见面。她坚决不见我，她忘不了我抛弃她的痛苦，她记恨我为了父亲哈罗德银行的财富而埋葬了我们的爱情。她只告诉我一句话：您有一个女儿，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