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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五、树欲静而风不止
朝中有公开的政敌“朔党”，在野的敌人更多，大都是元佑初年被贬谪的新政党人，如果说元佑党人之间是路线斗争的话，那失去政权的新政人氏则无异于阶级敌人，是生死不共戴天的敌我矛盾。
北宋不戮大臣，这些敌对势力得以暂时潜伏在了地方，就苏东坡来说，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心上，更谈不上什么镇压迫害。但从来有句：树欲静而风不止，新政党人亡苏之心不死，没有一刻忘记夺权大仇，这眼盯着苏东坡的人们中间，就有苏东坡过去的好友章惇章子厚。
章子厚在早年与凤翔通判苏东坡交情非浅，两人也算是志同道合，无话不谈，哥俩甚至还共过生死患难。
有次几个好友一块游山，那年代老虎还没有被列位珍惜的被保护动物，与人类的关系还是猎物与被猎物或者反过来的关系，这次双方巧遇了，大家也知道跑不过那斑斓猛虎，比牛气谁也没那个胆量，这时章惇站出来了，直向准备开饭的猛虎逼去，竟然把这位百兽之王给吓跑了。
大家谁不夸奖章大侠的大无畏精神？唯有东坡叹气：这不顾自己性命的家伙日后也难得会顾忌别人的性命。
其后两人曾遇到一座绝壁，唯有一根独木桥能到达绝壁，还是章惇，面不改色心不跳独身走到绝壁，以绳系腰，攀上绝壁刻上“章惇、苏轼到此一游”等字样，把心提到嗓子眼的苏东坡对得意回来的章惇说：“你这家伙，将来必定会杀人不眨眼！”
本来苏东坡之才学就令章惇内心不安了，可是我行我素的苏东坡还是把章惇当作自己哥们儿开玩笑。
据说章惇婴孩时曾被父母扔在水盆里丢弃，是幸而被人所救才得以保住娃娃小命。偏苏东坡在这件被怀疑嘲讽过章惇。因为苏东坡回信给章惇时经常附带诗句，其中有两句犯了章惇的大忌：“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
据传，就是这两句诗在章惇内心播下了暗恨苏东坡的种子。
这些还都是将来的麻烦，眼前的麻烦还是司马光的门下官僚，这些人现在占据了朝臣中的大多数。
论说苏东坡的力量也不算小，世之著名的“苏门四学士”已经尽数来到京师，当年“乌台诗案”的被牵连者也大多回朝并被委以要职，包括驸马王诜、王巩、等；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回到朝中，并担任了御史中丞的关键岗位；两个朋友：吕公著、范纯一度居朝廷最高的官位宰相及左丞之位；这期间，黄州的老友陈糙也到了京都专程来看望苏东坡，虽然政治斗争帮不上什么，但是对苏东坡心理忧烦上的排解是巨大的。
但是没有用，主帅苏东坡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干吗的，据苏东坡自己说，连什么“蜀党”他也从未听说过；根本没有一点大敌当前的临战意识，内心还是念念不忘外放为官、避开纷争，这场明争暗斗的对方几乎从未遭到过反击，仅有的一次反击还是由以前怕事的苏辙引发的。
苏辙初来京师时就任的是御史台右司谏，指口不敢言的苏辙偏偏做了个言官，弹劾朝中大臣成了苏辙的职业，真令人啼笑皆非。
不过苏辙并没有吃闲饭，恶迹昭彰的吕惠卿遭贬谪出京就是始于苏辙的弹劾，接着苏辙又用了十道奏章弹劾了朔党的一个关键人物，奏章中干脆把朔党统以“饭袋”称之。
“朔党”的人们也没闲着，不过现在的苏东坡也不大好招惹，再炒弄“苏东坡诋毁先皇”已经没有新意，也不大可能奏效了，聪明的党人终于抓住了苏东坡的一个把柄：大不敬现行犯！
这是有铁证的，不，是石证，石碑上刻着的证据。
就是前文说过的，苏东坡在常州等待诏命时曾作的三首诗，离开常州后，常州人氏出于对苏东坡的爱戴，将其诗刻碑留迹，问题出在第三首诗的最后两句上：“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关键在“闻好语”三字上，这首诗石碑上刻明了的，写在五月一日，神宗驾崩于三月五日，还是在国丧之间啊！你为什么高兴？为什么“欣然”？“闻好语”，“闻”到了什么“好语”？显然是神宗驾崩的消息！忘恩负义的臣子啊！
时间确凿，铁证如山！东邻碣石有一篇，山雨欲来风满楼，东坡大祸要临头！
面对这种攸关生死的弹劾，苏东坡无法处之泰然了，不得不向“当局”解释自己作品的初衷，尤其是当时究竟“闻”到了什么“好语”，以及自己在国丧期间“欣然”的源由。
苏东坡自己的解释很合乎情理，大概也是当时真正的情况：就是接到了宜兴居所已经购置妥当的喜信。
不过这种解释还是难以解脱苏东坡忽视国丧的事实，家事重于国事，总不应该是“翰林学士、知制诰”做出的行为。
打虎还是亲兄弟，上阵还是父子兵！危机关头还是弟弟苏辙发现了最为恰当的辩护理由，弟弟亲自出面为兄长作证，铁证还是那块石碑上所刻的成诗日期。
诗成于五月一日，先皇驾崩时兄长苏东坡正在南都张方平家中，六日即成服戴孝有目共睹，那么五十六天之后在常州听到的就决不会是神宗驾崩的消息，“闻好语”被臆断为先皇辞世就自然站不住脚了。
关于对“闻好语”三字，到了苏辙的辩护词中就成了这样的解释：这是听到聪慧英明的幼主登基呀，还不该“野花啼鸟亦欣然。”么？难道幼主登基的消息不能算是“好语”？
这下弹劾者一时语塞了，具体如何被定性史载没有下文，看来是不了了之了。苏辙这手挺绝：用政敌提供的时间证据来反证苏东坡不可能是初闻皇帝驾崩；那顺势扯过来的“新皇登基”理由谁也无法再反证，虽属一面说词，但却没有人胆敢予与指责，对现任皇帝有想法那可是更加该戮的“大不敬”！
其实，这一切都是前台表演而已，苏东坡即使还是执行自己的“不予理睬”态度，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决定苏东坡命运人是摄政的太皇太后，只要有她老人家这棵大树在，苏东坡尽可以逍遥自在的面对八方风雨，啥罪名也安不到苏东坡的头上的。
好像是政敌激起了苏东坡的斗志，开始连自我辩护都不屑的苏东坡如同山洪暴发般接连出手，奏章不断递向朝堂――绝地反击要开始了？
七十六、绝地反击不为私
统观苏东坡元佑年间的奏章，就会发觉苏东坡除了对残余的新政势力不依不饶外，并没有针对其他任何人进行弹劾或攻击，相反，起草诏书之余，苏东坡反而把精力投向了具体政务，关注的是国计民生，铁笔挥洒之间掀起的不是风起云涌，而是洒向人间的甘霖！
这正是苏东坡的最伟大之处。
《苏文忠公全集》中保留的好多苏东坡的政论文章和奏章都注明了撰写日期，这使我们后人得以清楚的了解此期间的苏东坡，苏东坡真正关注的是哪些问题？
元佑二年的正月十七，在给太皇太后所上的一份两千多字的表章中，苏东坡只是略叙了他本人的职分以及对玩弄政治手腕的谴责，便开始了他对宋朝“民主风气”的竭力争取。苏东坡认为“人应当有不同意权”，政府官员都统一了认识，或决议“全票通过”之类的虚景并非国家之福！
国家干部，不论职务大小，都应当真实的表白自己的意见，如此风气，于人、于事，才有助益。倘若领导赞同我说对，皇帝挥手我前进，是足以招致亡国之祸的。
对于自己与直接上级司马光在免役法方面的争论，苏东坡认为是正常的，二人是在尊重彼此意见基础上的意见不同。但现在虽然司马光已去世，政府却还是按既定方针办，这不是司马温公的本意，相信太皇太后所需要的绝不只是些唯唯诺诺的乖孩子。――还是朝内民主好。
对于政府从免役法所征收的三十万贯铜钱的用途，苏东坡支持了已经决议了的一半：拨出半数用于西北战事，下余的半数，苏东坡建议把此款用于安置复退军人，此钱“取之于民，当复用之于民”。
中书舍人任上，苏东坡还是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的。元佑元年（1086年）四月，司马光主政时虽然宣布废除“青苗法”，但并未实施彻底，只是对于这种“扰民措施”深化改革了一些，是苏东坡数次上表才算把青苗贷款法完全废止。
八月初四的上表中，苏东坡请求将青苗法完全废止，还请求将赤贫百姓之欠债，包括本金利息在内，一律宽免。朝廷接受了他的一半请求，青苗贷款法被彻底废除，但赤贫者之债务宽免之议还需要“研究研究”。不过这一研究就是六年之久，最后还是经苏东坡力请，朝廷才算“研究”出了“接受所请”的结果。
苏东坡最为力争的就是“言论自由”，那时叫作“广开言路”。苏东坡向太皇太后再三提出：吾皇有道，就应该接近下层百姓，唐太宗时，能允许每一个人进宫廷直言，甚至包括平民百姓。而本朝初年，皇帝也是允许低级官吏谒见的，也有平民蒙先皇接待。
但现在能见到太皇太后的人只不过寥寥十数人，太皇太后怎能尽知天下所发生的事？倘若这十数人凑巧都是庸碌之辈，不敢把真实情形奏闻，则太皇太后必然会相信天下百姓安乐无事。那天下情形岂不糟糕！就算是有其他官员上表进言，但是那些表章进了皇宫，能得到及时答复吗？太皇太后若不亲自召见，又怎么掌握第一手真实材料？
再说了，好多事万分复杂，一次讨论未必弄得清楚，是不能写在纸上见于文字的，语言交流极其重要！苏东坡以马病做例：马生病，不能以言语表达，“人虽能言，上下隔绝，不能自诉，无异于马。”
对于高官们只是担任上头传声筒的角色，苏东坡深痛恶绝，这点上他对王安石时代耿耿于怀，在给门下张耒的信中，苏东坡近乎谴责的写到：“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好使人同己……”
在关乎国家命运的贪腐大事方面，苏东坡认为贪腐与官员水火不相容，腐败源于吏治，出路在于改革。
国家官吏来自科举，但科举制度业已流于形式。四五次身为主考官的苏东坡有资格指责当前高考制度的弊端：考生与当官的关系近似于牛毛与牛角的比例，那就必然会形成“僧多粥少”的局面，多设置官位就业则必然会使冗吏充斥。
这种矛盾其实历代政府都没有解决！要不为什么“精兵简政”的口号能遥遥无期的喊下去？官太多，老百姓养不起呀！人民需要的是袖珍政府大社会，不是二者反过来。
“学而优则仕”！貌似公平，其实暗藏隐患，关键在于官员的社会地位高的人人仰慕，那就危险了！因为能当上的永远是少数人，而且被冠以先进人群中的尖子，如果不能恢复其实质上的“公仆”地位，这种尴尬与无奈将发展壮大至无法收拾。――特权危民害国啊！
但在北宋，任人唯亲已经盛行，上头没人想做官？甭想！考试只是给普通读书人设的一个局，能破局做官的人少之又少，体制内的人大多“亲连亲”，不是党派亲朋能做官？
事实是，好多“圈内人才”不用在京参加考试，便可以当官，每届科考选三四百人，另外更多的人不用经过考试――礼部就可以推荐免试生二三百人，其他还有由兵部和皇家关系推荐的。
对于很多读书人可由皇上特恩免考，苏东坡直抒己见：“一官之阈，率四五人守之。争夺纷坛，廉耻丧尽。中才小官，阈远食贫，到官之后，求取鱼利！靡所不为，而民病矣。”
这是在说：一个官职的门坎前，有四五个人守望着，争夺不择手段就是必然的了，这么费力当上的官，哪会不求渔利？最后还是老百姓倒霉！
“臣等伙见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县，例皆垂老，别无进望，惟务黯货以为归计。贪冒不职，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几千人矣，何曾见一人能自奋励，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所至州县，举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过举，谓之恩泽，非臣所识也。”
――这些当官的，遍布全国，到了退休的年龄，提拔无望，专心敛财，除了贪财，正事不干，后门做官的十有八九都是如此，祸害老百姓的贪官不可胜数！这种照顾政策，实在令人不能理解呀！
苏东坡建议坚决废除免试办法，严格限制高干子女、亲属走旁门，为改变这种情形，他向太皇太后多次密奏。在几件大事的表章后，他又附有再启，请太皇太后阅后留中，勿转交与中书省。――毕竟这是种得罪大多数既得利益者的言行。
要尊重知识分子！并且表现在行动上。
苏东坡有次见到一个考生在考场受到了监考士兵的侮辱：御林军士兵对考生的态度简直如同到了“新兵营”，维持考生秩序，犹如平定暴乱！苏东坡立刻连上二表，将逮住的那两个军官开除军籍回了老家。
此事不光在宋人笔记中有详载，宋史也记了一笔：“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轼宽其禁约，使得尽技。巡铺内侍每摧辱举子，且持暖昧单词，诬以为罪，轼尽奏逐之。”
当官的“亲连亲”，必然会导致官官相护。
有次对西夏的战事，竟然滥杀了大宋平民一万多人，当地驻军首长企图隐瞒不报。甚至朝廷的“中央特派员”也跟着维护 “官官相护”的优良作风，向朝廷报告只有十个农民被杀。致使大案被拖两年之久，毫无动静。被杀平民理应获得的政府赔偿，结果一无所得。
苏东坡把这些实情一一上奏给太皇太后，并且警告：如此忽视民情，不顾民生，势难收揽民心。
苏东坡的绝地反击、长期抗战，针对的不是任何人、任何党派，是“堂吉珂德”式的对弊政的冲锋，这时的苏东坡绝对是一名国家干吏，看来早年宋仁宗所说的东坡具有宰相之才，一点也没有夸大臆断。
但是，苏东坡无心冲顶仕途也是事实，尤其当他明智的看透了政局不过是个赌场之后，苏东坡再次心灰意冷，坚决要求退出中央。
经再三恳请之后，元佑四年三月十一日，朝廷终于允其所请，命他以龙图阁学士衔出任杭州太守，兼领浙西六区军马。――苏东坡的愿望实现了。
太皇太后及已经逐渐懂事的皇帝还是对苏东坡无比恩宠，临行前，皇帝赐予茶叶、银盒、白马、镀金鞍鞯、金带等礼品。启程时，八十三岁高龄的老太师文彦博，亲自为他送行。
文太师劝苏东坡从此不要再写诗，那是惹祸的源泉啊！苏东坡于马上大笑：“我知道，若写诗文，当有好多人准备做注释呢。”
七十七、天堂地狱三餐事
苏东坡重回杭州，十八年恍惚一梦！
今非昔比，太守与通判完全不是一种感觉，通判杭州时，苏东坡公务少于诗酒游玩，现在是全权执守杭州，责任大于享乐！六地民生，付之东坡关注程度，一城安危，赖于太守身体力行。
物是人非！
就任浙西军区钤辖兼杭州太守的苏东坡，时年五十二岁，诗人虽然称老，实际刚过天命之年，从政经验丰富，却也可算年富力强。
尤其身份地位、外部环境，更是天差地别！苏东坡领袖中国文坛已成事实，并被包括他的敌人在内的世所公认；谪升仕途起伏多变，心理上也可算百炼成钢；都说朝里有人好做官，而今天的苏东坡，弟弟子由已经由御史中丞迅速提升户部侍郎，继而升为任吏部尚书，并赐翰林学士，已经掌握国家人事大权！
苏门可说是上下有人，风头正盛；尤其还有太皇太后摄政顶端，苏东坡此时执掌一方，有些另类“政通人和”之味道。＇Ｚei8。Ｃom电子书下载：。 ＇
但是，人生命运如杠杆，两头高低难说，中间不变，外部境遇何尝不是如此？苏东坡人非当初，杭州却也并不“物是”，环境逐年日变，却是逐步恶化，元佑四年（1089年）七月苏东坡到达杭州时，竟是一派萧条，百业俱废，美丽的西湖竟也如同一潭死水。
要紧的还有：那就是饥谨的威胁即将来临。
这年杭州大旱，收成大面积绝产，农民现在实际上是以往年存粮度日，一旦吃完呢？
市场米价七月间六十文一斗，到九月间骤涨至九十五文一斗，民无食必将大乱，这才是当务之急。
新太守上任之初，杭州居民夹道而迎，人们不光是欲求一观东坡天下名人风采，更大的期待是能有官员复兴地方、救命百姓，现在这一切就看苏东坡的了。
苏东坡紧急筹粮二十万石，以十八万石出市平抑米价，直到次年正月，才算使米价跌到七十五文一石。
饥饿的威胁稍缓，旱情稍缓，水灾又临，苏杭一带大雨滂沦，多日不止，民家有积水者及达一尺余，百姓居无安所，又是大灾临杭州。
苏东坡开始连续七次向京城呼救，陈述灾情，吁请急速设法拨款。两次表章为“浙西灾伤第一状、第二状。”其它叫“相度准备赈济状”。
接连的呼吁甚至惹烦了朝中所有大臣：全国哪里没经过天灾？怎么就你一个杭州多下了那么一点雨，就大呼小叫呢？何况杭州还驻有“中央特派员”，朝廷特使都一言不发，怎么就显着你苏东坡呢？
这倒是事实，苏东坡自己也从朝廷的各类官方报道中看到：周边地区的地方官们的奏报里无不“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是越来越好”之类的喜讯，无一人据实上奏新近的暴雨和水灾。
所幸苏东坡极为太皇太后所信任，所奏必复，从其所请。杭州终于没有酿成惨祸。
但是上面照顾的实惠，大家都要分沾，这已是大宋官场惯例；救灾粮钱，层层还是被截留不少，比如有次朝廷拨来五万贯购粮款，到了苏东坡手里，就已经剩下不足三分之一了，没办法，苏东坡只好奏准以修缮官衙的款项买米，救灾如救火，人命大如天！
在一份给太皇太后的密奏里，苏东坡这样写道：“臣近者每观邸报，诸路监司多是于三四月间，先奏雨水匀调，苗稼丰茂。及至灾伤，须待饿便流亡，然后奏知。此有司之常态，古今之通患也。”
还有就是苏东坡的“防患胜于救灾”理论：苏东坡认为经常平仓制度远胜过饥荒之后的救济，所以不断购买谷子存满粮仓，用于随时平抑米价，这是预防性救灾，当事半功倍。
这道理其实易懂，灾年米价骤涨固然正常，但关键还有人祸，米商们可都是把灾年当作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