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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需要，它们之间不存在谁统摄谁的关系，就像天空与大地，根本就挨不上，所以也没有任何争执的必要，在科学的领域，使用科学实证的方法，在形而上学的领域，特别是在道德哲学和审美鉴赏的领域，就必须使用康德的先验方法，以避免萨特和伊凡·卡拉马佐夫自由选择论的谬误，以及芙蓉姐姐现象的泛滥，这是我的一点看法。
唉，看来那天宋博士被我数落了一通，这个星期以来一直泡在图书馆里用功呀，难怪经常见不到他的。
真是难为他了。
这里还有：
我们在说一个东西是“真的”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同时说了两件东西，海德格尔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我说“这枚硬币是真的”，按照流俗的理解，我是在说这枚硬币不是假币，不是伪造的，但是，难道假币就不是真实存在的吗？于是“这枚硬币是真的”这句话也就包含了另外一层意思，即事物的实存性。
按照流俗的看法，那本真者，无论是本真之物还是本真之命题，是那正确者、符合者，在此，真理和本真意为符合，而且是双重意义上的符合，首先，某物与预先构想出的关于它的观念相符合，其次，某一判断所意指者与物本身相符合，这种符合性的两个方面在传统的真理定义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一传统的界定是：真理是物向感知的接近，但海德格尔指出，这句话的拉丁文意思也可以说成是：真理是感知向物的接近，然而，如此理解的真理只在客观的真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尽管如此，前一个定义并不就是后一个定义的颠倒，毋宁说，每次谈到感知与物时，人们所想到的东西并不相同，前一个定义来源于基督教神学信念，即认为作为造物，它们符合在上帝心中预先构想的某种观念，真理在本质上总是意味着作为造物的存在与造物主相一致，在世俗理性的帮助下，对物进行筹划的可能性取代了神学所设想的创世秩序，这本身就是一条合乎逻辑的法则，客观的真理总是暗示着所讨论的对象与关于它的本质的或“理性”的观念相一致。于是给人以一种错误的印象，以为这种对真理本质的界定独立于对所有存在者的本质的解释之外，与它们的“在”无关。必须区分两种非真理：命题性的非正确性是判断与物的不一致，客观的非本真性是存在与其本质的不一致，这两种情形都可以被理解为“不符合”。
我们所说的“相符合”也有两种不同的意义。海德格尔又举了两个例子，比如看到桌上放有两枚硬币，我们就说它们在外貌上相符或一致，很相像。但当我们说起其中一枚硬币时，我们谈到符合性：这钱币是圆形的，在此，已不是物与物的关系，而是判断与物之间的关系。那么判断与物在什么东西上相符合呢？钱币是金属制的，判断无论怎样也不是物质，钱币是圆的，判断是绝对无所谓空间的，你可以用钱币来购物，关于此钱币的判断却绝不能成为一般等价物，尽管两者有如此的悬殊，上述判断却一致于且真正代表了那钱币，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是如何近似那枚钱币的呢？“接近或近似”在此显然不可能意为两个不同类的事物性质相似，关于钱币的判断与钱币发生关联的方式是前者对后者的表象，是再现了所表象之物的内在和外形以及它彼时的重要特性，此处的“表象”意味着让某物作为对象而处于我们的对立面，物在朝向我们运动时的这种作为持存之物的显示，是在敞开、显露的领域内完成的，此显露性并不是最先由描述所创造的，而只是自行进入描述并被描述所接受，以作为关系的范围：它们总是必须与某种显示为如此这般的东西相关联。这样，判断便屈从于一种指令，这种指令责成它去表达那是如此这般的东西，通过服从此指令，判断通过存在来纠正自身以达到正确。以此方式来指导自己，判断就是正确的，那被如此陈述之物就是真的。判断的正确性来自于行为的显明性，这意味着，它必须首先成为一切描述的某种标准，这已暗含于行为的显明性中了，但如果判断的正确性只因为行为的显明性才成为可能，那么必然的结论是，那首先使正确性成为可能的某物必然应首先被看作是真理之本质，即与其自身相符合，这样一来，那种传统的观念只把真理归结为判断，认为判断是其唯一的本质的本源便垮台了。真理之本源不在命题之中。真理不是人这个主体针对某一对象作出的某种正确命题，然后便将此命题作为“真”，真理是对存在的启明，通过这种启明，某种显明之物显现出来，人的一切行为都是进入这种显明性的显露活动，由此，人真正处于他的存在之中。
对于信念中被允诺在那里的真理来说，对其作出真理性的描述不是真理与我们的观念相符合，而是我们的观念向着真理的方向无限靠近。这便是实用主义的观念。
第二次枫林漫步
我合上笔记本。
看来我必须主动找他示好了。
我几乎没费什么工夫便在图书馆找到了他。
“你这是干嘛？放开我。”
“你终于肯开口说话了，我还以为你哑巴了呢。”
“哼，谁哑巴了。”
“你用功怎么不叫上我呢？”
“谁说我在用功。”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近段时间你一直躲在图书馆里看罗蒂和海德格尔的书，对吧？”
“你怎么知道！原来你看了……”
“对，看了你的笔记。”
“那又怎么样？”
“嘿嘿，你不是说你更喜欢文学吗，今天我们不谈哲学，只谈文学。”
“文学？谈什么？”
“谈……哦对了，就来谈谈复调问题吧。巴赫金在这方面的学说让我产生一个联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当于文学史上的巴赫吗？”
“利用复调的形象、对位的形象，不过是为了指出小说的结构方法超出独白型统一体时会出现的新问题，正如音乐中超出单声便会出现某些新问题一样。但音乐和小说使用的材料大相径庭，谈不上更多的相同点。”
“巴赫金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福楼拜、托尔斯泰等人放在一起作的比较使我非常感兴趣。他所说的‘典型的主观浪漫主义’应该指的是雨果吧，典型的独白式结构，再加上让人受不了的浪漫主义，其结果只能是缺乏现实基础。福楼拜则将作者的意识完全剔除掉了，进入一种彻底的客观主义。《包法利夫人》似乎只在开头第一个词出现过第一人称，而且还是复数格，非常奇怪，不是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儿呢，作者与主人公则变成了平等的对话关系，主人公拥有绝对的自我意识，可以公然反对作者的意见，这是欧洲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一大变革。我觉得从雨果到福楼拜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脉相承的。”
“那类小说，如《布瓦尔与佩居谢》，融汇了内容极不相同的材料，不过这种内容差异没有也不可能在小说的结构方法上表现得很明显，因为材料性质的差异服从于贯穿作品始终的统一的个人风格和情调，服从于一个统一的世界，一个统一的意识。如果用独白的观点来理解情调，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就是多色调的小说，包含着相互矛盾的褒贬；在他的作品中，每个字里都交织着互相矛盾的色调。这是巴赫金的原话。”
“莎士比亚呢？”
“戏剧从本质上便同真正的复调格格不入；戏剧可以囊括多方面的生活，但不可能容纳多种世界，它只能有一种而不是几种尺度。莎士比亚的人物不是充分意义上的思想家。”
“提到思想，巴赫金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作为艺术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能够战胜作为政论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最终不可再分的单位不是个别的仅仅指物述事的狭小的论点、思想、主张，而是一个人的完整的观点、完整的立场。思想是超个人超主观的，它的生存领域不是个人的意识，而是不同意识之间的对话交际。思想是在两个或几个意识相遇的对话点上演出的生动的事件。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不以独白的形式叙述现成的思想，也不在某一个人的意识里表现这些思想的心理形成过程。”
“巴赫金在论述狂欢体诗学问题时说，小说体裁有三个基本来源：史诗、雄辩术、狂欢节，随着哪一个来源占据了主导地位，就形成了欧洲小说发展史上的三条线索：叙事、雄辩、狂欢体，正是这最后一条线索引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个变体。”
“苏格拉底认为真理不是产生于某一个人的头脑里的，它是在人们对话交际的过程中产生的，于是苏格拉底便将人们拉到一起，让他们争辩。这种对话体后来演变为了教义问答。与‘苏格拉底对话体’相比较，‘梅尼普讽刺体’有更大的情节自由和哲理上的虚构。梦境、幻想、癫狂——它使人和人的命运无法获得史诗和悲剧中的那种整体性和完整性。‘国王’加冕和随后脱冕仪式是狂欢节的世界感受的核心精神所在，这个核心便是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死亡给生前加了冕的人统统脱了冕。这一全民性的传统在拉伯雷那里得到了完成。在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梦境里，发笑的不只是被杀的老太婆，还有楼梯上和楼下广场上的人群。小说结尾，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去警察局自首前，就来到广场，给人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枫林。
想不到枫叶都已经这么红了。
阳光透过间隙洒落在大地上，溅起无数尘埃。
“在你看来，世界上最好的小说是哪一部呢？”我问。
“其实有好多部都可以被称为是杰作。不过，被公认为史上最好的小说还是《战争与和平》。原因有很多，我想最主要的还是作家的人格魅力吧。托尔斯泰完全站在人类福祉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他通过安德烈公爵眼中高远的天空否定了拿破仑，皮埃尔是贯穿整本小说的自传性人物，思想历程尤为复杂，从上流社会的浪荡子到加入共济会，莫斯科遭劫后虚无主义的思想又占据上风，直到最后与娜塔莎结婚，成为十二月党人思想的萌芽，托尔斯泰的思想在皮埃尔一天之内的两次举动里全部展现了出来，法军进入莫斯科，皮埃尔从子弹下救了一个法国军官，第二天，他又从大火里救出了一个俄国儿童，在这里，人类的生命是平等的，托尔斯泰通过安德烈公爵的口说出‘只有骑士才可以做俘虏’，‘杀人犯没有资格’，又通过库图佐夫将军的口说出‘不要把精力用在屠杀和迫害已经失败的敌人上，而要用于拯救和怜悯他们’，通过俄国普通士兵的口说出‘他们也是人’，托尔斯泰当然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他更是一个基督徒，他的出发点完全是宗教的，‘人类将来应该生活在那里’，安德烈公爵牺牲在战场上，他真的生活在了那里，可是活着的人终究还是死死地被引力所操控着，并且可笑地宣称自己是多么地自由。有人说，munist就起源于基督教义，我想，这一点在托尔斯泰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那么世界上最有趣的文本是哪一部呢？《尤利西斯》？《跳房子》？还是《命运交叉的城堡》？”
“都不错。《好兵帅克》也挺不错的。托尔斯泰的说教在哈谢克笔下变成了反讽，因为像帅克这种样子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是关在疯人院就是关在智障人士福利院，根本见不到，而他的天真又恰恰针对的是日常惯常的逻辑，故而诚实的帅克处处碰壁，就像一个突然闯入大人###的小孩，发现国王没有穿衣服，引起大人们的一阵尴尬和骚动。美中不足的是，读者发现，看到后来，没有前面有趣了，是帅克那反常的行为不有趣了吗？不是的，帅克还是那个帅克，只不过，错讹得久了，也就变成了习以为常。这部小说缺少一个转折性的事件，就好像《铁皮鼓》里的主人公又开始长个儿，这部小说就好像一辆没有刹车的列车，一直冲下去，不知道到什么地方，于是读者便产生了疲劳。”
“越来越喜欢卡尔维诺了。几年前读的第一本卡尔维诺是《寒冬夜行人》和《美国讲稿》，然后是《命运交叉的城堡》，读完的第一感受，两个字，震惊，想不到小说还能这样写！卡尔维诺使小说回到了它最原初的状态，也就是塞万提斯和拉伯雷那个时代的状态，写小说本来就是一次想象的旅行，不是现代人给他赋予的什么反映生产关系、罪恶本质——那样的使命，小说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小说只讨论永恒的东西。最近又读完了《树上的男爵》。柯西莫男爵的精神核心是什么？叛逆？至死不妥协？这些都不是。就像给他的悼词所说，‘生活在树上，热爱大地’，柯西莫男爵从来都不是个隐逸者，相反，他是生活的积极介入者，他用书籍感化了无恶不作的强盗——虽然并不能改变强盗被绞死的命运，他用他的特立独行与真挚赢得了爱情——虽然爱情最终还是离他而去，他甚至在晚年还参加了革命，得到拿破仑的接见——虽然拿破仑最后也失败了。他至死也没有踏上过大地，可是他却是那个时代最理性的人。卡尔维诺从不使用晦涩的表述方式，《我们的祖先》三部曲甚至更接近于童话体，可就是在这样的简单叙事中传达出最深刻的哲理来，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最缺乏的。我们都是没有个性的小丑，虽然我们极力想显得有个性，我们所有的行动都已经被预设在抽象的集体行动体内了。没有办法反抗！因为我们再也不想回到树上去了。对了，你最近读过什么小说？”
“最近看了《洪堡的礼物》，一部关于癫狂、厌烦与灾难的作品。洪堡与西特林在普林斯顿曾经搞过一个电影剧本，故事梗概是：极地探险家阿蒙森与诺比尔相互嫉妒，在一次飞越北极的探险中，诺比尔飞艇坠毁了，机组人员散落在浮冰上，阿蒙森得知这个消息后包了一架飞机去营救诺比尔，然而飞机由于超重，掉到海里去了，全部人员都遇难了，冰上的人发出无线电报，俄国人收到了，派出一艘破冰船去寻找他们，结果只找到了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瑞典人，随船的医生从那个意大利人的胃里检验出了人体组织，于是，那个家伙肚子里的东西被装在一个罐子里，在红场示众，同时在巨大的解说牌上写道：‘请看法西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恶狗们在怎样互相吞噬！惟有无产阶级才懂得道德、友情和自我牺牲！’用这句话来讽刺西特林再贴切不过了，他正是因为‘友谊’而破了产。法兰克福学派有个女学者，叫做阿伦特，是雅斯贝尔斯的学生，著有《论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该书提出一个中心论点：现代极权的方式不同于古代，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极权。从马基雅维利的时代到霍布斯以来的极权主义无非都是利用了民众的恐惧心理，奥斯威辛如此，古拉格同样如此，不过在奥斯威辛的大门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只有在劳动中才能获得自由。”
“提到奥斯威辛，我最近还读过凯尔泰斯的书。同为诺奖得主，《我的名字叫红》、《金色笔记》这种通俗小说怎么就能销得好，而像《无命运的人生》这种严肃的作品却叫好不叫座呢？作为集中营的亲历者，凯尔泰斯在这部自传体小说里为读者描述了一个并不像电影或者人们想象的那样那么恐怖的集中营（至少在结尾部分是如此），集中营里甚至还有医院，为患病的主人公悉心治疗。到底是电影里的集中营是真实的，还是凯尔泰斯笔下的集中营是真实的呢？我想都应该是真实的。可我们的大脑的结构似乎已经习惯于只接受一种真实。这正是人类思维方式的痼疾。这部杰作之所以不为广大中国读者所接受，大概是因为国人的痼疾更为严重的缘故吧。你读过《阿特拉斯耸耸肩》吗？”
“美国文学不乏像《白鲸》、《红字》这样的佳作，但也有不少被高估了的二流作品，比如《汤姆叔叔的小屋》、《麦田守望者》，同样是写堕落，福克纳就比塞林格要彻底地多，至于这部《阿特拉斯耸耸肩》，更是吹嘘做得比实质内容好得多。且不说这部书在文学方面有何价值和建树，单就思想而论，也有许多荒谬之处：‘人——每一个人——都是自我的，而不是为了去满足他人；他必须为了自己活着，既不为他人而牺牲自己，也不为自己而牺牲他人；他必须以实现自己的幸福作为他生命中的最高道德目标，为了他理性的个人利益而工作。’这是兰德的理性主义的基本原则。可是她自己却公然把以上的原则都违背了：‘你最引以为傲的性格里的那些品质遭到蔑视，你因为有勇气去按你自己的想法做事，并只对你自己的生命负责，就被称为自私，你独立的思想被称为傲慢，你绝不妥协的正直被称为残酷，你因为有着探索和发现的远见而被称为反社会，你追求理想的力量和自我约束被称为无情，你所具有的创造财富的巨大力量被称为贪婪；你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能量，却被称为寄生虫；你在一片只有荒漠和绝望饥饿的人们的土地上创造了富有，却被称为强盗；你使他们得以生存，却被称为剥削者。你这个在他们当中最纯洁、最有良心的人被讥讽为庸俗的物质主义者。’只能说，这孩子的力比多在苏联被压抑得太久了。兰德所坚信不移的逻辑是，只有创业者或者脑力劳动者才是财富的真正创造者，是社会的精英，是托着地球的阿特拉斯，正是由于阿特拉斯们的怜悯，弱者才有饭吃。可是像她说的，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着想，那这些弱者就应该集体罢工了，他们虽然就单个人的智力和思想能力而论，可能比不上他们的老板或者管理者，但他们还是可以为自己获得更多一些的利益而聪明起来的，现在他们只是还没有发现集体行动的好处而已，他们都是乡巴佬，既能够接受为他人而牺牲自己，也能够容许老板为了自己而牺牲他人，因为他们如果不这样做，就连牺牲品也做不了了。况且这个世界上的财富拥有者也不像兰德所说的都是社会的精英，一松手地球就完蛋的阿特拉斯，很多人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