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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周围没人注意，他飞快轻轻吻了我的嘴。他握住我的手说：“昨天台北有飞机坠毁。所以推迟了一天，我一直在等你上班，我现在要走了。昨晚我想打电话给你，可我不知道你的电话。”
他吻了我一下就走了。
是的，2000年12月３日的英文南华早报，打开报纸会看到关于台北有飞机坠毁的新闻报道，我想不到那会和我有关，让我和亲爱sergio又见了一面，让我们又呆在一起至少五分钟，让他又吻了我，又握住了我的手。
每天我坐在我的位子上，怀着秘密的期待，希望sergio又会突然出现，如那天早晨。
2004年的秋天
2004年的秋天，充满离别的气息。多少年后我回想2004年，尤其怀念的是那年秋天。
首先是K回德国去了。他和托马斯走的时候，我竟失态的当着很多人流下了眼泪。我想让眼泪不要流下来，但它还是要流下来，我冲进公司的洗手间，偏偏洗手间又有公司的阿姐在那里，我只好躲进厕所里去流泪。
我为什么要流泪，我不知道。
我常常和K，以及托马斯一起吃饭。有时是K请客，有时是托马斯请客。这两个德国男人都是很好的男人，每次付账时总给很多小费。我总认为肯慷慨给小费的男人就是好的。托马斯更可爱，他有一头金发，一双蓝眼睛。他是个很俊美的青年，鼻子又挺又直，而且他很年轻，才24岁，但他已经是一个四岁小女孩的父亲了。每次吃完饭，我站在我的家门口目送他们回酒店去，我总会把目光停留在托马斯的背影上，看着他迈着年轻而富有弹性的步伐行走，看他结实而匀称健美的背影。你很奇怪，为什么中国男人不能把肌肉长得那么结实，也许，他们是经常吃牛肉的缘故，而中国男人经常吃猪肉和大米。
K也不错，也慷慨大方，也幽默朴实。幽默朴实，你不要以为这是一组矛盾的词组，当一个朴实的人幽默的时候实在可爱，当然，他的幽默一半原因是因为他笨拙的英语，当他用英语单词组成儿童式的句子表达的时候，实在想笑。他说：“明天不好，工作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正在到来。”
如果Ｋ的头发不那么稀疏那就更好。
这两个人走了，我很伤感。再没有人经常请我吃晚饭了。我得自己做每一顿晚饭。我看不到托马斯英俊的脸，也听不到Ｋ笨拙的英语了。
他们是生活的过客，不是我的密友。我有一个密友。他是我亲密的朋友，也是我秘密的朋友。
你有没有这样一个朋友，你从不向任何人提他的名字？全世界没有任何人知道你有一个这样朋友，但这个朋友和你的亲密超乎世界上的任何一位朋友。
你从不和他一起逛街，你从不和他一起吃饭，你们从不见面，你们从没有肌肤接触。甚至，当他从你生命中离去时，外表上没有一点痕迹。没有任何人知道，你已经失去了一位最亲密的朋友。
但他真的是从我的生活中离去了。他不和我道别，他也许是故意的，也许不是故意。——因为在表面上看来，我们实在不是朋友。
但我们其实一直是朋友，是秘密的朋友。
我怎样向人描述我们的亲密呢？我怎样用文字来描写我们的亲密相处呢？我不能。
只有我和他知道我们是怎样相处。我们有一个秘密的空间，别人无法进入，只有我和他在一起，那个空间，那个世界才存在。
那个世界不在这个世界里面，只有我和他拥有密码。我们一起在里面，作最亲密的交谈，那里只有我和他。
“你像一朵花，我是养料，在不为人知的地下，为你供给，而你，拼命的吸取，世界看到你开的花，惊讶你的艳丽，却从来没有人知道我在地下秘密供给你养料。”他曾这样描述我们之间的关系。我看出他的心里有怨言，那种怨竟如女人般幽怨。因为他从来没有在我的文字里读到过他，我写的任何一篇文章任何一个句子都没有他。
“等到花萎谢了，归于泥土，我不就是你的了么？”我说。
他轻轻一笑。世界上没有男人像他那么笑，那种温情，那种宽容，天下只有他一个。
“其实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颜色的。你是橙色的，我是深绿的。如果我们的生命混合在一起是什么颜色呢？”他问。只有他这种人才说这种话，只有我们的世界里才有这种傻傻的对话。
我脑子浮现出晴朗天空的颜色，那种明亮的蓝色，我说：“浅蓝。”
他说：“不对，是蔚蓝。”其实我心里想的正是蔚蓝。
事实上我从未把深绿和橙色混在一起试过。我们也没有把生命真正混合过，我们在一起，只是亲密地在一起，却从没有互相混合。
因为，我们的世界之间有一道透明的玻璃。无论如何的亲密，如何的四目交投，也无法穿透那道玻璃。
那道玻璃，是命运的玻璃。是为了让我们安全，让我们不要太幸福，因为太幸福就会着火；着火，生命就有伤害。
我甚至觉得自己在爱他。我站在他面前，就是最轻松的时候，我把身体和心灵放到一个完全放松的状态，无所顾忌的就躺在那里，衣衫不整，语无伦次，他常常是笑，笑我的可笑，笑我的愚昧，笑我的天真。
他自己也是软弱的。我需要他的软弱。他的软弱令我的软弱显得不那么软弱。
我打算结束这篇语无伦次的文字了，当我尝试为我和他写点什么时，我发现这世界的文字根本无法描述我和他的关系。因为我和他根本不在这个世界里对话，所以，我也无法在这个世界描述我和他。
他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我不知道把他的生命和我的生命混在一起会是什么颜色，但我想过，如果把他的生命倒进我的生命，一定能使我的生命最完整。他会填补我一切的缺憾，只有他可以。我的生命里，有千疮百孔，也有万千伤痛，惟有他，给我最温柔的理解，给我最体贴的安慰。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在那些我流泪的日子，在那些我为男人们的爱情而伤痛的日子里，有两个人陪伴了我，一个是上帝，她在天上；一个是他，他在人间。
他离开了我，在2004年那个秋天。我来不及流泪，来不及送礼物，来不及对我们的友情作一个总结，来不及对他说，我爱你，我以为他会一直和我在一起，只要他活着，只要我活着，只要我们活着，他就会理所当然是我的朋友，拨打那个号码，他一定会在号码的那边，随时可以安慰我。原来不是，他不必打理行装就可以走的。他的离去，只是一念之间的事。
2004年的秋季，我是否可以在这里说我爱你。是真的爱你。
我们相隔有多远
我站在GUCCI专卖店门口等车。来了一辆两层空调巴士，111号。我走上去，拿出八达通，“比”了一下，全程8。9元。
下层已坐满了人，过道里还站了几个人。我走到上层，一眼扫过去，都坐满了，只有左边一个三人座位还有一个空位，在一个穿西装的年轻男孩子旁边。我走过去，他往里移了移，我坐在他身边。
你可以看到我是一个这样外貌普通的女人，略有些瘦，身材修长，穿一套灰色西装裙套装，挎一个黑色皮包，黑色皮鞋。从中环到金钟到湾仔，这一路上有很多类似我这种年龄和打扮的女人上这趟车。我想，我这样的女人其实是没有隐私的，一切都是公开的秘密：可能在这一带某座大厦的某间贸易公司，或某间银行，某间证券公司，或某间酒店，做接待文员，行政文员或会计，出纳之类的工作；有一份约八千至一万左右的月薪；家里有一个正在读幼儿园或小学的儿子；还有一个不嗜烟酒，但偶尔赌马或买六合彩，每个月去一两次深圳的丈夫；家里的睡房里摆着一部电脑，是小两口共享的，客厅里摆着一部钢琴，是儿子的；一家三口住在某座花园里，正在供楼，月供六千，七千或一万元；因为三年前才买楼，很幸运没有成为负资产。
你能猜想得到我这种不太丰满的女人，因为你知道这个城市里同一阶层的人几乎过着一模一样的生活，住同样的楼，吃同样的饭菜，节假日去同样的地方做同样的消遣。每逢节假日，在每一个商场公园麦当劳肯德鸡，总是有着拥挤的人流，这时你就会明白，这个都市里大家的生活只有不多的几个版本可供选择。
从七年前开始，我每天同一时间坐同一班车去同一座大厦上班，坐在同一张桌子面前做同样的工作。我怀疑所有的日子早已复印好了，堆在那里只等着我去过而已。
当我意识到巴士上座位身边穿西装的男孩的身体贴在我的身上时，巴士已穿过了海底隧道，到了香港理工大学。
从坐上车起，我一直在胡思乱想，心不在焉，天马行空。思绪如一团倒泄在地上的墨汁，泛滥流成了些有形或无形的图案。那些意识流我已无从描述或记叙。我平时经常沉浸这样一种内心活动的状态，对外界的一切完全毫无知觉。
巴士一排坐三个人可能有些挤，那个男孩的身体挨得我很紧。他的整个右臂和大腿都紧紧贴在我的左臂和大腿。
他一定很年轻，虽然我从上车起到此刻也没有留心看他一眼，但隔着薄薄的衣服从他身上传来的体温是极其温暖的。已是秋未冬初，这样的温度是令人感觉极其舒适的。
我能从他的手臂感觉他年轻而勃勃的生气，还能感觉到他呼吸的节奏。年轻和青春是那么美好，连呼吸都是美好的，虽然隔着衣服，那匀称而颤动的呼吸，如一章美妙的乐曲。我突然怦然心动，我好久没有这么贴近年轻和青春了。
我也许应该挪开一点点，表示不愿意和一个男孩子靠得这么近。但我没有。我往脚下看去，他的皮鞋簇新锃亮，是一双绑带的皮鞋，他的西装是黑色的，有很好的质感，挺刮得甚至像薄的黑色金属。他戴着宽边眼镜，他的手交叉垂在面前，雪白的衣袖从黑色西装里露出来一小截。他的手指修长，指甲很长，很干净。
我不敢冒然去看他长得什么样子。他正襟危坐，我感觉到他的局促不安和略有些紧张。我想，他也意识到了我们挨得很紧。我在猜度：他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我们身体挨在一起的呢？皇后像广场？金钟？湾仔？轩尼诗道？菲林明道？他一定是比我先意识到的。他是有意还是无意挨得我这么紧呢？是我无意先贴近了他，还是他有意贴近了我呢？
当然，现在我知道他不是无意贴得我这么紧的。
到欧化家那一站时，下车的人开始多起来，我身边有一个座位空了，我犹豫着是不是应该坐过去，但有个胖中年男人很快坐过去了。我松了口气，这样，我可以继续理由充分地和他挨坐在一起。
我很想看清楚他长了一张什么样的脸，我佯装看窗外的风景，用眼角的余光瞟了他一眼，从侧面看，他很帅气，很年轻，大概才二十四五岁，也许是个刚刚大学毕业，刚刚开始第一份工作。
他也侧过头来，我不知道他是在偷看我，还是在看窗外的风景。
和我们坐在同一排的那个胖女人下车了。当那个女人挤出去的时候，他正式看了我一眼，我迎过去，正好捉到了他大胆打量我的眼光，我们的眼光在互相百般试探和猜度犹疑之后，终于有了第一个回合的相遇。
我们同时移开了目光，他的眼光居然带着一点点羞涩，他的目光是清澈的，试探的，又是大胆的。
因为紧张和慌乱，我咬了一下嘴唇，换了个坐姿。他也动了一下，也换了一个坐姿。有了第一次眼光的相遇，他大胆多了，不断把眼光投过来，我不敢和他的眼光再相遇一次，我会死掉的。我知道他在用眼睛鼓励我再和他的眼光接触，那种若有若无的试探和拿不住把握的揣测是一种极具诱惑的游戏。我们用眼光和心念玩着一场男女之间类似于爱情初萌时期的游戏，试探，挑逗，故意躲藏，又互相引诱，又不肯向对方先近一步，等着对方的主动进攻。
最后，车上整个上层只剩下了我和他，我们还是靠得很近，没有挪开。
我有些支撑不住了，被一种晕眩袭击。我咬着嘴唇，低下头，看着脚下。他也低下头。我们的脸挨得很近，我能感觉到他呼出的气息喷在我的脸上，只差那么一点点，我们就是脸贴脸了。如果有别人看见我们， 一定以为我们是一对亲密的恋人。
离终点站只有三站了，前面那个站我就要下车了。我在想，下车之前，我应该对他说再见吗？或者我什么也不说，看也不看他一眼就下车了吗？
车到站了，我站起来。我忍不住看了他一眼，他大胆地迎着我的目光，没有马上移开，足足有三秒钟那么久，在我的感觉里那几秒钟很长。我很慌乱，心跳得很快，可能我的脸也红了，我已不知道我这个年龄，脸还会不会红，但我的脸确实在发烧。
车已慢慢停下来，我只能匆匆走到车厢下层，准备下车。
接着，我身后响起“咚咚咚”下来的声音，他也下来了，我有些惊喜。
我站在车门的左边，他站在车门的右边。我们对视。这回是明白无误的对视，移开视线后，又像有一种无形的磁力把我们的目光吸引在一起，又对视，又马上分开。
我们的目光在那短短的一两分钟里至少交织穿梭了四五个回合。
我几乎要开口对他说话了：“你也在这里下吗？”当然我没有说。
我看见他的嘴唇边似乎含了一句话，就要脱唇而出了。但到底他也没有说话。
车门打开了，我走下去，我明明看见和我一起走下车的，但是，他居然站在车门口停住了脚步！
我站在车下望着他，他站在车门口望着我，他似乎在等我说话，或打算对我说一句什么。我和他在车上车下互相看着，伸出手就可以握到对方。在犹豫的刹那，车门“啪”地一声关上了，切断了我们的视线，然后疾驶而去。
我呆在那里，好久才回过神来。他最后站在车门口看着我欲言又止的样子，和凝视我的眼神，如一个定格的镜头，充斥最后的整个画面，然后突然消失，银幕上只剩下两个字：剧终
童年斑驳的记忆
我小时候寄养在外婆家，直到我七岁时，父母才把我领回去读小学二年级。
和童年有关的记忆是极深刻的，却又不连贯，像一块块的斑驳，东一块西一块刻在脑子里。
小时候我在外婆家吃得最多的是煨粥。外婆抓一小把米放进一只黑色的小瓦罐里，加水，撒三五粒黑色的豆子，放进只有火星的灶膛里，半个时辰后，一小碗香喷喷的煨白粥就出来了。我除了吃那碗粥，一定要把瓦罐上的锅巴刮下来吃，刮得一干二净，因为锅巴更香。只到今天，我再没有吃过比外婆的煨的粥更美味的粥了。
外婆家住的房子是解放前是一个地主的旧宅的一个厢房，房子前面有一个很大的石砌天井，天井里有一棵不知多少年的老柚树，后来从某一年开始忽然不再肯结柚子了，恰恰那几年那里的几户人家没有一个生儿子的，包括我的两个舅舅，他们说可能和那棵不肯结柚子的老柚树有关，所以就把那棵老柚树砍了。后来有的人家真的生了儿子，有的还是没有儿子，我二舅得了一个儿子，大舅一直没有。
外婆家房子的门槛都特别高，直到我五六岁了，我还要扶着门框很吃力才能过得了每一道门槛。每个高而厚的门槛上面都铺着青石板条，年代久了，磨得光滑，夏天我和男孩子们一起叉开腿骑在门槛上玩，极清凉。因我是女孩子，坐在门槛上常遭外婆呵斥，她悄悄告诉我，女孩子老坐门槛，以后生孩子会横着生出来，很难生出来的，但我还是照坐不误，当时我不知道今天有剖腹产这回事，如果我知道，我就可以告诉外婆：生不出孩子，可以剖腹生产。
外婆的睡房里有一张极大极扎实的黑色大书桌，我常和几个小伙伴一起上去蹦跳也没事。那是我外公用一担谷子从一个老秀才家换来的，我外婆说那个桌面是一整块的樟木做成的，可以想像那棵樟树有多大。而且用的漆是生漆，就是直接从树上刮下来的原漆，不是今天含有化学成分的油漆。
那种漆真的是十分细腻，看上去好像桌子本身的颜色，看不出有人工涂抹过的痕迹，它应该是一张上百年的老书桌了，但颜色只是古旧了些，却一点也没有掉落，反而被磨得更加温润细腻。那种陈旧含蓄的光泽，就像一个传说中的故事，越老越美丽，越古久越令人遐想。
我童年惟一不愉快的记忆，就是外婆家的厕所。那是一个极大的粪池，占了一间房子那么大，而且极深，往下看去幽森森的，上面用木板封住，其实是安全的，但我每次去上厕所，心里总是充满莫名的恐惧，担心木板突然烂掉了，我会掉进臭而粘稠恶心的粪池淹死，我又担心我不小心从木板缝隙里掉下去……事实上从没有人掉下去过。但很多很多年前，这房子旧主人家一个怀孕的女人，临产前上厕所，却不小心把男婴生下来掉到厕所里去淹死了。这事听起来有些古怪和恐怖。
后来我怀孕了，我打电话告诉外婆，她居然叮嘱我，上厕所时要歪着点。她的意思我明白，是担心我不小心上厕所时生产了，把孩子生到厕所里去。她以为现在城市还和她乡下一样，有个大而深的粪池。而且现在的女人生孩子哪有从前的女人那么轻快呢？总是要拆腾好久才能生下来。
我长大后常做些掉到大粪池的恶梦，我想那和我童年对厕所的心理体验和记忆有关，那种恐惧感可能刻在我记忆里了。
寄居荷花镇的日子
“我一下的士，就看见你坐在马路边的店门口晒太阳。你眯着眼睛，戴着一顶红色的小绒帽，穿着工装牛仔裤，黑色的靴。你把身子伸得长长的靠在椅子上，两条腿叉得很开，不像女孩子的样子。那段时期你最好看，你气色很好，面色红润。”
宜锦荣这样对我说。他说的是那年我在湖南乡下一个叫荷花镇的时候的事。
那年我在宜锦荣朋友的一家香港公司里做文员。做了才十个月，我告诉宜锦荣，实在太沉闷了，我一天也不想呆了。他要我辞了工作去深圳住，我说我得先回湖南老家看看我弟弟老二的店开成什么样了。老二那年底向我借钱，在家里附近的镇上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