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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什么，想杀人呀！”
我莫名其妙，坐在地上直发愣。
我们住在“教子胡同”时，因为那里是回民居住区，要遵守回民的习俗，不能吃猪肉，也不许随意杀生。如果家里要杀一只鸡，也必须请阿訇来做。阿訇是专业的伊斯兰教职人员，在杀鸡之前要念简短的经文。我听不懂阿訇念什么，问外公，外公也说不清，说大概是道歉的意思。
在牛街的清真寺我还看过回民的开斋节仪式，开斋节上要杀一头牛，杀牛之前也要念经文，仪式很隆重。
这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
平等意识缘于对生命的尊重，不仅对人，也包括对地球上的一切生灵。不尊重生命会导致生命的毁灭，而这毁灭中没有胜利者。
《信息时报》佛山讯：
“一名怀疑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犯罪嫌疑人杜某，因长期对家庭状况不满心生恶念，佯装重病不能起卧，趁人不备，先用锄头将其后母砍死在一楼客厅，随后又上到二楼卧室，将熟睡中的父亲打死，并将作案工具锄头丢弃到屋旁鱼塘。”（200472）
有不少类似的杀亲案例见诸报道。
果必有因，因因而果。
不论外婆当时的话是有意还是无意，都透露出她内心深处的恐惧和不安。
这正应了希腊哲学家德谟克里特的一句话：
——行不公正的人比遭受这不公正行为的人更不幸。
小时我在屋檐下捉到过一只麻雀，放进一个大纸盒里打算把它养起来。邻居大爷说：
“你养不活它，这小东西气性大着呢！”
我不信。结果那只麻雀不吃不喝，在盒子里乱撞，饿到奄奄一息时把米粒放到它嘴里也不进食，最后死掉了。
我把它埋了，心里很难受，是我害了它。
这小小的麻雀——它既没有漂亮的羽毛，也没有动听的歌喉，却有别的鸟儿没有的“气性”！它为何如此倔犟，是天性使然还是环境使然，我不知道。
如此卑微的生灵都不容侵犯，视自由和尊严高于生命，真令人叹服。
九．外公的书
上中学时，从南京寄来一大木箱外公的书，都是线装的。是一套《四库全书》，书的扉页上写着——曾国藩编，李鸿章校。（注）包括经诗子集四大部分，简直是古典文学的百科全书。
每年夏天过后，我都要帮外公把这些书拿到院子里晾晒，防潮防虫。我也借机拿几本翻翻。外公看我喜欢，也答应借给我看，条件是一次拿一本，看完了再换，不许借别人，不能损坏。我先后借过唐诗，元曲等内容的书二三十本。对我的文学爱好影响很大。
外公请“荣宝斋”的人来看过，当时的出价是十五块钱一本，外公没有卖。可惜这些书在文革中全部遗失，那是后话。
星期天外公带我逛过天桥，天桥其实离我们家住的珠市口不远，不过在一片胡同里，我自己可找不到。
那时天桥还有撂地的场子。说书说相声的，变戏法的，摔跤的，练武术的各围一块场子，观众站在四周，练手艺的开场通常是两个人，一说一捧：
“光说不练——”
“假把势！”
“光练不说——”
“傻把势！”
“连说带练——”
“那才叫——真把势！”
然后边说边练，十分的卖力。那些节目都很有意思，常把观众逗得哈哈大笑。自从认识了这个地方，周末逛天桥成了我生活中重要的“文化活动”。
“天桥把势”靠手艺吃饭，很讲义气。他们的原则是“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观众中不少是像我一样半大不小的孩子，都是一分钱也舍不得扔的；但他们不欺负小孩，要钱时从你面前转过去也不会难为你，可以放心的免费观看。就是大人们不给钱也没有关系，只是别一见收钱扭头就走，那是要受到摊主的奚落的。
老天桥的豆汁二分钱一碗，外带一小碟咸菜。那真是一道廉价的美食。尤其是冬天，你慢慢地品着滚烫的豆汁，越喝越香，身子也越喝越热；喝完豆汁去看天桥把势的表演，就像如今吃完比萨饼去听音乐会，绝对的舒服，惬意。
由于从小在南方长大，我对北方冬天的严寒特别不适应，到北京没多久就得了慢性鼻炎，老流鼻涕。家里人对我吸鼻涕特别反感，时常呵斥：“去去！快擤鼻涕去！”
小时候北京的冬天似乎特别的冷，记得好像是上初一的那年，我的手和脚都冻了，肿得像胡萝卜一样；到后来手指头溃烂化脓。外公带我去医院看，拿回纱布和敷的药。不论在家还是在学校，我都能自己换药；在手指上敷药裹纱布容易，最后打结比较困难；我学护士那样把纱布头剪成两叉，再用牙齿配合另一只手将纱布头打结系好，往往要尝试几次才能成功。我换药时妈妈和外婆离得远远的，她们嫌脏。
冻手冻脚是件很麻烦的事，走路疼不说，写字都不方便；而且会在相同的部位反复发作。今年要是右手的食指中指被冻伤，明年就还是这两个手指头被冻；这困扰了我好几年。后来听了一位老医生的劝告，从入秋开始天天坚持用冷水洗手，冬天用雪擦手，这个毛病才断了根。
注：《四库全书》是乾隆年间编纂的一套丛书，之后清代不断有人修编。本人学浅，尚未在相关资料中找到曾﹑李二人编校的记述。
十．失落的大学梦
老是蹲在书店的角落读书损害了我的视力。上中学后，我的视力下降得更厉害，因为看不清黑板上的字，座位不断地向前移。初二体检时，我的视力到了0。7，校医建议我配副眼镜。我回家说了，妈妈斜了我一眼，挖苦地说：
“这么点儿大的学生还想戴个眼镜，显得你有学问呀！”
妈妈说得不错，那时学生里戴眼镜的不多，连我自己也不好意思假装“有学问”。
但是眼睛不争气，终于到了坐在第一排也看不清黑板的时候；班主任老师写了个条子，让家长给我配眼镜，否则无法安排我的座位。
这回他们同意了。
我自己到眼镜店，配了一副最便宜的眼镜，花了三块多钱。
班上的“小眼镜”总共才五六个，还真有的同学挺羡慕我们的。
后来我一个人去探望奶奶，奶奶看我长了“学问”，知道是读书读的；她拉着我的手怜惜地说：
“你好好念书，将来上大学，那样才有出息。”
她看我无语，接着说：
“你放心，上大学有我供你。”
我听了鼻子酸酸的。
奶奶是有一些钱，听说那是离开南京时变卖了部分家当；另外南京的房子委托亲戚出租，还收点房租。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和我提过什么上大学的事，指望他们是不可能的。
奶奶没上过学，仅认识有限的几个字，但她希望自己的孙子上大学。
爸爸妈妈据说都是高中毕业，可他们并不盼我有什么出息。
我望着奶奶，不知说什么好。
在学习上我有充分的自信。我爱好文学，语文老师夸我的作文写得好。俄语是我的强项，数理化也是我喜爱的课程。我还特别喜欢几何的证明题，那缜密的论证，严密的推理和完美的逻辑让我着迷。我和班上的几个男生已不满足于几何作业，缠着老师给我们出些难题来做，还从杂志上找来一些偏题怪题。例如：“已知三角形ABC不是等边三角形，证明三角形ABC是等边三角形”；“已知四边形的边AB≠CD，证明AB=CD”；这些类似诡辩的题我们做起来津津有味。
除了无线电的爱好，我还是班内的国际象棋高手，所向无敌。
年少的我求知欲旺盛，学什么的感觉都是如鱼得水。
那个年代还不时兴成绩排名，但我相信在班上是名列前茅的，按河南人的话说，在班上是个“人物”。
我的课外爱好多，有时就影响到老师留的作业。老师问起来，我不知深浅地说：“那些作业太容易了，我都会，做它是浪费时间。”为此遭到老师的点名批评。
五十年代末是反对走“白专道路”，提倡“又红又专”的政治形势。“红”指的是政治思想觉悟，“专”指的是业务本领。一位开国元帅曾用生动的例子解释红与专的关系：如果你开战斗机，红而不专，没本事，一上天就被敌人打下来了；专而不红，开着飞机投敌去了；只有又红又专，才是革命事业需要的人才。
班主任老师不喜欢我这个有几分小聪明又有几分狂气的学生，在班会上把我和另外一两个与我差不多的同学称为“小白专”。“小白专”都是普通老百姓的孩子，都不会“假积极”（我们对在班主任面前摆好的人的称呼）。班上的革干子弟根红苗正，是当然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作为初中生，我当时对这些政治名词的理解十分肤浅，只知道“红专”是表扬，“白专”是批评而已。哪里晓得这批评的分量。
我心里不服，也没往心里去；那时的我，的确是太不懂事了。
初三毕业考试前填写志愿，育才学校当时没有高中，我填了三个能住校的比较好的高中：一零一中学，清华附中，另一个好像是师大附中，因为我不愿再住在家里。虽然当时的学校并没有重点非重点之分，升学竞争也没有今天激烈，但这种填报方式在现在看来也是不明智的。外公让我报一所附近的普通中学，我不听；俄语老师劝我报一所俄语专科学校，我也不听；爸爸劝我报中专，说可以早挣钱，我也拒绝了。缺乏家庭温暖的环境造就了我的固执，我一意孤行，非上高中不可，非住校不可。
中考结束了，我自我感觉不错，满怀希望地等待录取通知。
录取通知书来了，我打开一看，录取我的是“北京农业学校”，我一下子懵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我是写了“服从分配”，但为什么没有分配到一所高中，而分配到我想也没想过，听也没听说过的“北京农业学校”？难道我连普通高中的录取的分数都不够？这不可能。
是我没考好吗？我不相信。但那时不公布分数，查分是根本做不到的。
我想到了班主任老师对我的恶评，莫非是“小白专”的评语起了作用？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一句评语的确可以改变人的命运。
要么就是爸爸到学校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妈妈虽然表面上对我的升学不闻不问，但她会坐视不管吗？
我整天苦苦地思来想去，还是找不到答案，心里十分痛苦：上不了高中，我的大学梦再也无法实现，我也让奶奶失望了。
我该怎么办？不去报到，下一年再考？我立刻意识到这个想法不现实，家里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看我有不想报到的意思，爸爸来动员我。说这是国家办的学校，享受助学金，还负责分配，毕业后和他一样就是“国家干部”，比高中要好得多等等。
我知道没有别的选择，反正能住校，而且还住得远远的，于是我打起铺盖走人。
第一章一个人的旅程第三章农校生活
第三章 农校生活
更新时间2005…9…4 10：23：00 字数：15582
第三章农校生活
我们难免有时会迷失真理，但永远不要迷失人性。
——作者
一．失落
一九六一年秋，我去“北京农业学校”报到。
从广安门外坐郊区车到长辛店，就有学校接新生的拖拉机在等候。十几个人挤坐在一辆拖拉机的拖斗上，在乡间的土路上颠簸行进。第一次坐“敞篷车”，还真有几分兴奋，我们好奇地看着路两旁的稻田农舍，十几里路一会儿就到了。
“北京农业学校”位于与丰台区交界的房山县境内，与“稻田村”相邻。学校的前身是农场，五八年“大跃进”成为学校。我们是这所学校正式成立后的第四届新生，我是农学专业六五○三班的学生。
开学典礼上有令人鼓舞的好消息，由于学校有农场，自产粮食，我们每个月的粮食定量增加到三十七斤，这在困难时期绝对是令人羡慕的。也正因为有农场，我们必须参加农业劳动；每到农忙，还要停课。我们的入学教育就是为期一个月的秋收劳动。
收割水稻对我们这些城里的学生来说，开始还有趣，到后来就有点苦不堪言。现在的年轻人大都不了解人力收割的劳作：赤脚站在松软的水田里，弯下腰作深鞠躬状，左手抓住一把稻子，右手握住镰刀贴近地面把稻子割断，割下的稻子再打成捆运走。用力量小了割不动，用力过猛，又容易伤到自己的腿。双脚要不停地来回移动，因为泥田里有“水蟞”（蚂蝗），停时间长了会叮在腿上吸血；但也不能没章法地乱动，踩到刚割过的稻茬子上，会把脚扎破。起初我们还能保持正确的姿势，刷刷刷地一直割过去；没多久就站不住了，只好蹲着割；再后来蹲也蹲不住了，就单腿轮换跪着割。第一天劳动下来，人人腰酸腿痛，手打泡脚流血，可谓伤痕累累。第二天早上起床铃响时感觉浑身疼痛，不想动弹；但毕竟是年轻，只要咬一咬牙跳下床，胳膊腿活动活动就没事，照样又是一天。
一个月下来，我们已完全是“农民”的形象：头戴草帽，手持镰刀，皮肤黝黑。体力劳动使我们吃得香睡得着，一顿饭能吃三四个馒头，睡觉沉得像条死狗，雷打不动。
班上有的人坚持不住退学了，但多数人可能和我一样，没有退路。
后来我们才体会到，这只是劳动锻炼的第一课，艰苦的考验还在后面。
劳动的苦我不怕，我心里感到苦。
我本应当上高中，上大学。在育才学校，我哪方面也不比班上的革干子第差，为什么就让我上农校，为什么！
我的那些“美好”的理想，都成了永远不能实现的梦，这使我感到非常地沮丧。
我抱怨，我不平，我觉得整个社会都好像是我的后娘，我在不公正的命运面前孤独无助。
这些可怕的想法像毒蛇一样紧紧地缠绕着我。
开始上文化课了。
除了语文，我对所有其它的课程不再感兴趣。我从图书馆借来了古今中外的文学书籍，课上课下疯狂地阅读。上课不听讲，迟到旷课也是寻常事；有的课我根本不上，在宿舍泡病号。为了能“治理”我，第一任“队长”（班主任）对我软硬兼施，结果也不起任何作用。我向他扬言：“要不你开除我，我正好不想上呢！”把这位刚参加工作的小伙子气得吹胡子瞪眼，差点要打我。
期末考试八门功课我有六门不及格。补考时我照复习提纲恶补一气，虽说是“平时不用功，临时抱佛脚”，佛脚居然显灵，又全部通过了。
一学年下来，我虽然补考后勉强升级，却因旷课太多，屡教不改，班主任把我的材料总结上报，我受到学校记大过的纪律处分，张榜公布。
我破罐破摔，还是满不在乎。
我成了班上乃至全校的“个别生”。
由于我在学校的恶劣表现，爸爸到学校来过几次，我开始认识爸爸的另一面。在外面，爸爸是一本正经的“国家干部”的形象，当着老师，给我大谈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要我热爱农业。在学生宿舍，对我和同学讲什么：“革命同学要互相帮助，树立远大理想。”他讲那一套大道理很认真，也很投入，同学都戏称他是“革命干部”。
二．浪子回头
因为农校的前身是农场，所以在许多称谓上保留了农场的传统。比如班主任叫“队长”，校长叫“场长”，年级叫“中队”，年级组长叫“中队长”等等。到后来学校逐渐发展走向正规，这些老称谓才慢慢消失。
对于我们这些农校的“元老”来说，老称谓更显亲切。
农校有两位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恩师，一位叫丛选永，一位叫张维安。
二年级时，我们班换了一位队长，他叫丛选永。
他是个特别祥和的人，时常面带微笑，很少激动，说话声音也不大，显然没有前一任队长厉害。
他上任没多久就开始一次又一次地找我谈话，和前一任队长不一样，不是批评指责，而是一种关切：
“我知道你的情况，我觉得你不是坏学生，也不是不明是非的人。我说的对吧？”
还没有人对我这么说过，这话让我心里一动。
“你有理想，喜欢文学，这是好事，你完全不用放弃。俗话说‘艺不压身’，将来工作中都用得着。”
“但你别脱离现实，你现在上了农校，就应当有新的理想。”
“马克思都说人是无法自己选择职业的，我也没想到有一天会留校给你们当老师。”
丛老师说他自己也是农校毕业，比我们大几届。
“别把自己的一辈子荒废了。只要你振作起来，我相信你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学生。”
他看着我的眼睛，微笑着说：
“你知道吗，中国有句老话，‘浪子回头金不换’！我对你抱很大的希望。”
我凝望着他的眼睛，从他的眼光里，我感受到真诚。
我无法把丛老师十几次苦口婆心的谈话内容完全回忆并记录下来。实际上，与其说我是被丛老师讲的道理说服，不如说是被他的真诚所感动的。
在丛老师的帮助下，我重新燃起了上进的希望。
在学校农场劳动的，还有从教育口转来的“右派”和有其他政治问题的人。我们的语文老师张维安就是其中的一个。
一年级时，我们在劳动时看见一个戴眼镜，个子不高，身体瘦弱的男子在猪场挑泔水喂猪，这个文质彬彬的猪倌让我们觉得很好奇。劳动休息时我们和他聊天，他知识渊博，海阔天空地和我们谈古说今，让我们佩服得不得了。但问他为什么在这儿喂猪，他笑而不答。
二年级时，他成了我们的语文老师。他的语文课讲得非常吸引人，上他的课没有纪律问题，人人都聚精会神地听。
我们班有好几个文学爱好者，也都是张老师的崇拜者，我们有时到教师宿舍找张老师
聊天。他没有架子，对我们亲切得像朋友一样。
“知道你们喜欢文学，你们都基础不错。听说有的人想当作家、诗人？”
我脸红了，不知他指的是谁。我们都忙着解释：
“不是，不是，就是有点喜欢。”
“其实作家很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尔基小学没毕业，鲁迅是学医的，也相当于中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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