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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进来吗？”
钱是那么重要（2）
我心里一万个不愿意，可这儿本来就是人家的地盘，抬头看见房东太太正在对面的阳台上晒被子，只好侧身把他让了进来，还把门大大地敞着，好让对面看得清楚些。“姐姐不在家吗？”“她去……买东西了，马上……回来。”我磕磕巴巴，用刚学来的日语回答，但保持警觉，留个心眼。“真不简单，才来这么短的时间，日语已经说得这么好了。”他坐在地上，看了看四周，“布置得好漂亮，还是女孩子有心。”我眼帘低垂，听他慢慢地讲话。“这个房间以前是我儿子住的。结婚后，他就搬走了，前一段好像闹了点别扭，说要回家住，所以我太太就……”
“我们努力……找房子，可是……”我拼凑着单词，一脸委屈。
“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小两口吵架是常有的事，如果他们真的要分开，也应该自己解决问题了。你们要是喜欢这里就安心地住下去吧。”
我是不是听错了？真的吗？我们不用重新找房了？他微笑着点头，瞎了眼睛的脸似乎并不那么可怕了。“我年轻的时候去过中国，很年轻的时候。15岁吧。”他好像话中有话。“现在每两年也会跟着日中友好协会去中国走走，每次都会看到变化很大。”
我心里有些别扭，根据姐姐曾介绍过的背景，边听边猜他当年究竟做过些什么？现在是不是在施舍恩惠来弥补当年的罪恶。想起姥姥给我讲的那些日军的残忍，坐在面前的人已经带上土黄色的遮耳帽了。我是一个喜怒都形于色的人，嘴上不敢说，脸上一定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好像看出了什么，但并不回避，“以前日本在中国做了许多坏事情，现在年轻一代不是很了解。好在中国的年轻人很努力，就像你们一样。我希望能尽自己的能力帮点忙。如果不嫌弃的话，就请安心地住在这里，不会有人打搅你们的。过两天我帮你们安个电话，请不要告诉我太太。”
自从这次谈话后，房东太太没有再撵过我和姐姐。我们明白是房东在暗中替我们求了情，并来安慰我们，心里自然十分感激。同在一个屋檐下，能明显地感觉到房东太太的不满，每次见面都是不理不睬。我们自知占了人家儿子的地方，心中理亏，但也别无他法。
我第一次意识到“钱”是那么重要，在异国他乡，它是维护自由和尊严的一道最有力的屏障。除了学习外，我要挣钱！挣很多的钱。一连几个晚上，我闭着眼睛在床上算计。有了钱，先买张床，刚来的新鲜劲儿已经过去了，我不喜欢睡榻榻米，老跪在那儿，跟受罚似的。然后还要交日语学校的学费，攒大学的入学金。千万别忘记还上姐姐们为了支付我的赴日费用而借人家的50万日元。尽快搬出去，建立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像洗茶杯那样清扫厕所（1）
他很自然地从便池里接了一杯水，一饮而尽
说到挣钱我可是老手。
14岁就进了电视台，利用寒暑假，几个星期拍一部戏，挣的钱比父母几个月的工资加起来还多。自从上高中以后，就再没有向父母伸手要过钱。日语学校里除了韩国、马来西亚的那几个富家子弟外，几个日语稍有底子的同学都先后找到了小时工，中午买饭时，能毫不犹豫地要上一份500日元的鳗鱼饭。我一边吃着250日元的青咖喱，一边托付几个要好的同学，“如果打工的地方有空缺，别忘了给小妹推荐推荐。”
工夫不负有心人，没过几天，那位天天吃鳗鱼饭的同学就告诉我，他打工的地方正招人。太棒了！再次换上自我感觉最好的那件蓝印花连衣裤，兴高采烈地跟着他去面试。
在电车上晃了近50分钟，到达东京的大手町，这里有在日本电视剧中多次看见的摩天大楼群。我颇为兴奋，又有些不安地走在楼群黄昏的日影里，有些费力地跟上周围日本人快速的脚步。同学宽慰我，“没事的，对于不会讲日语的人来说，这份工作是最轻松了。”“谢谢，等我拿到工资一定马上请你吃鳗鱼饭。”我在这方面一向很大方。
走进一座大楼，直接进了地下室。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中年男人正坐在那儿。我心里偷笑，他衣服的样式和我身上的很相似，连工作服都可以免了。他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对陪我来的同学叽哩呱啦地说了一大堆话，大意是我年纪太小，可能做不了这份工。我怕就要到手的工作泡汤，赶紧用今天课堂上刚学来的半生不熟的日语说：“大丈夫！大丈夫！
（没关系，没关系）”
“领导说可以先试一天，但没工资。”同学很得意，终于为我争取到了这份工作。
这是一份清扫的工作。拿起抹布的时候我才弄明白，争来的工作是和一位40来岁的日本女人一起，打扫从1楼到18楼的厕所。听说是扫厕所，我脑子有点懵，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干过。但想想自己交了语言学校的学费，钱包已经瘪瘪的，而自己还要为上大学积攒120万日元……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拽着拖把跟在后面。
有好几个小时工都是第一天上班，穿工作服的“领导”身先士卒，要为几个新人做标准示范。这就是我第一次接受日本的职业教育。在男厕所里，他麻利地就像洗自己的茶杯一样把小便池擦得白白净净，连漏口的一点点黄色，他都细心地用手抠掉。在便器比他的牙还要白了之后，他满意地停下快速移动的手，便池上能清晰地映出男人有些变形的脸。“尤西（很好）。”他转头看看我，“明白了吗？”他很自然地拿过一个纸杯，从便池里接了一杯水，一饮而尽。我一阵恶心，虽知道日本的自来水可以喝，但在这儿的一出一进，距离太近了。
我只听懂了一句“八格！”
9月的日本，闷热潮湿，厕所中没有空调。女厕比男厕要脏多了。下班后，留在这里的是刺鼻的臊臭，让我真想把一个星期前在北京吃的饭都吐出来。用手把纸篓中的脏东西一个个掏掉，再用抹布把便池旁溅出的屎尿擦净。鼻子一酸，泪水夹着汗水一滴滴地掉进了便池里。
想起以前，姐妹中我是老小，14岁进央视做主持，15岁在青影厂拍电影，当时因《摇滚青年》在全国放得正火，我留学之事引来了电影学院老师们的一片惋惜声。可是年轻气盛的我，自认为出身于书香门第，满腹清高，看不惯文艺圈子中的一些名利“誓”图的作风，来了个拍拍屁股走人，咱敬而远之。我推掉了5部电视剧的片约，决心东渡日本。
现在我身上穿着全剧组朋友送给我的蜡染衣裤，却在这里打扫厕所。和我一起干活的是一个40多岁的日本“欧巴桑”（对上了些年纪的妇女的称呼），见到新人进门，显然她已经以前辈自居了。生怕我偷懒，一直侧着眼盯着我。到了10楼以上她干脆止步歇息，在旁边抽着烟，对我指手画脚地吆来喝去。就这样一干就是五个小时，从一楼扫到10楼的时候，我的腰已经累得直不起来了。一不小心碰翻水桶，又引来她铺天盖地一片惊叫。在连续的高声责骂中，我只听懂了电影中日军吼过一句“八格（笨蛋）！”
我缩在墙角，浑身颤抖着，不敢去看那张愤怒的脸。这时，一位40岁左右、身着和服、打扮得很体面的太太走了进来。她没看见地上的水，脚下一滑，一个踉跄向前扑去。“当心！”中文冲口而出。我一把抱住了那妇人的双腿。她摇摆了几下总算站定。雪白的日式足套已被溅湿。“妈妈，怎么了？”跟进来的一个女孩子，慌忙扶住了母亲，低头看见跪在水里的我，又是一声惊呼。我的一双脏兮兮的手正紧攥着她妈妈美丽的和服裙摆。我赶紧撒手，衣服上已经留下了两个完整的脏手印。
闯祸了！我吓得站了起来，向后退去。和我一起干活的日本老太冲上来，小鸡啄米一样频频地向那位阔太太鞠着躬。大概在说我是个外国人，刚来的，不会做事，实在对不起！边说边把我拽过来，拿她那双刚刚掏过厕所，还戴着塑料手套的手摁着我的头让我鞠躬道歉。
过腰的长发在眼前不停地抖动着。我这十几年都是被人哄着，捧着，惯着的，哪里向人低过头。顿时一种从未有过的屈辱感涌上心头。我梗着脖子，有一种士可杀，不可辱，决不向你日本人低头的“豪迈气概”。阔太太似乎看出了我眼中的愤怒，她招招手，意思好像是要我跟她出去。
这对一向高傲的我来说是振聋发聩的伤害
“她会不会要我赔？没钱会不会打人？听天由命吧。”我默默地跟随着她走出了厕所，她开始向我问话，我又累又气，什么也听不懂。看她的神态还和气，我只能拼命地回想起上午刚在学校里学来的日语，结结巴巴地说：“我……叫……朱迅，我……是中……国人。”那位阔太太见实在不能和我交流，就从包中拿出两个用银色的锡纸包得很精致的饭团，做了一个吃的动作，柔声地说：“KAWAYISO（可怜的）。”最后一句我听懂了，她在可怜我！这句话对于一向高傲的我来说是振聋发聩的伤害，比打我骂我还要刺痛我的自尊。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目送着那母女俩优雅地走开。还没到大门口，只见女儿拿出一张湿纸巾给她妈妈擦手，好像在埋怨她怎么去碰一个扫厕所的外国人。那妇人擦完手，顺手把它丢进了垃圾桶，还回头看了我一眼。
一股不可阻挡的寒意涌上心头，让我浑身哆嗦，手里捏着的那两个冰冷的饭团已经变了形。走回厕所，日本老太还在叨咕着。我既听不懂，也不想听。走进一个小格子，反手插上了门。看着手里的两个饭团，我的泪水奔流而下。“天哪！这就是我要接受的现实吗？”我狠狠地把饭团扔进便池，不停地按着冲水钮，水声轰隆，奔流而下，掩盖了我的呜咽，冲走了我的骄傲，也惊醒了我的樱花梦……
像洗茶杯那样清扫厕所（2）
天知道是怎么扫完这18层厕所的。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我走在回家路上。鼻中仍残留着“纸篓”中女人们用过的生理用品的恶臭，让我真是下辈子都不想做女人。心中也再无当初到日本时的兴奋。就是这几个小时，让我真正知道了这不是拍电影，而我也不是在演戏，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而这现实是我自己选择的。背水一战，毫无退路，我只能一步一步向前走……
我每天下午5点放学，在便利店买袋薯片、面包之类的东西，路上边走边吃。街边自动贩卖机里的芬达汽水又在诱惑我了。想到启开盖子，会冒出晶晶亮的气泡，喝到胃里，打出个嗝，爽透了！可一瓶要100日元。我摸了一下自己的兜，里面有一个硬硬的钢蹦儿——500日元。这是最后的底牌，不到发工资是不能用的。我的视线艰难地从路边自动贩卖机上移开，跑了一段路，在车站边免费饮水处，对着龙头，咕嘟咕嘟，赌气般地大口大口喝。
每天晚上6点半准时开始清扫。这个时候楼里大多数的公司职员已经下班，我的工作就是把大楼的每个厕所清扫一遍，让他们清清爽爽地迎接第二天的工作。那段日子里，我累得几乎无法思考，更不知道现实和梦想的结合点在哪里，但我隐约感到，这种生活的磨炼也是必须经历的重要一课。怎么过来的？说白了，每天在扫厕所的时候，我都会把自己想像成一个戏中的主角，今天是苦菜花，明天是阿信，现在只不过是在体验生活。我喜欢演戏，因为这里有百变人生，百种滋味。我感谢生活给我不同的味道，当然包括臭味。
从此，每天傍晚，总会有一个留海齐眉、长发齐腰的女孩穿着蓝色的工作服，目光清澈地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打扫着白天的污秽。
当单词表变成工资单（1）
即使一点点帮助都会让我感动
富兰克林说，恭候运气的人连一餐饭也无法保证。
于是，三个月后，我主动出击，换了一份在餐馆刷盘子的工作。
当最后一次从1层清扫到18层，再从18层下来，拿了工资和这座大楼里所有被我清理得干干净净的厕所告别时，我竟有一丝留恋。这里是我的第二课堂，穿制服的工头、日本老太、每天出出进进上厕所的男男女女，给我上了多好的一堂社会课。有对着镜子笑的，有跑进来哭的，有一次还撞上一对偷情男女。人生百态都在这个最隐私的地方发生着。走出这里，我不再怯生生，熬过了最低层，还会怕什么！
在东京的涩谷区，有一家不大的亚洲料理店，老板经营有道，这里的东西好吃不贵，顾客盈门。菜单上有几道类似中式的家常炒菜，也许是喜欢来这个餐馆的人有一些中国缘，招工的时候就雇了我。当晚我从6时开始在这里打工。这个点儿，小店里客人最多，活也最忙。
洗碗这活儿最要命的是不可以戴手套，怕洗不干净，也容易打滑。双手长时间浸泡在水里，没几天就变得很糙，而且开始裂口子。但我还是喜欢在餐馆打工。因为和清扫的工作相比，这里需要跟人打更多的交道。只要是日本人，都是我练口语的“靶子”。每晚小店热热闹闹，人气旺旺的。除我这个学生之外，还有几个日本的学生工，他们比我来得早，对我很友善。因为我眉毛浓浓的，眼睛闪亮，总是笑着。进门第一天他们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芭比”。
得宠是久违的事，在这里即使一点点帮助都会让我感动。比如说，忙不过来的时候，有一个叫桥本的男孩子会主动过来帮我洗碗，为此，他还挨过店长的骂。洗碗的时候，我曾一次打碎过四个盘子，胖厨子挺身而出帮我担下责任，以至我没有被老板娘罚款。至今我还忘不了他们的笑脸。扫厕所让我甩掉了娇气，在这里我学会了感恩。
但是洗来洗去，我还是洗出了心理障碍。直至今日，我最痛恨的家务活就是洗碗。我曾发誓要找一个一辈子不让我洗碗的老公才嫁。但在当时，洗碗这活儿可是有发展前途的，可以跃升为做端盘子的跑堂。当我觉得自己把这一辈子该洗的碗都洗完了的时候，其实很快，我便如愿以偿地端上了盘子。这就意味着我的经济收入会有进一步的提高。
语言就是生存的手段，就是钱。当单词表变成工资单的时候，这种动力是无可替代的。我的口语和听力与日俱进，这种进步如三月的小雨，润物无声。有一天自己会吓一跳，能听懂周围人说的话了！
端上客人要的菜，我退到一角。这天客人不是很多，我却忙得很。手里攥着一张小纸条，上面是日语学校要求每天必须掌握的70个新单词。偷偷打开来看一眼，赶紧合上，心里默记着。样子有点像考试中作弊的学生。
“对不起……”有的客人会有一搭没一搭地没话找话。
遇到善意的人我会应答几句。碰到张扬的主儿，我会用自己的招儿。
开始可以装听不懂，这招很管用。“原来是外国人。”一般客人就会宽容地笑笑。如果遇到不依不饶的，我从来不生气。笑着把一连串的英语甩过去。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就给韩国人做过英语翻译，英语好得可以骂人！但特别要注意的是脸上一定要笑着，笑着较劲。心里痛快着呢！
日本人对英语有一种特别的崇拜，听不懂，自然觉得很没面子。但不能给周围的人看出不懂，“ok，再给我拿瓶酒。”他口气软了下来。
我还是微笑着双手递给他。在这儿我学到了职业尊重。在店里做事，他是客人，我就要提供优质服务；他是个男人，女人要学会给男人留面子，特别是在众人面前。
店里如果有客人吐了满地，清扫这种活儿店长马上就会派给我做，起初，我认为这是民族歧视，非常生气。后来才感觉到，在日本，女人在职场为男人送咖啡，说顺从话，倾听众人的抱怨，是多年沉淀下来的对女性角色的要求。到任何一个地方，新来的人做最脏最累的活儿是理所当然的。过了一阵，店里又进了新人，这种活儿自然就有了接班人。
在社会的底层，承受着生活的压力，享受着简单的快乐
只有了解艰难，才会品尝快乐。
说到苦，那时真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而快乐是发自内心的。艰难的日子里，你会发现快乐其实是那么简单的事。发工资了，考好了，别人的话能听懂了，我说的话，别人也听懂了，都会有一阵阵惊喜。那个时候并不缺少快乐。而后来所谓成名之后，简单的快乐却少了许多。
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每天承受着生活的压力，享受着简单的快乐。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更没人知道我父母其实就在身边。我不敢说，父亲就是当时的新华社东京分社社长。
当单词表变成工资单（2）
当我下决心要来日本自费留学的时候，妈妈没有敢把我的想法再告诉爸爸。从二姐想出国的时候开始，爸爸只有一句话：“等我们回国后再考虑”。当时的氛围就是这样，在职干部的孩子出国留学，难免有利用工作便利之嫌。于是妈妈就开始瞒着爸爸办理一切手续，求到一个她在日本的学生，在银行做了个人担保。只等孩子们都到了东京，才跟爸爸摊牌。理由相当充分：第一，没有政策说驻外记者子女不能留学；
第二，没有动用任何工作关系；第三，任何方面都经得起检查。生米煮成熟饭，爸爸拗不过，只能做好被立即调回的思想准备。
后来真有人告到了总社，说爸爸把全家都办到了国外，总社经过调查，认为父亲的确没有利用职务之便，此事才沉寂下来。现在驻外人员携妻带女已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在当时，我不仅度过了一个很少父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而且高中毕业，留学东瀛，在父亲身边时，还要提心吊胆、东躲西藏。
在经济上我更不能依赖他们。当时驻外人员每个月的工资不高，爸爸、妈妈加起来不过五万多日元（约2500元人民币）。妈妈作为编外人员工资更少，除了饭费，生活零用费只能够在机场买一碗面条（机场的面条要1200日元）。爸爸最喜欢吃面条了。他能在外面用自己钱吃得起的，就是车站边面店里600日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