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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犯有死罪，施琅是否有权斩之，此时满怀愤懑的他都不会放过曾德，其性格注定要以此来发泄对郑成功的不满。而同样满怀愤懑的郑成功的所作所为，无论施琅斩杀曾德是否有理，结果大抵如此，也就注定了施琅悲剧的命运。更何况郑成功已派人传令勿杀，施琅却一意孤行，显然是对统帅权威的藐视，甚至有寻衅之嫌；加之郑成功派遣的传令者为曾德之“挚友”，此人大概太了解郑成功暴躁易怒的性格，因而不排除从中挑拨，以激怒郑成功的可能。天时地利竟然如此不巧，两位历史的骄子就这样无可挽回地决裂了，进而引发了两人之间不可避免的悲剧，也成就了各自的惊天伟业。试想，如果当时他们各自后退一步，历史会是怎样？当然他们的性格不会后退一步，就像他们的性格决定他们一定会成就大业一样的必然。历史真的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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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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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险境后，施琅投奔郑芝豹，请其从中斡旋，以化解与郑成功之间的矛盾，然而等到的却是惊天噩耗。为报仇雪恨，施琅别无选择，毅然踏上西去之路——第二次降清，从此将姓名由“施郎”改为“施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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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人遭戮愤然二次降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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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身陷囹圄的施琅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候着亲人们的消息。然而，一个又一个坏消息接踵而至：施显早已被拘，父亲施大宣和所有留在厦门的亲属均被关押。施琅感到了颤栗，看来郑成功不仅要惩治自己，同时还迁怒于无辜的家人；不但自己要遭受灭顶之灾，还要殃及至亲至爱的人。想到此，愤怒、羞愧伴随着不祥之感从心底升腾而起。
施琅既已被羁押，消息又从何而来呢？据《襄壮公传》记载：“时守公舟者，为林习山帐下，林故与公善，且敬事公，因嘱其善待。”负责关押看守施琅的忠定伯林习山向来对施琅十分敬重，因而与之关系十分友善。在接受了看守施琅的任务后，林习山心里十分矛盾，既为施琅的遭遇而不平，又难以违抗帅令，于是将看守施琅的责任交由副将吴芳负责，并嘱其善待之。郑军中有许多人都像林习山一样与施琅交好，对施家遭遇甚为同情，因而不顾危险，为其通风报信。因此，施琅虽身陷囹圄，但依然消息灵通。不久，有人捎来父亲施大宣口信：大限将至，父子同死无益，若有机会，你弟兄各自逃命去吧！施琅闻听此信，心如刀绞，然此时又一字条送至手中，内中只有短短一行字：“祸在今夜，速谋脱身！”字迹十分潦草，显然写就于匆忙之际。施琅不禁脸色微变，沉思片刻，随即大笑道：“此易与耳！”守卫士兵忙问其故，施琅曰：“藩欲吾输金二千，吾业有千余，再告贷数百则足矣。”众人信以为真，都为施琅即将解脱灾难而高兴。傍晚时分，施琅提出去借银子，卫兵不疑有他，一行二十余人遂押着施琅一同离船上岸筹银。行至一空旷偏僻处，施琅故意推说身乏，坐地不走，众军士疑心顿起，围了上来。冷不妨施琅霍然而起，迅敏地将士兵打倒在地，然后借着茫茫夜色，消失于茂密的树丛中。“夜二鼓，郑氏果遣人欲害公。见已遁，归报，乃环岛遍索。”前来杀施琅的人空手而回，郑成功立即下令全厦门戒严，遣人四处搜捕，并颁布命令：有藏匿施琅者，诛杀全家。
据《襄壮公传》记载，施琅逃脱后，为躲避郑成功的追击，藏身于山洞之中，昼伏夜出。连续五天五夜，施琅未曾觅得食物，饥渴难忍，自思长此以往亦非良策，遂决定冒险下山，去找自己的部下苏茂。天色微明时，远远望见一早起的农夫在田间劳作，施琅四顾无人，便上前问路。农夫乍见，十分惊愕，心想就算是急于出门赶远路之人，也不至于起得如此之早。稍近，农夫不由惊讶万分地叫道：“尔非施公乎？本藩悬赏格购公急，犹在此乎！”农夫将施琅带至家中，先向母亲禀明了此事，然后杀鸡煮粥，让施琅饱餐了一顿。施琅对他不顾身家性命的义举非常感激。在农夫家躲了几天后，搜捕施琅的行动没有半点松缓，施琅怕连累这良善人家，决定离开。乘着夜色，农夫带着施琅上路了，一直送出十余里地，方才洒泪相别：“公行矣！誓为公死勿敢泄。”施琅再三对农夫表达感激之情，然后小心翼翼地继续赶路，逃至时任左先锋镇的苏茂家中。
据《襄壮施公传》中所记，关于施琅逃难过程，流传着这样一个神奇的传说。施琅告别农夫后，决定去找部将苏茂，夜雾中慌不择路，孤身来到大海边。不敢问路，只得藏匿于荒谷中，连续几天没吃东西，几乎饿死。这天一大早，施琅冒险出来寻找食物，正遇一退伍老兵在锄园种地，急忙躲入沟中。老兵远远地望见沟中卧着一只五花豹，惊得目瞪口呆，仿佛听见有人对其耳语：“是箕水豹避难到此。”待惊魂稍定，认出是施琅。施琅见只老兵一人，壮胆上前，向其问路并将自己的遭遇告诉了他。老兵听说过施琅的才能，对他温言相慰，并给他拿来食物。施琅告知欲去寻苏茂，老兵又代为引路，将其领至苏茂处，方才离去。这种传说虽然荒诞，但它折射出社会普遍存在的英雄情结，人们热衷英雄神话和被神话了的英雄。一方面人们对逃亡中的施琅寄予同情，另一方面满足了人们对英雄人物所特有的心理需要，更说明历史是后人撰写的这一事实。
苏茂曾是施琅部将，担任副先锋之职，为人磊落光明，重情重义。施琅突然出现，苏茂不禁悲喜交集，为安全起见，将施琅藏在自家卧房中，谋划营救之策。据《襄壮公传》记载，第二天，苏茂备好酒宴，召集施琅心腹旧将郑文星、张猷、杨文、林照及其弟林福等前来聚会。在酒酣兴浓时，苏茂故意试探众将，责备追捕施琅不力，众将尽皆面露愠怒之色，纷纷托辞离去。次日，苏茂再次宴请众将，又怒责众人，张猷、林照将筷子一掷，怒吼道：“若为公心腹，背义若此，吾曹何面目与俱生！”郑文星、杨文苏觉得蹊跷，追问缘故，苏茂见众将对施琅一片忠心，于是说：“君辈共仗义，是吾心也！”遂实告以“公今在是”。众将拜见施琅，相拥而泣。正在此时，一队人马奉命前来搜查苏茂的家。这些士兵逐个房间仔细搜查，最后搜查到卧房，只见苏茂之妻坐在床上，蚊帐高高地挂了起来，搜查者审视了一番，未见可疑之处。待搜查者远去，苏茂急入内室。此时，苏茂之妻已是两腿发软，站不起身，苏茂将妻子搀起，只见被子一掀，施琅从床上坐起身来。当天夜里，苏茂密备一只小船，领众将护送施琅上船。施琅终于平安离开了厦门，驾小船前往安平投奔郑芝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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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人遭戮愤然二次降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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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琅乘船离开厦门，族叔施福闻知消息，亲自驾船前来接应。施福于顺治三年随郑芝龙降清，旋即被题授为武毅伯原爵，与郑芝豹率十镇水师官兵征粤。李成栋反清归降南明政权后，施福于顺治六年曾往见郑成功，但拒绝担任职务，不久又归顺清朝。施琅逃亡的时候，施福已经随了大清，和郑芝豹一起领兵驻守于安平。在施福的接应下，施琅终于逃离了郑成功掌控的势力范围。
施琅之所以决定以安平为暂时的栖身之所，是因与郑芝豹一向交好，还因郑芝豹是郑成功的长辈，虽然他同郑芝龙一同降清，但仍然与郑成功关系密切，时有书信往来。施琅希望通过郑芝豹和施福从中斡旋，取得郑成功的谅解，恢复他和郑成功之间的主臣关系。郑芝豹答应了施琅的请求，立即修书一封，派亲信关往厦门，并叮嘱送信者向郑成功善言解说施琅之苦衷，得到回信即刻火速回报。
虽有郑芝豹等人居中调解，施琅仍忧心如焚，度日如年，每天都在焦急地盼望着消息，希望到得到郑成功的谅解与宽恕。到了如此境地，施琅依然愿意为郑成功效命，不惜低下他那高傲的头，请人代为前去求情，一方面说明他还不愿意与郑成功决裂，从而投靠清廷；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父亲、弟弟以及家人都被关押，施琅希望能让亲人们得到解救。这一点尤其是他企图修好郑成功的主要原因。
施琅是个崇尚尊宗敬祖、厉行孝道之人，大学士王熙赞扬他“天性孝友，事父母克尽诚敬，虽公务旁午，定省不懈。”施氏兄弟感情至深，他在《都阃安侯施公行述》中不无甜蜜地回忆儿时之事：施显“方稚龄，与保持同傅，肩随笑语，天性最相惬。”而施显也承继孝悌之家风，对兄长施琅极为尊敬和爱戴，他宁肯自己慨然赴死，也要施琅脱险。多年以后，当施琅在《都阃安侯施公行述》中叙述弟弟为掩护自己脱险而毅然放弃脱身之壮举时，仍激动不已。
施琅胞弟施显手握一镇重兵，威名赫赫，颇受将士拥戴，军中有“飞将军”之誉。施琅在《都阃安侯施公行述》中对施显有详尽的介绍。施显少年时同施琅一起上私塾，后兄弟两人弃文习武，再后来跟随施琅加入郑军，跃马挥刀，纵横敌阵，所向披靡，无人敢撄其锋。攻打云霄一役中，挥刀斩落张国柱于马下，其勇猛可见一斑。施显因屡立战功，被提升为援剿左镇，该镇亦为郑军中的劲旅。施显治军恩威并施，赏罚分明，重情重义。施显手下一将领陈贵被敌军俘虏，敌方要挟千两银子的赎金，施显立即送去了银两。当时其他部将都认为敌人向来不讲信用，不必白费银子去赎陈贵，但施显说：“受金不归，背约在贼；求生不救，负义在我。”表示宁受对方欺骗，也不能担不义之名。不仅郑军将士深为感动，连敌方也叹服其高义。施显对部下也很理解和宽容。部将林嘉瑞打算私自潜往敌方，事败被获，依军法当斩，部将向施显哭诉原由：并非叛逃，实为探望患病老母，想归家相见一面而已。施显查得属实，乃释之，并助银三十两。后这名部将奉养老母至寿终后，感念施显不杀、赐金之恩，又重新回归郑军。施显体恤下属难处，常济人于危困之中。他率兵驻守于潮阳时，一次郝尚久率领部队突然前来偷袭，部将戴捷因身患重病无法迎战，遂领兵退却，防地陷入敌手，依法亦当斩。施显得知其确因患病，而非怯战，便亲自率兵破敌，而后将功归于戴捷名下，使其免受处罚。可以说，受过施显之恩德的部将极多，由此深受将士们的爱戴，其部下将士多愿为其效死，因而在施显落难时有许多人不惜冒死相救，固然说明施琅兄弟在郑军中拥有较为深厚的力量，广为将士爱戴，也是对主帅惩治施琅兄弟的表态。
后来施琅在《都阃安侯施公行述》中述及，“岁辛卯，余构怨于郑氏，遭禁舟中。时弟领兵潮、惠间，闻信驰归省，亦被逮系谯楼上。”平常受过施显之恩的将校，如林嘉瑞、戴捷、何佑等人，私下商议说：“吾曹称尚义，何以脱主于厄耶？”于是与林猛、黄安、林揆、陈贵、杨文、林照、张猷、林承、吴壹等十余人众，乘夜至施显被关押之所，贿赂看守之人，打开牢门的锁。众将拥着施显正欲离去，施显忽然停下脚步，询问其兄长现在何处，诸将告知还未得到施琅的确切消息。施显听后，脸上愁云密布，低头不语。众将恐迟则有变，催其速行。当施显再仰起头来时，这位平素只流血不流泪的铮铮铁骨男儿，竟已是泪流满面，谓众将曰：“吾羁此，郑氏犹未急索吾兄；吾去，则索吾兄必力，将安所逃？且吾幸得一儿，兄尚未有出，倘吾死，而兄得脱吾所愿也。尔曹速为吾兄计，勿以吾为念。”在立即就可获得自由、获得生机之时，施显却为让兄长有更大的逃生机会，毅然选择了放弃。直到当施显得悉施琅脱险后，才额手称庆道：“吾兄得脱，吾死无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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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人遭戮愤然二次降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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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安平的施琅每天坐卧不宁，急切地盼望着厦门来信。这天终于有人送信来，然而书信不是来自郑成功。施琅阅信后脸色阴沉。在《都阃安侯施公行述》中他叙说道：“当余之初脱难入内地也，郑氏犹包藏祸心，不忘相贼害，潜遣其帐下吴丰至安平行刺。安平夫人侦知其诈，先期驰息告余。”施琅得悉此消息，不禁悲愤满腔，郑成功必欲置自己于死地，竟然一路追杀而来。郑成功的三叔郑鸿逵闻知消息，也从白沙来到安平庇护施琅。
郑成功不仅没有接受众人的调解，而且还派遣吴丰潜入安平，企图刺杀施琅，以绝后患。行刺未果，却使施琅的心理发生了变化，对恢复他与郑成功之间的关系感到了深深的绝望，更加为亲人的安危感到担忧。
郑成功得知行刺失败后，甚感脸上无光，便将满腔怒火发泄在施大宣和施显身上。据康熙五十四年《浔海施氏族谱》载：在施琅逃脱一个多月后，郑成功搜捕、暗杀施琅均不成，遂于顺治八年（1651年）的七月初八杀了施显，十六日杀了施父施大宣。父、弟被杀之噩耗传来，施琅不禁肝肠寸断，虎目泣血，悲愤难抑。正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男儿生于天地之间，如若不能报得此仇，岂不枉活世间！施琅再无牵挂，辞别郑芝豹，最后面向东方的厦门岛望了一眼。他知道，终有一天，他一定会重新踏进厦门，而且是以胜利者的身份。然后，施琅满怀凄凉之情，毅然转过身去，迎着一轮西沉的落日，踏上了西去的道路，夕阳的余晖将施琅的身影拖得很长很长……清朝历史上即将迎来它的第一个水师提督。
这一次，连郑芝豹也觉得郑成功行事极端，对施琅降清持同情和支持的态度。道光刊本《福建通志·台湾府二·杂录》中有载，郑芝豹“察成功终无宥琅意，纵使去，琅后诣官军降。”至此，施琅归降了清廷，也将名字“施郎”改为“施琅”，开始其另一番人生。是年，施琅三十一岁。
此时的施、郑二人已陷入不共戴天的对立境地。为报杀父杀弟之仇而降清成为施琅当时的惟一出路。原来的得力部将变成了难于对付的劲敌。施琅再次也是彻底的降清了。据陈万策《施襄壮公家传》记载，郑成功在听说施琅降清之后，不禁仰天长叹：“楚国之患，其在子胥矣！”陶元藻《靖海侯施琅传》记载，郑成功追悔莫及地说：“吾留一患与中原矣！”
春秋时期吴国大夫伍子胥是当时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伍子胥原为楚国人，文韬武略，勇而多谋，其祖父伍举、父伍奢、兄伍尚均是楚国的忠臣。楚平王疑太子欲谋乱，迁怒于太子太傅伍奢，将伍奢、伍尚杀害。伍子胥被迫逃亡吴国，发誓必灭楚国，为父兄报仇。伍子胥后来之所以能成为“楚国之祸”，在于其投奔吴国之后，得到了吴王阖闾的信任和重用，并借用吴国的力量灭了楚，报了父兄之仇。郑成功将施琅比作伍子胥，说明他不仅了解施琅的才干，还洞悉施琅事亲至孝、和睦亲属，深知施琅定会为报杀父弟之仇而报复郑氏。盛怒之后，郑成功预感到施琅今后定将为患郑氏，深感杀其亲人失策，为了有所挽回，以及为郑氏家族今后安危计，郑成功网开一面，释放了施琅的其余家眷亲属。然而，仇恨的种子已经种下，而且在施琅的心中扎下了根，再无任何回旋的余地。
施琅怀着血海深仇第二次降清，成为其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也向着他完成一生中最辉煌的事业迈出了第一步，台湾未来的历史也因此而改写。
关于施琅再次投清，史上屡有非议，激烈者甚至视施琅为“叛徒”、“汉奸”，其情可鉴。长期以来史界褒郑贬施，在对待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不能不说有失偏颇。这是一定历史时期汉人皇权观念长期影响的结果，同时也是因为郑成功在那个特定时代的特殊身份和历史作用所致。后人在观照历史时，所映出的影像多少有些变形。而往往这些变了形的影像又加大了人们对历史的曲解力度，进而造成或强化了后人之间的误会、隔膜、割裂，甚至族群对立。
华夏民族最先形成始于中原地区夏、商、周的立国。到春秋战国时又逐渐形成了华夏居中，称为中国，夷蛮戎狄配以东南西北，五方之民，共称“天下”，号为“四海”的格局，为后世中国发展形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历史文化基础。春秋初叶，诸侯争霸中原，在“尊王攘夷”的旗号下，激发了诸夏（后称华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优越感，民族矛盾激化。战国时期，在大认同的历史条件下，华夏诸国皆已承认自己为炎黄子孙。秦始皇为秦汉以后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与发展，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此后汉民族成为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主体民族，并使这一基本格局贯穿中国古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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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人遭戮愤然二次降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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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汉族封建统治者采取民族歧视压迫政策，以大民族的优越感俯视边疆各民族。后在十六国及北朝时期，汉人曾一度成为被统治和被压迫民族。之后，汉人便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主体民族，直到1279年由元灭掉南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的以游牧民族统治者为主的政权。尽管在这期间其他一些民族在北方也建立过政权，如契丹族建立的辽、女真族建立的金，均因未能入主中原，未成中国的正统。元朝时期，汉民族的优越感丧失殆尽，汉人的地位低下，成为蒙古人与色目人压迫的对象，于是汉族人民以各种形式起来反抗元朝暴虐的统治。朱元璋以“驱除胡虏，恢复中华”为口号，于公元1368年攻陷元大都，在金陵建立明朝，不过百年的元朝寿终正寝。从民族文化发展进程来看，可以说，中国古代历史就是一部在争取大一统的前提下，各民族之间统治与反抗的历史，惟有今天才倡导并基本实现了民族平等。
明朝末期朝廷腐败，党争激烈，皇帝昏庸，明朝的江山已成岌岌可危之势，农民起义、满清入关加速了其灭亡。在清王朝建立之初，由于受华夷之别传统观念的影响，一些汉人以狭隘的民族情感来看待明、清政权的更替，将满族视为异邦，不承认入主中原的清政权可以代表中国，甚至将清兵入关视为异族入侵，把满族贵族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