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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儿，听话，别吵，也别闹。姥姥知道你心里难过，但重要的是不要搅乱你爹的心，让他无牵无挂地干完他最后的事情。”
母亲的话像神奇的咒语，顷刻间把疯狗一样的司马粮，变成了一只温驯的羊羔。
两个粗大魁梧的士兵，抓着司马库的肩膀，吃力地让他的身体转了半圈，让他面对着杀人池塘。池塘里那些积蓄了三十年的雨水像柠檬油一样，水面上照出了他憔悴的面容和腮帮子上那道新刻的刀痕。背对着行刑的队员，面对着池塘，数不清的女人的脸在池塘水面上浮现出来，数不清的女人气味从池塘里漾上来，他突然产生了脆弱的感觉，平静的心里掀起了汹涌的波浪。他倔强地转回身，用让监刑的县公安局司法科长和杀人不眨眼的职业枪手吃了一惊的尖嗓子吼叫：
“我不能让你们从我的背后开枪！”
面对着刽子手们特有的那种木讷表情，他感到腮上的刀痕一阵灼痛，脸面受损，令极爱面子的司马库十分懊恼，昨天的事情涌上心头。
执法官向他下达了死刑通知书，他愉快地接受了。执法官问他还有什么请求时，他摸了摸刺猥毛一样的胡须，说：“希望能请个剃头匠来帮我拾掇拾掇。”执法官说：“我回去向领导汇报。”
剃头匠提着一个小木箱，畏畏缩缩地进了死刑犯囚房。他毛手毛脚地刮光了司马库的头发，然后刮他的胡须。刚刮了一半就在他腮上拉出了一个血口子。司马库吼叫一声，吓得剃头匠跳到门外，站在持枪的两个看守后边。
“这个家伙的头发比猪鬃还要硬，”剃头匠把崩裂了刃口的剃刀举到看守们面前，说，“刀子都崩了。他的胡子更硬，像钢丝刷子。这家伙还一个劲儿地往胡子根上运气。”
剃头匠收拾起家什就要走。司马库骂道：“狗日的，这算怎么回事？你让我带着半边毛胡子去见我的乡亲？”
“死囚犯，”剃头匠骂道，“你那胡子已经够硬了，可你还往上运气。”
司马库哭笑不得地说：“孙子，不会凫水埋怨鸟挂水草，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运气。”
“你哞哧哞哧地，不是运气是干什么？”剃头匠聪明地说，“我耳朵又不聋。”
“混蛋！”司马库说，“那是痛得我喘粗气。”
看守说：“师傅，没有你这样干活时。吃点累，给人家刮完。”
剃头匠道：“我刮不了，你们另请高明吧，”
司马库叹息道：“妈的，世界上竟然有这种货色。伙计们，给我开开铐子，我自己刮了吧。”
看守坚决地说：“不行！你要是借此机会行凶、逃跑、自杀，我们可担不起责任。”
司马库骂道：“操你们的妈，把当官的叫来。”他用手铐把铁窗砸得哐哐响。
一个女公安干部跑过来，问：“司马库，你闹什么？”
司马库说：“伙计，看看我的胡子，刮了一半，嫌硬，不给刮了，有这样的道理吗？”
“没有这样的道理，”她一掌拍在剃头匠肩膀上，说“为什么不给他刮完？”
“胡子太硬，他还往胡子上运气……”
“日你祖宗，你还说我运气！”
剃天匠举起伤损的剃刀辩解着。
司马库说：“伙计，敢不敢汉子一次，开铐，我自己刮，这可是我这辈子最后的要求了。”
那个女公安干部，参加过捉获司马库的行动，她犹豫了一下，果断地对看守说：“给他开铐子。”
看守胆战心惊地打开了司马库的手铐，疾忙退到一边去。司马库揉揉肿胀的手腕，伸出了手。女公安从剃头匠手里要过刀子，递给司马库。
司马库接住刀子，感激地望着女公安浓眉下那两只黑葡萄一样的眼睛，问：“你难道不怕我行凶、逃跑、自杀？”
女公安笑着说：“那样你就不是司马库了！”
司马库感叹道：“想不到最理解我的，还是一个女人！”
女公安轻蔑地笑笑。
司马库色迷迷地盯着女公安坚硬的红唇，又往下观注她把土黄色制服高高挺起的胸脯，道：“大妹子，你的奶子不小啊！”
女公安咬着牙根，差恼地骂道：“贼，你死到临头了，还想三想四！”
司马库严肃地说：“大妹子，我这辈子日了那么多女人，只可惜至今还没日过一个女共党。”
女公安愤怒地扇了司马库一个耳光，响声清脆，震落了房梁上的灰挂，他却嬉皮笑脸，没事人似的说：“我一个小姨子就是女共党，立场坚决，奶膀肥大……”
女公安满脸赤红，啐了司马库一脸唾沫，低声骂道：“骚狗，当心老娘阉了你！”
司马亭悲愤的喊叫声把司马库从苦涩的回忆中惊醒，他看到，几个虎头虎脑的民兵，架着他的哥哥，从人圈外挤进来。“冤枉啊——冤枉——我是有功之臣，我跟他早就脱离了兄弟关系……”司马亭哭诉着，但没人理睬。司马库惋叹一声，心中浮起一丝歉疚之情。这个哥哥其实是个忠厚的好哥哥，虽然嘴巴刁怪，但关键时刻还是向着弟弟。司马库想起多年前跟随着哥哥进城的情景。那时我还是个半大孩子，跟着哥哥去收帐。路过胭脂胡同时，一群涂脂抹粉的娘们把哥哥掳去了。哥哥出来时，钱褡子空空荡荡。哥哥说，‘兄弟，回去跟爹说，路上遭了强盗。’那一次，是中秋节吧，哥哥喝醉了，去串老婆门子，被人剥光了衣裳，吊在大槐树上。‘兄弟，兄弟，快把哥救下来。’他的头上流血。我问：‘哥，这是怎么啦？’你当时是那么幽默，你幽默地说：‘兄弟，兄弟，小头舒坦，大头受罪’……司马亭腿软，站立不住，一位村干部逼问：“司马亭，说吧，福生堂的地下宝库在什么地方？不说就让你一起走路！”“没有宝库，没有宝库啊，土改时都掘地三尺啦！”哥哥凄惨地辩解着。司马库笑道：“哥，别吵吵了。”司马亭骂道：“都是你这昏蛋害了我！”司马库苦笑着摇摇头。一个公安干部手扶着屁股上的枪柄，训斥村干部：“胡闹胡闹！快把人拉走！一点政策观念都没有。”村干部道：“我们顺便搭车，看能不能榨出点油来！”一边说着，—边把司马亭拉走了。
监刑官举起红色的小旗，放开喉咙喊道：“预备——”
枪手们举起枪来，等待着那个字。司马库直视着那些黑洞洞的枪口，脸上浮起冰一样的微笑。这时，一道红光在河堤上闪烁着，女人的气味弥天盖地。司马库大叫道：
“女人是好东西啊——”
随即便是一声沉闷的枪响。司马库的头盖骨像小瓢一样被揭开，红色的血液和白色的脑浆四处飞溅。他的身体僵立了一秒钟，然后便往前栽倒了。
随即便是一声沉闷的枪响。司马库的头盖骨像小瓢一样被揭开，红色的血液和白色的脑浆四处飞溅。这时，就像一场即将拉下的大幕的戏剧又掀起一个小高潮，沙口子村的小寡妇崔凤仙穿着红绸子棉袄绿绸子棉裤，头上插着一大簇金黄色的绢花，从河堤上扑下来，降落到司马库身边。我以为她会伏在司马库尸体上嚎啕大哭，但她没有，也许是司马库被炸子揭了盖的脑壳吓破了她的胆。她从腰里摸出了一把剪刀，我以为她会把剪刀扎进自己胸膛为司马库殉情而死，但她没有。她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剪刀戳到了死司马库的胸脯上。然后她捂着脸，嚎哭着，踉踉跄跄地跑了。
围观的百姓像木桩子一样戳着，司马库那句并不豪壮的临终话语调皮地钻进了人们的内心，像小虫般痒痒地爬动。女人是好东西吗？女人也许是好东西，女人确凿地是好东西，但归根结蒂女人不是件东西呀。
…
第五卷
第三十七章
上官金童十八岁生日那天，上官盼弟强行带走了鲁胜利。金童坐在河堤上，闷闷不乐地看着河中飞来飞去的燕子。沙枣花从树丛中钻出来，送给他一面小镜子做为生日礼物。这个黑皮肤小姑娘胸脯已经挺起来了，那两只略微有点斜视的黑眼睛像浸在河水中的卵石，闪烁着痴情的光芒。上官金童说：“你应该留着，等司马粮回来时送给他。”
沙枣花从腰里摸出一面大镜子，说：“这是留给他的。”“你从哪里弄来这么多镜子？”
金童惊讶地问。“我到供销社里偷的，”她悄悄地说，“我在窝铺集上，认识了一个神偷，她收我做了徒弟。小舅，我还没出徒，等我出徒后，你想要什么我就能给你偷什么。俺师傅把苏联顾问嘴里的金牙、手腕上的金表都偷了。”“老天爷！”上官金童说，“这是犯罪的。”沙枣花却说：“俺师傅说了，小偷犯罪，大偷不犯罪。小舅，你反正小学毕了业，中学又捞不到上，索性跟我一起学偷吧。”她颇为内行地抓住上官金童的手指，仔细地研究着，说，“你的手指柔软细长，肯定能学出来。”“不，我不学，我胆小，”上官金童说，“司马粮胆大心细，他准行，等他回来，让他跟你一起学吧。”沙枣花把大镜子藏在腰里，像个成熟少妇一样念叨着：“粮子哥，粮子哥，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司马粮是五年前失踪的，那是我们埋葬了司马库的第二天晚上，阴冷的东北风吹得墙角的破坛子旧瓶子发出呜呜的悲鸣。我们对着一盏孤灯枯坐。风把油灯吹熄，我们就在黑暗中枯坐。大家都不说话，都在回忆埋葬司马库的情景。没有棺材，我们用苇席把他卷起来，像饼卷大葱一样，卷紧了，外边又捆上了十几道绳子。十几个人把这尸首抬到公墓里，挖了一个深坑埋葬。坟头堆起后，司马粮跪下磕了一个头，没有哭。他那张小脸上出现了一些细小的皱纹。我很想安慰这个好朋友，但想不出一句可以说的话。归来的路上，他悄悄地对我说：“小舅，我要走了。”“你要到哪里去？”我问。他说：“我也不知道。”风把油灯吹熄的时候，我恍惚看到一个黑影溜了出去。我隐约感到司马粮走了，但我没有吱声。司马粮就这样走了。母亲抱着一根竹竿，探遍了村庄周围的枯井和深潭。我知道这是没有意义的劳动，司马粮永远也不会自杀。母亲托人四处去打听，得到的是一些自相矛盾的传说。有人说在一个杂耍班子里见过他，有人说在湖边发现了一具被老鹰啄得面目不清的男孩尸首，有一队从东北回来的民夫，竟说在鸭绿江的铁桥边上见过他，那时，朝鲜半岛战火熊熊，美国的飞机日夜轰炸着江桥……
从沙枣花送我的小镜子里，我第一次详细了解了自己的模样。十八岁的上官金童满头金发，耳朵肥厚白嫩，眉毛是成熟小麦的颜色，焦黄的睫毛，把阴影倒映在湛蓝的眼睛里。鼻子是高挺的，嘴唇是粉红的，皮肤上汗毛很重。其实从八姐的身上我早就猜到了自己非同一般的相貌。我悲哀地认识到，我们的亲生父亲，无论如何也不是上官寿喜，而是像人们背地里议论的那样：我们是那个瑞典籍牧师马洛亚的私生子女，是两个不折不扣的杂种。可怕的自卑感啮咬着我的心灵。我用墨汁染黑了头发，涂黑了脸。眼珠的颜色没法改变，我恨不得剜掉双眼，我想起了吞金自杀的故事，便从来弟的首饰盒里，找了一枚沙月亮时代的金戒指，抻着脖子吞了下去。我躺在炕上等死。八姐坐在炕角摸索着纺线。母亲去合作社里劳动归来，看到我的模样，自然大吃一惊。我以为她会因此而羞愧，但她脸上出现的不是愧色，而是可怕的愤怒，她抓着我的头发把我拖起来，连续扇了我八个耳光，打得我牙床出血，双耳轰鸣，眼睛里进火星。母亲说：
“一点也不假，你们的亲爹是马牧师，这有什么？你给我把脸洗净，把头洗净，你到大街上挺着胸膛说去：我爹是瑞典牧师马洛亚，我是贵族的后代，比你们这些土鳖高贵！”
母亲痛打我时，八姐不动声色继续纺线，好像一切都与她无关。
我哭泣着，蹲在瓦盆前洗脸，墨汁很快把盆里的水染黑了。母亲站在我身后，喋喋不休地骂着，但我知道她骂的已经不是我。后来，她用水瓢舀着清水，哗哗地浇着我的头。她在我后边，拍抽答答地哭起来。流水从我的下巴和鼻子上，一股股注入瓦盆，由乌黑渐渐变得清明。母亲用手巾揩着我的头发说：
“儿啊，当年，娘也是没有办法了。但上天造了你，就得硬起腰杆子来，你十八岁了，是个男人啦，司马库千坏万坏，但到底是个好样的男人，你要向他学！”
我点头答应了母亲。但我马上想起了吞金的事儿。我刚想向她坦白，上官来弟气喘吁吁地跑进了家门。她已经成为区火柴厂的女工，腰上系着印有大栏区星光火柴厂字样的白围裙。她惊慌地对母亲说：
“娘，他回来了！”
母亲问：“谁？”
“哑巴。”大姐说。
母亲用毛巾擦着手，悲哀地望着枯槁的大姐，说：“闺女，这大概就是命啊！”
哑巴孙不言用他的奇特方式，“走”进了我家院子。几年不见，他也见老了，戴得端端正正的军帽下，露出了斑白的头发。他的黄眼珠子更加阴沉，结实的下腭，像一片生锈的犁铧。他上身穿着簇新的黄布军装，紧紧系着风纪扣，胸前佩戴着一大片金光闪闪的奖章。他的双臂修长发达，肥大的、戴着洁白的棉线手套的双手各按着—个带皮扣子的小板凳。他端坐在一块红色的胶皮垫子上，垫子仿佛是臀部的组成部分。两条肥大的裤腿，在肚腹前系了—个简单的结，他的两条腿，几乎齐着大腿根被截掉了。这就是久别的哑巴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形象。他的两条长臂按着小板凳，尽量往前伸，然后双臂一撑，半截身体便悠到前边，绑着胶皮的屁股闪烁着暗红的光芒。
他悠了五下，稳稳地坐在了离我们三米半远的地方。这样的距离使他不至于过分地仰起脸就能与我们进行目光交流。我洗头洗脸时溅出去的脏水流到他的面前，他双手倒退按地，把身子往后蹭了一下。看着他，我才明白，人的身高，基本上由双腿决定。剩下半截的孙不言，更显示出上半身的粗大威武。这个人虽然只剩下半截，但仍然具有震慑人心的力量。他直着眼看着我们，黑色的脸膛上，有—种相当复杂的表情。他的下腭还是像当年那样剧烈地抖动着，发出低沉而清晰的单音：“脱、脱、脱……”两行钻石一样的泪水，从他的金眼睛里流淌出来……
他把双手从小板凳里摘下来，高高举起来，嘴里“脱脱脱”着，摹仿着，比量着。我马上想到，从那年往东北转移之后，我们再没见过他，他是在问询大哑二哑的情况呢。母亲用毛巾捂着脸，哭着进了屋。哑巴明白了，他的头垂在了胸前。
母亲拿出了两顶沾着血的西瓜皮小帽，递给我，示意我转交给他。我忘记了肚子里的金戒指，走到他面前。他仰脸望着我细竹竿一样的身体，悲哀地摇摇头。我弯下腰——突然觉得不合适，便蹲下，把小帽交给他，然后手指着东北方向。我想起了那次悲惨的旅行，想起哑巴背着一个断腿伤兵撤退的情景，更想起了被遗弃在炮弹坑里的孙氏双哑可怕的尸体。他伸手接过小帽，放在鼻子下嗅了嗅，好像久经训练的猎犬在辨别凶手或者死者的气味。他把这顶小帽放在双腿间，又把另外那顶小帽从我手里夺过去，粗略地嗅了一下，照样放在双腿间。然后，在没接到任何邀请的情况下，他用双手走遍了我家的每个角落，正房和厢房，磨屋和储藏室。他甚至到院子东南角的露天厕所里转了—圈。他甚至把脑袋探到鸡窝里观察了一番。我跟随在他的身后，欣赏着他轻捷而富有创造的运行方式。在大姐和沙枣花栖身的房间里，他进行了上炕表演。他坐着，双眼齐着炕沿，我为他感到悲哀。然而接下来的情景证明我的悲哀很是多余。哑巴双手抓住炕沿，竞然使身体脱离地面而慢慢上升，如此巨大的臂力我只在杂耍班子里看过一次。他的头超出炕沿了，他的胳膊嘎叭叭地响着，猛然撑起，便将身体扔到炕上。初上炕时他有些狼狈，但很快便恢复了庄严的坐姿。
哑巴坐在大姐的炕头上，俨然是一个家长，也挺像一位首长。我站在炕前，自我感觉是一个误闯入他人家庭的外来者。
大姐在母亲屋里哭着，说：“娘，把他弄走，我不要他。他有腿的时候我就不想要他，现在他成了半截人我更不要他……”
母亲说：“孩子，只怕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呐。”
大姐说：“谁请他啦？”
母亲说：“这是娘的错，十六年前，娘把你许配给了他，这个冤家，从那时就结上了。”
母亲倒了一碗热水，递给哑巴。他接过碗，眉目眨动，好像很感动，咕嘟嘟地喝下去。
母亲说：“我还以为你死了，没想到你还活着。我没看好那两个孩子，我的痛苦比你重，孩子是你们生的，但却是我养的。看样子你成了有功劳的人，政府会给你安排享福的地方吧？十六年前那桩婚事是我封建包办。现在新社会，婚姻自主。你是政府的人，应该开明，就不要缠着俺孤儿寡妇了。再说，来弟没嫁你，但俺的三闺女顶了她。求求你，走吧，到政府给你安排的地方享福去吧……”
哑巴不理睬母亲的话，他用手指豁破窗纸，歪头望着院子里的情景。大姐从不知什么地方找到了一把上官吕氏时代的火钳，双手持着冲了进来。她大骂着：“哑种、半截鬼，你滚啊！”她伸出铁钳去夹哑巴。哑巴轻轻地一伸手，就把火钳捏住了。大姐用尽力气也不能把火钳挣出来。在这种力量相差悬殊的角力中，哑巴脸上浮现出傲慢而得意的微笑。大姐很快就松了手，她捂着脸哭道：
“哑巴，你死了这条心吧，我嫁给猪场里的公猪，也不会嫁给你。”
胡同里锣鼓喧天。一群人吵吵嚷嚷地走进了我家大门。为首是区长，后边是十几个干部，还有一大群手持鲜花的小学生。
区长弯腰进屋，对母亲说：“恭喜，恭喜！”
母亲冷冷地说：“喜从何来？”
区长道：“大婶，喜从天降，您听我慢慢说。”
小学生们在院子里挥舞着鲜花，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