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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威廉陈情的是法尔肯因·冯·亨特尔伯爵，现年50多岁，他从第十掷弹兵团退役后，便专注于家乡图林根附近的庄园，现任普鲁士邦议会的议员。
作为这次“上访”活动的农场主代表，法尔肯因是普鲁士中部数一数二的优秀庄园主，以善于经营而小有声望。
“如果目前的粮食价格一直保持下去，法尔肯因伯爵，您打算下一步怎么做？”威廉考虑了一会问道。
“首先要减少在庄园工作的人数，然后减少化肥的施用量，如此以来虽然粮食产量减少了，收入也相应减少，但在粮价较低的情况下，成本比收入减少的更多。因此实际的收入会稍微高一点。”
“那么我就告诉各位，我国和俄国的商约为期5年，这期间，关税是无法变动的。不过考虑到大家的困难，我会促使议会立法，适当降低农业税。”
“陛下，降低农业税只是权宜之计，因为那些特别贫瘠的土地，正税只有不到5马克，就算全部免去，也是杯水车薪，如此以来这些土地最终还是要弃耕还牧，以节省人工和肥料成本。我估计，按照目前的趋势，未来三年我国的粮食耕作面积会下降25％，谷物产量则会下降50％以上，并且由此造成200万左右的自耕农和庄园工人进入城市寻找新的就业机会。”法尔肯因伯爵显得忧心忡忡的说道。
“目前我国在一般年份下的粮食自给率可以达到80％，如果粮食产量下降50％以上，那么我们的粮食自给率岂不是就只有30％多了，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问题。”威廉皱着眉，一脸惊讶的说道。
“陛下，事情还没有这么严重，请恕我方才没有说清楚。虽然谷物尤其是小麦产量会下降很多，但亩产较高的作物比如土豆的播种量会大幅增加，因为土豆的单位重量价值较低，对运费比较敏感。此外，牧场提供了更多的肉和奶制品，这些都可以作为食物给人们提供足够的热量。所以，我国对进口粮食的依存度虽然会有所增加，但远远没有陛下想象的那样可怕。不过，在大多数议员看来，最为严重的是那200万失业农民的问题，这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和沉重的负担。”法尔肯因伯爵显然是有备而来，把由此带来的坏处说的清清楚楚。
又交谈了一会，并听取了其他人的分析和介绍后，威廉道：“你们也都辛苦了，这件事我会认真考虑的，大家回去安心等待吧。”
和易北河畔的农协会一起“上访”的还有普鲁士东部地区，奥得河两岸的容克庄园主们组成的20多人的代表团。他们本来是来柏林和保守党高层面对面交涉的，希望政府重新开放东部边界，并向东部农场给于补贴。
威廉知道此事后，果断接见了他们。
因为这些人才是维系霍亨索伦家族统治的最根本的力量，由不得威廉不重视。
这些人是清一色的容克贵族出身，其中的老派贵族早在威廉的祖先还是纽伦堡伯爵的时候便已经在这个地区扎根生活了数百年，比如俾斯麦家族便是在其中之一。新派贵族则是自弗里德里希大王时代，以军功授田的方式被分封在奥得河两岸的普属波兰地区以及从奥国夺取的西里西亚地区。
无论老派贵族还是新派贵族，只要是容克出身，那么他们在“普鲁士”这间大公司里就股东阶层，按照“血酬定律”的说法，霍亨索伦家族打下的江山自是有他们的一份。
容克是德语junker一词的音译，也可翻译成少爷的意思，原指无骑士称号的贵族子弟。
1653年，勃兰登堡大选帝侯腓特列·威廉赐予容克以“完全支配”农民的权力，并给予免税等大量经济优惠。以换取他们对于选帝侯拥有一只属于自己的私人军队的支持。
19世纪以来，普鲁士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全面瓦解了容克的经济基础——封建庄园。为此普鲁士王朝把重要军官职位和政府官位赐给容克作为补偿，而这也促成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声在任何特权社会都是存在的。
1848年德国革命后，容克的庄园经济逐渐转变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大部分容克开始成为保留许多封建残余的、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在容克庄园中，雇农仍然处于半农奴的地位。
话说德国的半农奴虽然听起来不好听，但比起俄国等东欧国家的自耕农阶层，生活却未必会差，他们有自己的份地，只要老实干活，就绝对不会挨饿，至于子女教育、住房问题、婚丧嫁娶等等都有贵族老爷们一手包办，根本无需操心。
当然，这并不是有尊严的生活。
贵族老爷们对自己领地的统治和古老东方的“代天牧民”或者“为生民立命”其实是一个路数，都是把老百姓当牲口养。
但是，随着拿破仑大军的到来，更重要的是民智的开启，庄园的雇农们也开始追求自由和人权，开始追求自身的价值和更有尊严的生活。
他们不愿自己的后代象自己的父辈们那样，终其一生都听着庄园的钟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永不出头之日。
这20多人为首的是一名小有声望的伯爵，据说也是一个种粮大户。他们大多穿着旧式军装，从走路和坐姿一看便知都是行伍出身。再加上他们平时要约束手下的农民在田间干活，所以各个都是一副不怒自威很有气场的样子。
“格拉斯特伯爵，我听说你十分热爱农业，是第一个把甜菜引入东普鲁士的人，并且为此辞去了步兵少校的军职。”为首的格拉斯特伯爵的资料威廉已是看过，所以上来才有此一问。
“是的，陛下。”格拉斯特伯爵不慌不忙的说道：“我从小就热爱庄园的生活，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和庄园的所有人一起庆祝丰收的喜悦。父亲去世后，我便回乡务农，同时打理着我两个兄弟和四个堂兄弟的庄园。说起甜菜，我确实是第一个把这种经济价值很高的作物首先成功引入奥得河下游的人。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奥得河下游地区纬度过高，光照不足无法种植甜菜，不过我用了三年多时间，通过不断的改良品种，终于培育出适合在本地区种植的甜菜。威廉一世大王还因此嘉奖了我。”
“呵呵。”威廉开心的笑了笑，说道：“这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我和你们一样十分热爱农业，每当收获时节，无论徜徉在乡间的小路上还是在庆祝谷物女神的集会上我都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即便是巡视国家的储备粮库，闻着那浓浓的米香，我的心中都会无比喜悦。农业是国家根本。”说道这里，威廉话锋突然一转道：“但是工业才是国家的未来，关于降低俄国农产品关税的决定是我做出的，这对维持我国的工业增长十分重要，德国要想成为世界强国，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的苦衷。”
威廉的一番话说得十分真诚，而且也的确是发自内心的大实话，众人听后。
“陛下，对于签署德俄商约，我们能够理解，毕竟仅仅依靠农业，养活的人口总是有限的，只有大力发展工业才能让国家变得更加富裕和强大。但是面对俄国低价谷物的冲击，我们经营已经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尤其是现在的雇农一个个都十分强悍，动不动就已怠工相威胁。就以我们镇上为例，仅仅最近一个月时间，就已经有100多户年轻的雇农移居到西部地区或柏林、斯德丁等大城市。这又进一步促使工费上涨，现在整个东普鲁士的大部分庄园都快难以为继了。”
原来，随着德俄商约的签署，德国谷物价格大幅下降，城市的面包价格也随之下降，工人阶层现金收入相比农民的实物收入，购买力大大增强，因此在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劳动力便出现了自发的流动。其实，德国东部一直都是重要的移民输出地，向德国西部和新大陆的移民已经持续了数十年，只不过以前的移民大多发生在灾荒年份，而且更多的属于过剩劳动力的输出。
但当前的情况却不是如此，按照格拉斯特伯爵的说法，当地的庄园雇农本身就人手紧张，人们之所以向西部和大城市移民是由于那里能获得更高的收入。
对于东部的庄园主们来说，通过立法限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情理的。但是，若让庄园主们靠涨工资把雇工们留下，也不现实。
民工荒啊，民工荒！
“陛下，我们这次来柏林主要是想敦促议会，废除三年前由俾斯麦下达的关闭东部边境的法令。只要该法令废除，那么廉价的俄属波兰的季节工人就会大规模的来到东普鲁士，我们就不会再遭受用工荒了。”格拉斯特伯爵微笑着道，在他看来，威廉对这个可以令各方满意的解决方案应该很满意并极力支持才是。
威廉考虑了片刻说道：“这个办法听起来不错，可是如此一来我们会丧失大量的就业机会，绝不可行。”
威廉话音落地，大厅之内一片愕然。格拉斯特伯爵一行此番来到柏林本已经说服了普鲁士国务部和邦议会中的保守党大佬，可没想到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就威廉这一句话，让这20多人顿时傻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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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第二更。
第四十三章 韦伯
作为普鲁士国王，威廉的权力是非常之大的，但也并非所有事情都能直接拍板，而且王国内部也并非没有反对派。
俾斯麦去世后，普鲁士国务部作为权力巨大的官僚机构已经被保守党完全把持。保守党在帝国议会虽然一败再败，但在普鲁士邦议会却依然保持着第一大党的地位。这一点是由于不同的选举制度造成的，除了帝国议会实行了普选制外，包括普鲁士在内的帝国内部各邦和自由城市都实行的三级选举或者以纳税额确定选举权的非普选制，普通无产者是没有选举权的。
部分保守党大佬不满于威廉大力扶持工业而压制农业的经济政策，对于其关心和重视工人福利和工作条件的做法也十分不满，甚至还动了发动政变的念头，希望把德国改造成为一个象英国那样的真正的立宪制国家。
当然，就客观原因来说，1871年的德国宪法确实存在比较大的漏洞，那是俾斯麦留给自己的后门，可现在首相已经故去，那后门也就成了大漏洞被凸显出来。
即，国家的最高权力在谁的手里，当国王、议会和首相的意见不一致时，谁说了算。
这个问题自从1848年威廉四世国王立下宪法以来一直都是存在的，而且每逢国家面临重大决策时都会凸显。比如，1862年俾斯麦上任前，威廉一世国王为了通过扩军法案曾三次解散议会，但法案还是没有通过。不得已，他采纳罗恩的意见，任命俾斯麦为首相。
俾斯麦发挥其雄辩的天才，在议会发表了著名“德意志当代的问题不是靠演说和议会多数派决议能够解决的，……而只能用铁和血来解决。”的演讲，不过，问题依然未能解决。
议员们任你俾斯麦吹的天花乱坠，就认准了一个死理：国王不经议会同意，不得增加税赋。
最后，俾斯麦万般无奈之下不顾舆论的口诛笔伐，直接发布了增税的行政命令——就这个意义上说，俾斯麦政府是非法的。虽然普奥战争结束后，议会通过一次迟来的表决通过了该法案，但国家的政治结构存在重大缺陷确是不争的事实。
不断的有亲近的官员向威廉打小报告，说普鲁士国务部的几个大佬有所阴谋，但威廉均一笑了之。
在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光环的笼罩下，霍亨索伦家族的权威会是他人所能轻易撼动的吗？距离色当战役的伟大胜利刚刚一代人的时间，威廉相信，德国人民不会那么健忘，更不会那么无脑的去废除为帝国带来巨大容易的普鲁士王室。
后门暂且不要关闭吧，在战争中，**国家总是比民主国家有些优势的。
不过，关于开放东部边境问题威廉却遭到几乎所有人的反对，这倒不是东部庄园主们使了黑钱，关键在于无论站在那个角度，使用波兰的廉价工人都是个不错的选择。
威廉提出的，所谓侵占德国东部农民的就业机会问题，其实是个伪问题，因为即便没有波兰人，东部庄园主照样无法提供有竞争力的工资留下这些人，而根子就在于德俄商约降低了俄国谷物的进口关税，使得东部庄园普遍利润低微，无力支付更高的工资。
至于俾斯麦之前关闭边境主要是出于外交和军事方面的考虑，和限制波兰劳工入境没有半毛钱关系。
学术界也为此展开讨论，大部分经济学家支持开放边境，他们站在自由经济和资源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分析，开放边境的确是德国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不过其中还是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来自马克思·韦伯博士的论文《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当然，所谓的著名只是在威廉看来，因为这时的韦伯才刚刚获得博士学位，在学术界只是一个无名小辈而已。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20世纪最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被公认为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的奠基人之一（另两位同样是大名鼎鼎，马克思和涂尔干），并写下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等不朽的名著。
韦伯于1864年生于普鲁士图林根的埃尔福特，他是家中的长子，父亲是一名知名的政治家和公务员。父亲的职业使家里充满了政治的气氛，许多突出的学者和公众人物都经常造访家中。
在1876年的圣诞节，年仅十三岁的马克斯·韦伯撰写了两篇历史论文送给父母，标题分别为“论德国历史的发展以及皇帝和教宗的角色”以及“论罗马帝国从君士坦丁至民族迁徙运动的历史”。在十四岁时，韦伯写的信件便开始引用荷马、西塞罗、维吉尔、李维等人的著作，在他进入大学前也已经熟读了歌德、斯宾诺莎、康德、叔本华等人的理论。年轻的韦伯表现出他对研究社会科学的强烈兴趣。
在1882年韦伯进入了海德堡大学的法律系就读。如同他父亲一样，韦伯选择以法律作为主要学习领域，并且也加入了他父亲就读大学时的同样社团。除了法律的学习外，年轻的韦伯也学习了经济学、中世纪历史、神学。
在1884年的秋天，韦伯回到老家以就读柏林洪堡大学。他在1889年完成了一篇标题为“中世纪商业组织的历史”的博士论文，取得了他的法律博士学位。
在韦伯即将完成博士论文的那一年里，韦伯也开始对当时的社会政策产生兴趣。在1888年他加入了一个名为“社会政治联盟”的团体，这个专业团体成员大多是当时隶属经济历史学派的德国经济学家，他们将经济视为是解决当时广泛社会问题的主要方法，并且对当时的德国经济展开大规模的统计研究。在1890年联盟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计划，以检验当时日趋严重的东部移民问题：由于当时德国劳工逐渐迁往快速工业化的德国城市，大量外国劳工迁徙至德国东部的农村地区。
作为正在研究同一课题的韦伯，适时的在《洪堡大学学报》上发表了这篇论文。由于他有着广泛而扎实的第一手资料，因此这篇论文争相被论战的双方所引用。
威廉是从发表在《北德意志新闻》上的一片文章的引注中才知道了这篇论文，于是他找到当期的《洪堡大学学报》并认真阅读了这篇名为《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论文。
文章中，韦伯在开篇即提出问题：“在各民族为生存而进行的经济斗争中，种族差异意味着什么；从经济政策的考虑出发，应如何看以民族统一为基础的国家所面临的处境。”
紧接着，韦伯花了大量篇幅来叙述德国东部的农民问题，即德国雇农的流失和波兰人在东部地区的壮大。最后作者给出了答案：波兰人“不是忍受着物资和精神生活的低水平而立足于东部的，而正是凭着对物资和精神生活的低要求立足于东部的。”换句话说，波兰人的胜利恰恰是建立在其劣等的文明之上，因为他们更能适应既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那么，面对这种状况国家应该如何处理呢？韦伯顺理成章地提出了两个建议：其一，关闭东部边界；其二，由国家大规模收购东部土地。
在韦伯看来，实行这两个建议短期内会损害国家的经济利益，但韦伯坚定地认为这是值得的，由此引发出论文的一个核心问题——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应该以什么为标准。韦伯给出的答案是：国家理由，即全民族的经济和政治的权力利益。在这之后，论文指出了德意志民族国家所面临的危险境况，即当时的德国是由经济上没落的阶级——即容克贵族在实行政治统治，而处在上升阶段的阶级却还没有足够成熟能够统治国家。
由此韦伯开始讨论民族国家与其领导阶级的关系问题，并在最后无情地指出市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都不可能成为德国的领导阶级，因为“市民阶级似乎未老先衰，无能担纲民族的权力利益，但同时没有迹象表明工人阶级已经开始成熟并取代市民阶级”，用简洁的话语来说就是二者的“政治成熟度”不够。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马上进行政治教育，这种政治教育不是由学校课堂上的老师来传授，而是通过全民族对政治活动的实践参与，这也是韦伯眼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终极目的。
难能可贵的是，韦伯在论文中充分论述了德国在未来的发展中，不可能逃离世界性大国的命运，为此他提出要把德国的国民积极性从个人本位上升到民族、国家本位，谋求能形成英、法那样能